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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近期打虎不停。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太平，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薛恒等接连落马，翻看他们的简历，基本都拥有研究生乃至博士生的教育背景。
“在查处的案例中，不少贪官会想方设法读硕士、博士。”北京某高校博士生导师告诉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无论是拿学位还是评职称，发表文章这一关都绕不过去。“有些贪官根本不会亲自写学位论文，也不用亲自写文章到杂志去发表。”
虽然选择在工作之余继续深造的体制内工作者中不乏有努力上进之人，但有些贪官却能从文科跨到理科、工科，理科跨到文科，最终变为硕士、博士，人们对其学历难免产生质疑。他们在位时仍“笔耕不辍”频频发文，直到落马才终于露出马脚。
文章“高手”如何诞生？
近年来，考入体制内的人平均受教育水平有了显著提升，许多拥有真才实学的高素质人才进入干部队伍。同时，这也意味着体制内干部的高学历“水涨船高”。“现在提拔的县市一级领导，学历高，而且很多都是名校的。”一名地级市委组织部干部告诉记者。今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公布，全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达21836万人。与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
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些贪官为了让简历更好看，用各种途径“混”文凭甚至搞文凭造假。
据统计，十八大以来，省部级及以上落马官员已达210余人，其中“博士”“硕士”达几十人。曾有媒体梳理其中142名落马高官的履历，发现他们的“高学历”获取经历速成多、跨界多、疑点多。
司法部原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卢恩光落马后，调查发现他的年龄、入党材料、工作经历、学历、家庭情况等全面造假。他实际上只有高中文凭，却随着职级晋升不断靠行贿等方式获得了本科、硕士、博士文凭。在执掌《华夏时报》期间，卢恩光先后在多家核心期刊发表了关于报社经营的论文，之后到劳保系统任职后竟发表2篇关于刑事诉讼法的论文。其中《论我国审前羁押制度的完善》一文经查抄袭率高达60%。
同样对学历、学位“痴迷”的还有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他本来只是初中毕业，工作后也并无继续深造的记录，但却有“工商管理硕士、同济大学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工学博士、正高级工程師”的头衔，还受聘于18所高校、研究中心担任兼职教授和研究员。武长顺十分热衷于学术文章发表，在职期间频繁在学术期刊上发文并以此作秀。据统计，武长顺先后撰写发表了学术论文20余篇、专业论著10余部，取得国家发明专利2项。
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也对学术有着异于寻常的热情，他获得多所大学荣誉教授，专业横跨刑侦、心理、法医等多个领域，发表过《中国人颅像重合法鉴定标准年龄差的研究》等数十篇论文，著有《刑事录像学教程》等专著。
学术论文本是衡量一个人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重要标志，虽说并非所有落马贪官的高学历都有注水，其中不乏真才实学者，也确有一部分贪官学历被证实注水。不少领导干部进修期间找枪手代写论文，用利益交换发表论文。有人在网上匿名抱怨这些混文凭的领导，“读博士三到四年间，专业术语一概不知，教学楼、图书馆一次都没去过。”甚至于发展到，一些博士生导师亲自为这些官员学生代写论文。
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的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落马前努力维持着“法学博士”和“农民问题专家”的光环。2007年“三农”问题研究者张英洪发表《评季建业博士论文农民权利论的抄袭问题》一文，戳破了这名“学者型官员”的牛皮。季建业的博士论文还被指是由别人代笔，并抄袭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名副教授的论文。在被举报后，季建业还曾提出给对方20万元作为补偿。
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曾经距离院士头衔只有一步之遥。在需要专著为其正名时，他雇佣30多个人代写“专著”，仅在2007年一年里就产出2本专著、5篇学术论文。事后面对代笔举报，他还组织铁道部有关人员提前准备以应对中科院的调查。
发文门槛仍需加固
