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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抗敌演剧宣传队第二队”在山西正式成立，简称“剧宣二队”，其前身是“抗敌演剧第三队”，简称“抗演三队”。这是一支活跃在山西抗日敌后战场的文化宣传队。这支队伍在抗战期间以戏剧表演等形式，为宣传抗日主张、鼓舞士气、激发抗战热情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武汉成立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救亡宣传团体纷纷涌现。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光年（笔名光未然）、周德佑等人在原“拓荒剧团”的基础上，吸收了上海、北平等地的流亡学生，组成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话剧移动第七队”，它就是抗演三队的前身。他们以戏剧、音乐、文化拓荒者的姿态出现在鄂中、鄂北农村、深入武汉外围，展开政治动员，进行戏剧公演。
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了政治部，周恩来应邀担任政治部副主任， 负责领导第三厅（主管抗日宣传）的工作，郭沫若担任第三厅厅长。为了更好地推动抗日宣传工作，周恩来决定在三厅的建制下收编抗日救亡团体成立演剧队和宣传队，其中张光年组织的“话剧移动第七队”根据序列改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战演剧队第三队”，即抗演三队。队长徐世津、王负图，副队长赵辛生、彭后嵘。在抗战初期，这些抗敌演剧队大多建立了中共地下支部，建队初期由中共第三厅特支领导。三厅特派员张光年任抗演三队中共支部书记，主要队员有田冲、邬析零、胡宗温、蓝光、史民、胡丹沸等28人。1938年6月，在武汉，抗演三队正式改组成立。经过调整补充，于“七七”事变周年纪念日与其他队友一同在武昌参加演剧队集训。
奔赴西北战场
1938年9月9日，抗演三队全队28人按照第三厅的分配计划，由武汉出发，前往第二战区。他们沿平汉路北上，经漯河、许昌、郑州，过潼关，到达西安。在西安演出10多场，观众达1万多人，演出了《宣传》《大兴馆》《沦亡之后》等剧目，激发了古城人民的抗战热情，在当地青年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年11月离西安北行，经洛川、宜川，到圪针滩渡河转入山西敌后战场，辗转在吕梁山区，流动于吉县、大宁、隰县、灵石、永和等地。在渡黄河期间，张光年激发了创作灵感，脑海里孕育了《黄河颂》的大部诗作。在吉县文城乡，三队先后公演了六次，演出了《军民合作》《三江好》《东北一角》等剧目，前来观演的观众每次都有七八百人。
三队一路沿途演出，像一支文化的游击队出没在敌人的据点空隙。在此期间，他们广泛收集现实素材，在创作和表演上，注重结合当地风俗民情，采用地方戏剧表演形式，得到了广大军民的欢迎和接受；同时，剧团组织机构方面更军事化，更适合戏剧运动战的需要。
1939年春，抗演三队来到延安，在陕北公学大礼堂演出，受到一致好评。张光年也在此时创作出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随后，来到河南渑池，与抗演十队和陕西专署巡回剧团会合，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公演。
战斗在晋东南前线
1939年5月，三队队员们回到了宜川，此时，山西新旧军矛盾已经尖锐，决死一纵队政委薄一波邀三队到晋东南工作。队员们轻装简行，渡过黄河，向中条山进军，经垣曲、阳城、高平，到达长治，在长治进行了“七七”事变二周年纪念公演。恰逢日军进攻沁水、长治，面对日军的“扫荡”，三队化整为零，分成宣传、训练、采访三个小组，在战场前线和战地医院中巡回演出，战斗在戏剧的真正前哨，慰问了国民党第九十八、二十七、九十三各军。在九十三军，他们为战士表演了《光荣席》《投降吗？》等剧目，批评了投降派的罪行，向部队战士宣传积极抗日的主张。在晋东南工作的15个月里，三队队员们奔波5000余里，为中央军和晋绥军作慰问表演和思想教育工作，在艺术青年和进步军官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期间队员们一直处在艰苦的环境里，许多队员染病，队长徐世津也不幸感染肺痨病逝，三队由王负图代理队长，由赵辛生接任副队长。
