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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优质的学校文化是引领学校发展的生存之路。作者以日常生活为切入点，对A小学文化建设进行了个案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建设要关注内外资源，主动创生“新文化”；更新管理组织的职能，形成“新关系”；促进学科教学研究改革，营造“新秩序”。学校文化建设过程具有漫长性和复调性，校长是学校文化建设的关键人物。
中小学 学校文化 个案
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已从数量、规模的追求转向教育的多样、优质、均衡发展[1]，学校作为社会的细胞，在社会转型时期，建设优质的学校文化关乎学校的内涵建设，是引领学校发展的生存之路。因此，探讨如何理解学校文化、如何提炼一所学校的文化、A小学的学校文化建设给我们的启示又是什么，是十分必要的。
一、学校文化的理解
美国学者华勒于1932年在《教育社会学》一书中最早提出“学校文化”的概念。他认为学校文化是“学校中形成的特别的文化”。杰克逊等学者从课程论角度出发，在对学校文化进行研究时，首次提出“隐性课程”的概念，认为“在学校、班级中促进学生社会化的非学术性经验构成了隐性课程，而这些非学术性经验的主体实际上就是学校文化”[2]。Heckman（1993）对学校文化的理解经常被引用。他认为，学校文化可以理解为教师、学生和校长所持有的共同信念，这些信念支配着他们的行为方式。[3]顾明远先生认为学校文化可以定义为：经过长期发展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全校师生（包括员工）的教育实践活动及其所创造的成果的总和。这里面同样包含物质层面（校园建设）、制度层面（各种规章制度）、精神层面和行为层面（师生的行为举止），而其核心是精神层面中的价值观念、办学思想、教育理念、群体的心理意识等。[4]杨小微先生提出学校文化是一种构成复杂的组织文化，“默许假设”处于其核心位置，由里而外依次是“共享价值观”、“共享行为规范”和处于组织文化最外层的“象征性活动”。[5]
对学校文化的理解与建设学校文化密不可分。季苹提出，学校文化建设中最重要的是组织成员对待物质、制度、精神、行为的内隐概念和内隐规范的不断改善。杨小微先生提出建设学校文化的行动机制，即“软”“硬”转化，“时”“空”交叠，“显”“隐”相生。提出“做”学校文化创新式接续的思路，即濡化、涵化两种机制的交互作用，“濡化”是指从纵向上的学校历史传统代代相传，“涵化”是指从横向上与其他学校、其他组织、其他地区乃至其他国家、民族的交往沟通、相互学习、模仿和借鉴中吸取“异质”资源的方式。[6]马延伟、马云鹏认为，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学校文化，体现在学校师生的日常生活之中。[7]
笔者选取了八位学者对学校文化的论述，对其进行分析和归纳，从中找到学校文化的本质特点：第一，学校文化的本质内核是学校这一组织中成员共享的基本假设和价值观念，具有内隐性，可以通过理论的思考、哲学上的思辨、各种外显的实际学校文化现象触及学校文化的精神特质，学校核心价值理念表现为：人才观、学生观、师生观、课程观、教学观。第二，学校师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事方式与态度隐含着学校文化的内涵，具有整体呈现性，可以通过文化外层的象征性活动、“理所当然”的行为、行为规范中整体提炼。第三，学校文化的建设应围绕学校的主体开展，学校的主体有学生、教师、校长等管理者、一切工作人员等。第四，从主体的日常生活中聚焦他们的核心价值理念，日常生活方式从时间维度上纵跨过去、现在、未来，从空间维度上由校内延伸至校外的社区、地区、国家和民族。
二、个案研究的启示
基于以上对学校文化本质特点的梳理概括，笔者以学校文化的亲历见证者——学生、教师、校长等管理者、后勤工作人员、家长、教育专家为对象，以校园、社区、地域为空间，以过去、现在、未来为时间，以学生、教师、校长等管理者、后勤工作人员的日常生活——办公室故事、餐饮对话、课堂教学、日常交往为切入点，运用质化研究方法，对一所正在开展学校文化建设活动的学校进行了个案研究。现简要地呈现研究结果，以期为类似的学校提供一个透视自己的机会。
1.A小学学校文化现状诊断
A小学创建于1954年，位于北京市某区的城乡结合部，占地5400平方米，一幢教学楼，一座乒乓球训练馆，设有音乐室、电脑室、图书室、科学实验室、会议室、情绪调节室。在校生637人，其中随迁子女612人。教职工42人，大学本科学历30人。35岁以下有24人，35～45岁14人，45岁以上4人（主要负责校园安全、师生伙食工作）。笔者在2013年9月到2014年6月到该校实地考察期间，进行课堂观察14次，每次40分钟；参与评课12次，每次1～3个小时；对教师、校长深入访谈8次，每次1～3个小时。通过访谈、对课堂教学和教师日常生活的观察、与教师的日常交流、文献分析、学校的计划和总结及制度解读等方法，对学校的文化现状作出了基本诊断。
