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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是一个深念同学情谊的人。在他的一生中，始终不忘自己的中小学同学，留下了一个又一个饱含深情的故事。
中小学同学有哪些
回顾胡耀邦的求学路，起于1921年5岁入族学发蒙。1925年9岁时到老家苍坊村10公里外的文家市里仁学校上高小，再到1929年夏考入浏阳县立中学上初一。1930年春天，他离开学校回乡参加革命。
在族学，也就是私塾启蒙4年，胡耀邦年岁还太小，这段记忆因其遥远而淡化了，在胡耀邦的记忆中没有留下哪位同学的名字。他对同学的记忆是从在里仁学校上高小开始的。
胡耀邦在浏阳县立中学上学不到一年，因局势动荡造成学校停课，他在学校中的时间就更短了，所以记忆中的中学同学也不多。
根据现在所知道的情况，胡耀邦对小学(里仁学校)同学的印象比较深刻。他在1981年12月2日致同学刘绍熙的信中说：“我们小时候的同学，‘文化大革命’前，我知道的，在四川有陈闻赫(重庆某纺织厂工程师)、蔺万和、李绶莲(两人的工作单位记不起了)，在广东有曾祥豪(在海南岛当汽车司机，听说已退休回家乡)，在贵阳有甘厚乾(始终没有联系过)。关于上海和华东地区，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
胡耀邦的侄子胡德谦在浏阳文家市里仁学校现存档案中检索，列出了当时(1925年)同年级第10和第11两个班若干同学名单：
第10班：杨勇(当时的名字为杨世峻)、李友嘉、彭梅钦、萧建福、萧益绍、蔺鸣皋、邓学霖。7人。
第11班：胡耀邦、甘厚乾、甘厚纲、陈典礼、陈世爱、刘绍熙、陈闻赫、曾祥豪。8人。
此外，散见于不同记载中的还有蔺大平、蔺传珊、余代谟、张学节等人，可能是胡耀邦中学时同学。
这些同学中，表哥杨勇比胡耀邦早一年离家，投身于红军，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杨勇离乡后一年，未满15岁的胡耀邦也离开浏阳，成了一名“红小鬼”。
自从告别家乡到新中国成立，除了杨勇，胡耀邦再也没有和中小学同学联系过。
老同学带来的尴尬
1950年2月，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告别军旅生涯，来到四川南充担任川北区党委书记。他从马上转到马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中。
这时，胡耀邦开始有了旧日同学的信息。没有想到的是，第一个和胡耀邦联系上的小学同学，还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尴尬。
1950年初，胡耀邦到重庆开会，秘书郎宗耀随行。胡耀邦开会时，郎宗耀接到一个电话。来电话的人确认郎宗耀是胡耀邦的秘书后问：胡耀邦是不是浏阳人?郎宗耀说是的。电话那头就说：我是胡耀邦的同学。叫李绶莲，我能不能来看看胡耀邦?
郎宗耀说，这要问一问。他将此事告诉了胡耀邦。
胡耀邦说，我是有这么一个小学同学，既然他要来看我，你就代表我先去看看他吧。于是，郎宗耀按照地址前去看望，结果发现李绶莲住在一家医院一个很小的单间里。似乎可以感觉到，他是在故意躲避什么。见到郎宗耀后，李绶莲谈了几句关于胡耀邦的往事，说起还有一位同学叫陈闻赫，现在重庆一家纺织厂当工程师。
郎宗耀回来后向胡耀邦汇报了这件事，胡耀邦就把李绶莲、陈闻赫请来吃了一顿饭。还拍了几张照片。
大约是1950年底，李绶莲来到南充，通过郎宗耀找到胡耀邦，要求介绍工作。胡耀邦介绍他进入川北革命大学短期学习。学习結束后，李绶莲被安排到南充税务局工作。这时，胡耀邦得到了关于李绶莲情况的报告。他向郎宗耀交代。李绶莲在国民党时期当过重庆市警察局局长，你不要和他谈我们内部的事情。
胡耀邦的这句话，把郎宗耀吓了一跳。看胡耀邦的意思，大概是对李绶莲的情况正在调查之中。
没过多久，川北区公安厅长董弼臣找郎宗耀询问：胡主任的同学是你弄来的吗?郎宗耀说。是他自己来的，并把大致情况介绍了一下。
董弼臣说。这个人是特务，要抓。郎宗耀说，我先问一问胡主任吧。他向胡耀邦汇报后，胡耀邦说，有事实依据，要抓就抓吧。很快，公安厅来人把李绶莲带走了。
李绶莲从监狱里给胡耀邦写来一封信，大意是说，监狱里生活不好，有些逼供信，监狱里也没有暖瓶能喝热水，希望胡耀邦能够有所关照云云。
胡耀邦看完信后，要郎宗耀买一套生活用品给李绶莲送去。
郎宗耀说。这合适吗?
