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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见过林奕华的人都会有一个疑问：为何岁月没有在他的身上留下痕迹？50多岁的人。看起来还是一副阳光大男孩的样子：淡蓝色T恤，牛仔裤，黑色圆框眼镜架在瘦削的脸上，一进门就直冲冲地走过来，躬身握手并自报家门：“你好，我是林奕华。”
真正和林奕华聊起天来，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日积月累的戏剧见解。对现实社会的认识，以及对世事的洞见，字字句句都印证着他的人生阅历。30多年间他创作了50多部舞台剧，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教我如何爱四个不爱我的男人》，到后来的《半生缘》《包法利夫人们》，再到近几年的《水浒》《三国》《西游记》《红楼梦》，每一部戏都在用不同的视角诠释着现代人的欲望和梦魇。悲伤与哀愁。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我最大的庆幸是，还可以让大家对我在想什么感兴趣。还可以和大家分享我的思考。这就像看一个画家画画，画家是把他自己看见的莲花画出来，并不是画大家都看见的莲花。”林奕华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这是他对艺术最大的一个认知，而他长久以来一直在做的，正是把自己“小孩子的眼睛”看到的拿出来，跟朋友、观众和那些热爱思考的人分享。
拆了红楼，释放了梦
舞台上一片歌舞升平，12位身着西装的男人扭动着身姿。唱着上世纪的一首老歌：“啊……啊……啊！把我的爱情还给我，你把爱情还给我……”身着旗袍的贾太太踉踉跄跄地下楼。奋声呐喊：“你为什么要抢我老公，我要杀了你！”话剧《红楼梦》一开场，就给观众出了一个难题：如何将这舞台上的声影光色与那本名著联结上。
这延续了林奕华改编名著的一贯风格，“我在改编名著上始终坚持一个原则——绝对不忠于名著”。他的《红楼梦》讲述的是被丈夫抛弃的贾太太（王熙凤），来到“大观园”夜总会寻欢，听男公关们说书《红楼梦》。剧中12位男公关分饰50多个角色，男女老少皆有，把17个《红楼梦》选段搬到现代场景中：王熙凤虐待平儿的情节变成阔太撒气售货员，香菱学诗变成菲佣偷盗女主人创意，宝玉黛玉斗嘴变成一段虐恋……
“为什么会选王熙凤作为主线？是因为我觉得《红楼梦》基本是两个人的故事：一个是贾宝玉，他是男人中的女人；一个是王熙凤，她是女人中的男人。”林奕华自问自答道。在他的心目中王熙凤是全书中最为现代的一个人物，精明、能干、冷酷、手握大权、独当一面，受宠的同时却又缺爱，“她就像现代人的一面镜子，很多人其实都活在她的人生当中。”
对于片段的选择，林奕华考虑的是哪些内容对观众有意义。他认为原著中那些重要的桥段都与镜子有关，比如真假宝玉，秦可卿与王熙凤，宝钗与黛玉，“甚至尤二姐与王熙凤也是一种镜子的关系，王熙凤带着一种审视的姿态，去看自己丈夫的另一个女人：为何她可以做你外面的女人。而我只能做你家中的皇后，你到底喜欢她什么？”
17场戏的出场顺序，既不按照故事发生的时间线，也不按照人物或任何理性逻辑，而是顺着贾太太的梦境流动。每一场戏中，演员们都穿着现代服装，在酒会、服装店、餐桌、美容店等场景中，说着半文半白的台词——这些台词倒有九成都出自原著小说。
在这样的拆解与重组下，林奕华“拆了红楼，释放出人的欲望和梦魇”，完成了自己的《红楼梦》。今年4、5月份的这次内地巡演，距离该剧在台湾首演已经过去两年，且不是第一次在内地演出。依然一票难求。
借名著之名，“再现”经典
《红楼梦》是林奕华四大名著改编的尾声，“因为它在我心中的位置很特殊，在我看来，它是中国第一书。而且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它的理解和体会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林奕华说。