从学校所需改进的角度，学校文化现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学生观的更新、人际关系及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反思，教师队伍的专业发展等。
2.学校文化建设的启示
笔者对A小学学校文化建设中具有节点意义的关键事件分析发现优质学校文化建设的启示。
（1）关注内外资源，主动创生“新文化”
这里的资源从空间角度分为校内、校外的资源，在校内关注教师、学生、学校特色文化等资源，在校外关注大学教师、专业研究人员、其他小学等所存有的人力资源和专业资源以及地域资源等。
第一，对外开放，催生学校文化建设新生境。学校主动检讨已有文化的缺憾，对外学习，有意识塑造一种新的学校文化。学校存有教师缺乏先进教育理念的指导、研究学习氛围不浓厚、知名度低等方面的不足，可通过外出培训、交流研讨等多种渠道提升教师的理论涵养，培养教师的学习意识和研究能力。组织参加各种培训的教师人数可以逐渐增多，并与优秀的兄弟学校持续进行异校同课的交流研讨。出去的教师回来后，学校内展开总结、汇报、研讨，寻找学校理念、制度、活动方面存在的差距。将送出去的课，教研组再“复备”，再次进入课堂。从学校文化建设的角度描述出这样的举措逻辑，即：校内体检—送出学习—往返汇报—反思重建。 第二，内外结合，创生学校文化建设新内容。特别强调以下两方面：①地域文化和学校特色文化相结合。学校立足于地方、在特定的“土壤”上“生长”，地域文化会影响学校文化，学校文化建设既要坚守地域文化传统，又要形成办学特色。北京地域文化中的融合性使学校文化建设显示出稳定的包容性。确保每一位适龄儿童入学，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平等对待所有学生，“不让一个学生掉队”成为教学过程中坚守的信念。学校的文化构建要突出学校特色。如：传承学校运动“乒乓球”特色和吸纳社区、地域资源的同时，将“励志教育”定位为学校的根本。②外援输入和内源挖掘相结合。邀请大学或专业研究人员介入学校，其介入方式，有深入课例研究、开展专题项目研究、听课评课、班主任培训等。在课例研究中，外援人员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提供新的教育理念、系统的学科知识框架，加强教师的大课程意识。中小学教师评课侧重具体题目、字词的讲解方法，在外援介入后，侧重交流具体做法背后的“事理”，教师的价值取向、评判标准也发生变化。外援的介入使校内教师自身的潜力得以激发，学校内在资源得以挖掘，创生出学校的“研究”文化，师师、师生的“合作”文化。
（2）更新管理组织的职能，形成“新关系”
管理组织的职能转变集中表现在校长、中层干部、年级组长、教研组长的角色改变，从监管、上传下达到咨询、参谋、协调、服务，从“无谋独断”到“合谋共断”。学校管理组织的权责下放、重心下移，激活组织中每一位成员的能量。组织成员职能的改变，形成人际新关系。
传统的学校管理组织职能是校长下达命令给中层几位主任，主任将任务传达给年级组长和教研组长，有时主任的任务都难以安排。现在校长、主任已改“传达者”的姿态，而是与年级组长、教研组长直接对话，共同决策、策划，年级组长、教研组长献计献策，校长、主任必要时从学校全局出发进行咨询、参谋、协调服务。组织成员之间平起平坐，相互支撑、互动共享，各尽其能，各得其所。
（3）学科教学研究改革，营造“新秩序”
教学文化是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的教学与研究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研究使教师不断学习、研究、反思、改进、提升，促使教师自身的专业成长，教学质量得到提高。小学教师每日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使他们易陷入机械重复的教学中，学校通过课题研究，是给教师注入新的理念、促成新的教学行为的可行之举。但作为实施者在被要求用新的手段或方式时，会因为工作量增加、受到挫折、不理解改革意图等多种原因而产生不解、犹豫、茫然。每一位变革促进者都感受到实践对运行规则的新需求，催产出新制度。改革促进者采用制度化手段进行“推逼”[8]，把学校教学导向新秩序很有必要。当然，推逼的方式和态度可以是委婉温和的，也可以是直接强硬的。变革实施者尝到变革带来的“甜头”，渐渐内化为自己的内在需求，成为一种自我强化、自我激励的持续动力，形成新的教学氛围。“推逼”也成为一种必要、善意的“强制”。
三、思考
1.学校文化建设过程的漫长性