胡耀邦说，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同学就是同学嘛。
郎宗耀表现得很坚决，说。我不送，这样是不好的。
胡耀邦也没有太勉强，就说，那你就送给公安厅，要他们转交。他还吩咐郎宗耀给李绶莲写一封信。
郎宗耀马上草拟了信稿，胡耀邦略加改动，大意是要李绶莲相信党的政策，在监狱里好好改造。表现好了，出了监狱，我还请你吃饭。
不久，李绶莲给郎宗耀回了封信，意思是信和东西都收到了，会按照胡耀邦说的去做。我回信的事你就不要和胡耀邦说了。
此后，再也没有李绶莲的消息。郎宗耀推测，他可能在“镇反”中被镇压了。这件事，后来再也没有听胡耀邦提起过。
在浏阳寻找老同学
20世纪60年代初，胡耀邦的大部分中小学同学和他建立了联系。尤其是1962年11月至1964年夏天，胡耀邦从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任上到湖南挂职。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期间，家乡浏阳在湘潭地区管辖内。胡耀邦几次回浏阳时，专程看望过同学。
胡耀邦第一个看望的是小学同班同学陈世爱。那是1962年底，胡耀邦来到浏阳文家市，向当地负责人打听幼时同学。得知陈世爱就在佴校当教师，胡耀邦高兴得立即赶到里仁小学看望陈世爱。
胡耀邦和陈世爱已经32年没有见面了。交谈中，胡耀邦了解到陈世爱有一个儿子正在武汉上大学。得知陈世爱家的经济十分困难，胡耀邦当即拿出100元钱，资助孩子读书。
第二天。胡耀邦又拿出钱，在公社食堂中摆了一桌酒席，邀请幼时同学、朋友和当地领导吃了顿饭。
当年，陈世爱的儿子陈伯敬两次收到胡耀邦办公室寄来的100元钱。胡耀邦的秘书在汇款单的附言栏中写道：“耀邦同志希望你在求学期间，能够养成勤俭朴素的作风，这种作风对于将来走向社会、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工作中，是一种可贵的品质。耀邦同志同时还希望你勤奋地学习，大量而深入地占有知识，同时争取一切机会，同实际生活、实际知识接触，以具备实际工作的能力。”
200元钱，在当时对一个家境清寒的大学生来说。是非常珍贵的。陈伯敬顺利完成学业之际。“文革”开始了。1966年8月，陈伯敬串联到北 京后，马上赶往共青团中央，希望在那里能和胡耀邦见上一面，当面说一声谢谢。
陈伯敬赶到共青团中央大院时，正碰上造反派揪斗共青团中央领导，胡耀邦被反剪双手，造反派要他承认“罪行”。陈伯敬没有想到，自己看到的居然是这样一幕。他哪里看得下去，转身就离开了。从此，他再也没有见到过胡耀邦。
见过了陈世爱，胡耀邦想起在浏阳县立中学还有一位相识的女同学王祥。
那时的浏阳县立中学新生中，胡耀邦是个子最小的男生。王祥则是个子最小的女生。浏阳县立中学虽已男女合校，却是男女分部，在不同的校舍上课。遇有典礼或全校性活动。男女学生才会集合到一起。这时，胡耀邦和王祥分别列于队尾，彼此就认识了。
浏阳县立中学校长吴纪猷常到女中部视察，有时和女中部的老师一起聊天，女孩子们喜欢围过去听。吴校长见到个子小小的王祥，时常勉励说，你个子虽然小，成绩还不错，要好好学习。有时，他会联想着说，男生部有一个小个子胡耀邦，成绩好，品德好。这给王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在胡耀邦那里，情况可能也相仿。所以，他们在学校时，并无交往，但彼此的印象却是深刻的。
1963年夏天，胡耀邦又来到浏阳，请县委办公室通知王祥来招待所见面。
这时的王祥是一名小学教师，见到胡耀邦时，心情很紧张。胡耀邦平易近人，使王祥很快打消了顾虑，谈话也就变得无拘无束。王祥向胡耀邦介绍了当年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他们都为吴校长已经去世而惋惜。
临别时，胡耀邦要王祥带回一些橘子，给孩子品尝。见过了胡耀邦。王祥心里很高兴。
“文革”之后重建同学联谊
“文革”狂飙突起，中断了胡耀邦的政治生涯，也割断了他和中小学同学的联系，这一断就是整整十年。
“文革”结束后，胡耀邦重新工作。这时，他的中小学同学纷纷步入晚年，同学之情变得更加浓郁。凡健在者，大都和胡耀邦恢复了联系。
目前记载的胡耀邦和中小学老师、同学的会面有：
1982年7月，胡耀邦邀请中学时代的老师喻科盈到北京旅行，在玉泉山会面。
1983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初六)下午，胡耀邦在长沙会见小学同学刘绍熙和妻子李清俊，三妹刘绍真以及刘绍真的女儿刘芹，并和他们共进晚餐。
1983年6月21日傍晚，胡耀邦在中南海办公室会见中学同学喻文彬和妻子车昭曙，并共进晚餐。
1984年1月8日，胡耀邦视察贵州途经铜仁。在汇报会结束后，会见了小学同学——原铜仁，运输公司副经理、退休干部蔺常裕(即蔺万和)。他们已有几十年没有见面，重逢时一起回顾了当年的同学岁月。
1984年4月下旬，胡耀邦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了前来北京看望他的同学刘绍熙、陈闻赫、杨竞燮、吴端统。
1984年9月21日，胡耀邦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了小学和中学同学彭梅钦、刘灿辉夫妇。
