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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藏朱泥壶一把,器表呈栗红色,梨皮,宝塔式钮带孔;器身呈圆球形,腰下内收垂直至底。素身;单孔短流,流下刻壶铭“江清月近人”五言绝句;圆;圈足,足内中部刻“六如”二字楷款﹙图1﹚。
﹙一﹚ 按照一般标型学断代规律,此壶年代当在明末清初之际,理由如下:
装饰:器表独特的粒子感是紫砂器迷人的原因之一。它可细腻如膏脂状,也可粗砂似珠粒隐隐。这取决于练土时矿土颗粒的筛选,也可掺入本色或他色的熟沙调配成粗砂的胎土。由于烧制过程中,因颗粒大小不一会导致收缩率不一,故烧成后器体表面的大颗粒会突起,此器砂料加工过筛较粗,颗粒尺寸普遍较大,与清代及以后的情况相反。同色相揉称为“梨皮”,不同色相揉,称为“掺砂”或“调砂”。
出水孔:壶体通向嘴管的出水孔,一般而言,在十八世纪之前,都为独孔,至十九世纪初期,出现多孔形式,到近代因受日本陶艺的影响,才出现半球状网眼罩形出水孔。
神韵:就造型与装饰神韵而言,此壶比清代的素面壶来得更加古拙,包括线条和器表不装饰的装饰,工艺亦相对较粗,且因年代久远未经人为盘挲,而出现风化现象,为出土品。实际上制壶技艺中,素面最难,因为它全身线条毕露,既无假借,亦无躲藏,完全靠造型美、线条美、色调美来引人关注。正如冯其庸先生所说:“一件素面壶,一入鉴赏家的眼睛,就纤毫毕露,好坏立见。其精者,就如看二王的书法,耐人寻味;其俗者,往往搔首弄姿,反而不成姿态。”当然,这里绝没有轻视“花货”和“筋纹器”的意思,“这两种紫砂壶造型及其制作手法,也自有它的独到之处,所谓各有所长,不能相轻。”﹙冯其庸《秋风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此壶造型亦颇罕见,《茗壶二十品》中有其造型﹙图2﹚。
款识:紫砂壶款识作伪一般有两种,一为假壶假款,一为真壶假款。此壶款运刀遒劲有力,不管是壶铭或器底作者铭,笔路凹陷处之包浆皮壳均与器表一致,浑然一体,为坯体半干时刻成,故可排除后加款的可能性。早期的紫砂壶多无款,在壶上题款,据元人蔡司露《霁园丛话》说:“余于白下获一紫砂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这是有关紫砂器落款最早的记载;而另一件明代落“金沙内用”款的紫砂提梁大壶,也在2004年北京中鸿信春拍中亮相登场,被认为是“金沙寺僧人自用之器”,是目前已知最早唯一带铭文的紫砂壶实物﹙图3﹚;而清吴骞《阳羡名陶录》也说:“余得一壶,底有唐诗‘云入西津一片明’句,旁署‘孟臣制’,十字皆行书,制浑朴而笔法绝类褚河南﹙初唐书家,名褚遂良,字登善,河南为其受封之地﹚,知孟臣亦大彬后一名手也。”由此可见,紫砂壶题款在明代已开始流行。
另就款识风格而言,明末主要用欧体、楷书刻于壶底。明末清初之际,刻名与印章并用,康熙以后,刻字逐渐减少,壶底钤印增多,亦有用印于壶盖或壶把之下;乾隆以后由于曼生壶的影响,字铭增多,壶、盖皆铭,甚至遍布全器,字体仍以楷书为主,兼篆、隶、行、草。值得注意的是,此壶所刻铭文(图4)笔意风格与福建漳浦县卢维祯墓出土“时大彬制”铭鼎足式盖紫砂壶铭(图5)颇为一致,且应同为钢刀所刻(按:“时﹙大彬﹚”铭紫砂壶目前有钢刀及竹刀所刻二说,然据观察,由于钢刀较竹刀锋利及光滑,故可避免刻字时因挤压而崩裂的砂泥使字口变得粗糙,以及刻出的字口边缘高出底面的毛糙感)。
﹙二﹚ 我国紫砂器史上名家辈出,传世或出土品能对号入座的亦不在少数,如时大彬、陈鸣远等。然有一部分仅见于记载而不见实物遗世者,陈六如即是其中一位,对其生卒年代,主要有明末及清初二说,转录如下:
(1) 陈六如:吴梅鼎《阳羡瓷壶赋》“瓶织回文之锦”及“卮分十锦”两句,皆自注分咏陈六如仿古花尊及十锦杯,梅鼎与徐友泉、沈君用同时,六如想必明季时人。——《紫砂名陶典籍·阳羡砂壶图考》213页。
(2) 陈六如﹙1621-1644年﹚﹙按:即明末天启至崇祯年间﹚——《The Stonewares of Yixing From The Ming Period To The Present Day》P264。
(3) 陈六如:清雍正至乾隆年间﹙1723-1795年﹚宜兴人。所制仿古花尊、十锦杯均精巧。——《紫砂壶全书》182页。