近年来，学术圈对学术论文的要求更加严格，从选稿用稿上极大地减少了领导干部身份带来的干预。2012年，教育部颁布了《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对找人代写论文者和代写论文者都有严厉的惩罚措施，包括所在学校或者学位授予单位可依法撤销其学位，注销学位证书，给予开除处分或者解除聘任合同等。
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对从事学术论文买卖、代写代投以及伪造、虚构、篡改研究数据等违法违规活动的中介服务机构，市场监督管理、公安等部门应主动开展调查，严肃惩处。
去年下半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将作为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一名高校学报期刊编辑告诉记者，从2015年至今，该刊物仅有一次发表了来自一名处级干部的稿件。
“毕竟这是一份学术刊物，公职人员能够拿来发表的只有紧密结合其工作的调研报告，我们要选最合适的。”该编辑说，学报选用论文的篇幅从原来的六七千字增加到万字以上，“很少有干部的调研报告能写到上万字还充满干货的。”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还获知，虽然党政机关公务员发表论文的需求已经大为减少，但卫生局、农业局等一些从事科研工作的技术型公务员为了评职称，对论文发表仍有较强需求。在这些领域，一些行政领导因职权优势霸占论文发表渠道的问题仍然突出。“他们承担着一些课题，对发表论文展示成果的需求量很大。但这些部门和科研院所的行政领导相比一般的教学科研人员有很大的优势，可以利用其权力、人脉和学术权威占得论文发表的先机。”某高校老师告诉记者。
“相较按照正常学制学习的学生而言，这些官员获得学历要容易得多，有些官员的博士帽甚至是高校主动送上的。之所以出现如上这些怪现象，多数是权学交易的结果。”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马振清撰文痛批官员学历“速成”乱象。
他还指出，落马官员的学历腐败背后隐匿着官员和高校、科研机构、权力和学历的复杂利益链条，学历腐败是权力腐败、经济腐败、道德腐败的诱因。
有些领导干部用手中的职权繁殖学术腐败。一名社科专业教师说：“这种现象就在我身边发生，有领导干部来读博士，老师拿不拿得到重大招标课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名领导的权力。他在这里读博，好几位老师都拿到了几十万元的课题。”
这名老师还向记者忿忿地说：“我以前读博时，北京来的领导参加答辩，导师都跟人低眉顺眼的。在座的教授提问说，‘主任，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些思考，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解答一下？’被人一句‘这个保密’就给怼了回来。”后来，这名领导还是顺利通过了答辩，拿到了心仪的学位。
“在查处的案例中，不少贪官会想方设法读硕士、博士。”北京某高校博士生导师告诉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无论是拿学位还是评职称，发表文章这一关都绕不过去。“有些贪官根本不会亲自写学位论文，也不用亲自写文章到杂志去发表。”
虽然选择在工作之余继续深造的体制内工作者中不乏有努力上进之人，但有些贪官却能从文科跨到理科、工科，理科跨到文科，最终变为硕士、博士，人们对其学历难免产生质疑。他们在位时仍“笔耕不辍”频频发文，直到落马才终于露出马脚。
文章“高手”如何诞生？
近年来，考入体制内的人平均受教育水平有了显著提升，许多拥有真才实学的高素质人才进入干部队伍。同时，这也意味着体制内干部的高学历“水涨船高”。“现在提拔的县市一级领导，学历高，而且很多都是名校的。”一名地级市委组织部干部告诉记者。今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公布，全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达21836万人。与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
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些贪官为了让简历更好看，用各种途径“混”文凭甚至搞文凭造假。
据统计，十八大以来，省部级及以上落马官员已达210余人，其中“博士”“硕士”达几十人。曾有媒体梳理其中142名落马高官的履历，发现他们的“高学历”获取经历速成多、跨界多、疑点多。
司法部原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卢恩光落马后，调查发现他的年龄、入党材料、工作经历、学历、家庭情况等全面造假。他实际上只有高中文凭，却随着职级晋升不断靠行贿等方式获得了本科、硕士、博士文凭。在执掌《华夏时报》期间，卢恩光先后在多家核心期刊发表了关于报社经营的论文，之后到劳保系统任职后竟发表2篇关于刑事诉讼法的论文。其中《论我国审前羁押制度的完善》一文经查抄袭率高达60%。
同样对学历、学位“痴迷”的还有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他本来只是初中毕业，工作后也并无继续深造的记录，但却有“工商管理硕士、同济大学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工学博士、正高级工程師”的头衔，还受聘于18所高校、研究中心担任兼职教授和研究员。武长顺十分热衷于学术文章发表，在职期间频繁在学术期刊上发文并以此作秀。据统计，武长顺先后撰写发表了学术论文20余篇、专业论著10余部，取得国家发明专利2项。
