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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景芳老师众多的弟子中，我属于“关门弟子”。
我和胡老师的师生情谊，要从20世纪80年代说起。
1980年，我在一所中学读书，学校每天中午都会转播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访谈节目。
一天，我刚吃过午饭，就听到校园广播里，播音员用十分清脆悦耳的声音播送着一个作家的事迹：
“深受全国小朋友喜爱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胡景芳，珍藏着100多条红领巾，每一条红领巾都有一个故事……”
胡景芳老师就是我们辽西凌源人。在中学当教师时他就开始了儿童文学创作，几十年来，胡老师先后出版了《苦牛》《精奇里江畔》《为中华之崛起》《周总理童年的故事》等儿童图书三十多部。
听了这次广播后，我觉得自己一直仰慕的胡景芳老师离我并不遥远。课后或者寒暑假中，一有机会，我就会设法到文化馆、图书馆借阅胡老师的作品。我读他的《苦牛》时，被主人公历经的苦难深深地感动了。
1981年，我中学毕业，因为家境贫困，没有了再复读的机会。于是，我参加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到了部队后，我离胡老师工作的辽宁儿童艺术剧院更近了一些。我常常利用外出办事的机会，坐几个小时的火车，从海城到沈阳，去拜访胡老师。
胡老师住在一栋普普通通的家属楼里，房子的面积也就四五十平方米。胡老师的书房兼卧室，看上去也就十几平方米，书橱里装满了图书。
1984年6月，辽宁省作家协会、辽宁省儿童文学学会在沈阳召开了一次胡景芳儿童文学作品研讨会。会议一结束，会议的主持人指派我送胡老师回家。我很乐意地接受了任务，骑自行车载着胡老师回家。到了胡老师家，他把我请进他的书房，说：“你自己看吧，有你喜欢的就送给你。”
胡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知道我喜欢他的书。他笑着从书橱里抽出一本自己的书，用毛笔签上名字，盖上印，说：“送给你吧……多读书，多练勤写，希望你有一天能写出好作品。”
胡老师性格随和，乐于助人。只要是自己能做到的，他就会尽力地帮助别人。
1985年，胡老师得了一场病，做了大手术，很多人都以为他躲不过这一劫。可是，奇迹却在胡老师身上发生了。
10月，辽宁省作家协会和《新少年》杂志社联手，在沈阳新乐遗址附近的沈阳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招待所召开了一次为期半个月的创作笔会。
笔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十分关心胡老师的身体健康状况，都担心他不会来参加了。因为那时候，胡老师刚刚做了肝部肿瘤切除手术，身体十分虚弱。
会议进行到中途的时候，会议室的门开了，参加笔会的全体人员惊呆了！胡老师竟然出现在大家面前。数十秒后，会场掌声雷动。
我搀着胡老师，请他坐下来。他看上去脸色苍白，四肢乏力。
胡老师静静地听其他人发言。每当别人说到精彩处，他总是报以微笑。
笔会一结束，我就护送胡老师回家。等把胡老师安全送到家后，我再回来吃饭。
经胡老师推荐，我有幸从武警部队借调到《水晶石》做记者工作。从此后，我住在《水晶石》编辑部，离胡老师更近了，彼此接触的机会也更多了。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周都到胡老师家去看他，和他聊天儿，交流新作，畅谈儿童文学圈子里的著名作家、编辑，无话不说，无所不谈。
胡师母把我当成了他的儿子，经常留我在她家吃饭。时间一长，我和胡老师的儿子胡志强成了好朋友。
和胡老师交往的一件件往事，成了我生命中永久的记忆。
当时，《水晶石》刚刚创刊，缺少好稿子。于是，当时的主编就约请胡老师写。胡老师决定到盘锦采访当年他曾经帮助过的一个少年黄景文。他因为打架，误伤了他人，被盘山县法院判处3年劳动教养。
