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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外出时，他又忘了带打火机。或者带了火机，烟又落车上，等于还是没烟抽。
还老忘路，太原城不大，开出家门不远又记不住了，妻子数落了他几句。他并不在乎这些细节，“生活也无情趣”，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思考当中。
山西作家许大雷更愿意说，“思想和生活是两种分工。前者说事，后者做事。”他属于前者，总得有一些人去专注于思考吧，妻子也不与他争，因为最后他必定赢。
他精力充沛，也很能讲故事，就跟他写小说一样，讲起故事来密集轰炸，主题也极为宏大。《夏》是他的首部长篇，近90万字，这只是“三部曲”的第一部。
他说：“我是一个在思想中活着的人。”
“定会是一个长篇巨制。”开始写的时候，许大雷就这么想了，并确定华夏根祖文化的主题。过了天命之年，他前半生的所有能量近乎爆炸。最后，都呈现在小说《夏》及之后的长篇里。
“夏”这个标题有“华夏”之意，加上根祖文化，乍看是写尧舜禹的。但许大雷写的是发生在当代的河东地区（晋南），讲的是作家裴黄、官员郭笑、富商马卫东这三个哥们之间的争斗，“思考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49个章节的故事，三个主角外还有上百号人物。
他自己最喜欢马卫东，纯虚构的人。裴黄呢，原型就是他自己许大雷。
“你直接写我的名字不就得了。”山西省信访局副局长梁雨润说，他是郭笑的原型。
许大雷说，“这是小说，得换个名字。”书中的郭和现实的梁相似度极高，少年时给县委书记当通讯员，后做过纪检委官员，也获得过央视“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擅长解决老百姓的上访问题，都被称为“青天”，也被拍成过影视剧，郭达演过梁雨润。
“演的不像，一看郭达就想笑。”许大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又如书中的高官齐光涛，原型就是许大雷曾在山西大学中文系的同学，现山西省某领导。又或小说中提到过的《华夏之根》一书，这本书确实存在，作者申维辰，曾推出过《乔家大院》，官至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做过山西省委宣传部长、太原市委书记，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第23个被调查的省部级官员。
但这不是个反腐小说。“裴黄、郭笑、马卫东都是正面人物，这不是通常所谓的对手戏，我写的是人生。”许大雷说，除了主角其他并不能对号入座。
“《夏》是一部很大的书，是部社会小说、世情小说、人文小说。”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说。评论家阎晶明、白烨等也说，这是一部从体量、结构到雄心都极为庞大的小说。
许大雷。摄影/陈涛 图片编辑/董洁旭
许大雷就是河东人，那里是尧舜禹的故乡，他希望《夏》“书写活着的先祖”。经过了多年的知识积累和思考，最终选择了小说的表达，“小说只是个工具，我不是为了当个大作家，我想讲清楚的是中国人的终极价值观”。
在动笔之前，他甚至和两个朋友一起讨论过两年。一个是书中于洁的原型，自称“闲人”，但游走于高官和文人之间，擅长出点子;另一个是大学教授，擅长解决中西文化理论。而许大雷长于创作，之前他已经写过不少中短篇小说，也做过记者编辑，写过百万字的报告文学，当过《山西青年》杂志主编。
