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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我妈第一次走出小乡村，背着被褥卷，也许还拎了一土布袋热红薯，搭汽车，转火车，再汽车，从河南出发，去武汉上大学。半个月之后，她写信给她的妈、我的姥姥：“同学们都有蚊帐，我没有。”姥姥回信：“蚊帐是什么?”
我妈详详细细写给她：“一种很稀很稀的棉布，和床一样长一样宽，高度比两张床之间的距离多一些。”我妈用线量的尺寸，三根长线就是三个尺寸。
没画图吗?蚊帐有一面是要开门的，没画图怎么说得清?——我想象着我妈每晚从帐下钻过的狼狈。已经荣升姥姥的我妈，戴着老花镜在穿针走线改造购物袋，不看我，口气里有小小的得意：“当然说得清呢。姥姥可不是你，比你明白多了。”
就这样，那年新棉花下季的时候，姥姥纺线。织“很稀很稀的棉布”，裁剪，缝纫。总之，署假结束，我妈再上学的时候，行李里有她小小的自矜：她，也有蚊帐了。
30年后，我家三姐妹相继考上大学。到了我，一切因陋就简，能省就省。搪瓷脸盆是掉漆的，枕巾其实是毛巾，还有这一床姥姥的蚊帐。
我接受它，像五四文青娶指腹为婚的童养媳，打心眼儿里不想要。它小，和单人铁架床严丝合缝着，本来就狭小的床铺，这么密不透风一笼，我恰如被抢亲的祥林嫂，五花大绑在花轿里，轿门一开，人就倒出来。它孔眼大，是“只防大蚊不防细虻”的君子作风。最重要的是，它太旧了，土布已经灰得发黑。全寝室女生的蚊帐都其白如雪，只有我的，毫不客气地给社会主义抹黑。
有一次，一个外班女生来寝室逛，我听见她向人打探：“那是谁的床?看着好脏。”我很愤怒。却没法向人解释：它不是脏，它只是积了太多水洗不净的历史尘埃。
它很快就拉了大口子，大概是被我一屁股坐上去了。布质已朽，经不住我的吨位。我带回家给我妈过目：确实不堪用了，之后全无心肝地弃之。
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我抛掉了这世上最后一件沾有姥姥手泽的事物。她的爱与尊严，全在这一针一线里。
而我，长到很大，才知道我家其实一直很穷。但我从不曾感受过穷：该有的电器家具我家全有，是我爸做的。该有的四季衣物我也全有，是我妈做的。姐姐们穿剩了给我，不断短了又加长，我妈硬有本事把它处理成华美的绲边，像复古，像VINTAGE。我的大学同学记得我背过的牛仔书包，时髦得紧，也是我妈的手工。
现在我也做了母亲。不会任何针线活，我妈安慰我：“你会写文章。”我唯一的骄傲是：我与我的母亲、我的外婆一样，都是非常勤勉的女子，愿意勤扒苦做，只为了让这人生更丰盛富饶。
淘宝乌托邦
过年前我心惊胆战地查了一下自己的支付宝年度对账单。我—直认为马云开发这个业务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因为每个面对着那张EXCEL表格的人都会有一种痛改前非的决心。这种决心在年底那场深夜大扫除时显得更为深刻：人生所积累的，绝大部分是垃圾，偶尔发现—个珍宝，其实还是你早就忘记了的。比如说。这件胸前有—双红舞鞋的白色Tee到底是什么时候淘的呢?我买下它的时候一定是有一种想要永恒旋转的热隋的吧。
但我还是需要淘宝的慰藉。去年跟老公回了一次浙江老家，在杭州的时候，有人开车带我绕了一圈西湖。原来它是这样界限分明的阴阳两界，西湖新天地那一带经受得起任何一种物化的赞美，但对岸的杨公堤，连路灯都特意调暗了，黑漆漆的树林里穿过风声，就像白蛇也可以蜿蜒而过，远远看到闪着红光的雷峰塔，所有的传说都应当在这样的黑夜里成立，煞风景的只是我们这些与传说无法和弦的人，只有在亲来亲去的淘宝上，才能找到自我的存在。
