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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唐德刚在史学上的贡献还不能让严肃的历史学界普遍认可其为大师,但他独特的历史书写方式,却使得历史走出专业化的天地,贴近大众。
2009年10月26日,美国彼岸一位89岁老人的离世,却在远隔万里之外的中国大陆掀起些许波澜,他便是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
或许是因为口述史是一门年轻的学问,所以总有人对唐先生在历史学家中的地位表示怀疑。事实上,成为一位历史学者并不希奇,关键是成为一位能让人记住的历史学者。而唐德刚先生,就是一位能让人记住的历史学家,他对口述历史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笔者幸运地与唐德刚有一面之缘,种种记忆依然鲜活。
《胡适口述自传》与唐德刚
与口述历史结缘,对唐德刚来说是一个偶然,也是命运的恩赐。
唐德刚1920年出生于合肥乡下,1939年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大学毕业后,回到安徽在一所中学担任历史老师。1944年,出任安徽学院史地系讲师。1948年,他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
“我在美国刚读了一年书。老蒋就败退台湾,大陆改朝换代了。我们这拨留学生就回不去了。”回忆当年的情形,老人用一口浓重的安徽话自嘲地说:“我们这种人是‘三不要两不行’。‘三不要’就是大陆不要,台湾不要,美国也不要;‘两不行’,就是中文不行,英文也不行。”
为了谋生,唐德刚甚至在哥伦比亚大学改学了一年多的建筑。后来他一直自豪地说,儿子学建筑的启蒙工具还是他当年用的。
幸好,对历史的兴趣又将他召唤了回去,从而替我们后人留住了未来的一位历史学家。“我的工作是给洋教授做助教,但是那个活也不好干,有个历史系教授,是个美国人,讲课的时候说,诸葛亮是山东人,孔明是湖北人;我说,诸葛亮和孔明是一个人啊!他说,诸葛亮,姓诸,孔明,姓孔,怎么会是一个人啊!”
就在唐德刚进入哥大学习的那一年,后来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人——由新闻界转行的亚伦•芮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座现代的口述历史档案馆。早在十年前,在他的《历史入门》(The Gateway to History)这本书里,芮文斯就曾建议重振美国历史研究,进行“有系统地从还活着的美国风云人物口中和文件上,套取他们最近60年来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全部记录。” 芮文斯本人采访过各国难民,包括一些欧洲革命后流亡到美国的贵族。在他的努力下,哥伦比亚大学已成为口述历史的重要阵地。
“那时美国对战后很多国家都很有兴趣,政府和基金会都有这笔基金。” 而那时,因战败而流亡到美国的国民党要员有几百人,许多都是类似胡适、李宗仁、顾维钧这种在近代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美国方面对他们有浓厚的兴趣,这也成了唐德刚进入口述历史的历史契机。1957年,哥大的东亚研究所成立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唐德刚成为学部最早的研究员之一。
安徽老乡胡适,成为他的第一位口述史的对象。现在看来,唐德刚的口述史的起点非常高。20世纪50年代初是胡适一生的最低点,他被大陆批判,被台湾排挤,只好在纽约当寓公,除了买菜和打麻将以外,无事可做,就经常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看中文报纸。唐德刚正好是那里的管理员,而且两人都是安徽人,因此就这样认识了。唐德刚向笔者回忆:“当时胡适在美国虽然有大使退休金,但是在美国过得非常清苦,想出去教书赚钱也不好意思对别人开口,所以也相当有闲。”相比起来,当时同在美国的林语堂能拿版税,过得比胡适好得多。胡适生病也没有医疗保险,都不敢去看病,也不会开汽车,唐德刚经常替他做事。胡适年事已高,常常打电话给唐德刚,帮忙搬个东西什么的。身为安徽老乡的唐德刚发现,此时的胡适,不再是历史上的传奇人物,而就是身边一个和善的老者。
1957年冬初,唐德刚携带一台笨重的录音机,首次到胡适府上,写下了他“口述历史”系列的第一笔。这其中包含的艰苦劳动,是外人难以想像的。虽然有经费保证,但是唐德刚还有繁重的教学任务,因此整个项目都是在他的业余时间完成的。他要先编写采访大纲,然后在下课后自己开车,到采访对象家中录音,回来后再整理成文字,翻译成英语,做成打字稿。胡适严格的学术训练,也使唐德刚的口述保持了很高的学术水准。但最后的成果属于哥伦比亚大学的财产,他没有处分权,只能以“整理者”的身份署名而已。
国内很多人接触口述自传,是从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开始的。唐德刚将其英文口述译为中文后所作的注释评论,也被史学界视为不可不读的文字,甚至被认为具有更大的学术和史料价值。上世纪70年代,海外史学界曾如此盛赞此书:“先看德刚,后看胡适。”
几部绕不开的“口述史”巨作
1972年,唐德刚离开哥大,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他的口述历史工作也告一段落。但是他已经做完胡适、李宗仁、顾维钧等几人的口述整理工作,多年后,《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作品陆续出版,迅速为唐德刚赢得盛名。1979年,近60万字的《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稿本由李宗仁长子李幼邻带回大陆,广西政协最初编印发行高达60万册,其后又一版再版。