所有会面中都洋溢着浓浓的同学情谊。由于所谈大都是家常话，胡耀邦的同学大都没有详尽的回忆。他们年事渐高，在胡耀邦身后相继辞世，没有留下多少记录。根据目前所知，只有两次同学聚会的记录比较清晰。
在长沙会见老同学刘绍熙
20世纪20年代后期，刘绍熙以优异成绩考入文家市里仁学校读高小，胡耀邦是他的同学。刘绍熙的家境不错。是寄宿生。胡耀邦家境则非常贫寒，要在山问道路上来回跋涉20公里路走读。刘绍熙是一个用功读书的孩子，每天读书时间比胡耀邦要多上两三个小时，甚至更多。可是有一次学校公布成绩，刘绍熙惊讶地发现，胡耀邦居然名列第一，自己只是第三名。
刘绍熙心小不服，暗暗较劲。没有想到，胡耀邦多次获得同年级第一的好成绩。慢慢地，刘绍熙也就服气了，而且和胡耀邦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当年的胡耀邦因为瘦小，头显得大一些，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大头”。刘绍熙想，既然胡耀邦的头大，看来他的聪明是有来由的。这样一想。刘绍熙就心平气和了。
后来，胡耀邦投身革命，万里长征到了陕北。刘绍熙也曾是热血青年，投考了黄埔军校。但生活的磨炼，使刘绍熙渐渐打消了壮怀激烈的念头。成为一名普通职员，在上海度过了一生。
胡耀邦成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刘绍熙曾去信祝贺，希望相见。1981年12月2日，胡耀邦回信，全文如下：
绍熙学兄：
不是你再次提起，我真的把你忘了，前天我问及杨勇同志，他倒只记得起你。
老实处世。积极奉公，在旧社会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你现在能够安度晚年的结果。
我们一定有机会相会。你如获便来京，我不反对。但是我经常外出，可能碰不上，吃闭门羹。这两年我总要去上海一趟，那时定约你晤谈。
我们小时候的同学，“文化大革命”前。我知道的，在四川有陈闻赫(重庆某纺织厂工程师)、蔺万和、李绶莲(两人的工作单位记不起了)，在广东有曾祥豪(在海南岛当汽车司机，听说已退休回家乡)，在责阳有甘厚乾(始终没有联系过)。关于上海和华东地区，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
我是在我们党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担任现在这个职务的。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名实不符。我们党中央的核心，现在严格执行集体领导。几位老一辈仍在起核心作用。这一点。大概你有所风闻。因此，我希望一切了解我的熟人，切勿作任何不符合事实的溢美之言。事关国家声誉，务使注意，千万千万。
匆此并祝你们全家好!
胡耀邦
1981年12月2日
刘绍熙收到信后，欣喜万分，更盼着能和胡耀邦见面了。
1983年春节前夕，刘绍熙和妻子李清俊一起从上海来到长沙为母亲祝贺90岁大寿并过节。大年初四，刘绍熙随同妻子到岳阳看望妻兄。2月17日大年初五，刘绍熙的妻兄突然接到从长沙拍来的电报，说有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同学到长沙，请刘绍熙初六下午3时前赶回长沙相见。
刘绍熙一看电报就知道，胡耀邦到长沙了，因为自己在北京没有别的同学。
于是，刘绍熙和妻子连夜坐火车赶回长沙。
2月18日下午，刘绍熙、李清俊夫妇，还有三妹刘绍真、三妹的女儿刘芹一起来到长沙九所胡耀邦下榻处。胡耀邦已经在门口等候他们了。
刘绍熙一见到胡耀邦，突然紧张了起来，只说了一句“耀邦同学”，接下去的话就说不利落了，总算磕磕绊绊地说了：“你在百忙中接见我，太感谢了!”
胡耀邦亲切地笑了，将老同学等四人请进客厅，一起饮茶。
刘绍熙盯着胡耀邦看。渐渐辨认出当年“大头”的模样，谈起了往事，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
胡耀邦回忆起往事：“那个时候，家境贫寒，考学校时，需要交一 块光洋的报名费。父亲拿不出，眼看报名的截止日期就要到了，还是在一个亲戚的劝说下，父亲借了钱才交上报名费。”
对入学的情况，刘绍熙有印象，对胡耀邦说：“记得当时200多人报考，只录取50人，你名列榜首，令我们羡慕。”
接下来。他们谈起了健在的其他同学。刘绍熙发现，胡耀邦知道得比他还要多。听胡耀邦随意说起，一位同学病重，他出钱资助过；一位同学为孩子上学的事求助，他赠送了学赞。
刘绍熙听得很感动，心想这些同学都是普通人，而胡耀邦已经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了，毕竟相差悬殊，况且又和同学分别了几十年。刘绍熙感到，岁月如流，万物变化，唯有胡耀邦的热忱是不变的。
这次到长沙之前，刘绍熙曾有信给胡耀邦，说起自己将在春节到长沙。胡耀邦此行到了长沙，马上要人打电话给刘绍熙在上海的家。问清刘绍熙在长沙的地址。
当时，刘绍熙在上海的家中没有电话，上海市委办公厅派人赶去询问。终于问得刘绍熙在长沙的地址；但找到之时，刘绍熙又去了岳阳妻兄家，刘家不知详细地址。还是刘绍真的女儿刘芹年轻。头脑灵活。又和上海取得联系，找到了刘绍熙在岳阳的地址，最终才使这次会见得以实现。胡耀邦得知了此事，即点名要刘芹一起来。
时间过得很快，胡耀邦留刘绍熙等人一起吃晚餐，并拍照留念。
饭后告辞时，胡耀邦送给客人一篓蜜橘和四盒切片糕，说：“这是我送给老人家的礼物，祝贺她九十大寿!”
