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雍正大力鼓吹，让百姓相信皇帝与他们利益一致，现实苦难完全来自贪官，把皇帝装扮成民意的代言人。
在中国历史上，雍正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帝王。
雍正的勤奋是惊人的，执政12年零8个月间，日均睡眠不足4小时，不巡幸，不游猎，在4.1万余件奏章上留下1000万余字的批文。
与此同时，雍正又是一个狠毒的人，先后将自己的4个兄弟圈禁，致3人丧命，曾被雍正倚为干城的年羹尧、隆科多先后死于非命。雍正一朝大兴“文字狱”，吕留良案、谢济世案、陆生楠案、屈大均案、查嗣庭案等，酷烈至极。有人写一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也会被斩立决。
然而，雍正推出的改土归流（改土司制为流官制，避免世袭官员害民）、耗羡归公（统一管理各级政府灰色收入，减少人民负担）、脱贱为良（给数以万计贱民以良民身份）、摊丁入亩（取消人头税）等政策，确有惠民之功，特别是雍正严惩贪腐，一度“无官不清”，颇有口碑。
那么，雍正究竟是好皇帝还是坏皇帝？日本著名学者宫崎市定这本写于60多年前的书首度将视线聚焦于被康熙、乾隆光环所掩盖的雍正，堪称是最早为雍正辩诬之作。
雍正不易被人理解，因其行事前后矛盾，他既刚硬又柔软，时而凶残，时而宽宏，他大兴文字狱，却饶了曾静一命。雍正喜欢恶作剧，如钱名世曾赠诗年羹尧，年倒台后，雍正亲书“名教罪人”匾额，令其悬挂在家门口，又命300多文臣写诗骂钱名世，骂得好有赏，骂得不好受罚。
显然，雍正内心极端孤独，在成人与孩子间摇摆不定。
雍正的孤独源于他所遭遇的巨大挑战：
古代中国的管理体制采取自上而下、金字塔式的结构，从皇帝到宰相到大臣到士，再到万民，层级过多，难免上下悬隔，君权常被官僚架空。毕竟，皇帝与官员的利益不一致，皇帝利用官员吸取民脂民膏，一旦控制乏力，则臣肥君瘦，人民不堪压榨，不得不揭竿而起。
每到皇朝末世，必然呈现出官僚机构膨胀、效率低下、社会活力不足、人民普遍破产等现象，皇帝政令难出宫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江山易手。
然而，元代时大量白银涌入中原，刺激了商业的迅速发展，到明朝建立时，传统的低效管理已难应对新局面，朱元璋废除相权，别立内阁，试图使皇权独大，并以扁平化管理来提高效率，可到明末时，又回到官僚一统天下、皇权受制的局面。
显然，雍正在模仿朱元璋，不断挤压官员们的权力空间，以更有效、更顺畅地运用皇权。
为此，雍正主要采取了三个办法：首先，大力鼓吹，让百姓相信皇帝与他们利益一致，现实苦难完全来自贪官，把皇帝装扮成民意的代言人;其次，喜怒无常，出尔反尔，让官员无法猜到他的真实性格，因恐惧而顺从;其三，自我神话，雍正朝学术、文化、艺术少名人，雍正兼领圣人、艺术家、文化权威等诸多头衔，收缴了对皇权有威胁的所有社会资源。
由于入戏太深，雍正有时也会被自己扮演的角色掌控，他常做出一些让人感动的事，有时对百姓的境遇似乎充满同情，以此维持自己是道德高尚者的幻觉。
雍正比朱元璋走得更远，朱元璋取缔了相权，用太监制约官僚，仍保持了一个庞大的中层，而雍正则直接临民，将官僚贬低为皇权的秘书或助手，成为一群可有可无的人。毫无疑问，雍正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帝王，他真正地实现了独裁。
从具体结果看，雍正的独裁“利民不利官”，它将传统政治的潜力最大化地释放了出来，可这是一种非常状态。以中国之大，情况之复杂，事事全凭皇帝一人决策，怎么可能持久？用个人勤奋去填系统的坑，必然顾此失彼，雍正长于内治，无暇外战，结果养虎遗患于乾隆。
可以说，雍正是被活活累死在任上的。不出所料，雍正去世之后，乾隆完全放弃了这套工作方法，张廷玉等几位深受雍正信任的大臣晚景凄凉，而被雍正宽恕的曾静又被乾隆凌迟处死。乾隆“宽政”的结果是贪腐遍地，出现了和珅这样的巨蠹。而乾隆之后，皇权再度旁落，到慈禧“新政”时，为取信官员，几乎闹到要投水自杀的地步。由此可见，雍正扩张皇权的计划最终还是失败了，不论怎么挣扎，清朝还是没能逃脱历代封建王朝必然灭亡的命运。
雍正如此勤奋、如此聪明，在他内心深处，有强烈的道德情感，在独裁者中，他可称佼佼者。雍正的手腕灵活且强硬，所以他才能榨取了如此多的权力资源，以为他的变革铺路。可连雍正都败下阵来，不能不说：此路不通。
《雍正帝》
作者： （日）宫崎市定
译者： 孙晓莹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6年7月