书中的一个女主角于洁被他当作“影子人物”来写，每一章节有她的心灵日记，成为复调小说的线索贯穿始终，并且在最后搅动了整本书的高潮，即日记被曝光，大量的官商被查。
许大雷住在太原市中心的晋府公寓。他说，“这里有很多官员”，一如这公寓的名字。
小说主人公裴黄是魏州人。古魏州就是现在的芮城县，许大雷的生长地。1958年出生的他，对饥荒难以忘怀。在“反右”运动中，父亲被打成右派，在太原郊区劳改。几个月大，许大雷被送回老家芮城的一个村庄，爷爷奶奶抚养。
《夏》的开头写到村里人在黄河滩上捞煤，全部都是光着身子和屁股，都是“黑人”。
“夏天涨过水后，我们那时去踩泥，煤就跟鸡蛋似的踩上来。然后拿个小筐装煤。”许大雷说，他捞过五年煤，那煤特别好烧。
也跟书里的裴黄一样，许大雷的奶奶是地主，爷爷是反革命，父亲是右派，还有个舅舅是县里一个派系的被打倒的头目。在自然灾害的岁月，地主奶奶人缘好，幼年许大雷靠吃全村妇女的奶活了过来。“两口就没了，没饭哪儿来的奶。”
和“老大哥”苏联翻脸，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还债。大跃进时还有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后来大家只能煮树皮。最后完全没吃的，只能漫山遍野找食。
书中也写到爷爷带着村里人打狼的故事，也是许大雷记忆中的事。狼没吃的了，来村里吃人。但人类却反而把饿成皮包骨的狼给打死，扔大铁锅里煮。胆大的狼跑进院子，和人抢狼肉，并再次成为猎物。全村的墙上都挂着狼皮。
“文明是一种富贵的东西，看你怎么讲了。”许大雷回忆说，“你说那是兽性也行。”
也和书中裴黄一样，许大雷的学习成绩很好，“从小到大就不知道第二是啥意思”。
他说河东人喜欢语文，不识字的农民也能背诵唐诗宋词。王勃、王维、柳宗元、白居易、司马光都是河东人。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芮城县被《人民日报》报道过升学率全国第一。县里文科第一名是许大雷，运城地区的第一名也是他。
他当了一年高中英语老师，还有两年工厂文书，只复习了两个月，就去参加高考。“十年才恢复高考，当时复习，芮城中学有一万人。”许大雷说。而当时他和上一级的一个女生复习，也被传出“搞对象”，书中那个女孩叫段建萍。“一个院子，一个炕上，两个月没脱过衣服，就根本没洗衣服，也没有男女的概念。后来传开了，我也完全不懂。” “考不上的话，你明年还和我复习吗？”女孩问。
“复习就复习呗，我可以不去读。”许说。但最后两人都考上了山西大学。
“所谓搞对象，就是精神上的。”许大雷回忆说，这个对象在大学时没搞成，人家嫌弃他“啥都不懂，不成熟。”的确不懂，在工厂时，有大人介绍对象，他吓得一个星期不敢去。
当年78级的学生，许多已成为山西各个领域的领军人。那一届，山西大学中文系，分配去省委省政府的就有80多人，如今厅长就得有三四十人。
许大雷没有分到政府机关，他不是党员。
他注定是个写东西的人。工厂写过材料，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省检察院也写材料，给检察长写发言稿。
但领导老改稿，许大雷认为材料也是作品，“你不能改，照着念不就行了”。
他说，“我要去文化单位，我就见不得没文化的。”非走不可。干了不到三年，最后领导开着车直接把他送到了省文化厅。
许大雷回忆得绘声绘色。妻子端来一盘切好的西瓜，他不吃，而是一直讲着话。领导当时说，“这小孩儿要搞文化，给你们了。”许大雷也觉得文化厅的人有气质，还留着胡子，很有派头。
待了三四天，许大雷才知道，留着胡子的是唱戏的，是剧团。他又想走人，但刚去不好意思，得找机会溜。他去地方文化站、图书馆出过几次差以逃避，其实他并不喜欢玩，至今也不喜欢旅游。