这句话让刘绍熙非常激动：自己只是在信中顺便告诉了胡耀邦，总书记居然记在心里了。
回家的路上，刘绍熙坐在车里默默无语，但在心里萌发出一个念头，要邀集几位老同学一起到北京去看望胡耀邦。
会见老同学彭梅钦、刘灿辉
胡耀邦和老同学会面的消息很快在同学中传开，还没有见到过胡耀邦的老同学都有了信心，要和总书记同学见一次面。
1984年9月，彭梅钦、刘灿辉夫妇到北京旅游，打电话到中央办公厅，希望与胡耀邦叙旧。打出电话后，两人却有些忐忑不安，胡耀邦日理万机，能抽出时间会见20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吗?
原来，1963年1月底，挂职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到故乡浏阳检查工作，恰逢彭梅钦、刘灿辉夫妇从长沙回老家探亲，胡耀邦邀请两位老同学共进午餐。“文革”中，当教师的彭梅钦遭受迫害。“文革”结束后，彭梅钦给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胡耀邦写信申诉，很快得到老同学的帮助，重返教师岗位。
不安归不安，彭梅饮、刘灿辉夫妇想见胡耀邦的愿望因为来到北京而变得更加强烈。他们很快得到通知，总书记将于9月21日会见他们。
9月21日下午5时，秘书赶到彭梅钦、刘灿辉下榻的中直招待所，将他们接进中南海。他们走进客厅时，一眼看到胡耀邦正站着迎接呢。彭梅钦、刘灿辉赶紧向前，紧紧拉住了老同学的手。本来，他们想好了一肚子的话，但此时只说了一句：“耀邦——总书记同志，你好!”其余的竟不知道说什么了。
胡耀邦理解两位老同学的心情，请他们在圆桌边坐下，秘书沏上茶。胡耀邦自己点了一支烟，轻松地与老同学聊起了往事。彭梅钦、刘灿辉夫妇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
胡耀邦回忆起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与彭梅钦同班时的情景，再一次说到了当年报名的事。可见，这件事在胡耀邦脑海中印象之深。胡耀邦感叹道：“现在的学生，条件比那时好得多了。”
彭梅钦说，那时每逢周末，你都要回家劳动。家里离学校有10公里山路。你从来不迟到!
刘灿辉和胡耀邦是浏阳县立中学同学。她对胡耀邦回忆说，那时虽然男女生分别上课，但是你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你的年龄小，但是文章写得好，我们老师常常把你的文章拿到班上当范文朗读。我还记得你常常坐在校园一个圆门边上读书的情景……
談话间，一位摄影师进来，为老同学拍下了一张合影。谈了些往事，大家都很轻松。不一会儿。秘书进来说，晚饭准备好了。胡耀邦邀请两位老同学共进晚餐，席间喝了两杯米酒。
饭后，胡耀邦和老同学一起看中火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胡耀邦又询问了家乡的情况和老同学退休后的情况。彭梅钦、刘灿辉夫妇一一作答，并对胡耀邦说，现在中小学教师的地位不高，收入也不高。
胡耀邦明确地说：“困难是暂时的，党和政府正在采取措施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转眼到了晚上8时，胡耀邦要办公了，就与彭梅钦、刘灿辉道别。临别之际。胡耀邦为两位老同学题词：“将毕生献给教育事业”。他还赠送给老同学一瓶日本清酒和一瓶虎骨酒。
彭梅钦、刘灿辉感谢说：“我们来看你，是空着手来的，不好意思受礼!”