1940年冬，他们到达河南省渑池县常村，进行了五个月的休整。之后他们在渑池、洛阳一带演出多次，其中在洛阳期间，他们与抗演十队、抗宣四队一起，举行了联合公演。
重返二战区
1941年爆发了“皖南事变”，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郭沫若被迫解除了第三厅厅长的职务。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下达命令，各演剧队按配属的战区番号重新排列，原各抗敌演剧队或解散或改组，并对改组的演剧队进行更名。三队正式改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宣传队第二队”即剧宣二队，成为我党领导下的占国民党编制的文艺团体。该队随后奉总部命令由渑池常村跋涉700里回吉县改编。他们以“剧宣二队”的旗帜在这里演出《月亮上升》《演戏》《反攻》《国家至上》《狂欢的夜》《祖国》及三幕歌剧《农村曲》等，在沉寂的吕梁山区放射出活跃的朝光。为纪念1941年12月晋绥军华灵庙抗战胜利，二队编演了以这次胜利为主题而创作出的《华灵庙》，谱写了大合唱《华灵庙战歌》，演出很及时，极大地鼓舞了抗日部队的士气。
从1942年6月至1945年10月，二队住在隰县南沟。他们为了更好地深入农村工作，全队分为两个流动工作队，分别深入到汾西县南部和北部的前线农村工作。一方面，边工作边演出，深入群众生活，体会农民思想，搜集生活素材，创作出了一批更加群众化、民族化的新作品。如赵辛生、蓝光创作的《民族魂》，取材于真实事迹，批判了贪生怕死的卖国行径，弘扬了民族正气；李悦之的秧歌剧《纺花状元》，以当地秧歌剧曲调演唱，深得农民喜爱。另一方面，还在演出之余大量搜集民歌，在晋西共搜集了500多首民歌。他们用地方话和地方习惯演农村戏剧，将艺术理论与革命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把自己锻炼成了一支铁的文化队伍。
1943年2月8日，郭沫若为祝贺剧宣二队成立五周年，亲自写信给全体队员以表庆贺。在信中，当谈到二队在山西敌后战场的贡献时，他写道：“抗战已五年有半，你们在战地足足工作了五年，你们的成绩自记录在战地民众及士兵同志的心底”，“农民和士兵都欢迎你们，你们‘已经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与存在的社会地位’。的确是伟大的收获。”此外，他为他们分析了国际形势和国内戏剧发展等情况。这封来信充分说明了剧宣二队在山西敌后战场的贡献和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也表达了郭沫若对这支演出队伍的欣赏和期许。
剧宣二队在晋西的活动引起了阎锡山等人的怀疑，阎认为二队内部混入了共产党，于是派梁化之于1945年1月26日，将王负图、赵辛生、蓝光、高来等12人以共产党嫌疑的名义关押在阎锡山特务机关“真理辨正处”。关押的消息传出后，当时在北平的著名艺术家张光年、马彦祥、金山、朱光葆等20余人纷纷声援剧宣二队，《新华日报》《新民报》《大公晚报》等都报道了二队的不幸遭遇。另一方面，周恩来也通过军调处积极声援，经过数十个月的斗争，至1946年5月终于将被关押的二队成员释放了出来。
北平之行
“一·二六”事件以后，二队队员们决定全体迁往北平，在离开太原前举行了告别演出。1946年7月，全体队员到达北平。10月，在北平建国公堂，举行了首次公演，受到各界观众的欢迎。在北平陆续演出三场后，队内一些老演员陆续回到解放区。1947年，内战爆发，国内政治形势紧张，二队留在北平的队员吸收了新队员，又增加了来自四、六、九队的疏散人员，共同排演了郭沫若的《孔雀胆》剧目。《孔雀胆》连续上演50多场，场场爆满，打破了北平话剧演出的记录。二队在北平除了演出《孔雀胆》《夜店》《大雷雨》《丽人行》等戏剧外， 还积极参加、辅导进步学生的歌咏与演戏等文艺活动。
