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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治国者乃是尧、舜。尧是帝喾之子，继嗣君位，很正常。舜则完全是一介庶民，而被人们推举接任尧的位置的。但是，舜有什么伟大的功劳么？完全没有，他唯一做过的事情，就是以高度的克制处理了复杂的家庭关系。按照《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舜的父亲、继母、兄弟全都有点变态：
舜的父亲娶了后妻，生了小儿子，与后妻、小儿子三番两次想杀掉舜。每一次，舜都用自己的智慧躲过灾祸，但并没有怨恨，而依然恪尽自己对父亲、兄弟的伦理义务，“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就是因为这一点，人们共同推举舜接任尧的位置。
这个听起来有点离奇的寓言，其实揭示了古人对于治国之道的深刻认识。这样的故事旨在说明：舜具有治国者最为重要的德行：包容，没有洁癖。
天下之大，什么样的人都有。治国者所要治理的天下之人，不可能是纯洁的、天真的，如赤子一般。天下之人固然有良善的、可爱的，也有可恶的、可恨的。尽管如此，所有人都有权利生存于天下，治国者没有任何理由把任何人排除在外。治理者首要的美德，就是包容、宽容。面对这个复杂的人性，面对复杂的社会，治国者所能做的唯一工作就是秉持包容的心态，制定合理的规则、制度，协调所有人的关系，让他们和平地相处、合作、交易。
但是，今天，在一个个号称现代、文明的城市，管理者基本上不具备包容的心态。北京正在用各种办法驱逐“低素质”外来人口，深圳则发动了“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在这场运动中，累计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受到震慑，离开深圳。
有些人也许觉得，这样做是正确的，至少是必要的，起码是可以理解的。反正，这些年来，大大小小的城市举办国际性或者全国性运动会、重要展会，以及其他重要活动之前，都少不了进行这样的执法运动。
这样的官员患上了洁癖，他们缺乏治国的基本伦理：包容。因为缺乏治国的伦理意识，官员、专家们可以唾沫横飞地谈论，如何运用所谓的“经济手段”把“低素质”人口从北京赶走。也因为缺乏伦理意识，深圳当局可以置批评于不顾，继续展开清理活动，并说自己并不违宪。
被清理的这些人，肯定都是“外来人口”。《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七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尽管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公民享有迁徙自由，但迁徙自由乃是宪法的基本精神。公民可以在他认为最合适的地方生活，即便没有户籍。而这里的“公民”乃是普遍的，不受一个人的户籍所在、品德高下影响。
据此，各城市可以因为某人犯罪而逮捕他们，但无权把“外来人口”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甄别、清理，迫使其中某些人离开本地。在现代主权国家体系中，一个国家固然可以甄别、清理外国侨民、入籍者，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方之间却不能这样做。假定驱逐这些人口可以让深圳变得安全一些，那其他地方的不安全因素岂不是增加了么？这些地方凭什么要承受这一代价？
问题还在于，这样的甄别、排除过程一旦启动，完全有可能持续进行，走向荒唐而可怕的地步。今天人们承认深圳有权以治安为由，排除对治安造成潜在威胁的外来人口，那么，未来，深圳或者其他城市也就完全可以解决本地人口就业为名，排除在本地就业的外来人口，以男女性别失衡为由排除外来男性光棍。而深圳可以把“不稳定因素”排除到其他地方，其他地方为什么不能拒绝，而将其排除到另外的“其他地方”？各地城市相互排除，国如何为国？
舜的父亲娶了后妻，生了小儿子，与后妻、小儿子三番两次想杀掉舜。每一次，舜都用自己的智慧躲过灾祸，但并没有怨恨，而依然恪尽自己对父亲、兄弟的伦理义务，“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就是因为这一点，人们共同推举舜接任尧的位置。
这个听起来有点离奇的寓言，其实揭示了古人对于治国之道的深刻认识。这样的故事旨在说明：舜具有治国者最为重要的德行：包容，没有洁癖。
天下之大，什么样的人都有。治国者所要治理的天下之人，不可能是纯洁的、天真的，如赤子一般。天下之人固然有良善的、可爱的，也有可恶的、可恨的。尽管如此，所有人都有权利生存于天下，治国者没有任何理由把任何人排除在外。治理者首要的美德，就是包容、宽容。面对这个复杂的人性，面对复杂的社会，治国者所能做的唯一工作就是秉持包容的心态，制定合理的规则、制度，协调所有人的关系，让他们和平地相处、合作、交易。
但是，今天，在一个个号称现代、文明的城市，管理者基本上不具备包容的心态。北京正在用各种办法驱逐“低素质”外来人口，深圳则发动了“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在这场运动中，累计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受到震慑，离开深圳。
有些人也许觉得，这样做是正确的，至少是必要的，起码是可以理解的。反正，这些年来，大大小小的城市举办国际性或者全国性运动会、重要展会，以及其他重要活动之前，都少不了进行这样的执法运动。
这样的官员患上了洁癖，他们缺乏治国的基本伦理：包容。因为缺乏治国的伦理意识，官员、专家们可以唾沫横飞地谈论，如何运用所谓的“经济手段”把“低素质”人口从北京赶走。也因为缺乏伦理意识，深圳当局可以置批评于不顾，继续展开清理活动，并说自己并不违宪。
被清理的这些人，肯定都是“外来人口”。《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七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尽管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公民享有迁徙自由，但迁徙自由乃是宪法的基本精神。公民可以在他认为最合适的地方生活，即便没有户籍。而这里的“公民”乃是普遍的，不受一个人的户籍所在、品德高下影响。
据此，各城市可以因为某人犯罪而逮捕他们，但无权把“外来人口”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甄别、清理，迫使其中某些人离开本地。在现代主权国家体系中，一个国家固然可以甄别、清理外国侨民、入籍者，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方之间却不能这样做。假定驱逐这些人口可以让深圳变得安全一些，那其他地方的不安全因素岂不是增加了么？这些地方凭什么要承受这一代价？
问题还在于，这样的甄别、排除过程一旦启动，完全有可能持续进行，走向荒唐而可怕的地步。今天人们承认深圳有权以治安为由，排除对治安造成潜在威胁的外来人口，那么，未来，深圳或者其他城市也就完全可以解决本地人口就业为名，排除在本地就业的外来人口，以男女性别失衡为由排除外来男性光棍。而深圳可以把“不稳定因素”排除到其他地方，其他地方为什么不能拒绝，而将其排除到另外的“其他地方”？各地城市相互排除，国如何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