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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记者专程赴京拜会著名学者阎崇年先生。这位年届古稀的学者，笑吟吟地等在他的“四合书屋”里。和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那种穿西装、打领带的风格完全不同，他蓝褂子外边，罩了一件黑马甲。显得格外闲适、惬意。窗外，春光明媚。室内，茶盏飘香。阎崇年先生目光炯炯地坐在对面的沙发里，谈古论今……
(一)最艰苦的人生阶段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有句名言：艺术家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寓公”。换句话，国家应该为高级知识分子提供优厚的物质条件。名流大家，得有人掏钱“养”。可惜，这种理想很难实现，阎崇年在北京社会科学院供职，这是典型的“清水衙门”。他既要扎进故纸堆里，专心致志搞研究，还得梧紧钱袋子，打发那些琐碎而清贫的日子。他说：“我有三个人生阶段，最艰苦。”
第一阶段，吃不饱。阎崇年参加工作不久，便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供给，成为困扰全中国的最大难题。按照指标，每人每月只能领到27斤粮食，对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来说，这点儿东西根本就吃不饱。回想起来，那时候，活着都很累。白天，肚子咕咕直叫，哪有心思读书啊?晚上，不到八点钟，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强烈的饥饿感，深深烙在阎崇年心底。至今，他仍无法改变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尤其对粮食。格外珍惜。每当被人宴请时。他总是对满桌剩菜，唏嘘不已——的确是心疼。青年时代的阎崇年，几乎没有什么爱好，不吸烟，不喝酒，说到底，还是因为没钱。多少年来，他工资只有70元，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一分钱掰几半：奉养老人10元，饮食开支10元，购买书籍10元，定期存款10元……
第二阶段，遭运动。阎崇年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后，自然要考虑学术研究和事业发展。这个时期，国内的人文环境很不健康，所谓“白专典型”的批判，令这位年轻学者备感困惑。“白专”指那些只顾埋头钻研业务、不重视政治学习的知识分子。与之相对的是“红专”，既懂业务，又通政治。阎崇年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他阅读了郭沫若先生《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青铜时代》等史学专著，已经初步形成了治学的基本思路。在全国批判“白专典型”的巨大声浪中，阎崇年没有跟风，他始终保持清醒和理智。
第三阶段，化缘难。阎崇年任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等职务。听起来很风光，其实，这种“官儿”一没权，二没钱，还得想方设法干工作。比如。1993年成立的北京满学会，吸纳了副教授以上的专家近百名，作为会刊，《满学研究》不定期发表了大量专业论文，这使满学研究向前推动了一大步。要说难处，还是钱。组织研讨、召开年会、出版会刊这些事儿，哪一件能离开钞票?怎么办?只能陪着笑脸。四处’筹集。阎崇年摇头苦笑道：“那真是托钵化缘，太难了!”难，也不能放弃，正如他所说：“人生道路是崎岖不平的，但是，我有一条：磨难闻过来，坎坷战胜它，一直往前走!”
(二)作学问，有“三难”
2008年10月5日13时30分，阎崇年先生应邀赴无锡参加“太湖书市”，并在当地新华书店与读者见面，同时举行签售活动。其间，他意外遭受一名年轻人“掌掴”。一位七旬学者，竟在兴天化日之下被人扇嘴巴，这成何体统!消息传出，立刻舆论大哗，各种声音充斥媒体，网上甚至出现了纯属捏造的“阎崇年语录”……
