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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中国模式”出现了西方热的现象。叙述了“中国模式”西方热的背景，梳理了近年西方学者视野下有关“中国模式”的不同学说。同时，也对西方学者视野下的“中国模式”观从角度、立场与方法论的维度进行了评介。最后，说明了西方学者视野下的“中国模式”观对于中国发展的作用。
关键词：西方；学者；中国模式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9-0005-02
一、“中国模式”西方热的背景
“中国模式”是指基于中国的国情所走的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它包括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中国的发展成就已经证明“中国模式”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在当前，就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是舶来品。
在理论上：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模式”的关注始于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设想中国将走一条与西方相同的发展道路，一片赞扬之声。20世纪90年代，当他们发现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其截然不同之后，一片哗然，相继抛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进入21世纪，乔舒亚·库柏·雷默发表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报告，提出了“北京共识”。重温“中国模式”这个概念，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开始竞相研究，进入一个高潮。
在实践上：苏联解体，标志着苏联模式的彻底瓦解。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得拉美、东欧和亚洲的一些国家陷入了发展陷阱，这种发展模式也失去了光环。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各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遭到重创，经济出现大萧条。与此同时，中国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中国能够迅速摆脱危机，率先经济复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这使得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关注度也逐渐增加。
二、近年西方学者视野下的“中国模式”观
近年，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大体上分为：肯定中国模式积极影响的学说、第三条道路学说、否定中国模式积极影响的学说。
（一）肯定中国模式的积极影响
“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说：美国学者乔尔·安德斯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独特的东亚道路，其特点是强大的国家、活跃的家庭劳动经济和主要由小企业组成的私有经济和小规模资本主义经济。”[1]约翰·奈斯比特说指出：“‘中国模式’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已经不能简单地用‘社会主义’来描述了……在欧洲，很多人一说到‘中国特色’就联想到共产主义，会产生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联想……中国不要把自己裹在‘共产主义’这个老茧子当中。”[2]
“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说：俄罗斯学者阿列克谢·基瓦认为，中国模式就是资本主义方式的一种。这种模式被许多国家采用过，其实质就是为了形成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创造前提[1]。Leonard认为：“中国模式显露出另一种资本主义象征——‘黄河资本主义’，即结合渐进式经济改革、政府控制及社会本位，也就是政府可通过干预的手段加以改善经济动力，利用市场以资助社会福利，从而实现政治与社会目标。”[3]
（二）第三条道路
中国模式还在形成的过程中，提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还需时间的积淀。托马斯·海贝勒：“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一条件下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4]。
（三）否定中国模式积极影响
里奥·霍恩：“模式”一说至少有三重含义：成功、可复制性和周密计划，而“中国模式”这三个方面都还有待商榷，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5]。
“儒家社会主义模式”说：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区别主要在于：中国独特的儒家历史文化传统。PeterNolan认为：“在寻求一条道路走出它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可以利用本国过去的经验作为灵感的来源。……在目前动荡的环境下，社会凝聚力和政府的重要地位是体制生存（更何况是13亿中国公民的成功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可以回顾国家历史，寻求一个引导国家发展的道德框架，使市场服务于共同的社会目标。”[6]这种儒家文化历史传统是中国的独特产物，对于其他国家没有可复制性。盖伊·索尔曼认为：“‘北京共识’虽然是中国特有的历史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和儒家官僚的独特结合，这种模式能否在中国之外扎根，实在让人感到怀疑”[7]。
“威权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说：在经济方面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方面则存在强势的威权政府，即自由经济+威权政治。Dickson认为“至少，中国模式是指经济自由化，引入市场以取代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引进外资和技术，并且重度地依赖出口。此外，中国模式包括一个专制政权以引导经济的发展，限制进入政策决策过程，以及防止利益集团的形成，如工会，以避免分散经济成长的优先性。”[3]
三、对西方学者视野下“中国模式”的评介
近年西方学者在对中国模式进行考察时，由于带有不同的角度、立场与方法，因此对中国模式的理解也是“丰富多彩”，比较随意。
（一）从角度上看