学校文化建设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学校文化建设需要学校乃至整个教育系统外在行事方式和态度等和内在基本假设和价值观念都进行重构、学校新旧文化的矛盾逐步得以消解、学校新文化的形成需要充足的时间。学校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魂”附着在学校日复一日的各项工作这个“体”上，才使“魂”不断地被探索、发现、积累、提炼和聚焦。所以，学校文化的构建是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建造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平和的心态静待花开。
2.学校文化建设过程的复调性
学校文化建设的复调性表现为学校文化多样化的产生机制。有研究者指出：学校领导决策要取得成效，必须建立在多主体参与下的行动研究的基础上，因此，要建立学校决策协作共同体行动模型。[9]这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与学校的文化氛围和教师自身知识、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当这两个条件还未成熟时，本研究的个案生动地证明“自上而下”改革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学校在学科教学研究改革中，借课题研究形成新的教育理念，改变旧有的行为方式时，会因教师客观工作量加大和主观“惯习”的负面影响等存在多种拦阻，学校通过形成新制度“推逼”改革，“自上而下”的方式促新文化逐步的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学校改革都有适切性，但两者也会存有交集，并不是截然相异或相互对立。两种方式产生的决策在学校文化构建过程中，会有一个或更多的问题涌现，原有的“预设”和“目标”需要做出调整或重新决策。所以，新的学校文化会“主动创生”出来。学校文化的建设可融合三种产生机制，呈现出复调性的声音。
3.校长是学校文化建设的关键人物
在我国现行权利相对集中的行政体制下，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管理传统影响下，[10]中小学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在学校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往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11]校长开始以引领者的身份审视学校的文化现状，发现问题并找寻原因，能够采用公平、公正的管理方式，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给全校员工做出明确的导向，并深入课程变革和课堂教学以及教研活动当中，给教师注入学校重内涵建设、合作钻研的精神，奋发图强、扎实肯干、教学研究的教师文化便逐渐形成。但是学校文化建设是学校发展不可逾越的路径，文化建设进展的快慢、理解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积聚全校员工的智慧，都离不开校长的引领和塑造。
参考文献
[1] 杨小微.多样·优质·均衡：步入高位的教育发展评价尺度[J].教育发展研究，2013（2）.
[2] 转引自马建生，等，著.学校赢在文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
[3] Heckman，P.E.（1993）.School Restructuring in Practice：Recking with the Culture of School.International of Educational Reform，Vol.2，No.3，pp.263-272.EJ 465 326.
[4] 顾明远.论学校文化建设[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9）.
[5] 杨小微.以庆典传承学校文化血脉[J].江苏教育：教育管理版，2011（3）.
[6] 杨小微.文化创新：教育变革与发展的持续动力[J].教育发展研究，2011（24）.
[7] 马延伟，马云鹏.课程改革与学校文化建设[J].教育研究，2004（3）.
[8] [美]吉纳·E.霍尔，雪莱·M.霍德著.实施变革：模式、原则与困境[M].吴晓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
[9] 张兆芹.学校领导决策模型的实证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0（10）.
[10] 杨小微.变革进程中学校决策与发展的基本走向[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
[11] 崔允漷，周文叶.学校文化建设：一种专业的视角[J].教育发展研究2007（5）.
