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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说凡是儿子都要和父亲起冲突，因为儿子恋母。我间或确实产生和父亲对抗的情绪，但这和恋母无关，而是因为父亲对我的要求太高、太严。
前不久我写了两篇回忆性的文章——《启大爷》（启功）和《我的父亲俞师傅》，得到了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有些朋友感叹我是多么幸运，才能得到这样两位长辈的教诲。我当然承认自己幸运，但是朋友们或许不知道我这种幸运也有另一面，那就是如山的压力。试想一个没有受过正式中学教育的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兴趣，想通过自学而深入了解这文化。当他读书有疑惑的时候，有两位内行的长辈可以请教。但那两位的学问实在过于厚重，一个在古代汉语专业，一个在古典文学专业，都是山一样的存在，挡在国学传统的两大核心领域，使这个小青年处处自惭形秽，似乎整个领域里面永无自己的出头之日。这正是我青少年时期的感受。
从19岁到23岁这五年时间里，我在北京市西城区长安街房管所做瓦匠，为管片内居民修补旧房。劳动虽累，但能切实感到人们需要我的工作、自己是个有用的人。于是我一边劳动一边诹了四句： “少罹磨难甘卑事，越脊攀房匠亦侠。陋巷泥颓阴雨后，几家唤我备灰蔴。”写下来仔细看，觉得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情，词语还算雅驯，平仄也符合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一般要求，读出来自己觉得朗朗上口。下班后兴冲冲地把自己的新“诗”拿给父亲看。没得到期望中的夸奖，却受了短促的训斥。心有不甘，就拿到启大爷家里，再请他看看。他看了摇摇头，问：“你爸看过了？”答曰“是”。又问：“骂你了？”再答“是”。接着问：“怎么骂的？”答：“他说‘什么乱七八糟的？韵都没押上！’”启大爷笑着说：“得，这下我想骂你都没词儿了。”随手翻出《佩文韵府》，指着某页说：“看见没有？‘侠’字是入声，押十六叶，不押六麻。”这样的经历虽然使我弄明白了几个字的韵部，却也使我丧失了写旧体诗的热情。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我决然不考中文系而投考英文系，部分原因是让老二位吓怕了。落第后再试，终于在1978年如愿以偿，成了英文专业的学生。如果我直接投考中文系，很可能不用唱这出《二进宫》就上了大学。然而我毫不后悔，因为当时自以为从此走出了两位长辈的学术荫庇。
本科毕业后留校教了两年公共外语。服务期满，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这样更远离父亲和启大爷的专业，他们会不会不高兴呢？开学不久，接到两位长辈的礼物。启大爷的礼物放在一个大信封里，是周振甫先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文心雕龙注释》，扉页上写着“启功先生 指正 周振甫”。父亲早年接受严格的英国教育，故礼物按西人习惯包在花花纸里。打开一看，是杨明照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扉页上写着“俞敏先生？正讹？杨明照（加印图章）赠？一九八四年十月”。因为两件礼物几乎是同一天交到我手上，根据礼物的内容，我有理由怀疑两位长辈是谋划好了之后共同行动的。事凡牵扯到我，只要老二位联手，耍傻小子当然是他们最直接的乐趣。但此外总是另有深意。因为经常接受这两位智商极高的长辈的“关怀”，我逐渐练出了特殊的思维方式：这绝不是普通的礼物。用父亲的话说，这叫charade（打哑谜），目的是测验我的智力；用启大爷的话说，这是禅宗的一例新出炉的公案，目的是试试我有没有慧根、悟性。首先按父亲那套严格的逻辑思维推测：我考上了当时号称“亚洲最好的”英文系，为什么不送我《牛津字典》而要送《文心雕龙》？为什么二老要送我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为什么二老不去新华书店各买一部送给我，而要把校注者赠给他们的样书转送给我？这就是二老常说的“遇事先要想进去。”结论是他们提醒我不要数典忘祖、不能忘了我是中国传统文化园地里的苗子。滋养过我的不仅是二老，还有他们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这如同说“你小子背叛了家学，跑到英美文学那边去了”。