出差时，他“被结婚”了。就像小说中的裴黄一样，他本人有过几任妻子，且具有传奇性。但许大雷并不喜欢写爱情，《夏》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个男人戏。即使后来也有过轰轰烈烈，他懂，但只是不喜欢写。“我觉得爱情是一种精神病。”他说。
《夏》的上部，女主角小桃突然消失，下部时又突然冒出来了，并出现了全书唯一的男女亲密之事。许大雷稍微缓了口气解释说，因为2012年写的时候，他十多岁的女儿也一边看着，他就不写小桃了。
女儿还有个异母哥哥，就是许大雷和第一任妻子所生。刚分配到检察院时，一个老干部就来挑女婿。“选中了我，我和那姑娘才见过三次面。”在下乡出差时，老干部直接把两个年轻人的结婚证给办了，“薄一波的老部下，他什么不能办？办了就办了，当时还觉得能娶到老红军的闺女还是很牛×的。”许回忆。
后来才发现“没文化”，完全是内心的冲突，并无生活的矛盾，对方还挺会关心人的。只有离了。许大雷的精神世界开始走向热情，他大学同学有在《山西日报》工作，跟他约了十多篇小文章，然后他就找借口从文化厅调到了《山西青年》杂志当记者。
刚做记者，他很快就爆红了，后来才明白写批评报道容易成名。
1986年，红人许大雷在山西有过280场演讲，讲的都是大问题，国家体制、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是不是很丑陋之类。
在之后的演讲，去的是机关或企业，千来人的场面。“都不是热情高潮能形容的，只能是顶礼崇拜。”
他甚至讲了三十多场琼瑶小说，因为琼瑶当时太火了，所有人都在看她的小说。“我不喜欢爱情小说，她的书我一个字都没看。”但是人家要求讲琼瑶，许大雷不谈小说内容，谈“琼瑶小说和当代青年的关系”。
1986年被他称为“中国人最爱讲话的一年”。次年，演讲又淡了下来。
在狂热岁月，许大雷其实写过一个长篇小说，50万字，叫《流浪的太阳河》，一边讲演，一边抽时间写。“但是，我给烧了。”他回忆起来，并无惋惜。在单位，满院子纸屑狂飞，手稿烧了一个小时。
一讲起故事，许大雷就收不住，当天聊到凌晨三点。第二天，七点钟醒，去太谷县参加“孟母文化节”。路上，许妻问，“是不是这条路啊，你都去过几次了干吗不记路！”许妻开车，有点生气，她没去过那地方。别克车，小说中裴黄的座驾也是别克。
许大雷能记住过往的经历细节，但就是不记日常生活所需。
“你看我的精力就很好。”许大雷说，“我女儿是不是跟书中的裴青一样，年龄小就能谈很多大问题，是个天才。”不知道是不是遗传了父亲的文学修养，女儿喜欢读欧洲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也很能聊天，从中国第六代导演到中国摇滚，从崔健到汪峰，或者聊社会和体制。
许大雷做过很多企业的顾问，也擅长策划活动，甚至是山西最早一批的专业策划人。“我喜欢文化，政治我都是从文化层面看的，但不关心官场。”许大雷说。小说《夏》中的裴黄是个文人，有几分清高和孤傲，也和官员有亲密接触。
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底初，许大雷在北京待过四年。原因很简单，他第二任妻子是北大的。1988年他到北京参加报告文学比赛，要改稿子，同事介绍北大一才女给他抄稿子。事实上，这个女孩就是《夏》中萧南的原型。小说中另一个女主角于洁常在“心灵日记”中提到的萧南，在许大雷曾经的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存在。
“其实我一直是一个吃饭不招呼人，不做表面礼貌的一个人。”许大雷抽着烟回忆说，但是因为一个小细节，“萧南”只能选择“裴黄”。
当时在北京坐公交车，人多，得想办法抢位置。女孩挤不上，一只脚已踏上车，另一只脚还在车门外。车门突然要关了，而她的身躯很快就要被夹住。许大雷还在车门外，冲了过来，在一刹那间伸出双臂把两扇车门撑住。