在一些人眼中,唐德刚并不是位严肃正统的历史学家,他的历史像散文、像小说,有时甚至夹杂着太多的主观色彩。但是,他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都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学者绕不开的著作,也被历史学家杨天石称为“不朽的成就”。
最近几年,“口述历史”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而唐德刚的几部作品则毫无争议地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口述历史”的热潮,早已经超出了学术的领域,进而成为各类媒体的宠儿, 但也因此出现了很多良莠不齐的产品。
“口述史并不是对方说什么我就记什么,还要查大量的资料来校正他们。”唐德刚这样告诉笔者。这句简单的一句话的背后,却是大量具体而艰辛的工作。“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
在为李宗仁做回忆录时,军人出身的李宗仁“文学、历史完全不懂”,之前的信函电文完全由秘书完成,“我和李宗仁谈,他讲不了英文,而且他有时信口乱讲,要是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老人家坦率地说。所以,他倾尽大量心力查阅资料,在最终形成的回忆录中,其本人口述仅仅占到可怜的15%,其他85%是唐德刚从相关的历史文献中一点点考证修订而成的。
顾维钧是贯穿整个民国时期外交史的关键人物,也是公认的记忆力超强的人物。有一次,顾维钧把“金佛郎案”当中一段故事张冠李戴了,唐德刚指出了他的错误,但顾维钧不服气,还坚称“事如昨日”。最后唐德刚不得不找出顾当年自己签署的文件来,才驳倒了顾维钧。据唐德刚披露,为了撰写这部回忆录,他不仅到图书馆查阅当时的报刊,还查遍了顾维钧自己保存的37箱资料。一部扎实可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口述史,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
国民党那时流亡国外的有几百人,他们都想做自己的口述历史,包括宋子文。“宋子文和顾维钧是桥牌伙伴,他告诉顾维钧也想加入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史,说想找T.K.Tong(唐德刚的英文名字)。顾先生跟我提这件事,但是我没办法,在哥伦比亚我不是唯一主持政策的人。”没有为宋子文做口述,是唐德刚后来一直引以为憾的一件事。
熟悉唐德刚的人都知道他是位性情中人,体现在文字上,是亦庄亦谐,雅俗共赏的独特气质,这也体现在他的非口述类历史的其他作品上面,比如《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他的历史著作常常上天下地,但起承转合又非常自然巧妙,毫无牵强附会之感。从小打下的古典教育使得他在文言与白话之间出入自如,又没有教科书式的正经和刻板,插科打诨,谈笑戏谑,大大拉近了历史和芸芸众生的距离,这种风格鲜明的历史作品,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称之为“唐派史学”。唐先生去世了,“唐派史学”因此也成为绝响。
当“口述史”越来越炙手可热的时候,唐德刚却孤独地生活在大洋彼岸,渐渐淡出,直到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他和他笔下的那些历史人物一起,成为我们今天追忆的一部分。为别人作了一辈子口述历史的唐德刚,其实最需要的是有人为他作一部口述史。 ■
1958年唐德刚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与老师胡适作“口述历史”时在楼前的合影
“历史山峡”说
1991年唐德刚在纽约创立的“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认为,在史学上,唐德刚有两方面的重要贡献:一是口述史,二是关于中国近代演变的“历史三峡”说。他在1990年代成形“历史三峡”说,认为中国全部文明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中间经过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从战国时期到秦帝国,大概经过三百年,核心转变见于三个基本制度的变化:一、政治上废封建,立郡县;二、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三、学术思想上由百家争鸣转为独崇儒术。转型完成即创建了农业大帝国的定型。近代的大动乱是从中华帝国到现代国家的第二次转型。新的中华文明定型也必然有文化-社会-政治体制的三方面的转型:一、政治上化君权为民权,二、经济上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三、学术思想上化控制思想为开放思想。他并且从此演绎出一个综合的文化概念:第一次转型是造成“行同伦 ”的社会,第二次转型则是行为不再同伦 ,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多元化的社会。在帝国文化时期,国家大于社会,在未来的新文化中,将是社会大于国家。
唐德刚著作出版情况
唐德刚的中文著作有《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梅兰芳传稿》、《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李宗仁回忆录》、《袁氏当国》等。
英文著作有《第三种美国人》、《美国民权运动》、《中美百年史》、《中美外交史》等。此外他还发表过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及大量的散文题跋和诗词。他的散文可读性颇高,旅美学人夏志清教授在《胡适杂忆》序中说,唐德刚先生“应公认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