黄景文曾经在盘山县文化馆听过胡老师的讲座，认识了胡老师。到了劳教所后，黄景文将心中的苦闷写下来，邮寄给在辽宁儿童艺术剧院工作的胡老师。胡老师收到信后，都会仔细阅读，然后给他写回信，鼓励他接受改造，重新做人。胡老师还给少管所的领导写信，信中有这样的话语——“黄景文爱好文学，有一定的文学基础，希望少管所关注他这个特长。”后来，盘山少管所出版了一份油印的小报，黄景文成了这张小报的骨干通讯员，后来他当了该报的编辑。
我陪胡景芳老师到盘山采访的时候，帮胡老师拎着一个大包，包里有一个大信封，装满了黄景文写给胡老师的信件。
在火车上，我一直担心胡老师的身体，就找到列车长，说明情况，给胡老师办理了卧铺车票，我就在胡老师身边陪着他。胡老师随手从包里拿出黄景文前不久给他写的一封信，读起来。读着读着，胡老师掏出笔在黄景文的信中画起一道道横线，还在信纸的边上做了密密麻麻的批注。
经过几个小时的旅行，我和胡老师到了盘山，开始了采访活动。我们先后采访了黄景文原来就读学校的校长、班主任和同学，了解了黄景文在学校的表现。
第二天，我和胡老师在高慧斌的带领下，坐着车来到了黄景文居住的村子，采访他的父母和家人。采访了整整一天，我和胡老师才回到招待所，我让他躺下休息，他却说：“我年龄大了，记忆力不是太好，要把今天采访的材料记下来。”
我说：“胡老师，您先休息，我先给您整理采访材料，整理好以后您审阅。”
胡老师点头同意了。我把整理好的采访记录递给胡老师时，他拍拍我的肩，说：“等我到了80岁，你有能力了，帮我编一套《胡景芳文集》，写一本《胡景芳传》。”
在接下来的采访活动中，我和胡老师每天都是吃完早饭就去盘山少管所采访。胡老师对黄景文和管教员的采访，从早上九点开始，我一边用录音机录音，一边帮他记笔记。我提醒胡老师注意身体，他却坚持到下午四五点，才结束一天的采访工作。
胡老师采访一整天，记录的内容很多。回到了招待所，不管多晚，我都要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然后，胡老师口述，我再按他的结构和思路写草稿。有时候，他想好了一个思路，就会随手记在本子上。
我和胡老师在盘山少管所的采访活动持续了半个月的时间。回到沈阳后，胡老师写成了《一个少年犯的自述》一文，24000多字，胡老师反复修改了好几遍。
这篇稿子在《水晶石》创刊号（1985年第1期）发表后，在读者中反响强烈，受到好评。
之后，《一个少年犯的自述》经过多次修改，胡老师将它改成了《作家与少年犯》。这篇纪实文学，先后在辽宁省儿童文学评奖活动和全国优秀儿童文学评奖活动中被评为优秀作品。
后来，上海《小朋友》杂志为残疾儿童出版了一期募捐专号。胡老师忍着病痛，坚持给孩子们写了一个小剧本，名字叫《献上一棵灵芝草》，写的是一只大熊猫为其他熊猫兄妹历尽艰辛，创造快乐的故事。
1998年，我写了一本10万字的，反映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民族英雄赵尚志童年故事的《将军少年时》。这本书刚写完，《朝阳日报》《辽宁日报》《新少年》《现代家庭教育》等报刊就纷纷选载、连载。胡老师看了后，写了一篇评论发表在《朝阳日报》上，指出了我创作、成长中的不足和缺点。这些，都如一记清醒剂，时刻提醒着我。
1999年6月14日，胡景芳老师因为旧病复发医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呕心沥血创作的几十本书，是他对故乡最好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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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选取他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胡景芳相处的几个片段，淋漓尽致地描绘出胡景芳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对失足少年的无私关怀，对弟子的悉心指导。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恩师的感激、怀念之情。