他说自己并不喜欢写大的事情，主题巨大与小事情并不矛盾。“小事体现出来的人性，价值线更长，很多东西靠文明是说不出清楚的。”比如小说另一个贯穿线索，即筹拍电视剧《大河东》，许大雷认为只有电视剧能把各个层面的人全部拧在一块。剧本是裴黄写，电视剧的主角原型是郭笑“郭青天”，投资当然是首富马卫东，如此串起了主角，而且其他角色如于洁、小桃，甚至包括民间的角色都能串，老百姓也能当群演。这戏中戏，甚至解决了整部小说的河东文化主题。
许大雷又讲回和前妻的细节问题。“她说我才是那种真正的关心人。”许回忆，后来他留在了北京，算是陪读，也认识了北大一些知识分子，比如季羡林、金观涛等人，约了稿子，直接寄回太原，工资寄来北京。 “北大人都是以为自己不得了，那个时候谈的都是国家命运，政治问题谈的比较多，有的人从体制，有的人从观念，我不太关心体制，我是观念派。”许大雷说。
那时，他背着个书包在北大校园听各种讲座，也像个学生。
他和“萧南”本可以留在北京，比如去当时的《中华英才》杂志，这是邓小平提名的以官员、企业家为主的人物报道杂志。
“一切都挺好的，我只是更喜欢知识分子。我认为真正的主流中国文人是韩非子、孟子、谭嗣同这样的，有济世情怀的。中国的作家有几个能看清楚？”
留在北京，还有个问题是房子不好解决，他此前一直在北大的学生宿舍东住西串。他们回到了太原结婚，被圈内看作是“爱情佳话”。
当然，太原还有一对更为人知的李锐、蒋韵夫妇，以及后来的畅销书作家女儿笛安。在刚刚公布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参选书目中，山西省有李锐的《张马丁的第八天》，笛安的《南方有令秧》，另外一部就是许大雷的长篇《夏》。
但是许大雷那段“佳话”过了几年熄灭。后来作协领导开会时，还会打趣，“你看我们的才子才女，竟然因为文学离婚。”
当时外界对两人的“歌颂”，让两人有了竞争。“比着比着就火大了，有时候她抽着烟，就像现在我跟你一样，正儿八经地说，我觉得你的小说有个问题。”许大雷说，他又撕开一包长白山香烟，他说自己在思考和谈问题时抽烟比较多。
在90年代末，许大雷也开始挣了一些钱，因为第三任老婆不工作而且开销极大。“我还写过一本成功学的书，当时挣了五万。”许大雷介绍说。
其实他并不知道成功学是啥，但书商找来了。“买了一屋子的成功学的书作参考。这也不叫世俗，因为我一直是和世俗对抗的，但我能迅速进入角色去负责这个事情，一个月写了37万字。”许大雷说。
第三任妻子是一个在日本读服装专业的女孩，两人最终也离婚了。高瘦、白净，第一次见面，她穿着纯白色的绸缎裙子。
许大雷那个时候并不喜欢时尚，他说自己喜欢遥远的、深刻的东西，根本不喜欢城市。“但是她讲的服装像是有着生命，很有意思。”他说。
“全世界，我最感激的就是你，但最恨的也是你，你太有思想了。”她后来说。但这一任并未出现在小说中，因为他觉得不虚构都会是一个名著的题材，传奇性和故事丰富，后现代性堪比聚斯金德的《香水》。
“我突然想起了思想暴力这个词。思想是光芒，但是能把人烤死。”许大雷打比方，思想是光照，大灯一直开着，你站在底下连续几天几夜，神经定会崩溃。这又让他突然想到了思想的缺陷。
他承认自己不懂生活，女儿说起父亲，“讲的话是人的道理，但从你的眼中看不到人的情绪，没有喜怒哀乐。”
“人吧，纯粹是思想的话，你就不是人了。”许大雷说。第二天晚上采访时，家里突然停水。现在的妻子是第四任了，她在看电视剧。她过来了几趟，“你不吃饭，人家还要吃，都十点了，下去馆子吧。”
“世俗的东西我懂，我只是不愿意做世俗的人。后来我想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老子也是这样的。我想，我适合当导师。”许大雷说，“我是一个成功的父亲，但不是一个好丈夫，丈夫必须是世俗的。”
