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最近和潘我源的儿子小白通电话，他告诉我，妈妈仍在美国洛杉矶治病。我们上海这些老朋友常常惦念着她，她个性鲜明，整天大大咧咧，笑起来什么也不顾及，嘎嘎嘎地像是鸭子叫，我们就亲切地叫她“鸭子美哒哒”。平时也都叫她小潘，尽管已是八十岁的老人了，每次聚会就她笑得最欢，那大嗓门一说话压倒一切。只要她在，聚会总是很开心，她的说笑会让大家乐得前仰后倒。她离开上海回台湾都快三年了。在上海时她在医院检查身体发现有一个肿块，可她根本不放在心上，那天来我家玩，我和爱人都劝她要认真对待，她乐哈哈地说：“小孙，没事儿，死不了，阎王爷忙着呢，根本顾不上找我哪！”
没想到她回台湾后没多久就住医院了，后来又转去美国洛杉矶治病。但愿她早点恢复健康，我们多么想听到她爽朗的笑声。
“国共合作的典范”
这是我们常常跟小潘开玩笑说的一句话：小潘你是共产党的代表，你母亲是国民党的元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你们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二十多年，这是国共合作的典范哪！
说起这事儿小潘十分感慨：在她两岁时，父母就离异了，她跟着母亲长大。母亲早年曾由国民政府派往苏联留学，与蒋经国是同学，回国后一直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1948年母亲要去台湾，而且为小潘一切都安排好了，同去台湾，可小潘却从上海离家出走了，跟着电影演员夏天以及戏剧学院的一些同学去了解放区，当上了文工团员，并和夏天，这位她眼中的大哥结婚了，从此和母亲失去联系。那时小潘才十九岁，就有着一股子叛逆的性格，什么事情都拧着干，这种性格就这样影响了她一辈子，也形成了她特有的炮筒子、直肚肠和我行我素的性格。
苏秀曾跟我说过：“小潘可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出身国民党高官家庭，母亲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可在她身上没有大家闺秀大小姐的样子；她又去了解放区，是个文工团的团员，可在她身上也没有革命军人的样子。她随心所欲，很年轻就吸上烟，有时嘴里还叼着根烟，说话又那么大大咧咧！”
小潘解放后随部队文工团进了上影厂。1952年又调到上译厂工作。开始当剪辑，由于她语言好又演过戏，后来进了演员组当上配音演员。
解放后，小潘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终于和在台湾的母亲联系上了，互有通信，直到文革才中断。小潘因为这层关系，文革中没有少吃苦头，可她根本没放在心上，还照样过她的乐天派生活。文革后直到1979年，她母亲的一个好朋友的儿子来上海讲学，母亲托他找到了小潘，终于又和母亲联系上。小潘的母亲在事业上是位成功的女性，可在家庭生活上是十分坎坷的。小潘觉得自己很对不起母亲，父亲背叛了母亲，而自己也背叛了母亲。现在母亲年事已高，已八十高龄，身体又十分不好，在母亲的晚年作为女儿应该给她一些安慰和补偿。所以她申请去台湾探亲，向译制片厂打了离职报告，在台湾陪伴母亲共同度过了近二十年。母亲在近百岁时才离开了她。小潘感到做女儿的总算对母亲晚年有些慰藉。这期间她回上海多次，常常和译制厂的老朋友们聚一聚，这种聚会让大家都十分开心。她是离休干部，这就引起我们对她母女俩“国共合作”典范的调侃。