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模式”的认识角度是多元的。他们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既有从经济角度考察的学者（大多数西方学者），也有从政治角度考察的学者，还有从文化角度考察的学者，但缺少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综合角度进行考察的学者。因此他们给出的“中国模式”概念也是多元的。可以是发展理念、发展经验，发展道路等含义，也可以是上述所指的综合性含义。总之，他们缺乏统一的认识。
（二）从立场上看
西方学者在讨论中国模式的过程中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有将中国模式理解为一种与西方模式相对抗的发展模式。像雷默一样的西方学者将“中国模式”概括为与西方模式相对立的发展模式。有将中国模式定义为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发展模式的学者。鉴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否定这个客观事实，但是他们可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有些西方学者将“中国模式”当作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一种。当然，还有学者干脆认为“中国模式”是无中生有。如阿里夫·德里克完全否定“中国模式”这一概念。他认为“中国模式”只是一个想法，而不是一个概念或思想。 （三）从方法论上看
总体上而言，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把握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没有用唯物主义辩证的方法来看待中国模式。用“普遍性”来否定“特殊性”；用“特殊性”来否定“普遍性”；只看到中国模式的“发展性”，而忽略了其“稳定性”。
在中国模式影响上持肯定态度的西方学者，主要是从经济角度来考虑的，忽视了中国独特的国情与政治发展道路，只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成果，同时有些学者只注重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从而忽视了中国的发展的全面性，囊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盲目地认为“中国模式”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只看到了“中国模式”与西方国家道路相通的地方，忽视了特殊性。
认为中国模式还在形成之中，对“中国模式”走“第三条道路”的学者，看到了中国模式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适合中国发展道路，目前发展阶段，这种发展模式还很不完善。所以考虑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这类学者只看到了中国模式不断变化的一面，而忽视了中国模式在形成过程中的本质方面，这是中国模式的灵魂与不变的部分。
对中国模式影响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则主要是从中国的政治体制角度加以考察的，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过多地考察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中国模式是基于中国国情基础之上，有利于中国发展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模式缺少可复制性，从而否定中国模式。这种观点，则只看到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而忽视了其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意义。
四、西方学者视野下的“中国模式”观对于中国发展的作用
（一）消极作用
近年，西方一部分学者对于“中国模式”大加赞扬，赋予其普遍性的意义，是一种最好的发展模式。这种对中国模式的看法，使得国人倍感自豪。但是，部分西方学者确实别有用心，他们引导国人沾沾自喜，回避问题，给国人灌了一剂“迷魂汤”。其影响不亚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其实质是在“捧杀”中国。另外像雷默一样的西方学者将中国模式概括为与西方模式发展相对抗的发展模式，这样的认识不利于为中国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积极作用
西方学者视野下的“中国模式”，从另外的侧面能够丰富我们对中国模式的理解。“中国模式”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适合于中国发展的道路。但我们没有明确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舶来品。同时，西方学者作为一个旁观者在考察中国模式时，里面所涉及的问题，能够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一定的“警醒”作用。他们在考察中国模式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给予了认同，但对于其他方面却带有“嘘声”。当然一方面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不同的国情等原因，使得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几十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我们的经济发展的整体素质不高、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等问题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批判以及对于中国模式积极作用的否定能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我们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朱可辛.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J].科学社会主义，2009（4）.
[2][中]赵启正.[美]约翰·奈斯比特[奥]多丽斯·奈斯比特.对话：中国模式[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14-15.
[3]石之瑜，李梅玲.“西方中心论”与崛起后的中国——英美知识界如何评估中国[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3）（上）：16.
[4][德]托马斯.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研究[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5）：9.
[5][英]里奥·霍恩.中国模式背后的真相[N].金融时报，2008-
07-29.