最后， 凌晨两点，许大雷吃了一包方便面。
还老忘路，太原城不大，开出家门不远又记不住了，妻子数落了他几句。他并不在乎这些细节，“生活也无情趣”，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思考当中。
山西作家许大雷更愿意说，“思想和生活是两种分工。前者说事，后者做事。”他属于前者，总得有一些人去专注于思考吧，妻子也不与他争，因为最后他必定赢。
他精力充沛，也很能讲故事，就跟他写小说一样，讲起故事来密集轰炸，主题也极为宏大。《夏》是他的首部长篇，近90万字，这只是“三部曲”的第一部。
他说：“我是一个在思想中活着的人。”
雄心
“定会是一个长篇巨制。”开始写的时候，许大雷就这么想了，并确定华夏根祖文化的主题。过了天命之年，他前半生的所有能量近乎爆炸。最后，都呈现在小说《夏》及之后的长篇里。
“夏”这个标题有“华夏”之意，加上根祖文化，乍看是写尧舜禹的。但许大雷写的是发生在当代的河东地区（晋南），讲的是作家裴黄、官员郭笑、富商马卫东这三个哥们之间的争斗，“思考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49个章节的故事，三个主角外还有上百号人物。
他自己最喜欢马卫东，纯虚构的人。裴黄呢，原型就是他自己许大雷。
“你直接写我的名字不就得了。”山西省信访局副局长梁雨润说，他是郭笑的原型。
许大雷说，“这是小说，得换个名字。”书中的郭和现实的梁相似度极高，少年时给县委书记当通讯员，后做过纪检委官员，也获得过央视“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擅长解决老百姓的上访问题，都被称为“青天”，也被拍成过影视剧，郭达演过梁雨润。
“演的不像，一看郭达就想笑。”许大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又如书中的高官齐光涛，原型就是许大雷曾在山西大学中文系的同学，现山西省某领导。又或小说中提到过的《华夏之根》一书，这本书确实存在，作者申维辰，曾推出过《乔家大院》，官至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做过山西省委宣传部长、太原市委书记，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第23个被调查的省部级官员。
但这不是个反腐小说。“裴黄、郭笑、马卫东都是正面人物，这不是通常所谓的对手戏，我写的是人生。”许大雷说，除了主角其他并不能对号入座。
“《夏》是一部很大的书，是部社会小说、世情小说、人文小说。”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说。评论家阎晶明、白烨等也说，这是一部从体量、结构到雄心都极为庞大的小说。
许大雷就是河东人，那里是尧舜禹的故乡，他希望《夏》“书写活着的先祖”。经过了多年的知识积累和思考，最终选择了小说的表达，“小说只是个工具，我不是为了当个大作家，我想讲清楚的是中国人的终极价值观”。
在动笔之前，他甚至和两个朋友一起讨论过两年。一个是书中于洁的原型，自称“闲人”，但游走于高官和文人之间，擅长出点子;另一个是大学教授，擅长解决中西文化理论。而许大雷长于创作，之前他已经写过不少中短篇小说，也做过记者编辑，写过百万字的报告文学，当过《山西青年》杂志主编。
书中的一个女主角于洁被他当作“影子人物”来写，每一章节有她的心灵日记，成为复调小说的线索贯穿始终，并且在最后搅动了整本书的高潮，即日记被曝光，大量的官商被查。
饥饿
许大雷住在太原市中心的晋府公寓。他说，“这里有很多官员”，一如这公寓的名字。