[作者：王娜（1982-），女，山东淄博人，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育科学研究中心讲师，硕士。]
【责任编辑 王 颖】
中小学 学校文化 个案
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已从数量、规模的追求转向教育的多样、优质、均衡发展[1]，学校作为社会的细胞，在社会转型时期，建设优质的学校文化关乎学校的内涵建设，是引领学校发展的生存之路。因此，探讨如何理解学校文化、如何提炼一所学校的文化、A小学的学校文化建设给我们的启示又是什么，是十分必要的。
一、学校文化的理解
美国学者华勒于1932年在《教育社会学》一书中最早提出“学校文化”的概念。他认为学校文化是“学校中形成的特别的文化”。杰克逊等学者从课程论角度出发，在对学校文化进行研究时，首次提出“隐性课程”的概念，认为“在学校、班级中促进学生社会化的非学术性经验构成了隐性课程，而这些非学术性经验的主体实际上就是学校文化”[2]。Heckman（1993）对学校文化的理解经常被引用。他认为，学校文化可以理解为教师、学生和校长所持有的共同信念，这些信念支配着他们的行为方式。[3]顾明远先生认为学校文化可以定义为：经过长期发展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全校师生（包括员工）的教育实践活动及其所创造的成果的总和。这里面同样包含物质层面（校园建设）、制度层面（各种规章制度）、精神层面和行为层面（师生的行为举止），而其核心是精神层面中的价值观念、办学思想、教育理念、群体的心理意识等。[4]杨小微先生提出学校文化是一种构成复杂的组织文化，“默许假设”处于其核心位置，由里而外依次是“共享价值观”、“共享行为规范”和处于组织文化最外层的“象征性活动”。[5]
对学校文化的理解与建设学校文化密不可分。季苹提出，学校文化建设中最重要的是组织成员对待物质、制度、精神、行为的内隐概念和内隐规范的不断改善。杨小微先生提出建设学校文化的行动机制，即“软”“硬”转化，“时”“空”交叠，“显”“隐”相生。提出“做”学校文化创新式接续的思路，即濡化、涵化两种机制的交互作用，“濡化”是指从纵向上的学校历史传统代代相传，“涵化”是指从横向上与其他学校、其他组织、其他地区乃至其他国家、民族的交往沟通、相互学习、模仿和借鉴中吸取“异质”资源的方式。[6]马延伟、马云鹏认为，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学校文化，体现在学校师生的日常生活之中。[7]
笔者选取了八位学者对学校文化的论述，对其进行分析和归纳，从中找到学校文化的本质特点：第一，学校文化的本质内核是学校这一组织中成员共享的基本假设和价值观念，具有内隐性，可以通过理论的思考、哲学上的思辨、各种外显的实际学校文化现象触及学校文化的精神特质，学校核心价值理念表现为：人才观、学生观、师生观、课程观、教学观。第二，学校师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事方式与态度隐含着学校文化的内涵，具有整体呈现性，可以通过文化外层的象征性活动、“理所当然”的行为、行为规范中整体提炼。第三，学校文化的建设应围绕学校的主体开展，学校的主体有学生、教师、校长等管理者、一切工作人员等。第四，从主体的日常生活中聚焦他们的核心价值理念，日常生活方式从时间维度上纵跨过去、现在、未来，从空间维度上由校内延伸至校外的社区、地区、国家和民族。
二、个案研究的启示
基于以上对学校文化本质特点的梳理概括，笔者以学校文化的亲历见证者——学生、教师、校长等管理者、后勤工作人员、家长、教育专家为对象，以校园、社区、地域为空间，以过去、现在、未来为时间，以学生、教师、校长等管理者、后勤工作人员的日常生活——办公室故事、餐饮对话、课堂教学、日常交往为切入点，运用质化研究方法，对一所正在开展学校文化建设活动的学校进行了个案研究。现简要地呈现研究结果，以期为类似的学校提供一个透视自己的机会。
1.A小学学校文化现状诊断
A小学创建于1954年，位于北京市某区的城乡结合部，占地5400平方米，一幢教学楼，一座乒乓球训练馆，设有音乐室、电脑室、图书室、科学实验室、会议室、情绪调节室。在校生637人，其中随迁子女612人。教职工42人，大学本科学历30人。35岁以下有24人，35～45岁14人，45岁以上4人（主要负责校园安全、师生伙食工作）。笔者在2013年9月到2014年6月到该校实地考察期间，进行课堂观察14次，每次40分钟；参与评课12次，每次1～3个小时；对教师、校长深入访谈8次，每次1～3个小时。通过访谈、对课堂教学和教师日常生活的观察、与教师的日常交流、文献分析、学校的计划和总结及制度解读等方法，对学校的文化现状作出了基本诊断。
从学校所需改进的角度，学校文化现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学生观的更新、人际关系及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反思，教师队伍的专业发展等。
