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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质量管理科学，正面临着众多全新质量现象的挑战。于是，便有了质量宏观管理理念的提出。
质量宏观管理的内容是什么?在质量的宏观管理中，政府的职能和角色应该如何定位?就此，记者采访了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程虹教授。
质量宏观管理的三大支柱
“微观质量管理研究个别质量现象，主要是企业(或其他单一组织)对个别质量管理的方法与手段。相对于微观质量管理而言，质量宏观管理研究一个区域内的总体质量现象，主要内容是政府和社会对总体质量管理的方法与手段。”在网上，程虹对记者的采访进行了回答。
程虹于2008年在武大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开创性地提出了“质量宏观管理”的研究领域，并就质量宏观管理的科学范式、基本原理、模型体系、指数测评和质监体制改革，进行了基础性、战略性和应用性的系统研究。
程虹认为，质量宏观管理体制由三个体系共同构成：市场质量监管体系、社会质量监管体系和政府质量监管体系。
所谓市场质量监管，就是依靠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主要是指一些市场中的营利性机构，对质量进行的监管。社会质量监管，就是指一些非营利的社会组织，从事的对质量监管的行为。政府质量监管，就是指由政府成立的专业质量机构，对质量进行的监管行为。
程虹说，这三大体系构成了质量宏观管理的三大支柱。无论是市场监管主体的发育，还是社会质量监管的推进，都有赖于政府的制度安排和积极引导。特别是在极少数关键质量安全领域，政府的质量监管更是起着直接的主导作用。因而，质量宏观管理体制就是：以市场质量监管为主体，社会质量监管为基础，政府质量监管为主导。
一个真正有效的质量宏观管理体制，是与以上三个主体作用的共同发挥密切相关的。比如，新闻媒体在质量监管中最大的作用是提供质量问题的线索，然后市场主体基于这一线索进行专业性的检测，政府主体对这一有专业检验结果的质量问题作出最后的处罚。
程虹提出，质量宏观管理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要促进区域内总体质量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总体质量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安全的基础，更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核心。
总体质量发展主要取决于三大要素：第一，完善的质量领域的法律、标准、监管、信息和市场制度；第二，充分投入的质量检测、认证、计量、统计和工程技术；第三，以道德追求和信用自律为核心的公民质量文化。在以上三大要素基础上，诸如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受教育人口的比重，以及稳定的政府管理等因素，也都对总体质量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质量宏观管理水平的测量
目前，在对经济发展衡量中，多是数量指标，如GDP等。单一的GDP发展指标，已经广为人们所诟病，其主要理由是GDP不能完整地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特别是对福利的影响。人们既需要反映经济发展的GDP等数量指标，又需要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量指标。为此，学术界开发了诸如社会发展指数等不同的衡量指标，力求弥补GDP衡量的部分缺陷。
在美国广为应用衡量经济质量的指标是顾客满意度指数，试图通过基于顾客的满意来反映产品的质量程度，从而判断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2009年1月，程虹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对“质量宏观管理”进行计量的专业论文一《我国区域总体质量指数模型体系与测评研究》。在这篇论文中，程虹提出了对既定范围的质量发展水平的衡量的TQI指数。TQI指数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一个区域质量发展的现状，不同领域质量发展的差异，从而可以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质量发展对策。
程虹认为，随着竞争的不断升级，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发展为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在区域竞争过程中，既要衡量区域竞争的数量，又要衡量区域竞争的质量。离开了TQI的衡量，必然陷入对区域整体质量发展的模糊性判断，导致对策和决策失灵。
政府质量监管体系的过渡性
质量宏观管理体系中，政府的角色如何定位，程虹结合国内外情况进行了战略性的理论研究。