小说主人公裴黄是魏州人。古魏州就是现在的芮城县，许大雷的生长地。1958年出生的他，对饥荒难以忘怀。在“反右”运动中，父亲被打成右派，在太原郊区劳改。几个月大，许大雷被送回老家芮城的一个村庄，爷爷奶奶抚养。
《夏》的开头写到村里人在黄河滩上捞煤，全部都是光着身子和屁股，都是“黑人”。
“夏天涨过水后，我们那时去踩泥，煤就跟鸡蛋似的踩上来。然后拿个小筐装煤。”许大雷说，他捞过五年煤，那煤特别好烧。
也跟书里的裴黄一样，许大雷的奶奶是地主，爷爷是反革命，父亲是右派，还有个舅舅是县里一个派系的被打倒的头目。在自然灾害的岁月，地主奶奶人缘好，幼年许大雷靠吃全村妇女的奶活了过来。“两口就没了，没饭哪儿来的奶。”
和“老大哥”苏联翻脸，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还债。大跃进时还有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后来大家只能煮树皮。最后完全没吃的，只能漫山遍野找食。
书中也写到爷爷带着村里人打狼的故事，也是许大雷记忆中的事。狼没吃的了，来村里吃人。但人类却反而把饿成皮包骨的狼给打死，扔大铁锅里煮。胆大的狼跑进院子，和人抢狼肉，并再次成为猎物。全村的墙上都挂着狼皮。
“文明是一种富贵的东西，看你怎么讲了。”许大雷回忆说，“你说那是兽性也行。”
也和书中裴黄一样，许大雷的学习成绩很好，“从小到大就不知道第二是啥意思”。
他说河东人喜欢语文，不识字的农民也能背诵唐诗宋词。王勃、王维、柳宗元、白居易、司马光都是河东人。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芮城县被《人民日报》报道过升学率全国第一。县里文科第一名是许大雷，运城地区的第一名也是他。
他当了一年高中英语老师，还有两年工厂文书，只复习了两个月，就去参加高考。“十年才恢复高考，当时复习，芮城中学有一万人。”许大雷说。而当时他和上一级的一个女生复习，也被传出“搞对象”，书中那个女孩叫段建萍。“一个院子，一个炕上，两个月没脱过衣服，就根本没洗衣服，也没有男女的概念。后来传开了，我也完全不懂。” “考不上的话，你明年还和我复习吗？”女孩问。
“复习就复习呗，我可以不去读。”许说。但最后两人都考上了山西大学。
“所谓搞对象，就是精神上的。”许大雷回忆说，这个对象在大学时没搞成，人家嫌弃他“啥都不懂，不成熟。”的确不懂，在工厂时，有大人介绍对象，他吓得一个星期不敢去。
当年78级的学生，许多已成为山西各个领域的领军人。那一届，山西大学中文系，分配去省委省政府的就有80多人，如今厅长就得有三四十人。
许大雷没有分到政府机关，他不是党员。
文人
他注定是个写东西的人。工厂写过材料，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省检察院也写材料，给检察长写发言稿。
但领导老改稿，许大雷认为材料也是作品，“你不能改，照着念不就行了”。
他说，“我要去文化单位，我就见不得没文化的。”非走不可。干了不到三年，最后领导开着车直接把他送到了省文化厅。
许大雷回忆得绘声绘色。妻子端来一盘切好的西瓜，他不吃，而是一直讲着话。领导当时说，“这小孩儿要搞文化，给你们了。”许大雷也觉得文化厅的人有气质，还留着胡子，很有派头。
待了三四天，许大雷才知道，留着胡子的是唱戏的，是剧团。他又想走人，但刚去不好意思，得找机会溜。他去地方文化站、图书馆出过几次差以逃避，其实他并不喜欢玩，至今也不喜欢旅游。
出差时，他“被结婚”了。就像小说中的裴黄一样，他本人有过几任妻子，且具有传奇性。但许大雷并不喜欢写爱情，《夏》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个男人戏。即使后来也有过轰轰烈烈，他懂，但只是不喜欢写。“我觉得爱情是一种精神病。”他说。