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读《红楼梦》是在15岁半到16岁之间。因为年岁小，懵懵懂懂之间读出的多是宝黛之间的那些小情愫，两人闹别扭，两人的委屈等等。等到上世纪80年代，已近而立之年时再读，林奕华突然对三个字很有感觉，那就是“聪明悟”，他觉得这本书讲的是“明白”。而如今，创作属于他自己的舞台剧《红楼梦》时，他体会出的是另外三个字：“不甘心”。“大观园里几乎每个人都不快乐，都在因为‘要’而争斗，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主仆之间……这些不正映照着现实社会吗？”林奕华反问道——至此，他跳出自我。将名著与现实联结起来。
林奕华一向钟情于名著。但他想做的绝不是照搬原著，而是要将那些名著与现代都市元素结合起来，围绕着当代人的困惑不断地提出问题。也许正是基于此，2005年台湾“两厅院”（即戏剧院和音乐厅）找到他。表示想与他进行长期合作。当时，负责人问他有什么项目可以长久地做下去时，他脱口而出：“四大名著。”
“我一开始只是抱着侥幸的心理，自己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怎么做，那么就做吧，先把路走出来。”接手四大名著后。他便着手思考如何改编。与此同时，他在2006年小试了一把身手，创作了一部戏剧——《包法利夫人们》，这也是基于法国作家福楼拜的经典名著《包法利夫人》改编的。
做这部剧之前，有一天，林奕华在地铁上看到一路闪现的全是女性广告，从瘦身、整容到各种服饰，脑子里自动跳出了“包法利夫人”几个字。“哦，原来人人都是包法利夫人。”借用这个标题，他用“180分钟解决了女人的48个问题”，即女人对美丽、幸福、婚姻和物质的过分欲望。
同年12月，林奕华将《水浒传》搬上了舞台。在他看来，“整部《水浒传》就是一个黑帮电影，梁山泊就是一个黑社会，每个进来的人都有伤心的过去。”于是以“What is Man？”（男人是什么）为主题，找来9个征选黑帮电影演员的男人，上演了一幕幕都市版逼上梁山的“男人之罪”。刚一出来，剧评骂声一片，但是“观众很喜欢”。
《水滸传》的演出经历，让林奕华在后来改编《西游记》《三国》《红楼梦》时更加大胆。在《西游记》中，他让师徒四人一起参加相亲节目，争夺一个大企业的千金。隐含的意思就是“唐僧带着徒弟穿越重重幻象，去寻找人生真谛。”到了《三国》，林奕华没有去刻画权谋和政治，而是大胆起用全女班来演绎“硬汉们善感与纯真的一面”——无论是曹操、刘备还是孙权都失去了气概。多了无助和失意、孤独和恐惧，“他们都骄傲，但都输给了时间和命运”。 “非常林奕华四大名著系列”以不同的视角和方式在舞台呈现，让人耳目一新。但也引发很多人的疑问：为什么要一而再地把名著搬上舞台？它们是否还属于这个时代？
林奕华的回答是，当然有必要。“里面的很多东西甚至是超现代的，它们本身就是刺激想象力的好东西。既然传统有这样的能力，不如借着它们的名字。创造出更新的东西。”林奕华说。
正如台湾文学评论家杨照所言，“戏与名著之间，始终昂然站着林奕华这个人”。人们在舞台上看到的不是书里的东西。而是经过林奕华这个读者、这个诠释者的独特眼光折射，展现出的带有高度陌生感但似乎又离我们很近的影像与声音。
不同寻常的人生路
“如果追根溯源，我的戏剧作品成为现在的样子，是因为我的人生也没有按照正常的路来走。”林奕华说。
他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母亲在银行工作，父亲是一名海员。父亲一直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30多岁玩心依然很重，对子女的教育也是放任自流。林奕华11岁那年，父母离婚，他跟着父亲生活，“学习、生活，他都不管我，并且告诉我每个人都要去过自己的人生。”林奕华回忆说，年少的时候自由和独立便在他的心里扎了根。
因为喜欢写作，读中学时他就经常投稿并发表在一些刊物上，开始小有名气。15岁时，他曾穿着校服客串记者，采访刚刚出道的钟镇涛、谭咏麟。后来又在电视台打过杂。写过剧本。17岁那年，林奕华中学刚毕业，恰逢无线电视台缺人，他成了电视剧编剧的一员。人生第一份工作还算顺利，但并不是他真正喜欢的，“因为电视剧编剧往往是根据既定的故事填充情节，没有太大的发挥空间。”
两年后，他遇到自己的精神导师荣念曾，让他发现“天外有天，眼睛被完全打开”。荣念曾被誉为“香港文化教父”，集劇场导演、编剧、漫画家、文化活动家、跨界艺术家于一身，他完全打破了传统话剧的形态，倡导实验话剧。实验话剧的暖昧性和不确定性，瞬间征服了林奕华，让他一头扎进了剧场。一开始，他在香港艺术中心和一些同学排自己改编的实验话剧。主要负责行政、联络、宣传的工作，“有一天，我给人打电话，拨着拨着突然发现自己非常享受正在做的事情，就在那一刻我认定自己要做戏剧这件事。”