“配音演员就像是个舞伴”
对于配音演员这项工作，人们有过很多议论，有人说配音工作是“借尸还魂”，也有人说配音是“灵魂再塑”……反正各种说法都有，可我认为潘我源的说法更为确切些：“配音演员就像是一个舞伴，舞伴是别人怎么带你，你就怎么跟着，这样舞姿就十分流畅，就比较舒服。配音实际上也是这么一回事。原片它是怎么做，我就跟着它怎么做，表现原片人物的喜怒哀乐。作为配音演员我就去琢磨它，去体验它，然后用我自己的声音、语言忠实地把它表现出来。”我很赞同潘我源的这种见解，译制配音的根本原则是要还原，还原就必须跟着原片人物走，它带你去哪儿，你必须去哪儿，原片人物的喜怒哀乐、感情分寸，你必须和它一致，不能超越，也不能达不到。这就是配音演员的还原，离开了原片的分寸，那就是失败！
小潘在配音工作上是十分认真的，有两个戏我认为她配得十分出彩。影片《女人比男人更凶残》中有两个女主角，都是大美人，而且是杀人凶手。其中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由李梓配音，另一个非常愚钝的傻女人由小潘配音。本片导演孙道临，他组成的配音班子力量十分强，片中风度翩翩的男主角由毕克配音，阴险狡诈的反面人物由邱岳峰配音，我也参加这部影片的配音。完成配音后大家十分爱看这部影片，除了情节吸引人外，配音也十分精彩。小潘没想到会让她配大美女，所以十分用功，把这个女杀手既妖媚性感又愚钝心狠的复杂性格刻划得淋漓尽致。该角色喜欢将一个发夹戴在头上臭美，最后才知这实际上是定时炸弹！小潘表现那种惊恐万状的情形，叫喊声配得出色极了，把这个蠢女人的一惊一乍、自作聪明，结果又十分愚笨的心理展示得清清楚楚。这部影片后来成为很多摄制组选看内参片必看的影片之一。看这部影片真是一种艺术享受，我在厂里也看过多次。
还有一部影片是由卓别林主演的《凡尔杜先生》，小潘在影片中为中头彩的女佣人安娜配音。这是个喜剧角色，一个傻大姐的形象，她的出场戏就是如同小潘平时那样的大笑。当凡尔杜要谋财害命时，傻大姐命在旦夕还浑然不知。在船上那场戏，原片演员演得不错，小潘配得也十分精彩。在船上又惊又喜很多哼啊、哈啊、哎哟的叫声，小潘配得十分到位，轻松自如，演员有很多小细节表达人物的内心活动，小潘一点也没有放过，那种笑、那种惊恐，都表达得十分自然，就如同自己的呼吸一样轻松流畅。人物的性格和小潘的大大咧咧十分贴切，那笑声、那得意劲头，我至今也难以忘怀。当然，邱岳峰把卓别林演绎得活灵活现，那节奏感、那哼哈的小零碎都配得天衣无缝。
小潘配过的很多戏大都以反派角色为主，什么老妖婆、泼妇、杀人凶手、奸刁的坏女人等等，偶尔也会配上一个大正面人物。她告诉我，上世纪六十年代曾配过一部苏联影片《人与兽》，她和刘广宁配作为主角的一对母女，她配母亲安娜，刘广宁配女儿丹娘。安娜是个高级知识分子，正面人物。小潘的母亲也曾留学苏联，也是一位高知，而剧中安娜和女儿丹娘同样是单亲家庭，母女俩相依为命，影片中的母女身世和她的命运有相似之处，因此小潘十分能理解影片中母女俩的情感，在寻找共同的感情上她感到十分熟悉，很能理解，所以这个人物，她自己认为配得比较成功，演员组的同事们也称赞她配得好。一个演员实际上离不开丰富的生活体验，共同的命运往往会找到很多共性，发出强烈的共鸣，从而十分动情地展示出人物性格和人物内心世界的真情实感。 当然我还能举出她成功配音的很多影片，如《勇敢的胡安娜》《尼罗河上的惨案》《未来世界》等，还有无数动画片，其中都有她不同的声音造型，吸引着无数小观众。
乐天派