《夏》的上部，女主角小桃突然消失，下部时又突然冒出来了，并出现了全书唯一的男女亲密之事。许大雷稍微缓了口气解释说，因为2012年写的时候，他十多岁的女儿也一边看着，他就不写小桃了。
女儿还有个异母哥哥，就是许大雷和第一任妻子所生。刚分配到检察院时，一个老干部就来挑女婿。“选中了我，我和那姑娘才见过三次面。”在下乡出差时，老干部直接把两个年轻人的结婚证给办了，“薄一波的老部下，他什么不能办？办了就办了，当时还觉得能娶到老红军的闺女还是很牛×的。”许回忆。
后来才发现“没文化”，完全是内心的冲突，并无生活的矛盾，对方还挺会关心人的。只有离了。许大雷的精神世界开始走向热情，他大学同学有在《山西日报》工作，跟他约了十多篇小文章，然后他就找借口从文化厅调到了《山西青年》杂志当记者。
刚做记者，他很快就爆红了，后来才明白写批评报道容易成名。
1986年，红人许大雷在山西有过280场演讲，讲的都是大问题，国家体制、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是不是很丑陋之类。
在之后的演讲，去的是机关或企业，千来人的场面。“都不是热情高潮能形容的，只能是顶礼崇拜。”
他甚至讲了三十多场琼瑶小说，因为琼瑶当时太火了，所有人都在看她的小说。“我不喜欢爱情小说，她的书我一个字都没看。”但是人家要求讲琼瑶，许大雷不谈小说内容，谈“琼瑶小说和当代青年的关系”。
1986年被他称为“中国人最爱讲话的一年”。次年，演讲又淡了下来。
学生
在狂热岁月，许大雷其实写过一个长篇小说，50万字，叫《流浪的太阳河》，一边讲演，一边抽时间写。“但是，我给烧了。”他回忆起来，并无惋惜。在单位，满院子纸屑狂飞，手稿烧了一个小时。
一讲起故事，许大雷就收不住，当天聊到凌晨三点。第二天，七点钟醒，去太谷县参加“孟母文化节”。路上，许妻问，“是不是这条路啊，你都去过几次了干吗不记路！”许妻开车，有点生气，她没去过那地方。别克车，小说中裴黄的座驾也是别克。
许大雷能记住过往的经历细节，但就是不记日常生活所需。
“你看我的精力就很好。”许大雷说，“我女儿是不是跟书中的裴青一样，年龄小就能谈很多大问题，是个天才。”不知道是不是遗传了父亲的文学修养，女儿喜欢读欧洲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也很能聊天，从中国第六代导演到中国摇滚，从崔健到汪峰，或者聊社会和体制。
许大雷做过很多企业的顾问，也擅长策划活动，甚至是山西最早一批的专业策划人。“我喜欢文化，政治我都是从文化层面看的，但不关心官场。”许大雷说。小说《夏》中的裴黄是个文人，有几分清高和孤傲，也和官员有亲密接触。
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底初，许大雷在北京待过四年。原因很简单，他第二任妻子是北大的。1988年他到北京参加报告文学比赛，要改稿子，同事介绍北大一才女给他抄稿子。事实上，这个女孩就是《夏》中萧南的原型。小说中另一个女主角于洁常在“心灵日记”中提到的萧南，在许大雷曾经的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存在。
“其实我一直是一个吃饭不招呼人，不做表面礼貌的一个人。”许大雷抽着烟回忆说，但是因为一个小细节，“萧南”只能选择“裴黄”。
当时在北京坐公交车，人多，得想办法抢位置。女孩挤不上，一只脚已踏上车，另一只脚还在车门外。车门突然要关了，而她的身躯很快就要被夹住。许大雷还在车门外，冲了过来，在一刹那间伸出双臂把两扇车门撑住。