1982年，林奕华和胡恩威、黄耀明等几位同学一起，跟着荣念曾成立了“进念·二十一面体”（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实验剧团，简称“进念”）。他们排的第一部戏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算是集体创作。第二部戏是张爱玲的《心经》，正是在排这部戏时林奕华“开了窍”。排练过程中。荣念曾对他说“不见得非得演员演戏，道具也可以演”，并让他找一块儿手帕给女演员，拿在手里像京戏演员那样翻转。
“我照着他说的做之后，人物的特征和性格一下子就出来了。我觉得荣念曾打开了我自我认知的一片混沌，这之后，看社会、看世界、看自己的眼光，都不一样了。”林奕华说。
1989年，离开“进念”的林奕华独立导演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教我如何爱四个不爱我的男人》。这部舞台剧非常前卫，没有故事，舞台上呈现的实际上是一张一张的“活动画”。“看着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登上舞台，有一种小孩拉大车的感觉，好在反响不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因为这部作品的成功，林奕华获得英国文化协会的奖金，他在那一年到英国留学。1991年，他在香港创立自己的实验剧团“非常林奕华”。此后几年，他不断地借助舞台和戏剧展示着自己对现实的思考，逐渐成为香港实验戏剧的代表人物。
他的艺术创作真正形成自己的风格是在1997年。那一年，林奕华追求的对象将他拒绝，理由是，“我觉得我年纪再大一些跟你在一起会比较快乐。你是很好，但你不是我现在要的。”
这句话使他得到一个启发——情感只是一个角度而已，你不是一个人，你代表的是能够满足对方某一方面的需要。由此，他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之一《爱的教育》。“以后我的作品有点不一样了。更注重什么叫做ways of seeing（观看之道）和视角。”这种“观看之道”的创作理念一直延续至今。
双面性格，孤单人生
正因为林奕华不同于他人的视角，让他的作品总给人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不断挑战着观众的审美能力、理解能力。
“从来都不担心观众跟不上您吗？”记者问。
“我在看一些导演的作品时也会跟不上，那就停下来歇一歇，可能到某一个点上我们又会遇到，再一起往前走。我们到剧场看戏，本来就是带着问号去的，不要总想着从戏里得到答案。”他笑着说。
在林奕华看来，理想的观众有着这样的特征：他们爱思考，看完戏后会比照自己的人生经验，可以分享自己的感受。“这样一来，戏剧就不会仅仅停留在舞台上，我排戏不是单纯为了戏剧，而是为了关怀，毕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关心。”但他也承认自己不喜欢通过戏剧来设置议题，比如一些宏大的政治主题等。
“至少我在创作的时候，不会把正义放在最前面。大部分的人可能比较喜欢有一个导演拿着手电筒照着外面的世界，告诉大家外面有这些藏污纳垢的地方，可我是把手电筒反过来照自己的。”
熟悉林奕华的朋友们都说他是典型的双鱼座，双面性与矛盾性在他身上有着最充分的体现。他有自卑而敏感的一面，也自信而率真。他喜欢安静，但又常常需要找人倾诉——排练《红楼梦》时曾一度焦虑甚至濒临崩溃，全靠朋友的排解才坚持下来。好友迈克在《林奕华：到处睡的男人》一文中曾形象地写道：“因为性格上的分裂。他买衣服的时候便非常烦恼，挑的一方面是清丽童稚，另一方面是粗豪性感，既要做天使，又要做魔鬼，对着镜子左看右看，老半天下不了决定。”
林奕华现在的生活非常简单，戏剧创作之余，会写写专栏，发表一些影评和剧评。自1997年起，他一直在香港的大学里教授与创作有关的课程。“教的内容大都很抽象，并不提供绝对的方法，但可以教给学生很多得到方法的意念。”
他曾自我分析道：“我的工作使我很外向，但是我的生活是很内向的。”闲下来独自一人时，林奕华也会感到孤独。在他自己看来，这种孤独来自于他所走的戏剧之路与常人不同，他常说“我们是在和潮流打仗，在和时间拔河”。同时，这种孤独也来自于内心。他说，“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洞”。