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也对学术有着异于寻常的热情，他获得多所大学荣誉教授，专业横跨刑侦、心理、法医等多个领域，发表过《中国人颅像重合法鉴定标准年龄差的研究》等数十篇论文，著有《刑事录像学教程》等专著。
学术论文本是衡量一个人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重要标志，虽说并非所有落马贪官的高学历都有注水，其中不乏真才实学者，也确有一部分贪官学历被证实注水。不少领导干部进修期间找枪手代写论文，用利益交换发表论文。有人在网上匿名抱怨这些混文凭的领导，“读博士三到四年间，专业术语一概不知，教学楼、图书馆一次都没去过。”甚至于发展到，一些博士生导师亲自为这些官员学生代写论文。
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的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落马前努力维持着“法学博士”和“农民问题专家”的光环。2007年“三农”问题研究者张英洪发表《评季建业博士论文农民权利论的抄袭问题》一文，戳破了这名“学者型官员”的牛皮。季建业的博士论文还被指是由别人代笔，并抄袭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名副教授的论文。在被举报后，季建业还曾提出给对方20万元作为补偿。
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曾经距离院士头衔只有一步之遥。在需要专著为其正名时，他雇佣30多个人代写“专著”，仅在2007年一年里就产出2本专著、5篇学术论文。事后面对代笔举报，他还组织铁道部有关人员提前准备以应对中科院的调查。
发文门槛仍需加固
近年来，学术圈对学术论文的要求更加严格，从选稿用稿上极大地减少了领导干部身份带来的干预。2012年，教育部颁布了《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对找人代写论文者和代写论文者都有严厉的惩罚措施，包括所在学校或者学位授予单位可依法撤销其学位，注销学位证书，给予开除处分或者解除聘任合同等。
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对从事学术论文买卖、代写代投以及伪造、虚构、篡改研究数据等违法违规活动的中介服务机构，市场监督管理、公安等部门应主动开展调查，严肃惩处。
去年下半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将作为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一名高校学报期刊编辑告诉记者，从2015年至今，该刊物仅有一次发表了来自一名处级干部的稿件。
“毕竟这是一份学术刊物，公职人员能够拿来发表的只有紧密结合其工作的调研报告，我们要选最合适的。”该编辑说，学报选用论文的篇幅从原来的六七千字增加到万字以上，“很少有干部的调研报告能写到上万字还充满干货的。”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还获知，虽然党政机关公务员发表论文的需求已经大为减少，但卫生局、农业局等一些从事科研工作的技术型公务员为了评职称，对论文发表仍有较强需求。在这些领域，一些行政领导因职权优势霸占论文发表渠道的问题仍然突出。“他们承担着一些课题，对发表论文展示成果的需求量很大。但这些部门和科研院所的行政领导相比一般的教学科研人员有很大的优势，可以利用其权力、人脉和学术权威占得论文发表的先机。”某高校老师告诉记者。
“相较按照正常学制学习的学生而言，这些官员获得学历要容易得多，有些官员的博士帽甚至是高校主动送上的。之所以出现如上这些怪现象，多数是权学交易的结果。”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马振清撰文痛批官员学历“速成”乱象。
他还指出，落马官员的学历腐败背后隐匿着官员和高校、科研机构、权力和学历的复杂利益链条，学历腐败是权力腐败、经济腐败、道德腐败的诱因。
有些领导干部用手中的职权繁殖学术腐败。一名社科专业教师说：“这种现象就在我身边发生，有领导干部来读博士，老师拿不拿得到重大招标课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名领导的权力。他在这里读博，好几位老师都拿到了几十万元的课题。”
这名老师还向记者忿忿地说：“我以前读博时，北京来的领导参加答辩，导师都跟人低眉顺眼的。在座的教授提问说，‘主任，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些思考，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解答一下？’被人一句‘这个保密’就给怼了回来。”后来，这名领导还是顺利通过了答辩，拿到了心仪的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