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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蔡元培的关系很微妙，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有趣的话题。
蔡元培和鲁迅是绍兴同乡，前者比后者大13岁。从某种意义上讲，身为朝廷翰林院学士的蔡元培是后学鲁迅的师长和伯乐，身为教育总长或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则是鲁迅的上级。1912年，蔡元培被孙中山力荐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后，便开始延揽人才。蔡元培对推荐鲁迅的许寿裳（时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鲁迅从绍兴进教育部后，二人由此结识、订交。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总是恭敬地起于“鹤庼先生左右”，收于“专此敬请道安”，署以“晚周树人谨上”，不敢有一丝一毫马虎。鲁迅被聘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科学、美术馆、博物院、图书馆、音乐会、演艺会等事宜。虽然鲁迅在那里上班的最初感受是“枯坐终日，极无聊赖”，但是，在蔡元培的提携下，鲁迅开始了他14年的公务员生涯，这在他的一生中非常重要，倘若“没有沉沦官场的自我省察，没有憔悴京华的人生洞悉，更重要的是，如若没有绝望心情下的魏晋感受，没有勃兴于北京的新文化思潮的托举，没有亦官亦教的双栖经历，就不会有狂人的一声凄厉，又何来《彷徨》的复杂心态，在心灵的废园里将难见疯长的《野草》，更不要提《中国小说史略》。尤其不堪设想的是，文学热情一旦退潮，透支的沙滩上会留下些什么？就怕是什么也不能生长，什么也不可建造”（吴海勇《时为公务员的鲁迅》）。鲁迅借此触摸到了生活的质地。可以说，没有蔡元培的提携，鲁迅的人生也许就得改写。无论在行政隶属关系上，还是在人情世故上，后学鲁迅都有责任有义务为蔡元培效力。
鲁迅为蔡元培出的最大一份力，是受托设计了北京大学的校徽。
北京大学是国内最早设计校徽的大学，这与其悠久的历史和掌舵者的文化抱负不无关系。创立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大学。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第二年，即出面请鲁迅设计北大校徽。
1917年的鲁迅和陈独秀、胡适等人相比，完全是两种状态，他每天到教育部上班，下班后便躲在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抄写古碑。接受蔡元培委托后，鲁迅便着手设计北大校徽，并于8月7日“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造型是中国传统的瓦当形象，简洁的轮廓给人现代的感觉。“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有如一人背负二人，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给人以“北大人肩负着开启民智的重任”的想象。徽章用中国印章的格式构图，笔锋圆润，笔画安排均匀合理，排列整齐统一，线条流畅规整，整个造型结构紧凑、明快有力、蕴涵丰富、简洁大气，透出浓厚的书卷气和文人风格。同时，“北大”二字还有“脊梁”的象征意义。鲁迅用“北大”两个字做成了一具形象的脊梁骨，借此希望北京大学毕业生成为国家民主与进步的脊梁。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被刘半农戲称作“哭脸校徽”，但鲁迅将校徽图样寄交蔡元培后即被北大采用，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因历史原因长期弃用，20世纪80年代又重新使用。2007年6月，北京大学发布《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管理手册》，正式推出修改后的北大校徽标识，这一标识正是在鲁迅设计的校徽图案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而来。
蔡元培托鲁迅设计校徽，是对其美术功底与美学主张的信任与首肯。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正是“五四”前夜先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对人的价值、尊严、个性与创造精神进行肯定与张扬的表现。
蔡元培是鲁迅的命中贵人，他无论是在教育部当教育总长，还是在北大当校长，都对浙系人才大力扶持和倚重，先是邀请鲁迅到教育部任职，后来又聘鲁迅在北京大学讲课。老二周作人在北大当文科教授以及老三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也是蔡元培一手安排的。后来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带着许广平到上海后，生计都成了问题，也是蔡元培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但鲁迅与蔡元培思想上还是存在明显分歧。1926年，蔡元培当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后，倡导“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与胡适主张趋同，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中点名批评这位“孑公”，并在给江绍原的信中说：“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相投者也。民元之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
这样的微词和怨言，很快就被事实击得粉碎。1927年12月，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主动给鲁迅送来一个大“饭碗”——中华民国大学院特约著述员，不用上班就可以拿到300元干薪，通过这种形式照顾鲁迅的生活。蔡元培曾在他的《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说过：“大学院时代，设特约著述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者，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吴稚晖、李石曾、周豫才诸君皆受聘。”一年之后，蒋梦麟任教育部部长时，这一“饭碗”改名为“教育部编辑费”。
蔡元培主持大学院支付给鲁迅的这笔“补助费”长达四年又一个月，共计14700银圆，可谓一笔巨款。鲁迅正是靠这份补助费大量购书，并有余力资助革命互济会和左联等进步团体。