回北京后我以一种几乎是空前的热情买东西，在两天内累计网购了加湿器一个、烤箱一只、锡纸—包、口罩10个，黄油两瓶、韩国泡菜两罐、海带结5盒、进口面包干一包、爽肤水两瓶、藏蓝色毛衣一件，最后还淘了一件打对折的天蓝色羽绒服。在羽绒服获得一致好评、烤箱成功地做出了面包、布丁和烤鸡翅之后，我又再接再厉地买了一双靴子和一条围巾，而且打算這周去买一台单反相机，以便明年可以拍到苍山的太阳，或者爱琴海的海岸线。
而在浙江的那一周，我只在超市里买了一瓶九块九的飘柔护发素和一瓶玉兰油洗面奶，累计只花出去25块钱，裹着一件洗出了毛球的红色毛衣外套就过了一周。之所以一回到北京就变成购物狂，唯一的解释是。我一定是厌恶16808平方公里的北京，所以试图在家里的200平方米中。构筑—个任性的乌托邦。只要有申通圆通中通顺丰快递加上激动人心的秒杀，这个鸟托邦就不至贫乏。
忽然想到有一天在中山音乐堂听到的傅聪，10分钟之内，我就被他弹的斯卡拉蒂秒杀了，而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斯卡拉蒂是谁。在那两个小时里，傅聪没有说过—句话。他鞠躬，坐下，弹琴，又鞠躬，走了。人人都有自己的乌托邦，这真是一件让人欣慰的事情。白蛇的乌托邦在许仙的伞上，傅聪的乌托邦在肖邦和斯卡拉蒂的协奏曲上，我的在淘宝上。
撞“蛋”
我小的时候。并不十分喜欢过年，原因是农村里拜年太麻烦，而且没有什么好处。
通常，我叔家的孩子会先来我家拜年，他拎来的东西，我们不会打开吃，而是由我拎着送到我舅家去。然后，我姑家孩子拎来的东西，我再拎到我叔家去。这中间当然还会有一些礼轻礼重的掂量，但大致就是这流程。
我小的时候，我父母的年龄都还不长，辈分都还不高，来我家拜年的，显然没有我要去拜的多。所以，礼品的缺口就很大。拜年之前母亲就常常带着我先到姥姥家去一趟，给她送些年货钱。看她有没有新收的礼品，然后拎走。而我出去拜年的时候，多多少少总能得点压岁钱，回来就得上交。
所以，在这种物质守衡规则下。我打小就能体会银行和财务人员的痛苦：每天经手的钱千千万，但没有一分是自己的。只有一回，我们几家亲戚一起去给我姑奶拜年。十几里路，我拎着一摞点心盒子坐在一个大表哥的自行车车架上——他的自行车没有后座。我不停地请求他骑慢点。因为我的屁股颠得太疼了，所以我们落到了最后。路太长，我看没人注意，就慢慢地往嘴里塞那作为礼品的点心。到姑奶家时，我自己吃完了一盒。这是我童年最羞惭也最甜蜜的故事。
比过年拜年更让我不能忍受的是婚礼随礼。随礼还是一个雅词，我的家乡叫上账。那意思不言而喻，就是等着人家来还。相当于买债券。我在部队的时候，别人结婚，我随礼花了好几千(约当时一年多的工资)，可是等我退伍后结婚，没有一个人来贺喜。说实话，作为本分人，怎么可能不去算那些账呢。
到北京以后，我只每年春节前到一位算是忘年交的老先生那里一趟，给他送点干果、水果或者蔬菜，他留我喝茶，然后让我带两瓶酒之类的回去。我越来越习惯甚至喜欢上了这种农业时代以物易物的礼节。
不过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状况。L兄今年去一位朋友家串门的时候，买了一 箱48个鸡蛋，结果一进门，那朋友嚷了起来：咦，正说到你家送鸡蛋呢，我刚从老家带回来的真正的柴鸡蛋，走的时候一定要带上噢。
L兄回家，把鸡蛋往冰箱里放的时候，一数，还是48个。
怀特·张移民记
怀特·张以前叫张怀德，原来在一家医院的保卫科工作。他说在医院整天看到的不是病人就是死人，觉得晦气，上世纪80年代末，他辞职了，到菜市场上卖酱牛肉。他左一刀右一刀，10年间硬是砍出20余万元的积蓄。有时候碰上我，还会切一块带筋的牛肉给我下酒。那时候的万元户绝对是富翁，他买了一个砖头似的大哥大，卖肉的时候别在腰间，不卖肉的时候拿在手里把玩，成为市场上的一道风景。