2009年10月26日,美国彼岸一位89岁老人的离世,却在远隔万里之外的中国大陆掀起些许波澜,他便是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
或许是因为口述史是一门年轻的学问,所以总有人对唐先生在历史学家中的地位表示怀疑。事实上,成为一位历史学者并不希奇,关键是成为一位能让人记住的历史学者。而唐德刚先生,就是一位能让人记住的历史学家,他对口述历史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笔者幸运地与唐德刚有一面之缘,种种记忆依然鲜活。
《胡适口述自传》与唐德刚
与口述历史结缘,对唐德刚来说是一个偶然,也是命运的恩赐。
唐德刚1920年出生于合肥乡下,1939年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大学毕业后,回到安徽在一所中学担任历史老师。1944年,出任安徽学院史地系讲师。1948年,他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
“我在美国刚读了一年书。老蒋就败退台湾,大陆改朝换代了。我们这拨留学生就回不去了。”回忆当年的情形,老人用一口浓重的安徽话自嘲地说:“我们这种人是‘三不要两不行’。‘三不要’就是大陆不要,台湾不要,美国也不要;‘两不行’,就是中文不行,英文也不行。”
为了谋生,唐德刚甚至在哥伦比亚大学改学了一年多的建筑。后来他一直自豪地说,儿子学建筑的启蒙工具还是他当年用的。
幸好,对历史的兴趣又将他召唤了回去,从而替我们后人留住了未来的一位历史学家。“我的工作是给洋教授做助教,但是那个活也不好干,有个历史系教授,是个美国人,讲课的时候说,诸葛亮是山东人,孔明是湖北人;我说,诸葛亮和孔明是一个人啊!他说,诸葛亮,姓诸,孔明,姓孔,怎么会是一个人啊!”
就在唐德刚进入哥大学习的那一年,后来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人——由新闻界转行的亚伦•芮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座现代的口述历史档案馆。早在十年前,在他的《历史入门》(The Gateway to History)这本书里,芮文斯就曾建议重振美国历史研究,进行“有系统地从还活着的美国风云人物口中和文件上,套取他们最近60年来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全部记录。” 芮文斯本人采访过各国难民,包括一些欧洲革命后流亡到美国的贵族。在他的努力下,哥伦比亚大学已成为口述历史的重要阵地。
“那时美国对战后很多国家都很有兴趣,政府和基金会都有这笔基金。” 而那时,因战败而流亡到美国的国民党要员有几百人,许多都是类似胡适、李宗仁、顾维钧这种在近代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美国方面对他们有浓厚的兴趣,这也成了唐德刚进入口述历史的历史契机。1957年,哥大的东亚研究所成立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唐德刚成为学部最早的研究员之一。
安徽老乡胡适,成为他的第一位口述史的对象。现在看来,唐德刚的口述史的起点非常高。20世纪50年代初是胡适一生的最低点,他被大陆批判,被台湾排挤,只好在纽约当寓公,除了买菜和打麻将以外,无事可做,就经常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看中文报纸。唐德刚正好是那里的管理员,而且两人都是安徽人,因此就这样认识了。唐德刚向笔者回忆:“当时胡适在美国虽然有大使退休金,但是在美国过得非常清苦,想出去教书赚钱也不好意思对别人开口,所以也相当有闲。”相比起来,当时同在美国的林语堂能拿版税,过得比胡适好得多。胡适生病也没有医疗保险,都不敢去看病,也不会开汽车,唐德刚经常替他做事。胡适年事已高,常常打电话给唐德刚,帮忙搬个东西什么的。身为安徽老乡的唐德刚发现,此时的胡适,不再是历史上的传奇人物,而就是身边一个和善的老者。
1957年冬初,唐德刚携带一台笨重的录音机,首次到胡适府上,写下了他“口述历史”系列的第一笔。这其中包含的艰苦劳动,是外人难以想像的。虽然有经费保证,但是唐德刚还有繁重的教学任务,因此整个项目都是在他的业余时间完成的。他要先编写采访大纲,然后在下课后自己开车,到采访对象家中录音,回来后再整理成文字,翻译成英语,做成打字稿。胡适严格的学术训练,也使唐德刚的口述保持了很高的学术水准。但最后的成果属于哥伦比亚大学的财产,他没有处分权,只能以“整理者”的身份署名而已。
国内很多人接触口述自传,是从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开始的。唐德刚将其英文口述译为中文后所作的注释评论,也被史学界视为不可不读的文字,甚至被认为具有更大的学术和史料价值。上世纪70年代,海外史学界曾如此盛赞此书:“先看德刚,后看胡适。”
几部绕不开的“口述史”巨作
1972年,唐德刚离开哥大,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他的口述历史工作也告一段落。但是他已经做完胡适、李宗仁、顾维钧等几人的口述整理工作,多年后,《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作品陆续出版,迅速为唐德刚赢得盛名。1979年,近60万字的《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稿本由李宗仁长子李幼邻带回大陆,广西政协最初编印发行高达60万册,其后又一版再版。