潘我源是一个乐天派，在上影厂也是出了名的，导演傅超武就说过：“电影厂有两个最快乐的人，男的是韩非，女的就是小潘。”小潘当时还顶了傅导演一句：“你说什么，你没有看到我苦恼的时候。”傅导说：“行了，别美化自己了，你还能多情善感，你那苦恼也顶多是昙花一现，你这大大咧咧的脾气，整天乐哈哈的样子，我看一辈子也改不了啦！”傅导真的说对了，潘我源这辈子就是个乐天派，直筒子性格，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从无顾忌。
我到译制片厂时（1971年），她在我心目中已是一位配音老演员了，可她与众不同，个性鲜明，一下子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当时我们正在录内参片，配戏任务重，演员常常不够用，从上影演员剧团借演员来协助配音。因为她丈夫夏天的关系，小潘和演员剧团的演员都很熟悉。所以她和高博、康泰、中叔皇、老温（锡莹）……常常开玩笑。那个时候有工军宣队管着，配音任务又十分紧张，可小潘常常会逗得大家十分轻松，让你忘记疲倦。在棚里录戏，偶尔她会招惹高博、康泰，一会儿说：“高秃子（指高博）你那人名念得不对，不准确，重音不对。”一会儿又说康泰：“康大鼻子，你说话唾沫星子也太厉害了，喷得我一脖子都是。”这两位见了她没辙，会求她：“姑奶奶高抬贵手，我们来译制厂是讨口饭吃的。”小潘也会回他们一句：“高秃子，算了吧，你和老头（指上译厂厂长陈叙一）关系好，陈老头总满足你，让你有机会来看内参片，你以为我不知道？”“去你的，影片里肯定有我的角色，才请我来。”反正逗得大家直乐。有一次配戏，小潘和老温合用一个话筒，老温块头大，小潘在一旁说：“温大腚，你把大腚挪一挪，让我对着话筒说台词好吗？”我在棚里实在忍不住了，反正棚里红灯一灭，大家会直乐，小潘更是放声大笑，那嘎嘎的笑声把个“漏音棚”震得直响。
平时开会学习，即使工宣队在场，小潘也照样我行我素。当时每天要坚持读红宝书一小时，8～9点，雷打不动。当时晚上加班很多，早上8点必须准时赶到厂里参加天天读，把大家累得够呛。这一小时往往有人用手支撑着脑袋似乎在学习《毛选》，实际上在打盹；有人桌上放着“语录”本，桌下面是当天要录戏的剧本，正在默默地背台词。9点钟以后要进棚录戏的，多么紧张。有一次工宣队胖胖的胡师傅来，让大家提起精神好好天天读。小潘一听就来气了：“胡师傅，你不进棚录戏，说得轻巧，天天加夜班，谁受得了？依我的意思，这一小时让大家好好睡一会，等会儿有精神进棚录戏，好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下来的政治任务，你说对不对？”胡师傅挨了小潘一闷棍不吭声了。从那以后，天天读也就流于形式了，打盹、背台词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当时每部内参片完成后都要开展大批判，参加工作的人员要肃清影片对自己的流毒，而且要做到人人口诛笔伐。小潘有一次对我发牢骚：“小孙，你负责大批判，批来批去这几句话，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麻痹劳动人民的意志，化成美女的毒蛇，吹捧阶级调和论，每次大批判，车轱辘这么转来转去有意思吗？浪费时间。”“行了，姑奶奶，这是上面叫批的，徐景贤亲自抓，每次开完批判会，工军宣队都要写简报往上送。”“行了，我把大批判稿子留着，下次改个片名改个主角名字又好用了，哈哈！”这就是小潘！
当时我们演员组于鼎见了小潘可是一帖药，打印好的剧本一定亲手送到小潘手上，怕她咋呼：“老于头，马上要录戏了，我的剧本呢？怎么还没有印好，你怎么搞的！”于鼎害怕她咋呼。