程虹认为，政府质量监管最重要的职能，是为质量宏观管理体制的建立提供有效的制度平台，这就是政府质量监管发挥主导功能的含义所在。特别是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为市场、社会和政府自身这三个质量监管主体，确定相对清晰的监管领域，以及不同的监管职能。
政府的质量监管主要集中在极少数的关键质量安全领域，要配备完整的机构、人员、经费和高水平的检测实验室，确保涉及人的底线的质量安全。政府有限的监管资源，必须投入到有限的关键领域，才能达到有效监管的目标。
政府还可以通过政府质量奖的设立，严格的司法功能的发挥，对质量检验检测的购买等方法，建立起对微观质量主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对于我国现有质量宏观管理体制，程虹认为其主要特征是“过渡性”，也就是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监管体制过渡。这种“过渡性”的特征，是我国现有质量监管体制的最基本国情。“过渡性”的质量监管体制，对于近些年来“中国制造”的崛起，也就是对提升我国总体质量的发展水平，发挥了重要的制度性激励和监管功能。同时，“过渡性”的质量监管体制，也面临着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众多新的问题和挑战。
全球化条件下的质量宏观管理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化，特别是传统贸易格局的变化，各国政府日益重视质量标准的作用，有些甚至将其作为非贸易壁垒的基本手段。同时伴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方式的变革，各国政府也将标准的竞争提升到国家产业战略的高度，借助对标准的垄断获得国家的竞争能力。
“全球化条件下的不同国家间的标准竞争战略，是质量宏观管理研究的重要对象。”程虹说。
全球产业链的建立，尤其是模块化生产模式的普及，众多关键产品或服务的生产，都是在不同的国家或区域，由不同的生产主体协同完成。程虹认为，在质量宏观管理的研究中，需要建立起面对全球产业链，各国质量监管的协同体制。政府间的国际贸易和经济组织，非政府的国际经济组织，越来越多地建立对产品或服务质量，具有国际法效力的协议和制度。研究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之间，不同或相同的质量公共政策与管理制度，也是质量宏观管理的重要内容。不同国家在质量监管上的充分交流，对具有本国质量监管特点的认同，充分借鉴各自在质量监管上的经验，将有益于全球化条件下的质量宏观管理发展。
质量宏观管理的内容是什么?在质量的宏观管理中，政府的职能和角色应该如何定位?就此，记者采访了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程虹教授。
质量宏观管理的三大支柱
“微观质量管理研究个别质量现象，主要是企业(或其他单一组织)对个别质量管理的方法与手段。相对于微观质量管理而言，质量宏观管理研究一个区域内的总体质量现象，主要内容是政府和社会对总体质量管理的方法与手段。”在网上，程虹对记者的采访进行了回答。
程虹于2008年在武大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开创性地提出了“质量宏观管理”的研究领域，并就质量宏观管理的科学范式、基本原理、模型体系、指数测评和质监体制改革，进行了基础性、战略性和应用性的系统研究。
程虹认为，质量宏观管理体制由三个体系共同构成：市场质量监管体系、社会质量监管体系和政府质量监管体系。
所谓市场质量监管，就是依靠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主要是指一些市场中的营利性机构，对质量进行的监管。社会质量监管，就是指一些非营利的社会组织，从事的对质量监管的行为。政府质量监管，就是指由政府成立的专业质量机构，对质量进行的监管行为。
程虹说，这三大体系构成了质量宏观管理的三大支柱。无论是市场监管主体的发育，还是社会质量监管的推进，都有赖于政府的制度安排和积极引导。特别是在极少数关键质量安全领域，政府的质量监管更是起着直接的主导作用。因而，质量宏观管理体制就是：以市场质量监管为主体，社会质量监管为基础，政府质量监管为主导。
一个真正有效的质量宏观管理体制，是与以上三个主体作用的共同发挥密切相关的。比如，新闻媒体在质量监管中最大的作用是提供质量问题的线索，然后市场主体基于这一线索进行专业性的检测，政府主体对这一有专业检验结果的质量问题作出最后的处罚。
程虹提出，质量宏观管理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要促进区域内总体质量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总体质量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安全的基础，更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核心。
