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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无立雪程门受教进学之福，但自1989年秋从国家教育部机关调至南京大学工作以后，却也曾登堂入室，略得千帆先生亲炙，并获珍贵的翰墨缘。值此纪念程干帆先生（1913—2000年）诞辰一百周年之际，谨将我识荆后七、八年间的一些难忘往事写出来，以见前辈学人之典型。
初访结文缘
1992年12月1日上午，接受了《光明日报》评论部委托的我，在程门大弟子之一徐有富教授引荐下，开始了一次对千帆先生的访谈。访谈计约一个半小时，但因时代语境以及报社预约篇幅等原因所限，于次年1月8日发表在该报的《闲堂老人程干帆访谈》一文却写得浅薄，未予深入阐明的话题大致还有三个：
一是他老人家提到的家藏书的终局。当年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程家有40箱线装书，遭遇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的“红卫兵”抄家，“抽毁”后仅剩下残遗书卷五、六箱，后来连同约40件名人字画，都分别捐献给了南京大学、岳麓书院等单位。
二是他告知我的一些治学习惯。说在年轻时常开“夜车”，熬夜读书、写作，到凌晨一两点的静夜始睡是常事。1978年，应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1906—1996年）之召重来金陵，在中文系发挥“余热”，但读书看报已逐渐要借助放大镜了。眼下在早饭后，可集中精力读写2个小时左右。由此谈到少时的记诵之益，他认为背诵名篇。是非常必要的；而从事文学批评，则应有诗、词和文章的写作经验方好。“我希望有人知道，如果我的那些诗论还有一二可取之处，是和我会做几句诗分不开的。”
三是他自述的为学态度。说他经常提醒自己不要成为“百无一用”的“书呆子”，因此，始终坚持的学术立场是“重今不薄古”，并且为我解说了袁枚（1716—1797）赠赵翼（1727—1814）的名句“生面果能开一代，古人原不占千秋”的涵义。他说，“以己之短，比人之长”，是一个人保持头脑清醒、不断追求进步的一个修养方子。身为人师，还须注意处处严格要求弟子们，不能给他们戴“高帽子”，因为“廉价的赞扬，决不是栽培科学之花的好肥料”，但要注意的是，所施加的压力必须是友善的，耐心的和不断的。假如在研究生论文中出现了错别字和不规范简化字、语句不通顺及引用别人论点而不出注解等情况，那就是为师的失职了，所谓“教不严，师之惰”。
翰墨寓史识
在首访闲堂临别时，获得了千帆先生的《沈祖棻程千帆新诗集》（陆耀东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我在1993年10月，为南京大学校报代编的一份专刊《南大书友》上，选刊了他昔年所写的两首白话诗《鼓楼》和《芦沟桥》，是在金陵大学期间有感于日寇侵华而作，表达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倾向。
记得在我选定发表这两诗时，千帆先生还写了约五百字的《旧诗二首重刊题记》：
下面是写于30年代中叶及40年代初的两首诗，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以上了。前一首是面对一座古建筑——南京鼓楼的遐思。它眼见过明代和民国政权的建立，见过蒙、满贵族及汉族大地主联合政权的消亡，它当然也更清楚地见到当时目寇入侵的现实。但在蒋政权“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政策下，它又能抱着什么希望呢？所以“惟有装出沉默，向苍天”了。第二首作于抗战已进行了三年之后。它也是一首寄情于古建筑的诗。那时，芦沟桥早已成为敢占区，曾在桥头英勇抗击敌人英勇牺牲的战士们也已长眠桥下好几年了。但他们发出的第一声号角和用血肉筑成的长城，都依然在召唤全国人民继续抵抗凶恶的敌人。这两首诗的色调不很明丽，情绪也颇低沉，正如人们所说，涅克拉索夫的诗常常是悲哀的，因为他生活在一个使人悲哀的时代。我当时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也许现代的青年人不容易接受这类作品，但这不也正是由于你们一直生活在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当中吗？今年已经八十一岁的我只想借此机会，告诉大家一句话：一个富强的祖国比什么都重要，没有她，就没有了一切。
可见千帆先生对于这两首白话诗作得以重刊，内心显然是十分欣忭的。