莫非是想让我产生负罪感？这是父亲提醒我，人生之路多歧，走上一条，再回头就难了。这种关心，没经过特殊训练的人是体会不到的。下一步是用启大爷弃常识、逻辑如敝履的方法，“想进去之后还要想出来”（那时我还不熟悉“解构”这个术语）：礼物是什么？是书。书是什么？是一沓子用胶水粘起来的纸。纸上有什么？一些印上去的被人们称作文字的符号。 书是谁写的？刘勰。刘勰是什么？是一个人。你认识吗？不认识。不认识你怎么知道是人？因为他的名字。名字是什么？两个汉字。汉字是什么？是符号。那刘勰到底是什么？也是符号。符号写符号，能懂吗？不懂。怎么办？找人注释。谁？周振甫。你认识吗？在您家里见过很多次，总穿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讲一口糯糯的吴侬软语。可靠吗？可靠。他怎么注释？用汉字。就是符号？是。用符号注释符号能弄明白吗？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老老实实承认不知道。结论：你连汉字都读不明白，去学什么英美文学，靠谱吗？不靠谱也得去，否则让你们老哥儿俩挤兑得无处容身。这是启大爷鼓励我朝自己的目标努力。他的方法一般人是摸不着头脑的。
1985年秋末，父亲对我的关心到了一个临界点。我和哥哥同时申请到美国留学。哥哥的专业是国际金融，比较有前途，申请奖学金的希望也比较大。而我的专业是英美文学，中国人去这个专业，录取的概率不可能高，奖学金的希望更是渺茫。所以开始的时候父亲并没在意。到了冬天，我们的申请陆续有了回音。兄弟二人都有三四个学校录取，剩下的是最关键的一步——他们到底给不给奖学金。此时母亲开始不安。在她眼里，大儿子插过队，吃过苦，出去闯荡，她是放心的。小儿子从来没出过北京城，一下子去万里之外，她不愿意。父亲嘴里不说，但他的态度却使我想起《战国策·赵策四》里面赵太后和左师触龙的对话：“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 不过父亲毕竟是高级知识分子，放不下身段去阻止我申请留学。他安慰母亲说，录取了也没用。人家不会给一个中国人奖学金去学英美文学的。世事难料，到了1986年春季，学校来了消息，我们兄弟二人双双得到了奖学金。父亲沉默了几天，突然对我说：“你申请出国深造，按道理我不该阻拦你。但是有几个规矩你必须遵守，如果不能，就不要去了。”我早有心理准备，就静静地站着等下文。他接着说：“第一，你出国学习英美文学，不管多难，念不下去了就回来，绝不能转行去学汉学。那样做等于宣布我和你启大爺教不了你汉学，而那些中国话说不利落的洋人汉学家却能教你。我们丢不起这个脸。”我从来没想过这种情况。仗着年轻气盛，当场点头应允。“第二，”父亲接着说，“你不要转行去学什么‘中西比较文学’。你两方面的知识都是半吊子，怎么比较？那不过是找容易出路的借口罢了。”这下说中了我的要害。我心里有应急的计划，如果英美文学实在啃不动，就换个学校读比较文学。父亲把我挤在这里，我为了得到他的放行，只好硬着头皮承诺。于是父亲再说第三点：“你既然自己选择了英美文学，就得坚持到底，把人家的东西学深、学透。出来找不到工作，就回国。中国那么多英文系，总有你一碗饭吃。”哈哈，这才是他的真实目的。还是希望小儿子留在身边。这必须要承诺：找不到工作就回家，天经地义。父亲最反对的就是我落入俗套，对着洋人讲中国学问；对着中国人，讲西洋学问。他把那种情况叫作“两头唬”，认为真正的学者谈之齿冷。
到了美国，我努力不违父命，在英文系里埋头苦读七年，终于在1993年获得了英美文学博士。经过三百个博士申请一个助理教授职位的激烈竞争，居然在一所州立大学获得了一席之地，主讲美国文学和西方文艺理论。并在此得终身职，提副教授、正教授，一直干到今天。从出国那年算，到现在正好三十年整。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可见孔夫子并非完全反对子女远行，而是要求他们远行时有个明确的目标。我于父母渐老的时候做万里之游，可是我不但去了一个让父母放心的地方，而且一直按照父亲制定的方案认真治学，老实做人。算得上“游必有方”了。孔子还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三十年来，我一直没有偏离父亲为我指出的方向。即便是最近，自己也渐入老年，回归唐诗研究。回国讲学，老老实实地详解唐诗。只是现在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用西方的一些文学理论，例如形式主义理论，读者反应论，神话学理论和生态批评理论，来分析唐诗。我想用这种中西结合的研究方法，是因为自己觉得现在已经脱离了两方面都是“半吊子”的尴尬境界，有了独到的心得，应该和国内同仁分享。父亲的在天之灵，应该会点头赞成吧。