此壶古拙雅淡,简洁高昂,符合茶道所追求的意境和文人壶的气质,是目前惟一一件研究史载中陈六如其人的实物资料。先圣有云:“吾非生而知之者。”今姑且审辨泥质、式度、制作,次其后先,还请诸方高手不吝有教于我。
(责编:雨岚)
﹙一﹚ 按照一般标型学断代规律,此壶年代当在明末清初之际,理由如下:
装饰:器表独特的粒子感是紫砂器迷人的原因之一。它可细腻如膏脂状,也可粗砂似珠粒隐隐。这取决于练土时矿土颗粒的筛选,也可掺入本色或他色的熟沙调配成粗砂的胎土。由于烧制过程中,因颗粒大小不一会导致收缩率不一,故烧成后器体表面的大颗粒会突起,此器砂料加工过筛较粗,颗粒尺寸普遍较大,与清代及以后的情况相反。同色相揉称为“梨皮”,不同色相揉,称为“掺砂”或“调砂”。
出水孔:壶体通向嘴管的出水孔,一般而言,在十八世纪之前,都为独孔,至十九世纪初期,出现多孔形式,到近代因受日本陶艺的影响,才出现半球状网眼罩形出水孔。
神韵:就造型与装饰神韵而言,此壶比清代的素面壶来得更加古拙,包括线条和器表不装饰的装饰,工艺亦相对较粗,且因年代久远未经人为盘挲,而出现风化现象,为出土品。实际上制壶技艺中,素面最难,因为它全身线条毕露,既无假借,亦无躲藏,完全靠造型美、线条美、色调美来引人关注。正如冯其庸先生所说:“一件素面壶,一入鉴赏家的眼睛,就纤毫毕露,好坏立见。其精者,就如看二王的书法,耐人寻味;其俗者,往往搔首弄姿,反而不成姿态。”当然,这里绝没有轻视“花货”和“筋纹器”的意思,“这两种紫砂壶造型及其制作手法,也自有它的独到之处,所谓各有所长,不能相轻。”﹙冯其庸《秋风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此壶造型亦颇罕见,《茗壶二十品》中有其造型﹙图2﹚。
款识:紫砂壶款识作伪一般有两种,一为假壶假款,一为真壶假款。此壶款运刀遒劲有力,不管是壶铭或器底作者铭,笔路凹陷处之包浆皮壳均与器表一致,浑然一体,为坯体半干时刻成,故可排除后加款的可能性。早期的紫砂壶多无款,在壶上题款,据元人蔡司露《霁园丛话》说:“余于白下获一紫砂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这是有关紫砂器落款最早的记载;而另一件明代落“金沙内用”款的紫砂提梁大壶,也在2004年北京中鸿信春拍中亮相登场,被认为是“金沙寺僧人自用之器”,是目前已知最早唯一带铭文的紫砂壶实物﹙图3﹚;而清吴骞《阳羡名陶录》也说:“余得一壶,底有唐诗‘云入西津一片明’句,旁署‘孟臣制’,十字皆行书,制浑朴而笔法绝类褚河南﹙初唐书家,名褚遂良,字登善,河南为其受封之地﹚,知孟臣亦大彬后一名手也。”由此可见,紫砂壶题款在明代已开始流行。
另就款识风格而言,明末主要用欧体、楷书刻于壶底。明末清初之际,刻名与印章并用,康熙以后,刻字逐渐减少,壶底钤印增多,亦有用印于壶盖或壶把之下;乾隆以后由于曼生壶的影响,字铭增多,壶、盖皆铭,甚至遍布全器,字体仍以楷书为主,兼篆、隶、行、草。值得注意的是,此壶所刻铭文(图4)笔意风格与福建漳浦县卢维祯墓出土“时大彬制”铭鼎足式盖紫砂壶铭(图5)颇为一致,且应同为钢刀所刻(按:“时﹙大彬﹚”铭紫砂壶目前有钢刀及竹刀所刻二说,然据观察,由于钢刀较竹刀锋利及光滑,故可避免刻字时因挤压而崩裂的砂泥使字口变得粗糙,以及刻出的字口边缘高出底面的毛糙感)。
﹙二﹚ 我国紫砂器史上名家辈出,传世或出土品能对号入座的亦不在少数,如时大彬、陈鸣远等。然有一部分仅见于记载而不见实物遗世者,陈六如即是其中一位,对其生卒年代,主要有明末及清初二说,转录如下:
(1) 陈六如:吴梅鼎《阳羡瓷壶赋》“瓶织回文之锦”及“卮分十锦”两句,皆自注分咏陈六如仿古花尊及十锦杯,梅鼎与徐友泉、沈君用同时,六如想必明季时人。——《紫砂名陶典籍·阳羡砂壶图考》213页。
(2) 陈六如﹙1621-1644年﹚﹙按:即明末天启至崇祯年间﹚——《The Stonewares of Yixing From The Ming Period To The Present Day》P264。
(3) 陈六如:清雍正至乾隆年间﹙1723-1795年﹚宜兴人。所制仿古花尊、十锦杯均精巧。——《紫砂壶全书》182页。
此壶古拙雅淡,简洁高昂,符合茶道所追求的意境和文人壶的气质,是目前惟一一件研究史载中陈六如其人的实物资料。先圣有云:“吾非生而知之者。”今姑且审辨泥质、式度、制作,次其后先,还请诸方高手不吝有教于我。
(责编:雨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