（小博士）
我和胡老师的师生情谊，要从20世纪80年代说起。
1980年，我在一所中学读书，学校每天中午都会转播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访谈节目。
一天，我刚吃过午饭，就听到校园广播里，播音员用十分清脆悦耳的声音播送着一个作家的事迹：
“深受全国小朋友喜爱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胡景芳，珍藏着100多条红领巾，每一条红领巾都有一个故事……”
胡景芳老师就是我们辽西凌源人。在中学当教师时他就开始了儿童文学创作，几十年来，胡老师先后出版了《苦牛》《精奇里江畔》《为中华之崛起》《周总理童年的故事》等儿童图书三十多部。
听了这次广播后，我觉得自己一直仰慕的胡景芳老师离我并不遥远。课后或者寒暑假中，一有机会，我就会设法到文化馆、图书馆借阅胡老师的作品。我读他的《苦牛》时，被主人公历经的苦难深深地感动了。
1981年，我中学毕业，因为家境贫困，没有了再复读的机会。于是，我参加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到了部队后，我离胡老师工作的辽宁儿童艺术剧院更近了一些。我常常利用外出办事的机会，坐几个小时的火车，从海城到沈阳，去拜访胡老师。
胡老师住在一栋普普通通的家属楼里，房子的面积也就四五十平方米。胡老师的书房兼卧室，看上去也就十几平方米，书橱里装满了图书。
1984年6月，辽宁省作家协会、辽宁省儿童文学学会在沈阳召开了一次胡景芳儿童文学作品研讨会。会议一结束，会议的主持人指派我送胡老师回家。我很乐意地接受了任务，骑自行车载着胡老师回家。到了胡老师家，他把我请进他的书房，说：“你自己看吧，有你喜欢的就送给你。”
胡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知道我喜欢他的书。他笑着从书橱里抽出一本自己的书，用毛笔签上名字，盖上印，说：“送给你吧……多读书，多练勤写，希望你有一天能写出好作品。”
胡老师性格随和，乐于助人。只要是自己能做到的，他就会尽力地帮助别人。
1985年，胡老师得了一场病，做了大手术，很多人都以为他躲不过这一劫。可是，奇迹却在胡老师身上发生了。
10月，辽宁省作家协会和《新少年》杂志社联手，在沈阳新乐遗址附近的沈阳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招待所召开了一次为期半个月的创作笔会。
笔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十分关心胡老师的身体健康状况，都担心他不会来参加了。因为那时候，胡老师刚刚做了肝部肿瘤切除手术，身体十分虚弱。
会议进行到中途的时候，会议室的门开了，参加笔会的全体人员惊呆了！胡老师竟然出现在大家面前。数十秒后，会场掌声雷动。
我搀着胡老师，请他坐下来。他看上去脸色苍白，四肢乏力。
胡老师静静地听其他人发言。每当别人说到精彩处，他总是报以微笑。
笔会一结束，我就护送胡老师回家。等把胡老师安全送到家后，我再回来吃饭。
经胡老师推荐，我有幸从武警部队借调到《水晶石》做记者工作。从此后，我住在《水晶石》编辑部，离胡老师更近了，彼此接触的机会也更多了。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周都到胡老师家去看他，和他聊天儿，交流新作，畅谈儿童文学圈子里的著名作家、编辑，无话不说，无所不谈。
胡师母把我当成了他的儿子，经常留我在她家吃饭。时间一长，我和胡老师的儿子胡志强成了好朋友。
和胡老师交往的一件件往事，成了我生命中永久的记忆。
当时，《水晶石》刚刚创刊，缺少好稿子。于是，当时的主编就约请胡老师写。胡老师决定到盘锦采访当年他曾经帮助过的一个少年黄景文。他因为打架，误伤了他人，被盘山县法院判处3年劳动教养。