2.学校文化建设的启示
笔者对A小学学校文化建设中具有节点意义的关键事件分析发现优质学校文化建设的启示。
（1）关注内外资源，主动创生“新文化”
这里的资源从空间角度分为校内、校外的资源，在校内关注教师、学生、学校特色文化等资源，在校外关注大学教师、专业研究人员、其他小学等所存有的人力资源和专业资源以及地域资源等。
第一，对外开放，催生学校文化建设新生境。学校主动检讨已有文化的缺憾，对外学习，有意识塑造一种新的学校文化。学校存有教师缺乏先进教育理念的指导、研究学习氛围不浓厚、知名度低等方面的不足，可通过外出培训、交流研讨等多种渠道提升教师的理论涵养，培养教师的学习意识和研究能力。组织参加各种培训的教师人数可以逐渐增多，并与优秀的兄弟学校持续进行异校同课的交流研讨。出去的教师回来后，学校内展开总结、汇报、研讨，寻找学校理念、制度、活动方面存在的差距。将送出去的课，教研组再“复备”，再次进入课堂。从学校文化建设的角度描述出这样的举措逻辑，即：校内体检—送出学习—往返汇报—反思重建。 第二，内外结合，创生学校文化建设新内容。特别强调以下两方面：①地域文化和学校特色文化相结合。学校立足于地方、在特定的“土壤”上“生长”，地域文化会影响学校文化，学校文化建设既要坚守地域文化传统，又要形成办学特色。北京地域文化中的融合性使学校文化建设显示出稳定的包容性。确保每一位适龄儿童入学，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平等对待所有学生，“不让一个学生掉队”成为教学过程中坚守的信念。学校的文化构建要突出学校特色。如：传承学校运动“乒乓球”特色和吸纳社区、地域资源的同时，将“励志教育”定位为学校的根本。②外援输入和内源挖掘相结合。邀请大学或专业研究人员介入学校，其介入方式，有深入课例研究、开展专题项目研究、听课评课、班主任培训等。在课例研究中，外援人员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提供新的教育理念、系统的学科知识框架，加强教师的大课程意识。中小学教师评课侧重具体题目、字词的讲解方法，在外援介入后，侧重交流具体做法背后的“事理”，教师的价值取向、评判标准也发生变化。外援的介入使校内教师自身的潜力得以激发，学校内在资源得以挖掘，创生出学校的“研究”文化，师师、师生的“合作”文化。
（2）更新管理组织的职能，形成“新关系”
管理组织的职能转变集中表现在校长、中层干部、年级组长、教研组长的角色改变，从监管、上传下达到咨询、参谋、协调、服务，从“无谋独断”到“合谋共断”。学校管理组织的权责下放、重心下移，激活组织中每一位成员的能量。组织成员职能的改变，形成人际新关系。
传统的学校管理组织职能是校长下达命令给中层几位主任，主任将任务传达给年级组长和教研组长，有时主任的任务都难以安排。现在校长、主任已改“传达者”的姿态，而是与年级组长、教研组长直接对话，共同决策、策划，年级组长、教研组长献计献策，校长、主任必要时从学校全局出发进行咨询、参谋、协调服务。组织成员之间平起平坐，相互支撑、互动共享，各尽其能，各得其所。
（3）学科教学研究改革，营造“新秩序”
教学文化是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的教学与研究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研究使教师不断学习、研究、反思、改进、提升，促使教师自身的专业成长，教学质量得到提高。小学教师每日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使他们易陷入机械重复的教学中，学校通过课题研究，是给教师注入新的理念、促成新的教学行为的可行之举。但作为实施者在被要求用新的手段或方式时，会因为工作量增加、受到挫折、不理解改革意图等多种原因而产生不解、犹豫、茫然。每一位变革促进者都感受到实践对运行规则的新需求，催产出新制度。改革促进者采用制度化手段进行“推逼”[8]，把学校教学导向新秩序很有必要。当然，推逼的方式和态度可以是委婉温和的，也可以是直接强硬的。变革实施者尝到变革带来的“甜头”，渐渐内化为自己的内在需求，成为一种自我强化、自我激励的持续动力，形成新的教学氛围。“推逼”也成为一种必要、善意的“强制”。
三、思考
1.学校文化建设过程的漫长性
学校文化建设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学校文化建设需要学校乃至整个教育系统外在行事方式和态度等和内在基本假设和价值观念都进行重构、学校新旧文化的矛盾逐步得以消解、学校新文化的形成需要充足的时间。学校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魂”附着在学校日复一日的各项工作这个“体”上，才使“魂”不断地被探索、发现、积累、提炼和聚焦。所以，学校文化的构建是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建造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平和的心态静待花开。