三天之后，阎崇年在北京家中，首次对媒体表态，他说：“打人这件事，算不上学术之争。形成学术之争，必备几个前提。首先，双方都应该是学者，并且从事学术研究。这样才可能有学术之争。其次，学术之争。必须亮出你的学术观点，摆出支持你的观点的论据，这些论据必须是经过考证的，还得有分析和逻辑论证过程。凡在学术平台和我讨论的人，要有三个条件：一是清史专业，二是在清史研究领域上有学术专著，三是必须有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经历。如果不研究清史，我们不在一个平台上，怎么讨论?”显然，阎崇年受了委屈之后。仍然非常理智。表现出了务实、开明的学者风度。这是他的性格，绝不做意气之争。
其实，能跟阎崇年平起平坐的学术门槛非常高，他划定了一个专业圈子，只包括治史专家和学术精英，根拳没有“半瓶醋”或者“江湖人”的立足之地。阎崇年坦言：做学问，有“三难”：一，研究某个领域、某个课题，必须最大限度占有材料。最好是“全部占有”；二。掌握他人没有见过、不曾用过的第一手信息、乃至独家材料：三，在全面掌握资料的基础上，严密论证，认真考据，不但要证实，还须证伪，只有这样，才能穿透重重迷雾。获得历史真相。四十多年来，阎崇年为突破这“三难”而奋斗。他着实吃过很多苦头儿。
胡适有个著名论断：“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曾致函历史学家罗尔纲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绝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阎崇年始终恪守这种严谨的治学原则，绝不做大言。不发妄语。
北京市昌平区郑家庄，有一座清代建筑群遗址。阎崇年曾实地勘察，那里古建遗存比较完整，现在，还留有一段护城河呢。初步判断，此地应属康熙行宫；可是，《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和《康熙起居注册》等文献，均不见记载。为此，阎崇年先后查阅了大量资料。可惜，一无所获。正当这事儿悬而未决时，一次台湾之行，令他峰回路转。打破了迷局。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内廷满文秘档，明确记载：昌平郑家庄古建筑群，属于康熙行宫。阎崇年立刻眼前一亮，开心地笑了。他说：“这项研究还算顺利，前后只用了七个月。”假如没有那次台湾之行，假如没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查到那份罕见的材料，那么。郑家庄的康熙行宫，就永远是个千古疑案。阎崇年认为：“因为材料不足，很多历史谜团都无法破解。这就是历史的魅力。可以大胆假设，也可以长久存疑。”
1997年，阎崇年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张吉午与<康熙顺天府志>》。论文不算太长，却耗费了他整整30年的心血。30年。他揣着这桩心事。跑遍了大陆及台湾，乃至欧美、日本等地的图书馆，只为求证一个问题：现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康熙顺天府志》属于“孤本”。当年，他和“北图”善本部提起这个猜想，也只是一种推论。30年苦苦求证。猜想终于变成了定论。
(三)百家讲坛，怎样酿“好酒”?
《百家讲坛》已成为中央电视台家喻户晓的文化栏目，其中推出了一大批雅俗共赏的“学术明星”，比如，阎崇年、易中天、于丹、马未都、王立群等等。坊间评论说，《百家讲坛》是一张魔床，任何学者坐在上面，都可能在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
俗话说：“冷局难成，热局难 散。”草创时期的《百家讲坛》，也曾绞尽脑汁，摸索了很长时间。当阎崇年先生出现之后，《百家讲坛》乘势创立了一种崭新的文化传播模式：架起一座“让专家、学者通向老百姓的桥梁”。如果说，《百家讲坛》，坛坛都是好酒，那么，阎崇年的作品，当属“好酒第一坛”。中央电视台曾跟他密切接触、愉快合作的传媒人曾表示：“能把学问当评书讲的，能把历史当故事说的，阎老师是第一人。”显然，阎崇年对《百家讲坛》的探索模式，具有开山之功。中国人才济济。时代和机遇，恰恰选择了阎崇年。
要说学者“触电”，阎崇年可就早多了。1983年，他曾在北京电视台主讲清代的京城。2004年3月。才应邀走进了《百家讲坛》的录播间。讲述大型历史系列节目《清十二帝疑案》。那年，阎崇年整整70岁，国家电视台的屏幕上，终于出现了他笑容可掬、温文尔雅的身影。海内外观众惊异地发现：原来，历史可以这么讲，枯燥、烦琐的清史，被这位渊博、慈祥的老人，演绎得有血有肉，头头是道。可是。他背后的功夫。却鲜为人知。