[6][英]PeterNolan，中国处在十字路口[M].张瑾，译.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142-189.
[7]魏晓文，刘志礼.近期国外的中国模式研究：趋势、困境及启示[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0（10）：14.
关键词：西方；学者；中国模式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9-0005-02
一、“中国模式”西方热的背景
“中国模式”是指基于中国的国情所走的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它包括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中国的发展成就已经证明“中国模式”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在当前，就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是舶来品。
在理论上：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模式”的关注始于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设想中国将走一条与西方相同的发展道路，一片赞扬之声。20世纪90年代，当他们发现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其截然不同之后，一片哗然，相继抛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进入21世纪，乔舒亚·库柏·雷默发表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报告，提出了“北京共识”。重温“中国模式”这个概念，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开始竞相研究，进入一个高潮。
在实践上：苏联解体，标志着苏联模式的彻底瓦解。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得拉美、东欧和亚洲的一些国家陷入了发展陷阱，这种发展模式也失去了光环。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各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遭到重创，经济出现大萧条。与此同时，中国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中国能够迅速摆脱危机，率先经济复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这使得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关注度也逐渐增加。
二、近年西方学者视野下的“中国模式”观
近年，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大体上分为：肯定中国模式积极影响的学说、第三条道路学说、否定中国模式积极影响的学说。
（一）肯定中国模式的积极影响
“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说：美国学者乔尔·安德斯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独特的东亚道路，其特点是强大的国家、活跃的家庭劳动经济和主要由小企业组成的私有经济和小规模资本主义经济。”[1]约翰·奈斯比特说指出：“‘中国模式’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已经不能简单地用‘社会主义’来描述了……在欧洲，很多人一说到‘中国特色’就联想到共产主义，会产生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联想……中国不要把自己裹在‘共产主义’这个老茧子当中。”[2]
“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说：俄罗斯学者阿列克谢·基瓦认为，中国模式就是资本主义方式的一种。这种模式被许多国家采用过，其实质就是为了形成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创造前提[1]。Leonard认为：“中国模式显露出另一种资本主义象征——‘黄河资本主义’，即结合渐进式经济改革、政府控制及社会本位，也就是政府可通过干预的手段加以改善经济动力，利用市场以资助社会福利，从而实现政治与社会目标。”[3]
（二）第三条道路
中国模式还在形成的过程中，提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还需时间的积淀。托马斯·海贝勒：“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一条件下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4]。
（三）否定中国模式积极影响
里奥·霍恩：“模式”一说至少有三重含义：成功、可复制性和周密计划，而“中国模式”这三个方面都还有待商榷，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5]。
“儒家社会主义模式”说：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区别主要在于：中国独特的儒家历史文化传统。PeterNolan认为：“在寻求一条道路走出它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可以利用本国过去的经验作为灵感的来源。……在目前动荡的环境下，社会凝聚力和政府的重要地位是体制生存（更何况是13亿中国公民的成功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可以回顾国家历史，寻求一个引导国家发展的道德框架，使市场服务于共同的社会目标。”[6]这种儒家文化历史传统是中国的独特产物，对于其他国家没有可复制性。盖伊·索尔曼认为：“‘北京共识’虽然是中国特有的历史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和儒家官僚的独特结合，这种模式能否在中国之外扎根，实在让人感到怀疑”[7]。
“威权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说：在经济方面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方面则存在强势的威权政府，即自由经济+威权政治。Dickson认为“至少，中国模式是指经济自由化，引入市场以取代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引进外资和技术，并且重度地依赖出口。此外，中国模式包括一个专制政权以引导经济的发展，限制进入政策决策过程，以及防止利益集团的形成，如工会，以避免分散经济成长的优先性。”[3]
三、对西方学者视野下“中国模式”的评介
近年西方学者在对中国模式进行考察时，由于带有不同的角度、立场与方法，因此对中国模式的理解也是“丰富多彩”，比较随意。
（一）从角度上看
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模式”的认识角度是多元的。他们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既有从经济角度考察的学者（大多数西方学者），也有从政治角度考察的学者，还有从文化角度考察的学者，但缺少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综合角度进行考察的学者。因此他们给出的“中国模式”概念也是多元的。可以是发展理念、发展经验，发展道路等含义，也可以是上述所指的综合性含义。总之，他们缺乏统一的认识。