后来，他发现倒卖市场紧缺的化工产品更赚钱，就成立了一家公司，开始在各地之间奔波。不久，他就遇上对方掺杂使假，半生积蓄被骗，于是紧急求助于我。这时候他已经不拿大哥大了，身边跟着两个年轻人，一个拿着大哥大，一个拿着皮包。他大咧咧地指着他们介绍说，这是我的马仔。
我决定跟他先去案发地调查一下对方的工商登记。驱车近千公里，到了当地宾馆以后，我先进大堂，等了半天不见张怀德进来，正准备出去找他，发现他在宾馆的玻璃幕墙外正手搭凉棚向里张望，身后跟着两个马仔。原来，宾馆是感应式的自动门，没有把手，他找不到门了。
吃饭时，我发现每次那两个马仔都端坐在席间，但是不吃菜不喝酒只喝茶水。我原以为这是张怀德立的什么规矩，后来才发现，当我们酒饱饭足准备结束的时候，剩下的饭菜他就分配给两个马仔承包消灭。
后来，官司我帮张怀德打胜了。从那以后没有和他再见过面。最近突然接到张怀德电话，说是回国了，10多年没见面，要来看看我。
张怀德来到了律师事务所，热情地把名片递给我。我一看不得了，他的名字已经改成了怀特·张，是一家外国企业的老总。我正疑惑间，他潇洒地挥挥手说，我已经加入澳籍了。我问他现在从事什么贸易，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刚移民过去还没有想好，先成立个公司再说。
中午，我请他吃饭。路上，一个金发女郎冲我们走过来，我知道老外要问路，由于大学时学的英语都还给了老师，所以嘴巴里已经准备好了“I’m sorry”。没想到怀特·张迎上前张嘴就问。你有什么事?那個外国女郎嘴里叽里咕噜说了一通，怀特·张仍然坚持用中文问，你要去哪儿?老外一看鸡同鸭讲，就耸耸肩走了。我问怀特·张，你为什么不跟她说英文?怀特·张理直气牡地反问，她在中国应当学中文，我为什么要跟她说英文?
酒过三巡，我问怀特·张，那个老外刚才问什么?怀特·两手一摊：我也不知道。我很奇怪，问他是怎么移民的。怀特·张笑了，说他是技术移民。我更加一头雾水，不知道以前看门、后来卖肉、再后来经商、不会说英语的他，有什么专业技术。怀特·张解释道，他学的护士，住唐人街，不需要讲英语。
怀特·张还告诉我，他这次回国是准备找个项目做生意，因为国内的钱好赚，以后养老再去那边。送走他以后，我深感怀特·张已经具备国际视野了。
我妈详详细细写给她：“一种很稀很稀的棉布，和床一样长一样宽，高度比两张床之间的距离多一些。”我妈用线量的尺寸，三根长线就是三个尺寸。
没画图吗?蚊帐有一面是要开门的，没画图怎么说得清?——我想象着我妈每晚从帐下钻过的狼狈。已经荣升姥姥的我妈，戴着老花镜在穿针走线改造购物袋，不看我，口气里有小小的得意：“当然说得清呢。姥姥可不是你，比你明白多了。”
就这样，那年新棉花下季的时候，姥姥纺线。织“很稀很稀的棉布”，裁剪，缝纫。总之，署假结束，我妈再上学的时候，行李里有她小小的自矜：她，也有蚊帐了。
30年后，我家三姐妹相继考上大学。到了我，一切因陋就简，能省就省。搪瓷脸盆是掉漆的，枕巾其实是毛巾，还有这一床姥姥的蚊帐。
我接受它，像五四文青娶指腹为婚的童养媳，打心眼儿里不想要。它小，和单人铁架床严丝合缝着，本来就狭小的床铺，这么密不透风一笼，我恰如被抢亲的祥林嫂，五花大绑在花轿里，轿门一开，人就倒出来。它孔眼大，是“只防大蚊不防细虻”的君子作风。最重要的是，它太旧了，土布已经灰得发黑。全寝室女生的蚊帐都其白如雪，只有我的，毫不客气地给社会主义抹黑。
有一次，一个外班女生来寝室逛，我听见她向人打探：“那是谁的床?看着好脏。”我很愤怒。却没法向人解释：它不是脏，它只是积了太多水洗不净的历史尘埃。
它很快就拉了大口子，大概是被我一屁股坐上去了。布质已朽，经不住我的吨位。我带回家给我妈过目：确实不堪用了，之后全无心肝地弃之。
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我抛掉了这世上最后一件沾有姥姥手泽的事物。她的爱与尊严，全在这一针一线里。