小潘是口型员，对剧本要用纸、铅笔、橡皮，每次于鼎总为小潘准备好，放在她对口型的桌子上，怕她咋呼。小潘也会称赞他：“臭于鼎，好样儿的，服务到家，后勤干得很出色！”“行，行，姑奶奶只要你满意，我就高兴。”
尚华也佩服小潘没心没肺过日子，整天开开心心。小潘常常劝老尚：“二舅你干嘛整天愁眉苦脸，不就政历上那点破事，别去想它，有什么了不起，人活一辈子就得开开心心过日子，不然让你来这世界上干什么，别想不开，愁眉苦脸过一天，快快乐乐也过一天。老这么闷着会生病的，好好向我学习学习！”
有一次小潘还对我说：“小孙，你和老尚谈得来，好好劝劝他，别背政历包袱，整天像个受气包的样子，多难受。”我认为她说得对，也曾和老尚聊过多次，还为他写了一篇介绍他的文章。
我们厂里的演员、翻译，所有工作人员对老厂长陈叙一都有一种敬畏之心，只有小潘不这样，她知道老厂长有能耐，也佩服他，可她习惯了，直呼陈老头，陈叙一也总让着她，因为小潘工作起来十分认真，而且敢于说出自己的看法，有时候还真的对剧本起到好的作用。她脑子好使，做口型员参加编剧本，常常会出人意料想出一些绝词儿，让老厂长也佩服她。有一次老厂长和翻译肖章正在小放映间编台词，正在苦思冥想，小潘进来了：“怎么啦，都耷拉着脑袋，想什么词儿？让我看看。”她认真地看了一下原稿，“嘿，这词儿太好编了，说‘悠着点儿’不就行了吗？”老厂长看了小潘一眼，笑了笑，肖章冲着小潘竖起大拇指。潘我源早就一阵风似地飘出去了。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们演员组和放映组进行乒乓球比赛，5人对抗赛，按我们的能力是打不过放映组的，小潘是我们演员组的啦啦队队长，她在场拼命为我们演员组喊加油，只要我们打赢一个球得了分，她就欢呼，同时还不停地臭放映组：“你们打的什么臭球！”小潘的煽动让我们士气倍增，而对方越打越没劲，都乱了阵脚，臭球不断出现，连发球也常常失误。就这样，两次对抗赛我们演员组都取胜了，放映组小蔡球打得不错，输得很不服气，他说出真心话：“你们演员组球打得不怎么样，绝对不是我们的对手，可你们的领队、军师老卫（禹平）挺厉害，挺狡猾，老在找我们的弱点，钻我们的空子，让我们发挥不好。还有就是小潘这个啦啦队，把我们斗志搅得稀里哗啦，哇哇大叫，叫得我们一点斗志也没有了，我们输球都是让她搅的！”小潘就有这能耐。
在老厂长陈叙一眼里，小潘是个刺头儿，所以他会让她三分。不过有一次老厂长可扬眉吐气把小潘给打懵了。
当时译制厂和美影厂都挤在万航渡路，译制厂地盘很小，录音棚又是一个“漏音棚”，文革中搞内参片有功，当时向市里提出能否给个新厂址，独立门户。市里徐景贤批了两处地方让译制厂挑选：一处是南京西路石门路口、王家沙对面的一幢小洋房；另一处是永嘉路383号。最后老厂长选定了永嘉路。小潘知道这回事后有一次冲着老厂长说：“陈老头，你私心太重了，两处厂址你偏偏选永嘉路，这里交通不方便又十分冷清。干嘛不选南京西路，那里交通方便，公交车多，我们上班买个东西也方便，你私心重，永嘉路离你家近……”
老厂长打断她说：“刺儿头你打住。我原来是想选南京西路的，可脑海里突然闪出你小潘之流，我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决定要永嘉路。你想你每天逛南京路，录音天天迟到怎么办？你逛南京路见什么都好，什么都要买，没到月底钱就花完了，向这个借钱，向那个借钱怎么办？我这全是为你好，为你着想，刺儿头好好想想。”说完就得意地扬长而去，把小潘噎在那儿了！