胡耀邦笑道：“我怎么会要你们送东西呢。”
彭梅钦、刘灿辉接着说：“明年是你的七十大寿，我们再到北京来为你做寿吧。”
胡耀邦连连摆手，说：“不要来，不要来，我是不搞寿庆的。”
老同学即此话别。
聚会的尾声
在晚年，胡耀邦与同学最热闹的一次会面是在1984年4月下旬，组织发起人之一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刘绍熙。在见过了胡耀邦以后，刘绍熙联络了几位小学同学，最后和陈闻赫、杨竞燮、吴端统一起来到北京看望胡耀邦。
胡耀邦在中南海和他们会而，还陪同他们游览了中南海。会见结束时，胡耀邦向每位同学赠送了一瓶从朝鲜带来的酒，一本中南海景色图片集。
胡耀邦和同学在中南海散步时，一位秘书拍下了他们在一起的照片。由于离得远，他们的面部都不太清晰，但他们走在一起的轻松、快慰是看得出来的。这也是胡耀邦和同学在户外的最后一张合影。
生命短暂，只有美德能使它的意义传播到遥远的后世。不忘同学情。从一个侧而诠释了胡耀邦的品质。
(本文采写过程中，得到了胡德谦、郎宗耀先生的帮助；在采访胡耀邦同学刘绍熙先生的过程中，得到刘老先生女儿刘家蒂医生的很大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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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同学有哪些
回顾胡耀邦的求学路，起于1921年5岁入族学发蒙。1925年9岁时到老家苍坊村10公里外的文家市里仁学校上高小，再到1929年夏考入浏阳县立中学上初一。1930年春天，他离开学校回乡参加革命。
在族学，也就是私塾启蒙4年，胡耀邦年岁还太小，这段记忆因其遥远而淡化了，在胡耀邦的记忆中没有留下哪位同学的名字。他对同学的记忆是从在里仁学校上高小开始的。
胡耀邦在浏阳县立中学上学不到一年，因局势动荡造成学校停课，他在学校中的时间就更短了，所以记忆中的中学同学也不多。
根据现在所知道的情况，胡耀邦对小学(里仁学校)同学的印象比较深刻。他在1981年12月2日致同学刘绍熙的信中说：“我们小时候的同学，‘文化大革命’前，我知道的，在四川有陈闻赫(重庆某纺织厂工程师)、蔺万和、李绶莲(两人的工作单位记不起了)，在广东有曾祥豪(在海南岛当汽车司机，听说已退休回家乡)，在贵阳有甘厚乾(始终没有联系过)。关于上海和华东地区，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
胡耀邦的侄子胡德谦在浏阳文家市里仁学校现存档案中检索，列出了当时(1925年)同年级第10和第11两个班若干同学名单：
第10班：杨勇(当时的名字为杨世峻)、李友嘉、彭梅钦、萧建福、萧益绍、蔺鸣皋、邓学霖。7人。
第11班：胡耀邦、甘厚乾、甘厚纲、陈典礼、陈世爱、刘绍熙、陈闻赫、曾祥豪。8人。
此外，散见于不同记载中的还有蔺大平、蔺传珊、余代谟、张学节等人，可能是胡耀邦中学时同学。
这些同学中，表哥杨勇比胡耀邦早一年离家，投身于红军，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杨勇离乡后一年，未满15岁的胡耀邦也离开浏阳，成了一名“红小鬼”。
自从告别家乡到新中国成立，除了杨勇，胡耀邦再也没有和中小学同学联系过。
老同学带来的尴尬
1950年2月，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告别军旅生涯，来到四川南充担任川北区党委书记。他从马上转到马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中。
这时，胡耀邦开始有了旧日同学的信息。没有想到的是，第一个和胡耀邦联系上的小学同学，还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尴尬。
1950年初，胡耀邦到重庆开会，秘书郎宗耀随行。胡耀邦开会时，郎宗耀接到一个电话。来电话的人确认郎宗耀是胡耀邦的秘书后问：胡耀邦是不是浏阳人?郎宗耀说是的。电话那头就说：我是胡耀邦的同学。叫李绶莲，我能不能来看看胡耀邦?
郎宗耀说，这要问一问。他将此事告诉了胡耀邦。
胡耀邦说，我是有这么一个小学同学，既然他要来看我，你就代表我先去看看他吧。于是，郎宗耀按照地址前去看望，结果发现李绶莲住在一家医院一个很小的单间里。似乎可以感觉到，他是在故意躲避什么。见到郎宗耀后，李绶莲谈了几句关于胡耀邦的往事，说起还有一位同学叫陈闻赫，现在重庆一家纺织厂当工程师。
郎宗耀回来后向胡耀邦汇报了这件事，胡耀邦就把李绶莲、陈闻赫请来吃了一顿饭。还拍了几张照片。
大约是1950年底，李绶莲来到南充，通过郎宗耀找到胡耀邦，要求介绍工作。胡耀邦介绍他进入川北革命大学短期学习。学习結束后，李绶莲被安排到南充税务局工作。这时，胡耀邦得到了关于李绶莲情况的报告。他向郎宗耀交代。李绶莲在国民党时期当过重庆市警察局局长，你不要和他谈我们内部的事情。
胡耀邦的这句话，把郎宗耀吓了一跳。看胡耀邦的意思，大概是对李绶莲的情况正在调查之中。
没过多久，川北区公安厅长董弼臣找郎宗耀询问：胡主任的同学是你弄来的吗?郎宗耀说。是他自己来的，并把大致情况介绍了一下。
董弼臣说。这个人是特务，要抓。郎宗耀说，我先问一问胡主任吧。他向胡耀邦汇报后，胡耀邦说，有事实依据，要抓就抓吧。很快，公安厅来人把李绶莲带走了。
李绶莲从监狱里给胡耀邦写来一封信，大意是说，监狱里生活不好，有些逼供信，监狱里也没有暖瓶能喝热水，希望胡耀邦能够有所关照云云。
胡耀邦看完信后，要郎宗耀买一套生活用品给李绶莲送去。
郎宗耀说。这合适吗?