“那您觉得这个洞补得了吗？”记者问他。
他停顿了几秒钟，缓缓地说，“你要有一个意识，就是这个洞可能是要陪你一辈子，可是你要把它变成你的朋友，不是你的敌人。”
真正和林奕华聊起天来，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日积月累的戏剧见解。对现实社会的认识，以及对世事的洞见，字字句句都印证着他的人生阅历。30多年间他创作了50多部舞台剧，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教我如何爱四个不爱我的男人》，到后来的《半生缘》《包法利夫人们》，再到近几年的《水浒》《三国》《西游记》《红楼梦》，每一部戏都在用不同的视角诠释着现代人的欲望和梦魇。悲伤与哀愁。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我最大的庆幸是，还可以让大家对我在想什么感兴趣。还可以和大家分享我的思考。这就像看一个画家画画，画家是把他自己看见的莲花画出来，并不是画大家都看见的莲花。”林奕华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这是他对艺术最大的一个认知，而他长久以来一直在做的，正是把自己“小孩子的眼睛”看到的拿出来，跟朋友、观众和那些热爱思考的人分享。
拆了红楼，释放了梦
舞台上一片歌舞升平，12位身着西装的男人扭动着身姿。唱着上世纪的一首老歌：“啊……啊……啊！把我的爱情还给我，你把爱情还给我……”身着旗袍的贾太太踉踉跄跄地下楼。奋声呐喊：“你为什么要抢我老公，我要杀了你！”话剧《红楼梦》一开场，就给观众出了一个难题：如何将这舞台上的声影光色与那本名著联结上。
这延续了林奕华改编名著的一贯风格，“我在改编名著上始终坚持一个原则——绝对不忠于名著”。他的《红楼梦》讲述的是被丈夫抛弃的贾太太（王熙凤），来到“大观园”夜总会寻欢，听男公关们说书《红楼梦》。剧中12位男公关分饰50多个角色，男女老少皆有，把17个《红楼梦》选段搬到现代场景中：王熙凤虐待平儿的情节变成阔太撒气售货员，香菱学诗变成菲佣偷盗女主人创意，宝玉黛玉斗嘴变成一段虐恋……
“为什么会选王熙凤作为主线？是因为我觉得《红楼梦》基本是两个人的故事：一个是贾宝玉，他是男人中的女人；一个是王熙凤，她是女人中的男人。”林奕华自问自答道。在他的心目中王熙凤是全书中最为现代的一个人物，精明、能干、冷酷、手握大权、独当一面，受宠的同时却又缺爱，“她就像现代人的一面镜子，很多人其实都活在她的人生当中。”
对于片段的选择，林奕华考虑的是哪些内容对观众有意义。他认为原著中那些重要的桥段都与镜子有关，比如真假宝玉，秦可卿与王熙凤，宝钗与黛玉，“甚至尤二姐与王熙凤也是一种镜子的关系，王熙凤带着一种审视的姿态，去看自己丈夫的另一个女人：为何她可以做你外面的女人。而我只能做你家中的皇后，你到底喜欢她什么？”
17场戏的出场顺序，既不按照故事发生的时间线，也不按照人物或任何理性逻辑，而是顺着贾太太的梦境流动。每一场戏中，演员们都穿着现代服装，在酒会、服装店、餐桌、美容店等场景中，说着半文半白的台词——这些台词倒有九成都出自原著小说。
在这样的拆解与重组下，林奕华“拆了红楼，释放出人的欲望和梦魇”，完成了自己的《红楼梦》。今年4、5月份的这次内地巡演，距离该剧在台湾首演已经过去两年，且不是第一次在内地演出。依然一票难求。
借名著之名，“再现”经典
《红楼梦》是林奕华四大名著改编的尾声，“因为它在我心中的位置很特殊，在我看来，它是中国第一书。而且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它的理解和体会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林奕华说。
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读《红楼梦》是在15岁半到16岁之间。因为年岁小，懵懵懂懂之间读出的多是宝黛之间的那些小情愫，两人闹别扭，两人的委屈等等。等到上世纪80年代，已近而立之年时再读，林奕华突然对三个字很有感觉，那就是“聪明悟”，他觉得这本书讲的是“明白”。而如今，创作属于他自己的舞台剧《红楼梦》时，他体会出的是另外三个字：“不甘心”。“大观园里几乎每个人都不快乐，都在因为‘要’而争斗，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主仆之间……这些不正映照着现实社会吗？”林奕华反问道——至此，他跳出自我。将名著与现实联结起来。