此次在北平的演出作为剧宣二队的谢幕表演，为其在整个剧艺生涯画上圆满句号。1948年5月，根据中共北平城工部指示，二队组织撤退，8月12日在北平留守的队员全部撤回解放区。
（责编 王燕萍）
在武汉成立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救亡宣传团体纷纷涌现。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光年（笔名光未然）、周德佑等人在原“拓荒剧团”的基础上，吸收了上海、北平等地的流亡学生，组成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话剧移动第七队”，它就是抗演三队的前身。他们以戏剧、音乐、文化拓荒者的姿态出现在鄂中、鄂北农村、深入武汉外围，展开政治动员，进行戏剧公演。
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了政治部，周恩来应邀担任政治部副主任， 负责领导第三厅（主管抗日宣传）的工作，郭沫若担任第三厅厅长。为了更好地推动抗日宣传工作，周恩来决定在三厅的建制下收编抗日救亡团体成立演剧队和宣传队，其中张光年组织的“话剧移动第七队”根据序列改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战演剧队第三队”，即抗演三队。队长徐世津、王负图，副队长赵辛生、彭后嵘。在抗战初期，这些抗敌演剧队大多建立了中共地下支部，建队初期由中共第三厅特支领导。三厅特派员张光年任抗演三队中共支部书记，主要队员有田冲、邬析零、胡宗温、蓝光、史民、胡丹沸等28人。1938年6月，在武汉，抗演三队正式改组成立。经过调整补充，于“七七”事变周年纪念日与其他队友一同在武昌参加演剧队集训。
奔赴西北战场
1938年9月9日，抗演三队全队28人按照第三厅的分配计划，由武汉出发，前往第二战区。他们沿平汉路北上，经漯河、许昌、郑州，过潼关，到达西安。在西安演出10多场，观众达1万多人，演出了《宣传》《大兴馆》《沦亡之后》等剧目，激发了古城人民的抗战热情，在当地青年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年11月离西安北行，经洛川、宜川，到圪针滩渡河转入山西敌后战场，辗转在吕梁山区，流动于吉县、大宁、隰县、灵石、永和等地。在渡黄河期间，张光年激发了创作灵感，脑海里孕育了《黄河颂》的大部诗作。在吉县文城乡，三队先后公演了六次，演出了《军民合作》《三江好》《东北一角》等剧目，前来观演的观众每次都有七八百人。
三队一路沿途演出，像一支文化的游击队出没在敌人的据点空隙。在此期间，他们广泛收集现实素材，在创作和表演上，注重结合当地风俗民情，采用地方戏剧表演形式，得到了广大军民的欢迎和接受；同时，剧团组织机构方面更军事化，更适合戏剧运动战的需要。
1939年春，抗演三队来到延安，在陕北公学大礼堂演出，受到一致好评。张光年也在此时创作出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随后，来到河南渑池，与抗演十队和陕西专署巡回剧团会合，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公演。
战斗在晋东南前线
1939年5月，三队队员们回到了宜川，此时，山西新旧军矛盾已经尖锐，决死一纵队政委薄一波邀三队到晋东南工作。队员们轻装简行，渡过黄河，向中条山进军，经垣曲、阳城、高平，到达长治，在长治进行了“七七”事变二周年纪念公演。恰逢日军进攻沁水、长治，面对日军的“扫荡”，三队化整为零，分成宣传、训练、采访三个小组，在战场前线和战地医院中巡回演出，战斗在戏剧的真正前哨，慰问了国民党第九十八、二十七、九十三各军。在九十三军，他们为战士表演了《光荣席》《投降吗？》等剧目，批评了投降派的罪行，向部队战士宣传积极抗日的主张。在晋东南工作的15个月里，三队队员们奔波5000余里，为中央军和晋绥军作慰问表演和思想教育工作，在艺术青年和进步军官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期间队员们一直处在艰苦的环境里，许多队员染病，队长徐世津也不幸感染肺痨病逝，三队由王负图代理队长，由赵辛生接任副队长。