胡耀邦说，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同学就是同学嘛。
郎宗耀表现得很坚决，说。我不送，这样是不好的。
胡耀邦也没有太勉强，就说，那你就送给公安厅，要他们转交。他还吩咐郎宗耀给李绶莲写一封信。
郎宗耀马上草拟了信稿，胡耀邦略加改动，大意是要李绶莲相信党的政策，在监狱里好好改造。表现好了，出了监狱，我还请你吃饭。
不久，李绶莲给郎宗耀回了封信，意思是信和东西都收到了，会按照胡耀邦说的去做。我回信的事你就不要和胡耀邦说了。
此后，再也没有李绶莲的消息。郎宗耀推测，他可能在“镇反”中被镇压了。这件事，后来再也没有听胡耀邦提起过。
在浏阳寻找老同学
20世纪60年代初，胡耀邦的大部分中小学同学和他建立了联系。尤其是1962年11月至1964年夏天，胡耀邦从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任上到湖南挂职。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期间，家乡浏阳在湘潭地区管辖内。胡耀邦几次回浏阳时，专程看望过同学。
胡耀邦第一个看望的是小学同班同学陈世爱。那是1962年底，胡耀邦来到浏阳文家市，向当地负责人打听幼时同学。得知陈世爱就在佴校当教师，胡耀邦高兴得立即赶到里仁小学看望陈世爱。
胡耀邦和陈世爱已经32年没有见面了。交谈中，胡耀邦了解到陈世爱有一个儿子正在武汉上大学。得知陈世爱家的经济十分困难，胡耀邦当即拿出100元钱，资助孩子读书。
第二天。胡耀邦又拿出钱，在公社食堂中摆了一桌酒席，邀请幼时同学、朋友和当地领导吃了顿饭。
当年，陈世爱的儿子陈伯敬两次收到胡耀邦办公室寄来的100元钱。胡耀邦的秘书在汇款单的附言栏中写道：“耀邦同志希望你在求学期间，能够养成勤俭朴素的作风，这种作风对于将来走向社会、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工作中，是一种可贵的品质。耀邦同志同时还希望你勤奋地学习，大量而深入地占有知识，同时争取一切机会，同实际生活、实际知识接触，以具备实际工作的能力。”
200元钱，在当时对一个家境清寒的大学生来说。是非常珍贵的。陈伯敬顺利完成学业之际。“文革”开始了。1966年8月，陈伯敬串联到北 京后，马上赶往共青团中央，希望在那里能和胡耀邦见上一面，当面说一声谢谢。
陈伯敬赶到共青团中央大院时，正碰上造反派揪斗共青团中央领导，胡耀邦被反剪双手，造反派要他承认“罪行”。陈伯敬没有想到，自己看到的居然是这样一幕。他哪里看得下去，转身就离开了。从此，他再也没有见到过胡耀邦。
见过了陈世爱，胡耀邦想起在浏阳县立中学还有一位相识的女同学王祥。
那时的浏阳县立中学新生中，胡耀邦是个子最小的男生。王祥则是个子最小的女生。浏阳县立中学虽已男女合校，却是男女分部，在不同的校舍上课。遇有典礼或全校性活动。男女学生才会集合到一起。这时，胡耀邦和王祥分别列于队尾，彼此就认识了。
浏阳县立中学校长吴纪猷常到女中部视察，有时和女中部的老师一起聊天，女孩子们喜欢围过去听。吴校长见到个子小小的王祥，时常勉励说，你个子虽然小，成绩还不错，要好好学习。有时，他会联想着说，男生部有一个小个子胡耀邦，成绩好，品德好。这给王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在胡耀邦那里，情况可能也相仿。所以，他们在学校时，并无交往，但彼此的印象却是深刻的。
1963年夏天，胡耀邦又来到浏阳，请县委办公室通知王祥来招待所见面。
这时的王祥是一名小学教师，见到胡耀邦时，心情很紧张。胡耀邦平易近人，使王祥很快打消了顾虑，谈话也就变得无拘无束。王祥向胡耀邦介绍了当年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他们都为吴校长已经去世而惋惜。
临别时，胡耀邦要王祥带回一些橘子，给孩子品尝。见过了胡耀邦。王祥心里很高兴。
“文革”之后重建同学联谊
“文革”狂飙突起，中断了胡耀邦的政治生涯，也割断了他和中小学同学的联系，这一断就是整整十年。
“文革”结束后，胡耀邦重新工作。这时，他的中小学同学纷纷步入晚年，同学之情变得更加浓郁。凡健在者，大都和胡耀邦恢复了联系。
目前记载的胡耀邦和中小学老师、同学的会面有：
1982年7月，胡耀邦邀请中学时代的老师喻科盈到北京旅行，在玉泉山会面。
1983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初六)下午，胡耀邦在长沙会见小学同学刘绍熙和妻子李清俊，三妹刘绍真以及刘绍真的女儿刘芹，并和他们共进晚餐。
1983年6月21日傍晚，胡耀邦在中南海办公室会见中学同学喻文彬和妻子车昭曙，并共进晚餐。
1984年1月8日，胡耀邦视察贵州途经铜仁。在汇报会结束后，会见了小学同学——原铜仁，运输公司副经理、退休干部蔺常裕(即蔺万和)。他们已有几十年没有见面，重逢时一起回顾了当年的同学岁月。
1984年4月下旬，胡耀邦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了前来北京看望他的同学刘绍熙、陈闻赫、杨竞燮、吴端统。
1984年9月21日，胡耀邦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了小学和中学同学彭梅钦、刘灿辉夫妇。