由于曾在时位于鼓楼二条巷的有富教授家中的客厅墙壁上，赏观过千帆先生给他写的一帧隶书墨宝：“月落参横，数峰天末”，还曾在组稿编辑两安梁永的《雍庐书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过程中，见过千帆先生应作者之请书写的“咏苏斋”一匾。笔迹秀美，结体雅静，当下心生无限歆羡。据千帆先生回忆，他少时求学于堂伯父程君硕先生设在汉口的私塾有恒斋数年间，在日记之外，每天必做的功课就是临帖写字。难怪他的隶书我看了真是喜爱，原来学的是《张迁碑》《曹全碑》。他的小字习的是《洛神赋》《灵飞经》，而楷书则以颜、褚、欧阳三人为师。不过，我虽也算得是程门熟客，却从不曾以一己之私，向他开口求赏过墨宝——非不爱也，乃顾惜先生晚年精力也。
但也曾有过那么一两次的例外。上世纪末，北京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在湖南路东端设立了一家由店、馆合营的人文书店——三联商务文化中心，很快成为了全城读书人和藏书家所喜踪迹之地。店主人为锁定客户，想求得千帆先生的一幅墨宝。几次三番，我掏不过他的热情追逼，只好出面予以引荐。遂约定在当年秋天某个下午三时正，由他带上鲜花束和水果篮前往拜访，并预先声明以半小时为限，至于能否求得墨宝之赐，则需全凭他的运气。结果在早已乔迁到南秀村的新闲堂里喝了不到半小时的热茶，他就如愿以偿了。千帆先生命我提供书写内容，于是一幅“藏书不可以不多，而不可以徒多”（昊澄语）的题词，便挂到了三联商务文化中心的办公室里。
1997年夏，我为某刊物客座主编…个“大众人文”版面时，适遇一期主题是要庆祝香港回归，便向千帆先生约稿，他用时任馆长的江苏省文史研究馆所印的八行笺，用毛笔书写了旧年才作的《题静海寺》诗：“静海前朝寺，沧桑二百年。蛮夷曾猾夏，汉帜复中天。殿宇松篁古，勋名日月鲜。凭阑望台岛，怜汝尚孤悬。”诗中颇用古典，表达了他的民族主义情意。
我后来因缘获藏的一帧墨宝，却是在千帆先生去世多年之后，冥冥中可谓似有天助！原来这是孙卿子（即荀子，约公元前313一前238年）两段语录的合幅，曰：“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荀子·正名》） “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参之以平心。”（《荀子·大略》）
前者意谓以慈爱之心、求真之心、公平之心为学处世，则主观意气自消，客观态度自正；后者谓在遇到是非难辨的时候，不妨从平和之心出发，以远事相推度，加以近物之验证，便可辨别公明。
便笺启后学
我读《闲堂自述》一文，曾注意到其中“衡如先生给学生讲授目录学，兼及版本、校勘。事实上即校雠学。他首先强调这门学问作为治学门径的特殊性质和重要意义。我信受奉行，所以我的治学可以说是从校雠学人手的。我认真学习过由《汉书艺文志》到《书目答问》，以及郑樵、章学诚诸家著作，后来并长期讲授这门课程……”一段回忆，因此，当1999年秋、冬间，我为曾任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后任我的母校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的刘国钧（1899—1984年）的生平史实所困时，曾投书求教。不久，我就接到了雁平学弟取得“醉纸斋”墨宝时，一并捎转来的四张信笺，顿时感激盈怀！
千帆先生当日开示的十款意见，足解我心头诸般疑惑。因其中“今典”，若非当事人明白训示，则何能悉其隐耶？函中示我留意阅读《沈祖棻诗词集》第128—129页，第275页中的有关诗词，顿时为我解开了刘先生在1943年夏离金大职，由成都赴任国立西北图书馆馆长的生平转折之谜。而沈祖棻《呈衡如师》四首，则写于1957年千帆先生被打成所谓“右派”之后。其中“江南名德经时尽，北国灵光一老存”，“谁知皓首穷经曰，不畏前贤畏后生’’，“惟余一样江南梦，犹趁回潮向秣陵”，“纵来燕市同呼酒，师弟相看总白头”诸句，莫不情真意切，意味深长也。
在他晚岁的七八年里，我于闲堂老人处的所得所闻，自然不止如此。且再随口说上两件细事。记得他乔迁南秀村新寓后，接了地气，心情特别的好。每回前往拜访，他总要喜滋滋地开了朝南小院落的门，指点我看又开了什么样的花。那首回，我曾惊异于庭院中的盛木繁花，结果他神秘一笑道，自有“师傅”代劳——原来这院子中的花花草草，是由南大后勤科的一位花工师傅来帮主人栽植并负责今后养护的。
还有一个下午，我按约造访，却不见师母应门。正狐疑间，闻得楼侧的自行车棚里有人说话。寻声而去，但见千帆先生和师母一个手执笤帚，一个端着簸箕，正在秋风里扫落叶呢。我急忙趋前，帮助完成了剩余的活计。坐定后问师母何故劳此？答曰，邻居们都在上课上班地忙，顾不到管这些门面上的事，一楼只有他们俩是“闲人”，“搬来后已一起扫过好几回了，不累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教授