定价： 48元
在中国历史上，雍正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帝王。
雍正的勤奋是惊人的，执政12年零8个月间，日均睡眠不足4小时，不巡幸，不游猎，在4.1万余件奏章上留下1000万余字的批文。
与此同时，雍正又是一个狠毒的人，先后将自己的4个兄弟圈禁，致3人丧命，曾被雍正倚为干城的年羹尧、隆科多先后死于非命。雍正一朝大兴“文字狱”，吕留良案、谢济世案、陆生楠案、屈大均案、查嗣庭案等，酷烈至极。有人写一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也会被斩立决。
然而，雍正推出的改土归流（改土司制为流官制，避免世袭官员害民）、耗羡归公（统一管理各级政府灰色收入，减少人民负担）、脱贱为良（给数以万计贱民以良民身份）、摊丁入亩（取消人头税）等政策，确有惠民之功，特别是雍正严惩贪腐，一度“无官不清”，颇有口碑。
那么，雍正究竟是好皇帝还是坏皇帝？日本著名学者宫崎市定这本写于60多年前的书首度将视线聚焦于被康熙、乾隆光环所掩盖的雍正，堪称是最早为雍正辩诬之作。
雍正不易被人理解，因其行事前后矛盾，他既刚硬又柔软，时而凶残，时而宽宏，他大兴文字狱，却饶了曾静一命。雍正喜欢恶作剧，如钱名世曾赠诗年羹尧，年倒台后，雍正亲书“名教罪人”匾额，令其悬挂在家门口，又命300多文臣写诗骂钱名世，骂得好有赏，骂得不好受罚。
显然，雍正内心极端孤独，在成人与孩子间摇摆不定。
雍正的孤独源于他所遭遇的巨大挑战：
古代中国的管理体制采取自上而下、金字塔式的结构，从皇帝到宰相到大臣到士，再到万民，层级过多，难免上下悬隔，君权常被官僚架空。毕竟，皇帝与官员的利益不一致，皇帝利用官员吸取民脂民膏，一旦控制乏力，则臣肥君瘦，人民不堪压榨，不得不揭竿而起。
每到皇朝末世，必然呈现出官僚机构膨胀、效率低下、社会活力不足、人民普遍破产等现象，皇帝政令难出宫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江山易手。
然而，元代时大量白银涌入中原，刺激了商业的迅速发展，到明朝建立时，传统的低效管理已难应对新局面，朱元璋废除相权，别立内阁，试图使皇权独大，并以扁平化管理来提高效率，可到明末时，又回到官僚一统天下、皇权受制的局面。
显然，雍正在模仿朱元璋，不断挤压官员们的权力空间，以更有效、更顺畅地运用皇权。
为此，雍正主要采取了三个办法：首先，大力鼓吹，让百姓相信皇帝与他们利益一致，现实苦难完全来自贪官，把皇帝装扮成民意的代言人;其次，喜怒无常，出尔反尔，让官员无法猜到他的真实性格，因恐惧而顺从;其三，自我神话，雍正朝学术、文化、艺术少名人，雍正兼领圣人、艺术家、文化权威等诸多头衔，收缴了对皇权有威胁的所有社会资源。
由于入戏太深，雍正有时也会被自己扮演的角色掌控，他常做出一些让人感动的事，有时对百姓的境遇似乎充满同情，以此维持自己是道德高尚者的幻觉。
雍正比朱元璋走得更远，朱元璋取缔了相权，用太监制约官僚，仍保持了一个庞大的中层，而雍正则直接临民，将官僚贬低为皇权的秘书或助手，成为一群可有可无的人。毫无疑问，雍正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帝王，他真正地实现了独裁。
从具体结果看，雍正的独裁“利民不利官”，它将传统政治的潜力最大化地释放了出来，可这是一种非常状态。以中国之大，情况之复杂，事事全凭皇帝一人决策，怎么可能持久？用个人勤奋去填系统的坑，必然顾此失彼，雍正长于内治，无暇外战，结果养虎遗患于乾隆。
可以说，雍正是被活活累死在任上的。不出所料，雍正去世之后，乾隆完全放弃了这套工作方法，张廷玉等几位深受雍正信任的大臣晚景凄凉，而被雍正宽恕的曾静又被乾隆凌迟处死。乾隆“宽政”的结果是贪腐遍地，出现了和珅这样的巨蠹。而乾隆之后，皇权再度旁落，到慈禧“新政”时，为取信官员，几乎闹到要投水自杀的地步。由此可见，雍正扩张皇权的计划最终还是失败了，不论怎么挣扎，清朝还是没能逃脱历代封建王朝必然灭亡的命运。
雍正如此勤奋、如此聪明，在他内心深处，有强烈的道德情感，在独裁者中，他可称佼佼者。雍正的手腕灵活且强硬，所以他才能榨取了如此多的权力资源，以为他的变革铺路。可连雍正都败下阵来，不能不说：此路不通。
《雍正帝》
作者： （日）宫崎市定
译者： 孙晓莹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6年7月
定价： 4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