毛主席生前有个习惯，“不动笔墨。不读书”。为了提炼思想、记录感悟，很多文化人都乐于在书本上勾勾抹抹。阎崇年在典籍上耗费笔墨，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地步。他从书架上随便抽出一本书，几乎每页空白处，都被批注得满满当当，密密麻麻。书里还夹着各色字条和纸片，每页的眉批、脚注，比印刷内容还要多，可见，用心之深。阎崇年似乎并不在乎这些细节。他一边轻轻地翻书。一边微笑着说：“是吗?我不过有感而发，随手一写，谁知道究竟是批注多，还是原文多。”
阎崇年是位严谨扎实、一丝不苟的学者，他从不仓促应战。2006年12月10日晚上，阎崇年偕夫人宴请《百家讲坛》节目组的主要成员。此时，刚录完48集《明亡清兴六十年》，他如释重负，满面春风。席间，制片人万卫先生直截了当地说：“阎老师，您稍微歇一下，接着录康熙!”阎崇年先是一愣，心里话：刚录完48集，怎么还要讲啊?随即笑道：“容我想想再说。”回答如此含糊，什么意思啊?其实，并非他不愿意接新活儿，而是拿不准观众对“康熙”究竟持什么态度。又过了大半年，阎崇年经过里查外调、深思熟虑。终于决定再次出山，主讲《康熙大帝》。
点头容易，干活儿难。阎崇年毕竟已然七十多岁了，他能忍受超强的脑力劳动吗?据《百家讲坛》的负责人介绍：“来我们这儿做节目的学者已有几百位，阎老师的认真让我吃惊。我看到过他为准备一期节目做的文案，十几页打印纸，洋洋数万言，不做任何改动即是一篇极好的人物传记。”《百家讲坛》每期节目43分钟，除去片花，留给主讲人的大约38分钟。时间这么短，怎么用得着洋洋万言呢?可是，为了达到胸有成竹、纵横捭阖的演播效果。老先生愣是一笔一笔写到了最后。他说：这么做有一大好处，那就是减少中间环节和人为错误，类似的教训，的确出现过。
上海有家杂志叫做《咬文嚼字》，以专业和挑剔而闻名。中国一流的作家、学者，几乎无一幸免，都当过它的“活靶子”。这家杂志公开批评中华书局出版的阎崇年新著《明亡清兴六十年》，挑出了几处显而易见的“硬伤”。比如，将“故宫”误作“故官”，尤其令人费解的是，书里居然说，明末宦官魏忠贤“垂帘听政”。阎崇年也很奇怪。如果说把“官”写成“官”属于笔误。那么，魏忠贤“垂帘听政”又从何说起呢?自己绝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追根溯源。总算水落石出——问题出在字幕打字员身上。阎崇年原话是：魏忠贤“擅权专政”；打字员不熟悉这个词，便随手改为“垂帘听政”。中华书局出书心切，于是，一路绿灯，竟把勘误纠错的机会也放了过去。从此，阎崇年亲自把关，无论是讲座，还是出版。定然要对文稿字斟句酌、打磨推敲……
按说，阎崇年已在全国大红大紫，犯不着为一档电视节目呕心沥血了，可是，他总把自己当成一名普通学者。学者，必须用事实说话，毕竟中央电视台举世瞩目。“百家讲坛”影响广泛，观众既有文化水平不高的一般大众，也有造诣精深的同行高手。因此。为《康熙大帝》做前期准备时，老先生依然事必躬亲，毫不含糊。他说：“我将能找到的有关康熙帝的资料，全部汇拢，集中精神，夜以继日进行准备。”
2007年7月3日，阎崇年在北京社会科学院召集小型“神仙会”，遍请专家，出谋划策。7月13日。《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亲自出马，为《康熙大帝》主持专题研讨会，足见央视对阎崇年新作的期待和重视。反复研磨之后，讲座的整体思路浮出水面，力求达到五个基本条件：删繁就简，深入浅出，清晰表述，张弛有度，史论结合。在具体录制过程中，阎崇年还有意侧重了“五大视角”，即国际视角，平民视角。电视视角。公正视角和人文视角。这些听采空泛的条条框框，却凝聚了集体的智慧。
《百家讲坛》希望每位主讲人既叫座，又叫好：阎崇年希望每部作品既叫好，又叫座。看来，世间每坛好酒，都是用心血酿造出来的。2008年5月，阎崇年的《康熙大帝》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万册。这当然又是一部畅销书。作者在序言中特别强调：“有人说。我讲《康熙大帝》，背后有一个团队，这是一个客观的表述与概括。感谢这个没有组织而又意诚心一的团队!”阎崇年不肯贪功专美，他谦逊地引领那些“同仁”和“智囊”们集体谢幕。
(四)掘到“第一桶金”
早在《百家讲坛》主讲人走红之前，阎崇年就已经具备了较高的社会声望与学术地位。很难说，是《百家讲坛》捧红了阎崇年，还是阎崇年成全了《百家讲坛》。2004年5月，他主讲的“清十二帝疑案”在央视播出，这位会讲故事的学者，几乎一夜成名。据他回忆：“讲座播放到顺治皇帝时，节目的人气明显攀升。播到康熙、乾隆两位皇帝时，‘百家讲坛’的收视率，已在央视(10套)，急剧飙升为第一名!”