（本文编辑 谢宁）
初访结文缘
1992年12月1日上午，接受了《光明日报》评论部委托的我，在程门大弟子之一徐有富教授引荐下，开始了一次对千帆先生的访谈。访谈计约一个半小时，但因时代语境以及报社预约篇幅等原因所限，于次年1月8日发表在该报的《闲堂老人程干帆访谈》一文却写得浅薄，未予深入阐明的话题大致还有三个：
一是他老人家提到的家藏书的终局。当年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程家有40箱线装书，遭遇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的“红卫兵”抄家，“抽毁”后仅剩下残遗书卷五、六箱，后来连同约40件名人字画，都分别捐献给了南京大学、岳麓书院等单位。
二是他告知我的一些治学习惯。说在年轻时常开“夜车”，熬夜读书、写作，到凌晨一两点的静夜始睡是常事。1978年，应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1906—1996年）之召重来金陵，在中文系发挥“余热”，但读书看报已逐渐要借助放大镜了。眼下在早饭后，可集中精力读写2个小时左右。由此谈到少时的记诵之益，他认为背诵名篇。是非常必要的；而从事文学批评，则应有诗、词和文章的写作经验方好。“我希望有人知道，如果我的那些诗论还有一二可取之处，是和我会做几句诗分不开的。”
三是他自述的为学态度。说他经常提醒自己不要成为“百无一用”的“书呆子”，因此，始终坚持的学术立场是“重今不薄古”，并且为我解说了袁枚（1716—1797）赠赵翼（1727—1814）的名句“生面果能开一代，古人原不占千秋”的涵义。他说，“以己之短，比人之长”，是一个人保持头脑清醒、不断追求进步的一个修养方子。身为人师，还须注意处处严格要求弟子们，不能给他们戴“高帽子”，因为“廉价的赞扬，决不是栽培科学之花的好肥料”，但要注意的是，所施加的压力必须是友善的，耐心的和不断的。假如在研究生论文中出现了错别字和不规范简化字、语句不通顺及引用别人论点而不出注解等情况，那就是为师的失职了，所谓“教不严，师之惰”。
翰墨寓史识
在首访闲堂临别时，获得了千帆先生的《沈祖棻程千帆新诗集》（陆耀东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我在1993年10月，为南京大学校报代编的一份专刊《南大书友》上，选刊了他昔年所写的两首白话诗《鼓楼》和《芦沟桥》，是在金陵大学期间有感于日寇侵华而作，表达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倾向。
记得在我选定发表这两诗时，千帆先生还写了约五百字的《旧诗二首重刊题记》：
下面是写于30年代中叶及40年代初的两首诗，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以上了。前一首是面对一座古建筑——南京鼓楼的遐思。它眼见过明代和民国政权的建立，见过蒙、满贵族及汉族大地主联合政权的消亡，它当然也更清楚地见到当时目寇入侵的现实。但在蒋政权“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政策下，它又能抱着什么希望呢？所以“惟有装出沉默，向苍天”了。第二首作于抗战已进行了三年之后。它也是一首寄情于古建筑的诗。那时，芦沟桥早已成为敢占区，曾在桥头英勇抗击敌人英勇牺牲的战士们也已长眠桥下好几年了。但他们发出的第一声号角和用血肉筑成的长城，都依然在召唤全国人民继续抵抗凶恶的敌人。这两首诗的色调不很明丽，情绪也颇低沉，正如人们所说，涅克拉索夫的诗常常是悲哀的，因为他生活在一个使人悲哀的时代。我当时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也许现代的青年人不容易接受这类作品，但这不也正是由于你们一直生活在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当中吗？今年已经八十一岁的我只想借此机会，告诉大家一句话：一个富强的祖国比什么都重要，没有她，就没有了一切。
可见千帆先生对于这两首白话诗作得以重刊，内心显然是十分欣忭的。