可能是出于对蔡元培关照的感激与追随，1933年1月6日，鲁迅和周建人兄弟双双加入由蔡元培、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责编：马京京
蔡元培和鲁迅是绍兴同乡，前者比后者大13岁。从某种意义上讲，身为朝廷翰林院学士的蔡元培是后学鲁迅的师长和伯乐，身为教育总长或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则是鲁迅的上级。1912年，蔡元培被孙中山力荐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后，便开始延揽人才。蔡元培对推荐鲁迅的许寿裳（时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鲁迅从绍兴进教育部后，二人由此结识、订交。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总是恭敬地起于“鹤庼先生左右”，收于“专此敬请道安”，署以“晚周树人谨上”，不敢有一丝一毫马虎。鲁迅被聘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科学、美术馆、博物院、图书馆、音乐会、演艺会等事宜。虽然鲁迅在那里上班的最初感受是“枯坐终日，极无聊赖”，但是，在蔡元培的提携下，鲁迅开始了他14年的公务员生涯，这在他的一生中非常重要，倘若“没有沉沦官场的自我省察，没有憔悴京华的人生洞悉，更重要的是，如若没有绝望心情下的魏晋感受，没有勃兴于北京的新文化思潮的托举，没有亦官亦教的双栖经历，就不会有狂人的一声凄厉，又何来《彷徨》的复杂心态，在心灵的废园里将难见疯长的《野草》，更不要提《中国小说史略》。尤其不堪设想的是，文学热情一旦退潮，透支的沙滩上会留下些什么？就怕是什么也不能生长，什么也不可建造”（吴海勇《时为公务员的鲁迅》）。鲁迅借此触摸到了生活的质地。可以说，没有蔡元培的提携，鲁迅的人生也许就得改写。无论在行政隶属关系上，还是在人情世故上，后学鲁迅都有责任有义务为蔡元培效力。
鲁迅为蔡元培出的最大一份力，是受托设计了北京大学的校徽。
北京大学是国内最早设计校徽的大学，这与其悠久的历史和掌舵者的文化抱负不无关系。创立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大学。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第二年，即出面请鲁迅设计北大校徽。
1917年的鲁迅和陈独秀、胡适等人相比，完全是两种状态，他每天到教育部上班，下班后便躲在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抄写古碑。接受蔡元培委托后，鲁迅便着手设计北大校徽，并于8月7日“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造型是中国传统的瓦当形象，简洁的轮廓给人现代的感觉。“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有如一人背负二人，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给人以“北大人肩负着开启民智的重任”的想象。徽章用中国印章的格式构图，笔锋圆润，笔画安排均匀合理，排列整齐统一，线条流畅规整，整个造型结构紧凑、明快有力、蕴涵丰富、简洁大气，透出浓厚的书卷气和文人风格。同时，“北大”二字还有“脊梁”的象征意义。鲁迅用“北大”两个字做成了一具形象的脊梁骨，借此希望北京大学毕业生成为国家民主与进步的脊梁。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被刘半农戲称作“哭脸校徽”，但鲁迅将校徽图样寄交蔡元培后即被北大采用，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因历史原因长期弃用，20世纪80年代又重新使用。2007年6月，北京大学发布《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管理手册》，正式推出修改后的北大校徽标识，这一标识正是在鲁迅设计的校徽图案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而来。
蔡元培托鲁迅设计校徽，是对其美术功底与美学主张的信任与首肯。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正是“五四”前夜先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对人的价值、尊严、个性与创造精神进行肯定与张扬的表现。
蔡元培是鲁迅的命中贵人，他无论是在教育部当教育总长，还是在北大当校长，都对浙系人才大力扶持和倚重，先是邀请鲁迅到教育部任职，后来又聘鲁迅在北京大学讲课。老二周作人在北大当文科教授以及老三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也是蔡元培一手安排的。后来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带着许广平到上海后，生计都成了问题，也是蔡元培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但鲁迅与蔡元培思想上还是存在明显分歧。1926年，蔡元培当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后，倡导“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与胡适主张趋同，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中点名批评这位“孑公”，并在给江绍原的信中说：“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相投者也。民元之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
这样的微词和怨言，很快就被事实击得粉碎。1927年12月，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主动给鲁迅送来一个大“饭碗”——中华民国大学院特约著述员，不用上班就可以拿到300元干薪，通过这种形式照顾鲁迅的生活。蔡元培曾在他的《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说过：“大学院时代，设特约著述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者，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吴稚晖、李石曾、周豫才诸君皆受聘。”一年之后，蒋梦麟任教育部部长时，这一“饭碗”改名为“教育部编辑费”。
蔡元培主持大学院支付给鲁迅的这笔“补助费”长达四年又一个月，共计14700银圆，可谓一笔巨款。鲁迅正是靠这份补助费大量购书，并有余力资助革命互济会和左联等进步团体。
可能是出于对蔡元培关照的感激与追随，1933年1月6日，鲁迅和周建人兄弟双双加入由蔡元培、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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