中央电视台大众传媒的力量随即突显出来，讲座还没有结束，全国各地几十家出版社便找上门来，后来，又激增到百余家。显然，出版界一致看好央视“百家讲坛”的品牌价值，并预见到阎崇年这座文化富矿所蕴涵的无限商机。曾几何时，阎崇年的《袁崇焕研究论集》乏人问津，最终，由台湾的文史哲出版社仅仅出版了200册，售出140本。他到手的“血汗钱”，只有区区100美元。如今，有书不愁卖，他却不知如何应酬那些出版社了。
恰在此时，阎崇年接待了一拨儿特殊的客人。中华书局的老总亲自带领三位副总编、两位编辑部主任登门拜望，意思很明确：希望您看在多年朋友份儿上，将《百家讲坛》的稿子交给本社出版。阎崇年非常感动。他怎能拒绝中华书局这一片诚心呢?于是，很痛快就答应了。此举。随即成就了 一个出版神话：2004年10月，中华书局刚刚推出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便在市场上引起轰动。该书一版再版，各地销售商纷纷要求加货。后来，广东、福建一些城市，甚至出现了大面积盗版。迄今，《正说清朝十二帝》已加印25次、累计出版50万册以上。中华书局尝到了“押宝”的甜头儿，外界纷纷传说，阎崇年就是中华书局一棵“摇钱树”。当然，最大的赢家还是阎崇年，他与《百家讲坛》和中华书局形成了“铁三角”，彼此借力。相得益彰。阎崇年也凭借学者的力量，掘到了第一桶金。据可靠消息，中华书局已决定重新包装阎崇年系列作品，拟将《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和《康熙大帝》打造成面目一新的套书《阎崇年说清史》。于此，读者捧书喜欢。社会反响强烈。
阎崇年说：“太穷，成天为吃饭操心，根本就没条件安心读书。太富，事务缠身，心为物役——花钱，就得浪费心思，这个阶层不可能拥书自娱。理想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中产阶层。”他这种界定。和德国哲学家尼采有相似之处。尼采人为：文人，应该保持“适度的清贫”。尽管如此，阎崇年却公开反对子女学历史——这一行，太苦了。
(五)阎崇年，点评“话语权”
登上央视《百家讲坛》的学者，不少成为超越学术的公众人物。例如，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他以讲《三国演义》而闻名，比阎崇年露面稍晚，媒体戏称为“学术超男”。有一次，记者采访易中天成名之后的感受，他明确表示：现在，我的书好卖了，钱多了，影响大了，说话也有人听了……所谓“说话有人听”，就是所谓的“话语权”。
阎崇年先生续水捧茶，非常客气。他不回避自己的成功。成功的学者，往往掌握一定的“话语权”。究竟如何利用这种优势呢?他总结了两条：一是珍惜：二是慎重。对于掌握了“话语权”的专家学者，更应该谨言慎行。在私下很小的圈子里，怎么说都好办，因为对社会、对公众造不成什么影响。一旦要登报、出书、做演讲、上电视，就必须对言论负责。阎崇年最看重的是“学术话语权”，他说：“翻案文章不好做，对历史人物的基本评价，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不能随随便便。首先，看你的结论是否科学；其次，看你的结论是否适宜当前社会的文化条件，是否容易被大众所接受。”他理想的“话语权”，应该是水到渠成的文化普及能力，春风化雨的学术传播能力。
2004年初，阎崇年主讲努尔哈赤的时候，便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努尔哈赤仅以十三副盔甲起家，就能挥师南下。虎视中原呢?其中究竟暗藏了何种玄机呢?直到去山西师范大学讲学，他才系统地表述了自己的想法——这就是“四合书屋”的由来。
中国古代哲学，以孟子为代表，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但是，阎崇年认为，天、地、人三者之间，不应简单地并列、对比；而是一种逐层深入的递进关系。“天地”是客观条件，不可改变。人类只能顺应自然。和谐发展。往往具备多大天时、多大地利。便能成就多大事业。此外，还须适应周围的人文环境，包括外在的社会、内在的自身。阎崇年的“四合说”就此出台，那就是“与天和，与地和，与人和，与己和”。“四合”。已成为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一)最艰苦的人生阶段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有句名言：艺术家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寓公”。换句话，国家应该为高级知识分子提供优厚的物质条件。名流大家，得有人掏钱“养”。可惜，这种理想很难实现，阎崇年在北京社会科学院供职，这是典型的“清水衙门”。他既要扎进故纸堆里，专心致志搞研究，还得梧紧钱袋子，打发那些琐碎而清贫的日子。他说：“我有三个人生阶段，最艰苦。”