由于曾在时位于鼓楼二条巷的有富教授家中的客厅墙壁上，赏观过千帆先生给他写的一帧隶书墨宝：“月落参横，数峰天末”，还曾在组稿编辑两安梁永的《雍庐书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过程中，见过千帆先生应作者之请书写的“咏苏斋”一匾。笔迹秀美，结体雅静，当下心生无限歆羡。据千帆先生回忆，他少时求学于堂伯父程君硕先生设在汉口的私塾有恒斋数年间，在日记之外，每天必做的功课就是临帖写字。难怪他的隶书我看了真是喜爱，原来学的是《张迁碑》《曹全碑》。他的小字习的是《洛神赋》《灵飞经》，而楷书则以颜、褚、欧阳三人为师。不过，我虽也算得是程门熟客，却从不曾以一己之私，向他开口求赏过墨宝——非不爱也，乃顾惜先生晚年精力也。
但也曾有过那么一两次的例外。上世纪末，北京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在湖南路东端设立了一家由店、馆合营的人文书店——三联商务文化中心，很快成为了全城读书人和藏书家所喜踪迹之地。店主人为锁定客户，想求得千帆先生的一幅墨宝。几次三番，我掏不过他的热情追逼，只好出面予以引荐。遂约定在当年秋天某个下午三时正，由他带上鲜花束和水果篮前往拜访，并预先声明以半小时为限，至于能否求得墨宝之赐，则需全凭他的运气。结果在早已乔迁到南秀村的新闲堂里喝了不到半小时的热茶，他就如愿以偿了。千帆先生命我提供书写内容，于是一幅“藏书不可以不多，而不可以徒多”（昊澄语）的题词，便挂到了三联商务文化中心的办公室里。
1997年夏，我为某刊物客座主编…个“大众人文”版面时，适遇一期主题是要庆祝香港回归，便向千帆先生约稿，他用时任馆长的江苏省文史研究馆所印的八行笺，用毛笔书写了旧年才作的《题静海寺》诗：“静海前朝寺，沧桑二百年。蛮夷曾猾夏，汉帜复中天。殿宇松篁古，勋名日月鲜。凭阑望台岛，怜汝尚孤悬。”诗中颇用古典，表达了他的民族主义情意。
我后来因缘获藏的一帧墨宝，却是在千帆先生去世多年之后，冥冥中可谓似有天助！原来这是孙卿子（即荀子，约公元前313一前238年）两段语录的合幅，曰：“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荀子·正名》） “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参之以平心。”（《荀子·大略》）
前者意谓以慈爱之心、求真之心、公平之心为学处世，则主观意气自消，客观态度自正；后者谓在遇到是非难辨的时候，不妨从平和之心出发，以远事相推度，加以近物之验证，便可辨别公明。
便笺启后学
我读《闲堂自述》一文，曾注意到其中“衡如先生给学生讲授目录学，兼及版本、校勘。事实上即校雠学。他首先强调这门学问作为治学门径的特殊性质和重要意义。我信受奉行，所以我的治学可以说是从校雠学人手的。我认真学习过由《汉书艺文志》到《书目答问》，以及郑樵、章学诚诸家著作，后来并长期讲授这门课程……”一段回忆，因此，当1999年秋、冬间，我为曾任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后任我的母校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的刘国钧（1899—1984年）的生平史实所困时，曾投书求教。不久，我就接到了雁平学弟取得“醉纸斋”墨宝时，一并捎转来的四张信笺，顿时感激盈怀！
千帆先生当日开示的十款意见，足解我心头诸般疑惑。因其中“今典”，若非当事人明白训示，则何能悉其隐耶？函中示我留意阅读《沈祖棻诗词集》第128—129页，第275页中的有关诗词，顿时为我解开了刘先生在1943年夏离金大职，由成都赴任国立西北图书馆馆长的生平转折之谜。而沈祖棻《呈衡如师》四首，则写于1957年千帆先生被打成所谓“右派”之后。其中“江南名德经时尽，北国灵光一老存”，“谁知皓首穷经曰，不畏前贤畏后生’’，“惟余一样江南梦，犹趁回潮向秣陵”，“纵来燕市同呼酒，师弟相看总白头”诸句，莫不情真意切，意味深长也。
在他晚岁的七八年里，我于闲堂老人处的所得所闻，自然不止如此。且再随口说上两件细事。记得他乔迁南秀村新寓后，接了地气，心情特别的好。每回前往拜访，他总要喜滋滋地开了朝南小院落的门，指点我看又开了什么样的花。那首回，我曾惊异于庭院中的盛木繁花，结果他神秘一笑道，自有“师傅”代劳——原来这院子中的花花草草，是由南大后勤科的一位花工师傅来帮主人栽植并负责今后养护的。
还有一个下午，我按约造访，却不见师母应门。正狐疑间，闻得楼侧的自行车棚里有人说话。寻声而去，但见千帆先生和师母一个手执笤帚，一个端着簸箕，正在秋风里扫落叶呢。我急忙趋前，帮助完成了剩余的活计。坐定后问师母何故劳此？答曰，邻居们都在上课上班地忙，顾不到管这些门面上的事，一楼只有他们俩是“闲人”，“搬来后已一起扫过好几回了，不累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教授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