所有会面中都洋溢着浓浓的同学情谊。由于所谈大都是家常话，胡耀邦的同学大都没有详尽的回忆。他们年事渐高，在胡耀邦身后相继辞世，没有留下多少记录。根据目前所知，只有两次同学聚会的记录比较清晰。
在长沙会见老同学刘绍熙
20世纪20年代后期，刘绍熙以优异成绩考入文家市里仁学校读高小，胡耀邦是他的同学。刘绍熙的家境不错。是寄宿生。胡耀邦家境则非常贫寒，要在山问道路上来回跋涉20公里路走读。刘绍熙是一个用功读书的孩子，每天读书时间比胡耀邦要多上两三个小时，甚至更多。可是有一次学校公布成绩，刘绍熙惊讶地发现，胡耀邦居然名列第一，自己只是第三名。
刘绍熙心小不服，暗暗较劲。没有想到，胡耀邦多次获得同年级第一的好成绩。慢慢地，刘绍熙也就服气了，而且和胡耀邦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当年的胡耀邦因为瘦小，头显得大一些，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大头”。刘绍熙想，既然胡耀邦的头大，看来他的聪明是有来由的。这样一想。刘绍熙就心平气和了。
后来，胡耀邦投身革命，万里长征到了陕北。刘绍熙也曾是热血青年，投考了黄埔军校。但生活的磨炼，使刘绍熙渐渐打消了壮怀激烈的念头。成为一名普通职员，在上海度过了一生。
胡耀邦成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刘绍熙曾去信祝贺，希望相见。1981年12月2日，胡耀邦回信，全文如下：
绍熙学兄：
不是你再次提起，我真的把你忘了，前天我问及杨勇同志，他倒只记得起你。
老实处世。积极奉公，在旧社会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你现在能够安度晚年的结果。
我们一定有机会相会。你如获便来京，我不反对。但是我经常外出，可能碰不上，吃闭门羹。这两年我总要去上海一趟，那时定约你晤谈。
我们小时候的同学，“文化大革命”前。我知道的，在四川有陈闻赫(重庆某纺织厂工程师)、蔺万和、李绶莲(两人的工作单位记不起了)，在广东有曾祥豪(在海南岛当汽车司机，听说已退休回家乡)，在责阳有甘厚乾(始终没有联系过)。关于上海和华东地区，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
我是在我们党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担任现在这个职务的。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名实不符。我们党中央的核心，现在严格执行集体领导。几位老一辈仍在起核心作用。这一点。大概你有所风闻。因此，我希望一切了解我的熟人，切勿作任何不符合事实的溢美之言。事关国家声誉，务使注意，千万千万。
匆此并祝你们全家好!
胡耀邦
1981年12月2日
刘绍熙收到信后，欣喜万分，更盼着能和胡耀邦见面了。
1983年春节前夕，刘绍熙和妻子李清俊一起从上海来到长沙为母亲祝贺90岁大寿并过节。大年初四，刘绍熙随同妻子到岳阳看望妻兄。2月17日大年初五，刘绍熙的妻兄突然接到从长沙拍来的电报，说有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同学到长沙，请刘绍熙初六下午3时前赶回长沙相见。
刘绍熙一看电报就知道，胡耀邦到长沙了，因为自己在北京没有别的同学。
于是，刘绍熙和妻子连夜坐火车赶回长沙。
2月18日下午，刘绍熙、李清俊夫妇，还有三妹刘绍真、三妹的女儿刘芹一起来到长沙九所胡耀邦下榻处。胡耀邦已经在门口等候他们了。
刘绍熙一见到胡耀邦，突然紧张了起来，只说了一句“耀邦同学”，接下去的话就说不利落了，总算磕磕绊绊地说了：“你在百忙中接见我，太感谢了!”
胡耀邦亲切地笑了，将老同学等四人请进客厅，一起饮茶。
刘绍熙盯着胡耀邦看。渐渐辨认出当年“大头”的模样，谈起了往事，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
胡耀邦回忆起往事：“那个时候，家境贫寒，考学校时，需要交一 块光洋的报名费。父亲拿不出，眼看报名的截止日期就要到了，还是在一个亲戚的劝说下，父亲借了钱才交上报名费。”
对入学的情况，刘绍熙有印象，对胡耀邦说：“记得当时200多人报考，只录取50人，你名列榜首，令我们羡慕。”
接下来。他们谈起了健在的其他同学。刘绍熙发现，胡耀邦知道得比他还要多。听胡耀邦随意说起，一位同学病重，他出钱资助过；一位同学为孩子上学的事求助，他赠送了学赞。
刘绍熙听得很感动，心想这些同学都是普通人，而胡耀邦已经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了，毕竟相差悬殊，况且又和同学分别了几十年。刘绍熙感到，岁月如流，万物变化，唯有胡耀邦的热忱是不变的。
这次到长沙之前，刘绍熙曾有信给胡耀邦，说起自己将在春节到长沙。胡耀邦此行到了长沙，马上要人打电话给刘绍熙在上海的家。问清刘绍熙在长沙的地址。
当时，刘绍熙在上海的家中没有电话，上海市委办公厅派人赶去询问。终于问得刘绍熙在长沙的地址；但找到之时，刘绍熙又去了岳阳妻兄家，刘家不知详细地址。还是刘绍真的女儿刘芹年轻。头脑灵活。又和上海取得联系，找到了刘绍熙在岳阳的地址，最终才使这次会见得以实现。胡耀邦得知了此事，即点名要刘芹一起来。
时间过得很快，胡耀邦留刘绍熙等人一起吃晚餐，并拍照留念。
饭后告辞时，胡耀邦送给客人一篓蜜橘和四盒切片糕，说：“这是我送给老人家的礼物，祝贺她九十大寿!”