而我，长到很大，才知道我家其实一直很穷。但我从不曾感受过穷：该有的电器家具我家全有，是我爸做的。该有的四季衣物我也全有，是我妈做的。姐姐们穿剩了给我，不断短了又加长，我妈硬有本事把它处理成华美的绲边，像复古，像VINTAGE。我的大学同学记得我背过的牛仔书包，时髦得紧，也是我妈的手工。
现在我也做了母亲。不会任何针线活，我妈安慰我：“你会写文章。”我唯一的骄傲是：我与我的母亲、我的外婆一样，都是非常勤勉的女子，愿意勤扒苦做，只为了让这人生更丰盛富饶。
淘宝乌托邦
过年前我心惊胆战地查了一下自己的支付宝年度对账单。我—直认为马云开发这个业务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因为每个面对着那张EXCEL表格的人都会有一种痛改前非的决心。这种决心在年底那场深夜大扫除时显得更为深刻：人生所积累的，绝大部分是垃圾，偶尔发现—个珍宝，其实还是你早就忘记了的。比如说。这件胸前有—双红舞鞋的白色Tee到底是什么时候淘的呢?我买下它的时候一定是有一种想要永恒旋转的热隋的吧。
但我还是需要淘宝的慰藉。去年跟老公回了一次浙江老家，在杭州的时候，有人开车带我绕了一圈西湖。原来它是这样界限分明的阴阳两界，西湖新天地那一带经受得起任何一种物化的赞美，但对岸的杨公堤，连路灯都特意调暗了，黑漆漆的树林里穿过风声，就像白蛇也可以蜿蜒而过，远远看到闪着红光的雷峰塔，所有的传说都应当在这样的黑夜里成立，煞风景的只是我们这些与传说无法和弦的人，只有在亲来亲去的淘宝上，才能找到自我的存在。
回北京后我以一种几乎是空前的热情买东西，在两天内累计网购了加湿器一个、烤箱一只、锡纸—包、口罩10个，黄油两瓶、韩国泡菜两罐、海带结5盒、进口面包干一包、爽肤水两瓶、藏蓝色毛衣一件，最后还淘了一件打对折的天蓝色羽绒服。在羽绒服获得一致好评、烤箱成功地做出了面包、布丁和烤鸡翅之后，我又再接再厉地买了一双靴子和一条围巾，而且打算這周去买一台单反相机，以便明年可以拍到苍山的太阳，或者爱琴海的海岸线。
而在浙江的那一周，我只在超市里买了一瓶九块九的飘柔护发素和一瓶玉兰油洗面奶，累计只花出去25块钱，裹着一件洗出了毛球的红色毛衣外套就过了一周。之所以一回到北京就变成购物狂，唯一的解释是。我一定是厌恶16808平方公里的北京，所以试图在家里的200平方米中。构筑—个任性的乌托邦。只要有申通圆通中通顺丰快递加上激动人心的秒杀，这个鸟托邦就不至贫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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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蛋”
我小的时候。并不十分喜欢过年，原因是农村里拜年太麻烦，而且没有什么好处。
通常，我叔家的孩子会先来我家拜年，他拎来的东西，我们不会打开吃，而是由我拎着送到我舅家去。然后，我姑家孩子拎来的东西，我再拎到我叔家去。这中间当然还会有一些礼轻礼重的掂量，但大致就是这流程。
我小的时候，我父母的年龄都还不长，辈分都还不高，来我家拜年的，显然没有我要去拜的多。所以，礼品的缺口就很大。拜年之前母亲就常常带着我先到姥姥家去一趟，给她送些年货钱。看她有没有新收的礼品，然后拎走。而我出去拜年的时候，多多少少总能得点压岁钱，回来就得上交。
所以，在这种物质守衡规则下。我打小就能体会银行和财务人员的痛苦：每天经手的钱千千万，但没有一分是自己的。只有一回，我们几家亲戚一起去给我姑奶拜年。十几里路，我拎着一摞点心盒子坐在一个大表哥的自行车车架上——他的自行车没有后座。我不停地请求他骑慢点。因为我的屁股颠得太疼了，所以我们落到了最后。路太长，我看没人注意，就慢慢地往嘴里塞那作为礼品的点心。到姑奶家时，我自己吃完了一盒。这是我童年最羞惭也最甜蜜的故事。