第一阶段，吃不饱。阎崇年参加工作不久，便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供给，成为困扰全中国的最大难题。按照指标，每人每月只能领到27斤粮食，对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来说，这点儿东西根本就吃不饱。回想起来，那时候，活着都很累。白天，肚子咕咕直叫，哪有心思读书啊?晚上，不到八点钟，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强烈的饥饿感，深深烙在阎崇年心底。至今，他仍无法改变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尤其对粮食。格外珍惜。每当被人宴请时。他总是对满桌剩菜，唏嘘不已——的确是心疼。青年时代的阎崇年，几乎没有什么爱好，不吸烟，不喝酒，说到底，还是因为没钱。多少年来，他工资只有70元，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一分钱掰几半：奉养老人10元，饮食开支10元，购买书籍10元，定期存款10元……
第二阶段，遭运动。阎崇年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后，自然要考虑学术研究和事业发展。这个时期，国内的人文环境很不健康，所谓“白专典型”的批判，令这位年轻学者备感困惑。“白专”指那些只顾埋头钻研业务、不重视政治学习的知识分子。与之相对的是“红专”，既懂业务，又通政治。阎崇年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他阅读了郭沫若先生《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青铜时代》等史学专著，已经初步形成了治学的基本思路。在全国批判“白专典型”的巨大声浪中，阎崇年没有跟风，他始终保持清醒和理智。
第三阶段，化缘难。阎崇年任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等职务。听起来很风光，其实，这种“官儿”一没权，二没钱，还得想方设法干工作。比如。1993年成立的北京满学会，吸纳了副教授以上的专家近百名，作为会刊，《满学研究》不定期发表了大量专业论文，这使满学研究向前推动了一大步。要说难处，还是钱。组织研讨、召开年会、出版会刊这些事儿，哪一件能离开钞票?怎么办?只能陪着笑脸。四处’筹集。阎崇年摇头苦笑道：“那真是托钵化缘，太难了!”难，也不能放弃，正如他所说：“人生道路是崎岖不平的，但是，我有一条：磨难闻过来，坎坷战胜它，一直往前走!”
(二)作学问，有“三难”
2008年10月5日13时30分，阎崇年先生应邀赴无锡参加“太湖书市”，并在当地新华书店与读者见面，同时举行签售活动。其间，他意外遭受一名年轻人“掌掴”。一位七旬学者，竟在兴天化日之下被人扇嘴巴，这成何体统!消息传出，立刻舆论大哗，各种声音充斥媒体，网上甚至出现了纯属捏造的“阎崇年语录”……
三天之后，阎崇年在北京家中，首次对媒体表态，他说：“打人这件事，算不上学术之争。形成学术之争，必备几个前提。首先，双方都应该是学者，并且从事学术研究。这样才可能有学术之争。其次，学术之争。必须亮出你的学术观点，摆出支持你的观点的论据，这些论据必须是经过考证的，还得有分析和逻辑论证过程。凡在学术平台和我讨论的人，要有三个条件：一是清史专业，二是在清史研究领域上有学术专著，三是必须有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经历。如果不研究清史，我们不在一个平台上，怎么讨论?”显然，阎崇年受了委屈之后。仍然非常理智。表现出了务实、开明的学者风度。这是他的性格，绝不做意气之争。