在一些人眼中,唐德刚并不是位严肃正统的历史学家,他的历史像散文、像小说,有时甚至夹杂着太多的主观色彩。但是,他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都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学者绕不开的著作,也被历史学家杨天石称为“不朽的成就”。
最近几年,“口述历史”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而唐德刚的几部作品则毫无争议地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口述历史”的热潮,早已经超出了学术的领域,进而成为各类媒体的宠儿, 但也因此出现了很多良莠不齐的产品。
“口述史并不是对方说什么我就记什么,还要查大量的资料来校正他们。”唐德刚这样告诉笔者。这句简单的一句话的背后,却是大量具体而艰辛的工作。“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
在为李宗仁做回忆录时,军人出身的李宗仁“文学、历史完全不懂”,之前的信函电文完全由秘书完成,“我和李宗仁谈,他讲不了英文,而且他有时信口乱讲,要是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老人家坦率地说。所以,他倾尽大量心力查阅资料,在最终形成的回忆录中,其本人口述仅仅占到可怜的15%,其他85%是唐德刚从相关的历史文献中一点点考证修订而成的。
顾维钧是贯穿整个民国时期外交史的关键人物,也是公认的记忆力超强的人物。有一次,顾维钧把“金佛郎案”当中一段故事张冠李戴了,唐德刚指出了他的错误,但顾维钧不服气,还坚称“事如昨日”。最后唐德刚不得不找出顾当年自己签署的文件来,才驳倒了顾维钧。据唐德刚披露,为了撰写这部回忆录,他不仅到图书馆查阅当时的报刊,还查遍了顾维钧自己保存的37箱资料。一部扎实可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口述史,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
国民党那时流亡国外的有几百人,他们都想做自己的口述历史,包括宋子文。“宋子文和顾维钧是桥牌伙伴,他告诉顾维钧也想加入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史,说想找T.K.Tong(唐德刚的英文名字)。顾先生跟我提这件事,但是我没办法,在哥伦比亚我不是唯一主持政策的人。”没有为宋子文做口述,是唐德刚后来一直引以为憾的一件事。
熟悉唐德刚的人都知道他是位性情中人,体现在文字上,是亦庄亦谐,雅俗共赏的独特气质,这也体现在他的非口述类历史的其他作品上面,比如《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他的历史著作常常上天下地,但起承转合又非常自然巧妙,毫无牵强附会之感。从小打下的古典教育使得他在文言与白话之间出入自如,又没有教科书式的正经和刻板,插科打诨,谈笑戏谑,大大拉近了历史和芸芸众生的距离,这种风格鲜明的历史作品,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称之为“唐派史学”。唐先生去世了,“唐派史学”因此也成为绝响。
当“口述史”越来越炙手可热的时候,唐德刚却孤独地生活在大洋彼岸,渐渐淡出,直到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他和他笔下的那些历史人物一起,成为我们今天追忆的一部分。为别人作了一辈子口述历史的唐德刚,其实最需要的是有人为他作一部口述史。 ■
1958年唐德刚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与老师胡适作“口述历史”时在楼前的合影
“历史山峡”说
1991年唐德刚在纽约创立的“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认为,在史学上,唐德刚有两方面的重要贡献:一是口述史,二是关于中国近代演变的“历史三峡”说。他在1990年代成形“历史三峡”说,认为中国全部文明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中间经过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从战国时期到秦帝国,大概经过三百年,核心转变见于三个基本制度的变化:一、政治上废封建,立郡县;二、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三、学术思想上由百家争鸣转为独崇儒术。转型完成即创建了农业大帝国的定型。近代的大动乱是从中华帝国到现代国家的第二次转型。新的中华文明定型也必然有文化-社会-政治体制的三方面的转型:一、政治上化君权为民权,二、经济上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三、学术思想上化控制思想为开放思想。他并且从此演绎出一个综合的文化概念:第一次转型是造成“行同伦 ”的社会,第二次转型则是行为不再同伦 ,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多元化的社会。在帝国文化时期,国家大于社会,在未来的新文化中,将是社会大于国家。
唐德刚著作出版情况
唐德刚的中文著作有《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梅兰芳传稿》、《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李宗仁回忆录》、《袁氏当国》等。
英文著作有《第三种美国人》、《美国民权运动》、《中美百年史》、《中美外交史》等。此外他还发表过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及大量的散文题跋和诗词。他的散文可读性颇高,旅美学人夏志清教授在《胡适杂忆》序中说,唐德刚先生“应公认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