（作者系俞敏之子，现执教于西华盛顿大学英文系。）
前不久我写了两篇回忆性的文章——《启大爷》（启功）和《我的父亲俞师傅》，得到了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有些朋友感叹我是多么幸运，才能得到这样两位长辈的教诲。我当然承认自己幸运，但是朋友们或许不知道我这种幸运也有另一面，那就是如山的压力。试想一个没有受过正式中学教育的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兴趣，想通过自学而深入了解这文化。当他读书有疑惑的时候，有两位内行的长辈可以请教。但那两位的学问实在过于厚重，一个在古代汉语专业，一个在古典文学专业，都是山一样的存在，挡在国学传统的两大核心领域，使这个小青年处处自惭形秽，似乎整个领域里面永无自己的出头之日。这正是我青少年时期的感受。
从19岁到23岁这五年时间里，我在北京市西城区长安街房管所做瓦匠，为管片内居民修补旧房。劳动虽累，但能切实感到人们需要我的工作、自己是个有用的人。于是我一边劳动一边诹了四句： “少罹磨难甘卑事，越脊攀房匠亦侠。陋巷泥颓阴雨后，几家唤我备灰蔴。”写下来仔细看，觉得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情，词语还算雅驯，平仄也符合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一般要求，读出来自己觉得朗朗上口。下班后兴冲冲地把自己的新“诗”拿给父亲看。没得到期望中的夸奖，却受了短促的训斥。心有不甘，就拿到启大爷家里，再请他看看。他看了摇摇头，问：“你爸看过了？”答曰“是”。又问：“骂你了？”再答“是”。接着问：“怎么骂的？”答：“他说‘什么乱七八糟的？韵都没押上！’”启大爷笑着说：“得，这下我想骂你都没词儿了。”随手翻出《佩文韵府》，指着某页说：“看见没有？‘侠’字是入声，押十六叶，不押六麻。”这样的经历虽然使我弄明白了几个字的韵部，却也使我丧失了写旧体诗的热情。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我决然不考中文系而投考英文系，部分原因是让老二位吓怕了。落第后再试，终于在1978年如愿以偿，成了英文专业的学生。如果我直接投考中文系，很可能不用唱这出《二进宫》就上了大学。然而我毫不后悔，因为当时自以为从此走出了两位长辈的学术荫庇。
本科毕业后留校教了两年公共外语。服务期满，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这样更远离父亲和启大爷的专业，他们会不会不高兴呢？开学不久，接到两位长辈的礼物。启大爷的礼物放在一个大信封里，是周振甫先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文心雕龙注释》，扉页上写着“启功先生 指正 周振甫”。父亲早年接受严格的英国教育，故礼物按西人习惯包在花花纸里。打开一看，是杨明照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扉页上写着“俞敏先生？正讹？杨明照（加印图章）赠？一九八四年十月”。因为两件礼物几乎是同一天交到我手上，根据礼物的内容，我有理由怀疑两位长辈是谋划好了之后共同行动的。事凡牵扯到我，只要老二位联手，耍傻小子当然是他们最直接的乐趣。但此外总是另有深意。因为经常接受这两位智商极高的长辈的“关怀”，我逐渐练出了特殊的思维方式：这绝不是普通的礼物。用父亲的话说，这叫charade（打哑谜），目的是测验我的智力；用启大爷的话说，这是禅宗的一例新出炉的公案，目的是试试我有没有慧根、悟性。首先按父亲那套严格的逻辑思维推测：我考上了当时号称“亚洲最好的”英文系，为什么不送我《牛津字典》而要送《文心雕龙》？为什么二老要送我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为什么二老不去新华书店各买一部送给我，而要把校注者赠给他们的样书转送给我？这就是二老常说的“遇事先要想进去。”结论是他们提醒我不要数典忘祖、不能忘了我是中国传统文化园地里的苗子。滋养过我的不仅是二老，还有他们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这如同说“你小子背叛了家学，跑到英美文学那边去了”。莫非是想让我产生负罪感？这是父亲提醒我，人生之路多歧，走上一条，再回头就难了。这种关心，没经过特殊训练的人是体会不到的。下一步是用启大爷弃常识、逻辑如敝履的方法，“想进去之后还要想出来”（那时我还不熟悉“解构”这个术语）：礼物是什么？