其实，能跟阎崇年平起平坐的学术门槛非常高，他划定了一个专业圈子，只包括治史专家和学术精英，根拳没有“半瓶醋”或者“江湖人”的立足之地。阎崇年坦言：做学问，有“三难”：一，研究某个领域、某个课题，必须最大限度占有材料。最好是“全部占有”；二。掌握他人没有见过、不曾用过的第一手信息、乃至独家材料：三，在全面掌握资料的基础上，严密论证，认真考据，不但要证实，还须证伪，只有这样，才能穿透重重迷雾。获得历史真相。四十多年来，阎崇年为突破这“三难”而奋斗。他着实吃过很多苦头儿。
胡适有个著名论断：“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曾致函历史学家罗尔纲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绝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阎崇年始终恪守这种严谨的治学原则，绝不做大言。不发妄语。
北京市昌平区郑家庄，有一座清代建筑群遗址。阎崇年曾实地勘察，那里古建遗存比较完整，现在，还留有一段护城河呢。初步判断，此地应属康熙行宫；可是，《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和《康熙起居注册》等文献，均不见记载。为此，阎崇年先后查阅了大量资料。可惜，一无所获。正当这事儿悬而未决时，一次台湾之行，令他峰回路转。打破了迷局。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内廷满文秘档，明确记载：昌平郑家庄古建筑群，属于康熙行宫。阎崇年立刻眼前一亮，开心地笑了。他说：“这项研究还算顺利，前后只用了七个月。”假如没有那次台湾之行，假如没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查到那份罕见的材料，那么。郑家庄的康熙行宫，就永远是个千古疑案。阎崇年认为：“因为材料不足，很多历史谜团都无法破解。这就是历史的魅力。可以大胆假设，也可以长久存疑。”
1997年，阎崇年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张吉午与<康熙顺天府志>》。论文不算太长，却耗费了他整整30年的心血。30年。他揣着这桩心事。跑遍了大陆及台湾，乃至欧美、日本等地的图书馆，只为求证一个问题：现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康熙顺天府志》属于“孤本”。当年，他和“北图”善本部提起这个猜想，也只是一种推论。30年苦苦求证。猜想终于变成了定论。
(三)百家讲坛，怎样酿“好酒”?
《百家讲坛》已成为中央电视台家喻户晓的文化栏目，其中推出了一大批雅俗共赏的“学术明星”，比如，阎崇年、易中天、于丹、马未都、王立群等等。坊间评论说，《百家讲坛》是一张魔床，任何学者坐在上面，都可能在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
俗话说：“冷局难成，热局难 散。”草创时期的《百家讲坛》，也曾绞尽脑汁，摸索了很长时间。当阎崇年先生出现之后，《百家讲坛》乘势创立了一种崭新的文化传播模式：架起一座“让专家、学者通向老百姓的桥梁”。如果说，《百家讲坛》，坛坛都是好酒，那么，阎崇年的作品，当属“好酒第一坛”。中央电视台曾跟他密切接触、愉快合作的传媒人曾表示：“能把学问当评书讲的，能把历史当故事说的，阎老师是第一人。”显然，阎崇年对《百家讲坛》的探索模式，具有开山之功。中国人才济济。时代和机遇，恰恰选择了阎崇年。
要说学者“触电”，阎崇年可就早多了。1983年，他曾在北京电视台主讲清代的京城。2004年3月。才应邀走进了《百家讲坛》的录播间。讲述大型历史系列节目《清十二帝疑案》。那年，阎崇年整整70岁，国家电视台的屏幕上，终于出现了他笑容可掬、温文尔雅的身影。海内外观众惊异地发现：原来，历史可以这么讲，枯燥、烦琐的清史，被这位渊博、慈祥的老人，演绎得有血有肉，头头是道。可是。他背后的功夫。却鲜为人知。