后来我们聚会说起这件事儿，小潘说：“陈老头只有这一次打了个翻身仗，他得意了好几天。我总得让让他，让他开心开心吧，你们说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的乐天派潘我源。回顾这些往事，总会让我十分开心。
潘我源你快点恢复健康，上海我们这些老朋友在等着你哪！想听你那爽朗愉快的笑声！
没想到她回台湾后没多久就住医院了，后来又转去美国洛杉矶治病。但愿她早点恢复健康，我们多么想听到她爽朗的笑声。
“国共合作的典范”
这是我们常常跟小潘开玩笑说的一句话：小潘你是共产党的代表，你母亲是国民党的元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你们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二十多年，这是国共合作的典范哪！
说起这事儿小潘十分感慨：在她两岁时，父母就离异了，她跟着母亲长大。母亲早年曾由国民政府派往苏联留学，与蒋经国是同学，回国后一直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1948年母亲要去台湾，而且为小潘一切都安排好了，同去台湾，可小潘却从上海离家出走了，跟着电影演员夏天以及戏剧学院的一些同学去了解放区，当上了文工团员，并和夏天，这位她眼中的大哥结婚了，从此和母亲失去联系。那时小潘才十九岁，就有着一股子叛逆的性格，什么事情都拧着干，这种性格就这样影响了她一辈子，也形成了她特有的炮筒子、直肚肠和我行我素的性格。
苏秀曾跟我说过：“小潘可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出身国民党高官家庭，母亲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可在她身上没有大家闺秀大小姐的样子；她又去了解放区，是个文工团的团员，可在她身上也没有革命军人的样子。她随心所欲，很年轻就吸上烟，有时嘴里还叼着根烟，说话又那么大大咧咧！”
小潘解放后随部队文工团进了上影厂。1952年又调到上译厂工作。开始当剪辑，由于她语言好又演过戏，后来进了演员组当上配音演员。
解放后，小潘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终于和在台湾的母亲联系上了，互有通信，直到文革才中断。小潘因为这层关系，文革中没有少吃苦头，可她根本没放在心上，还照样过她的乐天派生活。文革后直到1979年，她母亲的一个好朋友的儿子来上海讲学，母亲托他找到了小潘，终于又和母亲联系上。小潘的母亲在事业上是位成功的女性，可在家庭生活上是十分坎坷的。小潘觉得自己很对不起母亲，父亲背叛了母亲，而自己也背叛了母亲。现在母亲年事已高，已八十高龄，身体又十分不好，在母亲的晚年作为女儿应该给她一些安慰和补偿。所以她申请去台湾探亲，向译制片厂打了离职报告，在台湾陪伴母亲共同度过了近二十年。母亲在近百岁时才离开了她。小潘感到做女儿的总算对母亲晚年有些慰藉。这期间她回上海多次，常常和译制厂的老朋友们聚一聚，这种聚会让大家都十分开心。她是离休干部，这就引起我们对她母女俩“国共合作”典范的调侃。
“配音演员就像是个舞伴”
对于配音演员这项工作，人们有过很多议论，有人说配音工作是“借尸还魂”，也有人说配音是“灵魂再塑”……反正各种说法都有，可我认为潘我源的说法更为确切些：“配音演员就像是一个舞伴，舞伴是别人怎么带你，你就怎么跟着，这样舞姿就十分流畅，就比较舒服。配音实际上也是这么一回事。原片它是怎么做，我就跟着它怎么做，表现原片人物的喜怒哀乐。作为配音演员我就去琢磨它，去体验它，然后用我自己的声音、语言忠实地把它表现出来。”我很赞同潘我源的这种见解，译制配音的根本原则是要还原，还原就必须跟着原片人物走，它带你去哪儿，你必须去哪儿，原片人物的喜怒哀乐、感情分寸，你必须和它一致，不能超越，也不能达不到。这就是配音演员的还原，离开了原片的分寸，那就是失败！