是书。书是什么？是一沓子用胶水粘起来的纸。纸上有什么？一些印上去的被人们称作文字的符号。 书是谁写的？刘勰。刘勰是什么？是一个人。你认识吗？不认识。不认识你怎么知道是人？因为他的名字。名字是什么？两个汉字。汉字是什么？是符号。那刘勰到底是什么？也是符号。符号写符号，能懂吗？不懂。怎么办？找人注释。谁？周振甫。你认识吗？在您家里见过很多次，总穿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讲一口糯糯的吴侬软语。可靠吗？可靠。他怎么注释？用汉字。就是符号？是。用符号注释符号能弄明白吗？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老老实实承认不知道。结论：你连汉字都读不明白，去学什么英美文学，靠谱吗？不靠谱也得去，否则让你们老哥儿俩挤兑得无处容身。这是启大爷鼓励我朝自己的目标努力。他的方法一般人是摸不着头脑的。
1985年秋末，父亲对我的关心到了一个临界点。我和哥哥同时申请到美国留学。哥哥的专业是国际金融，比较有前途，申请奖学金的希望也比较大。而我的专业是英美文学，中国人去这个专业，录取的概率不可能高，奖学金的希望更是渺茫。所以开始的时候父亲并没在意。到了冬天，我们的申请陆续有了回音。兄弟二人都有三四个学校录取，剩下的是最关键的一步——他们到底给不给奖学金。此时母亲开始不安。在她眼里，大儿子插过队，吃过苦，出去闯荡，她是放心的。小儿子从来没出过北京城，一下子去万里之外，她不愿意。父亲嘴里不说，但他的态度却使我想起《战国策·赵策四》里面赵太后和左师触龙的对话：“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 不过父亲毕竟是高级知识分子，放不下身段去阻止我申请留学。他安慰母亲说，录取了也没用。人家不会给一个中国人奖学金去学英美文学的。世事难料，到了1986年春季，学校来了消息，我们兄弟二人双双得到了奖学金。父亲沉默了几天，突然对我说：“你申请出国深造，按道理我不该阻拦你。但是有几个规矩你必须遵守，如果不能，就不要去了。”我早有心理准备，就静静地站着等下文。他接着说：“第一，你出国学习英美文学，不管多难，念不下去了就回来，绝不能转行去学汉学。那样做等于宣布我和你启大爺教不了你汉学，而那些中国话说不利落的洋人汉学家却能教你。我们丢不起这个脸。”我从来没想过这种情况。仗着年轻气盛，当场点头应允。“第二，”父亲接着说，“你不要转行去学什么‘中西比较文学’。你两方面的知识都是半吊子，怎么比较？那不过是找容易出路的借口罢了。”这下说中了我的要害。我心里有应急的计划，如果英美文学实在啃不动，就换个学校读比较文学。父亲把我挤在这里，我为了得到他的放行，只好硬着头皮承诺。于是父亲再说第三点：“你既然自己选择了英美文学，就得坚持到底，把人家的东西学深、学透。出来找不到工作，就回国。中国那么多英文系，总有你一碗饭吃。”哈哈，这才是他的真实目的。还是希望小儿子留在身边。这必须要承诺：找不到工作就回家，天经地义。父亲最反对的就是我落入俗套，对着洋人讲中国学问；对着中国人，讲西洋学问。他把那种情况叫作“两头唬”，认为真正的学者谈之齿冷。
到了美国，我努力不违父命，在英文系里埋头苦读七年，终于在1993年获得了英美文学博士。经过三百个博士申请一个助理教授职位的激烈竞争，居然在一所州立大学获得了一席之地，主讲美国文学和西方文艺理论。并在此得终身职，提副教授、正教授，一直干到今天。从出国那年算，到现在正好三十年整。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可见孔夫子并非完全反对子女远行，而是要求他们远行时有个明确的目标。我于父母渐老的时候做万里之游，可是我不但去了一个让父母放心的地方，而且一直按照父亲制定的方案认真治学，老实做人。算得上“游必有方”了。孔子还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三十年来，我一直没有偏离父亲为我指出的方向。即便是最近，自己也渐入老年，回归唐诗研究。回国讲学，老老实实地详解唐诗。只是现在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用西方的一些文学理论，例如形式主义理论，读者反应论，神话学理论和生态批评理论，来分析唐诗。我想用这种中西结合的研究方法，是因为自己觉得现在已经脱离了两方面都是“半吊子”的尴尬境界，有了独到的心得，应该和国内同仁分享。父亲的在天之灵，应该会点头赞成吧。
（作者系俞敏之子，现执教于西华盛顿大学英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