总体质量发展主要取决于三大要素：第一，完善的质量领域的法律、标准、监管、信息和市场制度；第二，充分投入的质量检测、认证、计量、统计和工程技术；第三，以道德追求和信用自律为核心的公民质量文化。在以上三大要素基础上，诸如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受教育人口的比重，以及稳定的政府管理等因素，也都对总体质量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质量宏观管理水平的测量
目前，在对经济发展衡量中，多是数量指标，如GDP等。单一的GDP发展指标，已经广为人们所诟病，其主要理由是GDP不能完整地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特别是对福利的影响。人们既需要反映经济发展的GDP等数量指标，又需要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量指标。为此，学术界开发了诸如社会发展指数等不同的衡量指标，力求弥补GDP衡量的部分缺陷。
在美国广为应用衡量经济质量的指标是顾客满意度指数，试图通过基于顾客的满意来反映产品的质量程度，从而判断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2009年1月，程虹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对“质量宏观管理”进行计量的专业论文一《我国区域总体质量指数模型体系与测评研究》。在这篇论文中，程虹提出了对既定范围的质量发展水平的衡量的TQI指数。TQI指数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一个区域质量发展的现状，不同领域质量发展的差异，从而可以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质量发展对策。
程虹认为，随着竞争的不断升级，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发展为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在区域竞争过程中，既要衡量区域竞争的数量，又要衡量区域竞争的质量。离开了TQI的衡量，必然陷入对区域整体质量发展的模糊性判断，导致对策和决策失灵。
政府质量监管体系的过渡性
质量宏观管理体系中，政府的角色如何定位，程虹结合国内外情况进行了战略性的理论研究。
程虹认为，政府质量监管最重要的职能，是为质量宏观管理体制的建立提供有效的制度平台，这就是政府质量监管发挥主导功能的含义所在。特别是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为市场、社会和政府自身这三个质量监管主体，确定相对清晰的监管领域，以及不同的监管职能。
政府的质量监管主要集中在极少数的关键质量安全领域，要配备完整的机构、人员、经费和高水平的检测实验室，确保涉及人的底线的质量安全。政府有限的监管资源，必须投入到有限的关键领域，才能达到有效监管的目标。
政府还可以通过政府质量奖的设立，严格的司法功能的发挥，对质量检验检测的购买等方法，建立起对微观质量主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对于我国现有质量宏观管理体制，程虹认为其主要特征是“过渡性”，也就是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监管体制过渡。这种“过渡性”的特征，是我国现有质量监管体制的最基本国情。“过渡性”的质量监管体制，对于近些年来“中国制造”的崛起，也就是对提升我国总体质量的发展水平，发挥了重要的制度性激励和监管功能。同时，“过渡性”的质量监管体制，也面临着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众多新的问题和挑战。
全球化条件下的质量宏观管理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化，特别是传统贸易格局的变化，各国政府日益重视质量标准的作用，有些甚至将其作为非贸易壁垒的基本手段。同时伴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方式的变革，各国政府也将标准的竞争提升到国家产业战略的高度，借助对标准的垄断获得国家的竞争能力。
“全球化条件下的不同国家间的标准竞争战略，是质量宏观管理研究的重要对象。”程虹说。
全球产业链的建立，尤其是模块化生产模式的普及，众多关键产品或服务的生产，都是在不同的国家或区域，由不同的生产主体协同完成。程虹认为，在质量宏观管理的研究中，需要建立起面对全球产业链，各国质量监管的协同体制。政府间的国际贸易和经济组织，非政府的国际经济组织，越来越多地建立对产品或服务质量，具有国际法效力的协议和制度。研究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之间，不同或相同的质量公共政策与管理制度，也是质量宏观管理的重要内容。不同国家在质量监管上的充分交流，对具有本国质量监管特点的认同，充分借鉴各自在质量监管上的经验，将有益于全球化条件下的质量宏观管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