林奕华一向钟情于名著。但他想做的绝不是照搬原著，而是要将那些名著与现代都市元素结合起来，围绕着当代人的困惑不断地提出问题。也许正是基于此，2005年台湾“两厅院”（即戏剧院和音乐厅）找到他。表示想与他进行长期合作。当时，负责人问他有什么项目可以长久地做下去时，他脱口而出：“四大名著。”
“我一开始只是抱着侥幸的心理，自己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怎么做，那么就做吧，先把路走出来。”接手四大名著后。他便着手思考如何改编。与此同时，他在2006年小试了一把身手，创作了一部戏剧——《包法利夫人们》，这也是基于法国作家福楼拜的经典名著《包法利夫人》改编的。
做这部剧之前，有一天，林奕华在地铁上看到一路闪现的全是女性广告，从瘦身、整容到各种服饰，脑子里自动跳出了“包法利夫人”几个字。“哦，原来人人都是包法利夫人。”借用这个标题，他用“180分钟解决了女人的48个问题”，即女人对美丽、幸福、婚姻和物质的过分欲望。
同年12月，林奕华将《水浒传》搬上了舞台。在他看来，“整部《水浒传》就是一个黑帮电影，梁山泊就是一个黑社会，每个进来的人都有伤心的过去。”于是以“What is Man？”（男人是什么）为主题，找来9个征选黑帮电影演员的男人，上演了一幕幕都市版逼上梁山的“男人之罪”。刚一出来，剧评骂声一片，但是“观众很喜欢”。
《水滸传》的演出经历，让林奕华在后来改编《西游记》《三国》《红楼梦》时更加大胆。在《西游记》中，他让师徒四人一起参加相亲节目，争夺一个大企业的千金。隐含的意思就是“唐僧带着徒弟穿越重重幻象，去寻找人生真谛。”到了《三国》，林奕华没有去刻画权谋和政治，而是大胆起用全女班来演绎“硬汉们善感与纯真的一面”——无论是曹操、刘备还是孙权都失去了气概。多了无助和失意、孤独和恐惧，“他们都骄傲，但都输给了时间和命运”。 “非常林奕华四大名著系列”以不同的视角和方式在舞台呈现，让人耳目一新。但也引发很多人的疑问：为什么要一而再地把名著搬上舞台？它们是否还属于这个时代？
林奕华的回答是，当然有必要。“里面的很多东西甚至是超现代的，它们本身就是刺激想象力的好东西。既然传统有这样的能力，不如借着它们的名字。创造出更新的东西。”林奕华说。
正如台湾文学评论家杨照所言，“戏与名著之间，始终昂然站着林奕华这个人”。人们在舞台上看到的不是书里的东西。而是经过林奕华这个读者、这个诠释者的独特眼光折射，展现出的带有高度陌生感但似乎又离我们很近的影像与声音。
不同寻常的人生路
“如果追根溯源，我的戏剧作品成为现在的样子，是因为我的人生也没有按照正常的路来走。”林奕华说。
他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母亲在银行工作，父亲是一名海员。父亲一直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30多岁玩心依然很重，对子女的教育也是放任自流。林奕华11岁那年，父母离婚，他跟着父亲生活，“学习、生活，他都不管我，并且告诉我每个人都要去过自己的人生。”林奕华回忆说，年少的时候自由和独立便在他的心里扎了根。
因为喜欢写作，读中学时他就经常投稿并发表在一些刊物上，开始小有名气。15岁时，他曾穿着校服客串记者，采访刚刚出道的钟镇涛、谭咏麟。后来又在电视台打过杂。写过剧本。17岁那年，林奕华中学刚毕业，恰逢无线电视台缺人，他成了电视剧编剧的一员。人生第一份工作还算顺利，但并不是他真正喜欢的，“因为电视剧编剧往往是根据既定的故事填充情节，没有太大的发挥空间。”
两年后，他遇到自己的精神导师荣念曾，让他发现“天外有天，眼睛被完全打开”。荣念曾被誉为“香港文化教父”，集劇场导演、编剧、漫画家、文化活动家、跨界艺术家于一身，他完全打破了传统话剧的形态，倡导实验话剧。实验话剧的暖昧性和不确定性，瞬间征服了林奕华，让他一头扎进了剧场。一开始，他在香港艺术中心和一些同学排自己改编的实验话剧。主要负责行政、联络、宣传的工作，“有一天，我给人打电话，拨着拨着突然发现自己非常享受正在做的事情，就在那一刻我认定自己要做戏剧这件事。”