这句话让刘绍熙非常激动：自己只是在信中顺便告诉了胡耀邦，总书记居然记在心里了。
回家的路上，刘绍熙坐在车里默默无语，但在心里萌发出一个念头，要邀集几位老同学一起到北京去看望胡耀邦。
会见老同学彭梅钦、刘灿辉
胡耀邦和老同学会面的消息很快在同学中传开，还没有见到过胡耀邦的老同学都有了信心，要和总书记同学见一次面。
1984年9月，彭梅钦、刘灿辉夫妇到北京旅游，打电话到中央办公厅，希望与胡耀邦叙旧。打出电话后，两人却有些忐忑不安，胡耀邦日理万机，能抽出时间会见20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吗?
原来，1963年1月底，挂职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到故乡浏阳检查工作，恰逢彭梅钦、刘灿辉夫妇从长沙回老家探亲，胡耀邦邀请两位老同学共进午餐。“文革”中，当教师的彭梅钦遭受迫害。“文革”结束后，彭梅钦给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胡耀邦写信申诉，很快得到老同学的帮助，重返教师岗位。
不安归不安，彭梅饮、刘灿辉夫妇想见胡耀邦的愿望因为来到北京而变得更加强烈。他们很快得到通知，总书记将于9月21日会见他们。
9月21日下午5时，秘书赶到彭梅钦、刘灿辉下榻的中直招待所，将他们接进中南海。他们走进客厅时，一眼看到胡耀邦正站着迎接呢。彭梅钦、刘灿辉赶紧向前，紧紧拉住了老同学的手。本来，他们想好了一肚子的话，但此时只说了一句：“耀邦——总书记同志，你好!”其余的竟不知道说什么了。
胡耀邦理解两位老同学的心情，请他们在圆桌边坐下，秘书沏上茶。胡耀邦自己点了一支烟，轻松地与老同学聊起了往事。彭梅钦、刘灿辉夫妇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
胡耀邦回忆起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与彭梅钦同班时的情景，再一次说到了当年报名的事。可见，这件事在胡耀邦脑海中印象之深。胡耀邦感叹道：“现在的学生，条件比那时好得多了。”
彭梅钦说，那时每逢周末，你都要回家劳动。家里离学校有10公里山路。你从来不迟到!
刘灿辉和胡耀邦是浏阳县立中学同学。她对胡耀邦回忆说，那时虽然男女生分别上课，但是你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你的年龄小，但是文章写得好，我们老师常常把你的文章拿到班上当范文朗读。我还记得你常常坐在校园一个圆门边上读书的情景……
談话间，一位摄影师进来，为老同学拍下了一张合影。谈了些往事，大家都很轻松。不一会儿。秘书进来说，晚饭准备好了。胡耀邦邀请两位老同学共进晚餐，席间喝了两杯米酒。
饭后，胡耀邦和老同学一起看中火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胡耀邦又询问了家乡的情况和老同学退休后的情况。彭梅钦、刘灿辉夫妇一一作答，并对胡耀邦说，现在中小学教师的地位不高，收入也不高。
胡耀邦明确地说：“困难是暂时的，党和政府正在采取措施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转眼到了晚上8时，胡耀邦要办公了，就与彭梅钦、刘灿辉道别。临别之际。胡耀邦为两位老同学题词：“将毕生献给教育事业”。他还赠送给老同学一瓶日本清酒和一瓶虎骨酒。
彭梅钦、刘灿辉感谢说：“我们来看你，是空着手来的，不好意思受礼!”
胡耀邦笑道：“我怎么会要你们送东西呢。”
彭梅钦、刘灿辉接着说：“明年是你的七十大寿，我们再到北京来为你做寿吧。”
胡耀邦连连摆手，说：“不要来，不要来，我是不搞寿庆的。”
老同学即此话别。
聚会的尾声
在晚年，胡耀邦与同学最热闹的一次会面是在1984年4月下旬，组织发起人之一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刘绍熙。在见过了胡耀邦以后，刘绍熙联络了几位小学同学，最后和陈闻赫、杨竞燮、吴端统一起来到北京看望胡耀邦。
胡耀邦在中南海和他们会而，还陪同他们游览了中南海。会见结束时，胡耀邦向每位同学赠送了一瓶从朝鲜带来的酒，一本中南海景色图片集。
胡耀邦和同学在中南海散步时，一位秘书拍下了他们在一起的照片。由于离得远，他们的面部都不太清晰，但他们走在一起的轻松、快慰是看得出来的。这也是胡耀邦和同学在户外的最后一张合影。
生命短暂，只有美德能使它的意义传播到遥远的后世。不忘同学情。从一个侧而诠释了胡耀邦的品质。
(本文采写过程中，得到了胡德谦、郎宗耀先生的帮助；在采访胡耀邦同学刘绍熙先生的过程中，得到刘老先生女儿刘家蒂医生的很大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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