毛主席生前有个习惯，“不动笔墨。不读书”。为了提炼思想、记录感悟，很多文化人都乐于在书本上勾勾抹抹。阎崇年在典籍上耗费笔墨，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地步。他从书架上随便抽出一本书，几乎每页空白处，都被批注得满满当当，密密麻麻。书里还夹着各色字条和纸片，每页的眉批、脚注，比印刷内容还要多，可见，用心之深。阎崇年似乎并不在乎这些细节。他一边轻轻地翻书。一边微笑着说：“是吗?我不过有感而发，随手一写，谁知道究竟是批注多，还是原文多。”
阎崇年是位严谨扎实、一丝不苟的学者，他从不仓促应战。2006年12月10日晚上，阎崇年偕夫人宴请《百家讲坛》节目组的主要成员。此时，刚录完48集《明亡清兴六十年》，他如释重负，满面春风。席间，制片人万卫先生直截了当地说：“阎老师，您稍微歇一下，接着录康熙!”阎崇年先是一愣，心里话：刚录完48集，怎么还要讲啊?随即笑道：“容我想想再说。”回答如此含糊，什么意思啊?其实，并非他不愿意接新活儿，而是拿不准观众对“康熙”究竟持什么态度。又过了大半年，阎崇年经过里查外调、深思熟虑。终于决定再次出山，主讲《康熙大帝》。
点头容易，干活儿难。阎崇年毕竟已然七十多岁了，他能忍受超强的脑力劳动吗?据《百家讲坛》的负责人介绍：“来我们这儿做节目的学者已有几百位，阎老师的认真让我吃惊。我看到过他为准备一期节目做的文案，十几页打印纸，洋洋数万言，不做任何改动即是一篇极好的人物传记。”《百家讲坛》每期节目43分钟，除去片花，留给主讲人的大约38分钟。时间这么短，怎么用得着洋洋万言呢?可是，为了达到胸有成竹、纵横捭阖的演播效果。老先生愣是一笔一笔写到了最后。他说：这么做有一大好处，那就是减少中间环节和人为错误，类似的教训，的确出现过。
上海有家杂志叫做《咬文嚼字》，以专业和挑剔而闻名。中国一流的作家、学者，几乎无一幸免，都当过它的“活靶子”。这家杂志公开批评中华书局出版的阎崇年新著《明亡清兴六十年》，挑出了几处显而易见的“硬伤”。比如，将“故宫”误作“故官”，尤其令人费解的是，书里居然说，明末宦官魏忠贤“垂帘听政”。阎崇年也很奇怪。如果说把“官”写成“官”属于笔误。那么，魏忠贤“垂帘听政”又从何说起呢?自己绝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追根溯源。总算水落石出——问题出在字幕打字员身上。阎崇年原话是：魏忠贤“擅权专政”；打字员不熟悉这个词，便随手改为“垂帘听政”。中华书局出书心切，于是，一路绿灯，竟把勘误纠错的机会也放了过去。从此，阎崇年亲自把关，无论是讲座，还是出版。定然要对文稿字斟句酌、打磨推敲……
按说，阎崇年已在全国大红大紫，犯不着为一档电视节目呕心沥血了，可是，他总把自己当成一名普通学者。学者，必须用事实说话，毕竟中央电视台举世瞩目。“百家讲坛”影响广泛，观众既有文化水平不高的一般大众，也有造诣精深的同行高手。因此。为《康熙大帝》做前期准备时，老先生依然事必躬亲，毫不含糊。他说：“我将能找到的有关康熙帝的资料，全部汇拢，集中精神，夜以继日进行准备。”
2007年7月3日，阎崇年在北京社会科学院召集小型“神仙会”，遍请专家，出谋划策。7月13日。《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亲自出马，为《康熙大帝》主持专题研讨会，足见央视对阎崇年新作的期待和重视。反复研磨之后，讲座的整体思路浮出水面，力求达到五个基本条件：删繁就简，深入浅出，清晰表述，张弛有度，史论结合。在具体录制过程中，阎崇年还有意侧重了“五大视角”，即国际视角，平民视角。电视视角。公正视角和人文视角。这些听采空泛的条条框框，却凝聚了集体的智慧。
《百家讲坛》希望每位主讲人既叫座，又叫好：阎崇年希望每部作品既叫好，又叫座。看来，世间每坛好酒，都是用心血酿造出来的。2008年5月，阎崇年的《康熙大帝》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万册。这当然又是一部畅销书。作者在序言中特别强调：“有人说。我讲《康熙大帝》，背后有一个团队，这是一个客观的表述与概括。感谢这个没有组织而又意诚心一的团队!”阎崇年不肯贪功专美，他谦逊地引领那些“同仁”和“智囊”们集体谢幕。
(四)掘到“第一桶金”
早在《百家讲坛》主讲人走红之前，阎崇年就已经具备了较高的社会声望与学术地位。很难说，是《百家讲坛》捧红了阎崇年，还是阎崇年成全了《百家讲坛》。2004年5月，他主讲的“清十二帝疑案”在央视播出，这位会讲故事的学者，几乎一夜成名。据他回忆：“讲座播放到顺治皇帝时，节目的人气明显攀升。播到康熙、乾隆两位皇帝时，‘百家讲坛’的收视率，已在央视(10套)，急剧飙升为第一名!”