比过年拜年更让我不能忍受的是婚礼随礼。随礼还是一个雅词，我的家乡叫上账。那意思不言而喻，就是等着人家来还。相当于买债券。我在部队的时候，别人结婚，我随礼花了好几千(约当时一年多的工资)，可是等我退伍后结婚，没有一个人来贺喜。说实话，作为本分人，怎么可能不去算那些账呢。
到北京以后，我只每年春节前到一位算是忘年交的老先生那里一趟，给他送点干果、水果或者蔬菜，他留我喝茶，然后让我带两瓶酒之类的回去。我越来越习惯甚至喜欢上了这种农业时代以物易物的礼节。
不过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状况。L兄今年去一位朋友家串门的时候，买了一 箱48个鸡蛋，结果一进门，那朋友嚷了起来：咦，正说到你家送鸡蛋呢，我刚从老家带回来的真正的柴鸡蛋，走的时候一定要带上噢。
L兄回家，把鸡蛋往冰箱里放的时候，一数，还是48个。
怀特·张移民记
怀特·张以前叫张怀德，原来在一家医院的保卫科工作。他说在医院整天看到的不是病人就是死人，觉得晦气，上世纪80年代末，他辞职了，到菜市场上卖酱牛肉。他左一刀右一刀，10年间硬是砍出20余万元的积蓄。有时候碰上我，还会切一块带筋的牛肉给我下酒。那时候的万元户绝对是富翁，他买了一个砖头似的大哥大，卖肉的时候别在腰间，不卖肉的时候拿在手里把玩，成为市场上的一道风景。
后来，他发现倒卖市场紧缺的化工产品更赚钱，就成立了一家公司，开始在各地之间奔波。不久，他就遇上对方掺杂使假，半生积蓄被骗，于是紧急求助于我。这时候他已经不拿大哥大了，身边跟着两个年轻人，一个拿着大哥大，一个拿着皮包。他大咧咧地指着他们介绍说，这是我的马仔。
我决定跟他先去案发地调查一下对方的工商登记。驱车近千公里，到了当地宾馆以后，我先进大堂，等了半天不见张怀德进来，正准备出去找他，发现他在宾馆的玻璃幕墙外正手搭凉棚向里张望，身后跟着两个马仔。原来，宾馆是感应式的自动门，没有把手，他找不到门了。
吃饭时，我发现每次那两个马仔都端坐在席间，但是不吃菜不喝酒只喝茶水。我原以为这是张怀德立的什么规矩，后来才发现，当我们酒饱饭足准备结束的时候，剩下的饭菜他就分配给两个马仔承包消灭。
后来，官司我帮张怀德打胜了。从那以后没有和他再见过面。最近突然接到张怀德电话，说是回国了，10多年没见面，要来看看我。
张怀德来到了律师事务所，热情地把名片递给我。我一看不得了，他的名字已经改成了怀特·张，是一家外国企业的老总。我正疑惑间，他潇洒地挥挥手说，我已经加入澳籍了。我问他现在从事什么贸易，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刚移民过去还没有想好，先成立个公司再说。
中午，我请他吃饭。路上，一个金发女郎冲我们走过来，我知道老外要问路，由于大学时学的英语都还给了老师，所以嘴巴里已经准备好了“I’m sorry”。没想到怀特·张迎上前张嘴就问。你有什么事?那個外国女郎嘴里叽里咕噜说了一通，怀特·张仍然坚持用中文问，你要去哪儿?老外一看鸡同鸭讲，就耸耸肩走了。我问怀特·张，你为什么不跟她说英文?怀特·张理直气牡地反问，她在中国应当学中文，我为什么要跟她说英文?
酒过三巡，我问怀特·张，那个老外刚才问什么?怀特·两手一摊：我也不知道。我很奇怪，问他是怎么移民的。怀特·张笑了，说他是技术移民。我更加一头雾水，不知道以前看门、后来卖肉、再后来经商、不会说英语的他，有什么专业技术。怀特·张解释道，他学的护士，住唐人街，不需要讲英语。
怀特·张还告诉我，他这次回国是准备找个项目做生意，因为国内的钱好赚，以后养老再去那边。送走他以后，我深感怀特·张已经具备国际视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