1940年冬，他们到达河南省渑池县常村，进行了五个月的休整。之后他们在渑池、洛阳一带演出多次，其中在洛阳期间，他们与抗演十队、抗宣四队一起，举行了联合公演。
重返二战区
1941年爆发了“皖南事变”，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郭沫若被迫解除了第三厅厅长的职务。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下达命令，各演剧队按配属的战区番号重新排列，原各抗敌演剧队或解散或改组，并对改组的演剧队进行更名。三队正式改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宣传队第二队”即剧宣二队，成为我党领导下的占国民党编制的文艺团体。该队随后奉总部命令由渑池常村跋涉700里回吉县改编。他们以“剧宣二队”的旗帜在这里演出《月亮上升》《演戏》《反攻》《国家至上》《狂欢的夜》《祖国》及三幕歌剧《农村曲》等，在沉寂的吕梁山区放射出活跃的朝光。为纪念1941年12月晋绥军华灵庙抗战胜利，二队编演了以这次胜利为主题而创作出的《华灵庙》，谱写了大合唱《华灵庙战歌》，演出很及时，极大地鼓舞了抗日部队的士气。
从1942年6月至1945年10月，二队住在隰县南沟。他们为了更好地深入农村工作，全队分为两个流动工作队，分别深入到汾西县南部和北部的前线农村工作。一方面，边工作边演出，深入群众生活，体会农民思想，搜集生活素材，创作出了一批更加群众化、民族化的新作品。如赵辛生、蓝光创作的《民族魂》，取材于真实事迹，批判了贪生怕死的卖国行径，弘扬了民族正气；李悦之的秧歌剧《纺花状元》，以当地秧歌剧曲调演唱，深得农民喜爱。另一方面，还在演出之余大量搜集民歌，在晋西共搜集了500多首民歌。他们用地方话和地方习惯演农村戏剧，将艺术理论与革命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把自己锻炼成了一支铁的文化队伍。
1943年2月8日，郭沫若为祝贺剧宣二队成立五周年，亲自写信给全体队员以表庆贺。在信中，当谈到二队在山西敌后战场的贡献时，他写道：“抗战已五年有半，你们在战地足足工作了五年，你们的成绩自记录在战地民众及士兵同志的心底”，“农民和士兵都欢迎你们，你们‘已经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与存在的社会地位’。的确是伟大的收获。”此外，他为他们分析了国际形势和国内戏剧发展等情况。这封来信充分说明了剧宣二队在山西敌后战场的贡献和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也表达了郭沫若对这支演出队伍的欣赏和期许。
剧宣二队在晋西的活动引起了阎锡山等人的怀疑，阎认为二队内部混入了共产党，于是派梁化之于1945年1月26日，将王负图、赵辛生、蓝光、高来等12人以共产党嫌疑的名义关押在阎锡山特务机关“真理辨正处”。关押的消息传出后，当时在北平的著名艺术家张光年、马彦祥、金山、朱光葆等20余人纷纷声援剧宣二队，《新华日报》《新民报》《大公晚报》等都报道了二队的不幸遭遇。另一方面，周恩来也通过军调处积极声援，经过数十个月的斗争，至1946年5月终于将被关押的二队成员释放了出来。
北平之行
“一·二六”事件以后，二队队员们决定全体迁往北平，在离开太原前举行了告别演出。1946年7月，全体队员到达北平。10月，在北平建国公堂，举行了首次公演，受到各界观众的欢迎。在北平陆续演出三场后，队内一些老演员陆续回到解放区。1947年，内战爆发，国内政治形势紧张，二队留在北平的队员吸收了新队员，又增加了来自四、六、九队的疏散人员，共同排演了郭沫若的《孔雀胆》剧目。《孔雀胆》连续上演50多场，场场爆满，打破了北平话剧演出的记录。二队在北平除了演出《孔雀胆》《夜店》《大雷雨》《丽人行》等戏剧外， 还积极参加、辅导进步学生的歌咏与演戏等文艺活动。
此次在北平的演出作为剧宣二队的谢幕表演，为其在整个剧艺生涯画上圆满句号。1948年5月，根据中共北平城工部指示，二队组织撤退，8月12日在北平留守的队员全部撤回解放区。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