黄景文曾经在盘山县文化馆听过胡老师的讲座，认识了胡老师。到了劳教所后，黄景文将心中的苦闷写下来，邮寄给在辽宁儿童艺术剧院工作的胡老师。胡老师收到信后，都会仔细阅读，然后给他写回信，鼓励他接受改造，重新做人。胡老师还给少管所的领导写信，信中有这样的话语——“黄景文爱好文学，有一定的文学基础，希望少管所关注他这个特长。”后来，盘山少管所出版了一份油印的小报，黄景文成了这张小报的骨干通讯员，后来他当了该报的编辑。
我陪胡景芳老师到盘山采访的时候，帮胡老师拎着一个大包，包里有一个大信封，装满了黄景文写给胡老师的信件。
在火车上，我一直担心胡老师的身体，就找到列车长，说明情况，给胡老师办理了卧铺车票，我就在胡老师身边陪着他。胡老师随手从包里拿出黄景文前不久给他写的一封信，读起来。读着读着，胡老师掏出笔在黄景文的信中画起一道道横线，还在信纸的边上做了密密麻麻的批注。
经过几个小时的旅行，我和胡老师到了盘山，开始了采访活动。我们先后采访了黄景文原来就读学校的校长、班主任和同学，了解了黄景文在学校的表现。
第二天，我和胡老师在高慧斌的带领下，坐着车来到了黄景文居住的村子，采访他的父母和家人。采访了整整一天，我和胡老师才回到招待所，我让他躺下休息，他却说：“我年龄大了，记忆力不是太好，要把今天采访的材料记下来。”
我说：“胡老师，您先休息，我先给您整理采访材料，整理好以后您审阅。”
胡老师点头同意了。我把整理好的采访记录递给胡老师时，他拍拍我的肩，说：“等我到了80岁，你有能力了，帮我编一套《胡景芳文集》，写一本《胡景芳传》。”
在接下来的采访活动中，我和胡老师每天都是吃完早饭就去盘山少管所采访。胡老师对黄景文和管教员的采访，从早上九点开始，我一边用录音机录音，一边帮他记笔记。我提醒胡老师注意身体，他却坚持到下午四五点，才结束一天的采访工作。
胡老师采访一整天，记录的内容很多。回到了招待所，不管多晚，我都要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然后，胡老师口述，我再按他的结构和思路写草稿。有时候，他想好了一个思路，就会随手记在本子上。
我和胡老师在盘山少管所的采访活动持续了半个月的时间。回到沈阳后，胡老师写成了《一个少年犯的自述》一文，24000多字，胡老师反复修改了好几遍。
这篇稿子在《水晶石》创刊号（1985年第1期）发表后，在读者中反响强烈，受到好评。
之后，《一个少年犯的自述》经过多次修改，胡老师将它改成了《作家与少年犯》。这篇纪实文学，先后在辽宁省儿童文学评奖活动和全国优秀儿童文学评奖活动中被评为优秀作品。
后来，上海《小朋友》杂志为残疾儿童出版了一期募捐专号。胡老师忍着病痛，坚持给孩子们写了一个小剧本，名字叫《献上一棵灵芝草》，写的是一只大熊猫为其他熊猫兄妹历尽艰辛，创造快乐的故事。
1998年，我写了一本10万字的，反映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民族英雄赵尚志童年故事的《将军少年时》。这本书刚写完，《朝阳日报》《辽宁日报》《新少年》《现代家庭教育》等报刊就纷纷选载、连载。胡老师看了后，写了一篇评论发表在《朝阳日报》上，指出了我创作、成长中的不足和缺点。这些，都如一记清醒剂，时刻提醒着我。
1999年6月14日，胡景芳老师因为旧病复发医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呕心沥血创作的几十本书，是他对故乡最好的回报！
【思维互联网】
本文作者选取他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胡景芳相处的几个片段，淋漓尽致地描绘出胡景芳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对失足少年的无私关怀，对弟子的悉心指导。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恩师的感激、怀念之情。
（小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