（二）从立场上看
西方学者在讨论中国模式的过程中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有将中国模式理解为一种与西方模式相对抗的发展模式。像雷默一样的西方学者将“中国模式”概括为与西方模式相对立的发展模式。有将中国模式定义为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发展模式的学者。鉴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否定这个客观事实，但是他们可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有些西方学者将“中国模式”当作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一种。当然，还有学者干脆认为“中国模式”是无中生有。如阿里夫·德里克完全否定“中国模式”这一概念。他认为“中国模式”只是一个想法，而不是一个概念或思想。 （三）从方法论上看
总体上而言，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把握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没有用唯物主义辩证的方法来看待中国模式。用“普遍性”来否定“特殊性”；用“特殊性”来否定“普遍性”；只看到中国模式的“发展性”，而忽略了其“稳定性”。
在中国模式影响上持肯定态度的西方学者，主要是从经济角度来考虑的，忽视了中国独特的国情与政治发展道路，只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成果，同时有些学者只注重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从而忽视了中国的发展的全面性，囊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盲目地认为“中国模式”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只看到了“中国模式”与西方国家道路相通的地方，忽视了特殊性。
认为中国模式还在形成之中，对“中国模式”走“第三条道路”的学者，看到了中国模式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适合中国发展道路，目前发展阶段，这种发展模式还很不完善。所以考虑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这类学者只看到了中国模式不断变化的一面，而忽视了中国模式在形成过程中的本质方面，这是中国模式的灵魂与不变的部分。
对中国模式影响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则主要是从中国的政治体制角度加以考察的，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过多地考察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中国模式是基于中国国情基础之上，有利于中国发展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模式缺少可复制性，从而否定中国模式。这种观点，则只看到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而忽视了其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意义。
四、西方学者视野下的“中国模式”观对于中国发展的作用
（一）消极作用
近年，西方一部分学者对于“中国模式”大加赞扬，赋予其普遍性的意义，是一种最好的发展模式。这种对中国模式的看法，使得国人倍感自豪。但是，部分西方学者确实别有用心，他们引导国人沾沾自喜，回避问题，给国人灌了一剂“迷魂汤”。其影响不亚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其实质是在“捧杀”中国。另外像雷默一样的西方学者将中国模式概括为与西方模式发展相对抗的发展模式，这样的认识不利于为中国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积极作用
西方学者视野下的“中国模式”，从另外的侧面能够丰富我们对中国模式的理解。“中国模式”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适合于中国发展的道路。但我们没有明确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舶来品。同时，西方学者作为一个旁观者在考察中国模式时，里面所涉及的问题，能够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一定的“警醒”作用。他们在考察中国模式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给予了认同，但对于其他方面却带有“嘘声”。当然一方面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不同的国情等原因，使得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几十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我们的经济发展的整体素质不高、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等问题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批判以及对于中国模式积极作用的否定能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我们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朱可辛.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J].科学社会主义，2009（4）.
[2][中]赵启正.[美]约翰·奈斯比特[奥]多丽斯·奈斯比特.对话：中国模式[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14-15.
[3]石之瑜，李梅玲.“西方中心论”与崛起后的中国——英美知识界如何评估中国[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3）（上）：16.
[4][德]托马斯.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研究[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5）：9.
[5][英]里奥·霍恩.中国模式背后的真相[N].金融时报，2008-
07-29.
[6][英]PeterNolan，中国处在十字路口[M].张瑾，译.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142-189.
[7]魏晓文，刘志礼.近期国外的中国模式研究：趋势、困境及启示[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0（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