1982年，林奕华和胡恩威、黄耀明等几位同学一起，跟着荣念曾成立了“进念·二十一面体”（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实验剧团，简称“进念”）。他们排的第一部戏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算是集体创作。第二部戏是张爱玲的《心经》，正是在排这部戏时林奕华“开了窍”。排练过程中。荣念曾对他说“不见得非得演员演戏，道具也可以演”，并让他找一块儿手帕给女演员，拿在手里像京戏演员那样翻转。
“我照着他说的做之后，人物的特征和性格一下子就出来了。我觉得荣念曾打开了我自我认知的一片混沌，这之后，看社会、看世界、看自己的眼光，都不一样了。”林奕华说。
1989年，离开“进念”的林奕华独立导演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教我如何爱四个不爱我的男人》。这部舞台剧非常前卫，没有故事，舞台上呈现的实际上是一张一张的“活动画”。“看着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登上舞台，有一种小孩拉大车的感觉，好在反响不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因为这部作品的成功，林奕华获得英国文化协会的奖金，他在那一年到英国留学。1991年，他在香港创立自己的实验剧团“非常林奕华”。此后几年，他不断地借助舞台和戏剧展示着自己对现实的思考，逐渐成为香港实验戏剧的代表人物。
他的艺术创作真正形成自己的风格是在1997年。那一年，林奕华追求的对象将他拒绝，理由是，“我觉得我年纪再大一些跟你在一起会比较快乐。你是很好，但你不是我现在要的。”
这句话使他得到一个启发——情感只是一个角度而已，你不是一个人，你代表的是能够满足对方某一方面的需要。由此，他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之一《爱的教育》。“以后我的作品有点不一样了。更注重什么叫做ways of seeing（观看之道）和视角。”这种“观看之道”的创作理念一直延续至今。
双面性格，孤单人生
正因为林奕华不同于他人的视角，让他的作品总给人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不断挑战着观众的审美能力、理解能力。
“从来都不担心观众跟不上您吗？”记者问。
“我在看一些导演的作品时也会跟不上，那就停下来歇一歇，可能到某一个点上我们又会遇到，再一起往前走。我们到剧场看戏，本来就是带着问号去的，不要总想着从戏里得到答案。”他笑着说。
在林奕华看来，理想的观众有着这样的特征：他们爱思考，看完戏后会比照自己的人生经验，可以分享自己的感受。“这样一来，戏剧就不会仅仅停留在舞台上，我排戏不是单纯为了戏剧，而是为了关怀，毕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关心。”但他也承认自己不喜欢通过戏剧来设置议题，比如一些宏大的政治主题等。
“至少我在创作的时候，不会把正义放在最前面。大部分的人可能比较喜欢有一个导演拿着手电筒照着外面的世界，告诉大家外面有这些藏污纳垢的地方，可我是把手电筒反过来照自己的。”
熟悉林奕华的朋友们都说他是典型的双鱼座，双面性与矛盾性在他身上有着最充分的体现。他有自卑而敏感的一面，也自信而率真。他喜欢安静，但又常常需要找人倾诉——排练《红楼梦》时曾一度焦虑甚至濒临崩溃，全靠朋友的排解才坚持下来。好友迈克在《林奕华：到处睡的男人》一文中曾形象地写道：“因为性格上的分裂。他买衣服的时候便非常烦恼，挑的一方面是清丽童稚，另一方面是粗豪性感，既要做天使，又要做魔鬼，对着镜子左看右看，老半天下不了决定。”
林奕华现在的生活非常简单，戏剧创作之余，会写写专栏，发表一些影评和剧评。自1997年起，他一直在香港的大学里教授与创作有关的课程。“教的内容大都很抽象，并不提供绝对的方法，但可以教给学生很多得到方法的意念。”
他曾自我分析道：“我的工作使我很外向，但是我的生活是很内向的。”闲下来独自一人时，林奕华也会感到孤独。在他自己看来，这种孤独来自于他所走的戏剧之路与常人不同，他常说“我们是在和潮流打仗，在和时间拔河”。同时，这种孤独也来自于内心。他说，“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洞”。
“那您觉得这个洞补得了吗？”记者问他。
他停顿了几秒钟，缓缓地说，“你要有一个意识，就是这个洞可能是要陪你一辈子，可是你要把它变成你的朋友，不是你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