2.学校文化建设过程的复调性
学校文化建设的复调性表现为学校文化多样化的产生机制。有研究者指出：学校领导决策要取得成效，必须建立在多主体参与下的行动研究的基础上，因此，要建立学校决策协作共同体行动模型。[9]这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与学校的文化氛围和教师自身知识、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当这两个条件还未成熟时，本研究的个案生动地证明“自上而下”改革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学校在学科教学研究改革中，借课题研究形成新的教育理念，改变旧有的行为方式时，会因教师客观工作量加大和主观“惯习”的负面影响等存在多种拦阻，学校通过形成新制度“推逼”改革，“自上而下”的方式促新文化逐步的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学校改革都有适切性，但两者也会存有交集，并不是截然相异或相互对立。两种方式产生的决策在学校文化构建过程中，会有一个或更多的问题涌现，原有的“预设”和“目标”需要做出调整或重新决策。所以，新的学校文化会“主动创生”出来。学校文化的建设可融合三种产生机制，呈现出复调性的声音。
3.校长是学校文化建设的关键人物
在我国现行权利相对集中的行政体制下，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管理传统影响下，[10]中小学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在学校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往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11]校长开始以引领者的身份审视学校的文化现状，发现问题并找寻原因，能够采用公平、公正的管理方式，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给全校员工做出明确的导向，并深入课程变革和课堂教学以及教研活动当中，给教师注入学校重内涵建设、合作钻研的精神，奋发图强、扎实肯干、教学研究的教师文化便逐渐形成。但是学校文化建设是学校发展不可逾越的路径，文化建设进展的快慢、理解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积聚全校员工的智慧，都离不开校长的引领和塑造。
参考文献
[1] 杨小微.多样·优质·均衡：步入高位的教育发展评价尺度[J].教育发展研究，2013（2）.
[2] 转引自马建生，等，著.学校赢在文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
[3] Heckman，P.E.（1993）.School Restructuring in Practice：Recking with the Culture of School.International of Educational Reform，Vol.2，No.3，pp.263-272.EJ 465 326.
[4] 顾明远.论学校文化建设[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9）.
[5] 杨小微.以庆典传承学校文化血脉[J].江苏教育：教育管理版，2011（3）.
[6] 杨小微.文化创新：教育变革与发展的持续动力[J].教育发展研究，2011（24）.
[7] 马延伟，马云鹏.课程改革与学校文化建设[J].教育研究，2004（3）.
[8] [美]吉纳·E.霍尔，雪莱·M.霍德著.实施变革：模式、原则与困境[M].吴晓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
[9] 张兆芹.学校领导决策模型的实证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0（10）.
[10] 杨小微.变革进程中学校决策与发展的基本走向[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
[11] 崔允漷，周文叶.学校文化建设：一种专业的视角[J].教育发展研究2007（5）.
[作者：王娜（1982-），女，山东淄博人，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育科学研究中心讲师，硕士。]
【责任编辑 王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