小潘在配音工作上是十分认真的，有两个戏我认为她配得十分出彩。影片《女人比男人更凶残》中有两个女主角，都是大美人，而且是杀人凶手。其中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由李梓配音，另一个非常愚钝的傻女人由小潘配音。本片导演孙道临，他组成的配音班子力量十分强，片中风度翩翩的男主角由毕克配音，阴险狡诈的反面人物由邱岳峰配音，我也参加这部影片的配音。完成配音后大家十分爱看这部影片，除了情节吸引人外，配音也十分精彩。小潘没想到会让她配大美女，所以十分用功，把这个女杀手既妖媚性感又愚钝心狠的复杂性格刻划得淋漓尽致。该角色喜欢将一个发夹戴在头上臭美，最后才知这实际上是定时炸弹！小潘表现那种惊恐万状的情形，叫喊声配得出色极了，把这个蠢女人的一惊一乍、自作聪明，结果又十分愚笨的心理展示得清清楚楚。这部影片后来成为很多摄制组选看内参片必看的影片之一。看这部影片真是一种艺术享受，我在厂里也看过多次。
还有一部影片是由卓别林主演的《凡尔杜先生》，小潘在影片中为中头彩的女佣人安娜配音。这是个喜剧角色，一个傻大姐的形象，她的出场戏就是如同小潘平时那样的大笑。当凡尔杜要谋财害命时，傻大姐命在旦夕还浑然不知。在船上那场戏，原片演员演得不错，小潘配得也十分精彩。在船上又惊又喜很多哼啊、哈啊、哎哟的叫声，小潘配得十分到位，轻松自如，演员有很多小细节表达人物的内心活动，小潘一点也没有放过，那种笑、那种惊恐，都表达得十分自然，就如同自己的呼吸一样轻松流畅。人物的性格和小潘的大大咧咧十分贴切，那笑声、那得意劲头，我至今也难以忘怀。当然，邱岳峰把卓别林演绎得活灵活现，那节奏感、那哼哈的小零碎都配得天衣无缝。
小潘配过的很多戏大都以反派角色为主，什么老妖婆、泼妇、杀人凶手、奸刁的坏女人等等，偶尔也会配上一个大正面人物。她告诉我，上世纪六十年代曾配过一部苏联影片《人与兽》，她和刘广宁配作为主角的一对母女，她配母亲安娜，刘广宁配女儿丹娘。安娜是个高级知识分子，正面人物。小潘的母亲也曾留学苏联，也是一位高知，而剧中安娜和女儿丹娘同样是单亲家庭，母女俩相依为命，影片中的母女身世和她的命运有相似之处，因此小潘十分能理解影片中母女俩的情感，在寻找共同的感情上她感到十分熟悉，很能理解，所以这个人物，她自己认为配得比较成功，演员组的同事们也称赞她配得好。一个演员实际上离不开丰富的生活体验，共同的命运往往会找到很多共性，发出强烈的共鸣，从而十分动情地展示出人物性格和人物内心世界的真情实感。 当然我还能举出她成功配音的很多影片，如《勇敢的胡安娜》《尼罗河上的惨案》《未来世界》等，还有无数动画片，其中都有她不同的声音造型，吸引着无数小观众。
乐天派
潘我源是一个乐天派，在上影厂也是出了名的，导演傅超武就说过：“电影厂有两个最快乐的人，男的是韩非，女的就是小潘。”小潘当时还顶了傅导演一句：“你说什么，你没有看到我苦恼的时候。”傅导说：“行了，别美化自己了，你还能多情善感，你那苦恼也顶多是昙花一现，你这大大咧咧的脾气，整天乐哈哈的样子，我看一辈子也改不了啦！”傅导真的说对了，潘我源这辈子就是个乐天派，直筒子性格，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从无顾忌。