中央电视台大众传媒的力量随即突显出来，讲座还没有结束，全国各地几十家出版社便找上门来，后来，又激增到百余家。显然，出版界一致看好央视“百家讲坛”的品牌价值，并预见到阎崇年这座文化富矿所蕴涵的无限商机。曾几何时，阎崇年的《袁崇焕研究论集》乏人问津，最终，由台湾的文史哲出版社仅仅出版了200册，售出140本。他到手的“血汗钱”，只有区区100美元。如今，有书不愁卖，他却不知如何应酬那些出版社了。
恰在此时，阎崇年接待了一拨儿特殊的客人。中华书局的老总亲自带领三位副总编、两位编辑部主任登门拜望，意思很明确：希望您看在多年朋友份儿上，将《百家讲坛》的稿子交给本社出版。阎崇年非常感动。他怎能拒绝中华书局这一片诚心呢?于是，很痛快就答应了。此举。随即成就了 一个出版神话：2004年10月，中华书局刚刚推出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便在市场上引起轰动。该书一版再版，各地销售商纷纷要求加货。后来，广东、福建一些城市，甚至出现了大面积盗版。迄今，《正说清朝十二帝》已加印25次、累计出版50万册以上。中华书局尝到了“押宝”的甜头儿，外界纷纷传说，阎崇年就是中华书局一棵“摇钱树”。当然，最大的赢家还是阎崇年，他与《百家讲坛》和中华书局形成了“铁三角”，彼此借力。相得益彰。阎崇年也凭借学者的力量，掘到了第一桶金。据可靠消息，中华书局已决定重新包装阎崇年系列作品，拟将《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和《康熙大帝》打造成面目一新的套书《阎崇年说清史》。于此，读者捧书喜欢。社会反响强烈。
阎崇年说：“太穷，成天为吃饭操心，根本就没条件安心读书。太富，事务缠身，心为物役——花钱，就得浪费心思，这个阶层不可能拥书自娱。理想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中产阶层。”他这种界定。和德国哲学家尼采有相似之处。尼采人为：文人，应该保持“适度的清贫”。尽管如此，阎崇年却公开反对子女学历史——这一行，太苦了。
(五)阎崇年，点评“话语权”
登上央视《百家讲坛》的学者，不少成为超越学术的公众人物。例如，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他以讲《三国演义》而闻名，比阎崇年露面稍晚，媒体戏称为“学术超男”。有一次，记者采访易中天成名之后的感受，他明确表示：现在，我的书好卖了，钱多了，影响大了，说话也有人听了……所谓“说话有人听”，就是所谓的“话语权”。
阎崇年先生续水捧茶，非常客气。他不回避自己的成功。成功的学者，往往掌握一定的“话语权”。究竟如何利用这种优势呢?他总结了两条：一是珍惜：二是慎重。对于掌握了“话语权”的专家学者，更应该谨言慎行。在私下很小的圈子里，怎么说都好办，因为对社会、对公众造不成什么影响。一旦要登报、出书、做演讲、上电视，就必须对言论负责。阎崇年最看重的是“学术话语权”，他说：“翻案文章不好做，对历史人物的基本评价，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不能随随便便。首先，看你的结论是否科学；其次，看你的结论是否适宜当前社会的文化条件，是否容易被大众所接受。”他理想的“话语权”，应该是水到渠成的文化普及能力，春风化雨的学术传播能力。
2004年初，阎崇年主讲努尔哈赤的时候，便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努尔哈赤仅以十三副盔甲起家，就能挥师南下。虎视中原呢?其中究竟暗藏了何种玄机呢?直到去山西师范大学讲学，他才系统地表述了自己的想法——这就是“四合书屋”的由来。
中国古代哲学，以孟子为代表，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但是，阎崇年认为，天、地、人三者之间，不应简单地并列、对比；而是一种逐层深入的递进关系。“天地”是客观条件，不可改变。人类只能顺应自然。和谐发展。往往具备多大天时、多大地利。便能成就多大事业。此外，还须适应周围的人文环境，包括外在的社会、内在的自身。阎崇年的“四合说”就此出台，那就是“与天和，与地和，与人和，与己和”。“四合”。已成为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