他说自己并不喜欢写大的事情，主题巨大与小事情并不矛盾。“小事体现出来的人性，价值线更长，很多东西靠文明是说不出清楚的。”比如小说另一个贯穿线索，即筹拍电视剧《大河东》，许大雷认为只有电视剧能把各个层面的人全部拧在一块。剧本是裴黄写，电视剧的主角原型是郭笑“郭青天”，投资当然是首富马卫东，如此串起了主角，而且其他角色如于洁、小桃，甚至包括民间的角色都能串，老百姓也能当群演。这戏中戏，甚至解决了整部小说的河东文化主题。
许大雷又讲回和前妻的细节问题。“她说我才是那种真正的关心人。”许回忆，后来他留在了北京，算是陪读，也认识了北大一些知识分子，比如季羡林、金观涛等人，约了稿子，直接寄回太原，工资寄来北京。 “北大人都是以为自己不得了，那个时候谈的都是国家命运，政治问题谈的比较多，有的人从体制，有的人从观念，我不太关心体制，我是观念派。”许大雷说。
那时，他背着个书包在北大校园听各种讲座，也像个学生。
丈夫
他和“萧南”本可以留在北京，比如去当时的《中华英才》杂志，这是邓小平提名的以官员、企业家为主的人物报道杂志。
“一切都挺好的，我只是更喜欢知识分子。我认为真正的主流中国文人是韩非子、孟子、谭嗣同这样的，有济世情怀的。中国的作家有几个能看清楚？”
留在北京，还有个问题是房子不好解决，他此前一直在北大的学生宿舍东住西串。他们回到了太原结婚，被圈内看作是“爱情佳话”。
当然，太原还有一对更为人知的李锐、蒋韵夫妇，以及后来的畅销书作家女儿笛安。在刚刚公布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参选书目中，山西省有李锐的《张马丁的第八天》，笛安的《南方有令秧》，另外一部就是许大雷的长篇《夏》。
但是许大雷那段“佳话”过了几年熄灭。后来作协领导开会时，还会打趣，“你看我们的才子才女，竟然因为文学离婚。”
当时外界对两人的“歌颂”，让两人有了竞争。“比着比着就火大了，有时候她抽着烟，就像现在我跟你一样，正儿八经地说，我觉得你的小说有个问题。”许大雷说，他又撕开一包长白山香烟，他说自己在思考和谈问题时抽烟比较多。
在90年代末，许大雷也开始挣了一些钱，因为第三任老婆不工作而且开销极大。“我还写过一本成功学的书，当时挣了五万。”许大雷介绍说。
其实他并不知道成功学是啥，但书商找来了。“买了一屋子的成功学的书作参考。这也不叫世俗，因为我一直是和世俗对抗的，但我能迅速进入角色去负责这个事情，一个月写了37万字。”许大雷说。
第三任妻子是一个在日本读服装专业的女孩，两人最终也离婚了。高瘦、白净，第一次见面，她穿着纯白色的绸缎裙子。
许大雷那个时候并不喜欢时尚，他说自己喜欢遥远的、深刻的东西，根本不喜欢城市。“但是她讲的服装像是有着生命，很有意思。”他说。
“全世界，我最感激的就是你，但最恨的也是你，你太有思想了。”她后来说。但这一任并未出现在小说中，因为他觉得不虚构都会是一个名著的题材，传奇性和故事丰富，后现代性堪比聚斯金德的《香水》。
“我突然想起了思想暴力这个词。思想是光芒，但是能把人烤死。”许大雷打比方，思想是光照，大灯一直开着，你站在底下连续几天几夜，神经定会崩溃。这又让他突然想到了思想的缺陷。
他承认自己不懂生活，女儿说起父亲，“讲的话是人的道理，但从你的眼中看不到人的情绪，没有喜怒哀乐。”
“人吧，纯粹是思想的话，你就不是人了。”许大雷说。第二天晚上采访时，家里突然停水。现在的妻子是第四任了，她在看电视剧。她过来了几趟，“你不吃饭，人家还要吃，都十点了，下去馆子吧。”
“世俗的东西我懂，我只是不愿意做世俗的人。后来我想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老子也是这样的。我想，我适合当导师。”许大雷说，“我是一个成功的父亲，但不是一个好丈夫，丈夫必须是世俗的。”
最后， 凌晨两点，许大雷吃了一包方便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