我到译制片厂时（1971年），她在我心目中已是一位配音老演员了，可她与众不同，个性鲜明，一下子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当时我们正在录内参片，配戏任务重，演员常常不够用，从上影演员剧团借演员来协助配音。因为她丈夫夏天的关系，小潘和演员剧团的演员都很熟悉。所以她和高博、康泰、中叔皇、老温（锡莹）……常常开玩笑。那个时候有工军宣队管着，配音任务又十分紧张，可小潘常常会逗得大家十分轻松，让你忘记疲倦。在棚里录戏，偶尔她会招惹高博、康泰，一会儿说：“高秃子（指高博）你那人名念得不对，不准确，重音不对。”一会儿又说康泰：“康大鼻子，你说话唾沫星子也太厉害了，喷得我一脖子都是。”这两位见了她没辙，会求她：“姑奶奶高抬贵手，我们来译制厂是讨口饭吃的。”小潘也会回他们一句：“高秃子，算了吧，你和老头（指上译厂厂长陈叙一）关系好，陈老头总满足你，让你有机会来看内参片，你以为我不知道？”“去你的，影片里肯定有我的角色，才请我来。”反正逗得大家直乐。有一次配戏，小潘和老温合用一个话筒，老温块头大，小潘在一旁说：“温大腚，你把大腚挪一挪，让我对着话筒说台词好吗？”我在棚里实在忍不住了，反正棚里红灯一灭，大家会直乐，小潘更是放声大笑，那嘎嘎的笑声把个“漏音棚”震得直响。
平时开会学习，即使工宣队在场，小潘也照样我行我素。当时每天要坚持读红宝书一小时，8～9点，雷打不动。当时晚上加班很多，早上8点必须准时赶到厂里参加天天读，把大家累得够呛。这一小时往往有人用手支撑着脑袋似乎在学习《毛选》，实际上在打盹；有人桌上放着“语录”本，桌下面是当天要录戏的剧本，正在默默地背台词。9点钟以后要进棚录戏的，多么紧张。有一次工宣队胖胖的胡师傅来，让大家提起精神好好天天读。小潘一听就来气了：“胡师傅，你不进棚录戏，说得轻巧，天天加夜班，谁受得了？依我的意思，这一小时让大家好好睡一会，等会儿有精神进棚录戏，好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下来的政治任务，你说对不对？”胡师傅挨了小潘一闷棍不吭声了。从那以后，天天读也就流于形式了，打盹、背台词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当时每部内参片完成后都要开展大批判，参加工作的人员要肃清影片对自己的流毒，而且要做到人人口诛笔伐。小潘有一次对我发牢骚：“小孙，你负责大批判，批来批去这几句话，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麻痹劳动人民的意志，化成美女的毒蛇，吹捧阶级调和论，每次大批判，车轱辘这么转来转去有意思吗？浪费时间。”“行了，姑奶奶，这是上面叫批的，徐景贤亲自抓，每次开完批判会，工军宣队都要写简报往上送。”“行了，我把大批判稿子留着，下次改个片名改个主角名字又好用了，哈哈！”这就是小潘！
当时我们演员组于鼎见了小潘可是一帖药，打印好的剧本一定亲手送到小潘手上，怕她咋呼：“老于头，马上要录戏了，我的剧本呢？怎么还没有印好，你怎么搞的！”于鼎害怕她咋呼。
小潘是口型员，对剧本要用纸、铅笔、橡皮，每次于鼎总为小潘准备好，放在她对口型的桌子上，怕她咋呼。小潘也会称赞他：“臭于鼎，好样儿的，服务到家，后勤干得很出色！”“行，行，姑奶奶只要你满意，我就高兴。”
尚华也佩服小潘没心没肺过日子，整天开开心心。小潘常常劝老尚：“二舅你干嘛整天愁眉苦脸，不就政历上那点破事，别去想它，有什么了不起，人活一辈子就得开开心心过日子，不然让你来这世界上干什么，别想不开，愁眉苦脸过一天，快快乐乐也过一天。老这么闷着会生病的，好好向我学习学习！”
