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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才大略的后周皇帝柴荣，带着满心的遗憾，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这一年是公元959年。这位被誉为“五代第一名君”的皇帝除了未能完成统一华夏的夙愿，还要担心自己的身后事。39岁的柴荣只有一个6岁的小儿子柴宗训，他又面临着许多皇帝不愿又不得不面对的状况，他只能委任范质、王溥、魏仁浦并相，顾命辅佐幼帝。
按道理说，这三位最可能成为丢了性命的倒霉蛋，因为历史跟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辅佐周恭帝不久，即发生“陈桥兵变”，赵匡胤在出征途中被众将拥立为帝，大部队奔回首都，逼小皇帝禅让。后周的孤臣孽子，安有命焉？所幸赵宋取代后周，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前朝旧臣与皇室都得到新朝的优待与礼遇，范质等三人继续被任命为宰相。
宋乾德二年九月，范质病逝，太祖闻讯，还罢朝三日，以示哀悼。其他二位王溥、魏仁浦，也都以宰相高位退休，得以善终。在这里，宋王朝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了跟前面五个短命王朝不一样的气质——以宽仁之精神立国。
为什么宋代几乎没有发生过帝王因为政治原因而诛杀士大夫的事情（偶有一二例外）？首先是因为赵宋皇帝受到一项宪章性的约束——太祖立下的誓约。
据南宋笔记《避暑漫抄》的记录，宋太祖赵匡胤取得帝位后，在太庙寝殿之夹室中立了一块石碑，叫做“誓碑”，平日用黄幔遮着，夹室的门也紧锁。凡有新君即位，到太庙拜谒完毕，都要入夹室恭读誓碑上的誓词。外人都不知所誓何事。靖康年间，金人攻陷汴京，太庙大门洞开，人们才看到石碑真面目——碑高有七八尺，阔约四尺余，上面勒刻三行誓词，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有人怀疑“誓碑”是南宋人捏造出来的，毕竟那块石碑直到今日也没有出土。就算这个质疑有道理吧，誓碑一事姑且存疑，但根据史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誓约应该是存在无疑的。
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宋臣曹勋的自述——靖康末年，徽宗、钦宗两帝被金人所掳，曹勋随徽宗北迁，受徽宗嘱托国事。不久曹勋逃归南方，向高宗进了一道札子，里面就提到：“（太上皇）又语臣曰：归可奏上，艺祖（宋太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
事实上，太祖留下的这一誓约，基本上得到赵氏子孙的遵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宋神宗曾因西北用兵失利，欲斩杀一名转运使，却受到大臣蔡確与章惇的坚决抵制：“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开始破例。”宋臣未必知道太庙中的誓碑，但经过一百年的运作，朝廷不得杀士大夫的誓约，显然已成了宋朝众所周知的习惯法。皇帝最后只好发了一句牢骚：“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太祖立下的誓约以及由此形成的惯例，显然束缚了君主诛杀士大夫的权力。一个生活在宋代的大臣，只要不是犯下罪大恶极的刑事罪行，一般是用不着担心有一天会被皇帝杀头的，即使他处处跟皇帝作对。
摘自《新周刊》
按道理说，这三位最可能成为丢了性命的倒霉蛋，因为历史跟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辅佐周恭帝不久，即发生“陈桥兵变”，赵匡胤在出征途中被众将拥立为帝，大部队奔回首都，逼小皇帝禅让。后周的孤臣孽子，安有命焉？所幸赵宋取代后周，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前朝旧臣与皇室都得到新朝的优待与礼遇，范质等三人继续被任命为宰相。
宋乾德二年九月，范质病逝，太祖闻讯，还罢朝三日，以示哀悼。其他二位王溥、魏仁浦，也都以宰相高位退休，得以善终。在这里，宋王朝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了跟前面五个短命王朝不一样的气质——以宽仁之精神立国。
为什么宋代几乎没有发生过帝王因为政治原因而诛杀士大夫的事情（偶有一二例外）？首先是因为赵宋皇帝受到一项宪章性的约束——太祖立下的誓约。
据南宋笔记《避暑漫抄》的记录，宋太祖赵匡胤取得帝位后，在太庙寝殿之夹室中立了一块石碑，叫做“誓碑”，平日用黄幔遮着，夹室的门也紧锁。凡有新君即位，到太庙拜谒完毕，都要入夹室恭读誓碑上的誓词。外人都不知所誓何事。靖康年间，金人攻陷汴京，太庙大门洞开，人们才看到石碑真面目——碑高有七八尺，阔约四尺余，上面勒刻三行誓词，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有人怀疑“誓碑”是南宋人捏造出来的，毕竟那块石碑直到今日也没有出土。就算这个质疑有道理吧，誓碑一事姑且存疑，但根据史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誓约应该是存在无疑的。
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宋臣曹勋的自述——靖康末年，徽宗、钦宗两帝被金人所掳，曹勋随徽宗北迁，受徽宗嘱托国事。不久曹勋逃归南方，向高宗进了一道札子，里面就提到：“（太上皇）又语臣曰：归可奏上，艺祖（宋太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
事实上，太祖留下的这一誓约，基本上得到赵氏子孙的遵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宋神宗曾因西北用兵失利，欲斩杀一名转运使，却受到大臣蔡確与章惇的坚决抵制：“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开始破例。”宋臣未必知道太庙中的誓碑，但经过一百年的运作，朝廷不得杀士大夫的誓约，显然已成了宋朝众所周知的习惯法。皇帝最后只好发了一句牢骚：“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太祖立下的誓约以及由此形成的惯例，显然束缚了君主诛杀士大夫的权力。一个生活在宋代的大臣，只要不是犯下罪大恶极的刑事罪行，一般是用不着担心有一天会被皇帝杀头的，即使他处处跟皇帝作对。
摘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