有一次小潘还对我说：“小孙，你和老尚谈得来，好好劝劝他，别背政历包袱，整天像个受气包的样子，多难受。”我认为她说得对，也曾和老尚聊过多次，还为他写了一篇介绍他的文章。
我们厂里的演员、翻译，所有工作人员对老厂长陈叙一都有一种敬畏之心，只有小潘不这样，她知道老厂长有能耐，也佩服他，可她习惯了，直呼陈老头，陈叙一也总让着她，因为小潘工作起来十分认真，而且敢于说出自己的看法，有时候还真的对剧本起到好的作用。她脑子好使，做口型员参加编剧本，常常会出人意料想出一些绝词儿，让老厂长也佩服她。有一次老厂长和翻译肖章正在小放映间编台词，正在苦思冥想，小潘进来了：“怎么啦，都耷拉着脑袋，想什么词儿？让我看看。”她认真地看了一下原稿，“嘿，这词儿太好编了，说‘悠着点儿’不就行了吗？”老厂长看了小潘一眼，笑了笑，肖章冲着小潘竖起大拇指。潘我源早就一阵风似地飘出去了。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们演员组和放映组进行乒乓球比赛，5人对抗赛，按我们的能力是打不过放映组的，小潘是我们演员组的啦啦队队长，她在场拼命为我们演员组喊加油，只要我们打赢一个球得了分，她就欢呼，同时还不停地臭放映组：“你们打的什么臭球！”小潘的煽动让我们士气倍增，而对方越打越没劲，都乱了阵脚，臭球不断出现，连发球也常常失误。就这样，两次对抗赛我们演员组都取胜了，放映组小蔡球打得不错，输得很不服气，他说出真心话：“你们演员组球打得不怎么样，绝对不是我们的对手，可你们的领队、军师老卫（禹平）挺厉害，挺狡猾，老在找我们的弱点，钻我们的空子，让我们发挥不好。还有就是小潘这个啦啦队，把我们斗志搅得稀里哗啦，哇哇大叫，叫得我们一点斗志也没有了，我们输球都是让她搅的！”小潘就有这能耐。
在老厂长陈叙一眼里，小潘是个刺头儿，所以他会让她三分。不过有一次老厂长可扬眉吐气把小潘给打懵了。
当时译制厂和美影厂都挤在万航渡路，译制厂地盘很小，录音棚又是一个“漏音棚”，文革中搞内参片有功，当时向市里提出能否给个新厂址，独立门户。市里徐景贤批了两处地方让译制厂挑选：一处是南京西路石门路口、王家沙对面的一幢小洋房；另一处是永嘉路383号。最后老厂长选定了永嘉路。小潘知道这回事后有一次冲着老厂长说：“陈老头，你私心太重了，两处厂址你偏偏选永嘉路，这里交通不方便又十分冷清。干嘛不选南京西路，那里交通方便，公交车多，我们上班买个东西也方便，你私心重，永嘉路离你家近……”
老厂长打断她说：“刺儿头你打住。我原来是想选南京西路的，可脑海里突然闪出你小潘之流，我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决定要永嘉路。你想你每天逛南京路，录音天天迟到怎么办？你逛南京路见什么都好，什么都要买，没到月底钱就花完了，向这个借钱，向那个借钱怎么办？我这全是为你好，为你着想，刺儿头好好想想。”说完就得意地扬长而去，把小潘噎在那儿了！
后来我们聚会说起这件事儿，小潘说：“陈老头只有这一次打了个翻身仗，他得意了好几天。我总得让让他，让他开心开心吧，你们说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的乐天派潘我源。回顾这些往事，总会让我十分开心。
潘我源你快点恢复健康，上海我们这些老朋友在等着你哪！想听你那爽朗愉快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