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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评鉴】作者从新的立意角度剖析陶渊明决心辞去彭泽县归隐田居的本质原因，并以陶渊明归隐后的田园诗作来诠释了“真隐”的风范。文章开篇设疑，吸引读者一步步走入预设的情节结构中，有条不紊的结构安排，加之语言朴实而有深度，彰显出作者的文识才情以及成熟的语言技巧。
陶渊明宦海沉浮13年，虽然其间也曾辞官归家，但是，唯独在彭泽任上，他辞官辞得如此决绝。表面上看，他离职的原因是在于督邮至县视察时，县吏理应束带拜见上级长官，而此时陶渊明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于是便解印去县，赋《归去来兮辞》。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探究一下陶渊明的生平遭际，以及之前的离职归乡缘由，我们就可以发现，陶渊明归园田居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简单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
结合《归去来兮辞•序》不难发现，如果真的像他所言，此次出世为官，不过是为了养家糊口，不过是为了挣点喝酒钱，那么，要想得到这五斗米的官俸，仅仅需要行见官之礼罢了。虽然，长官乃是一个乡间小人，要自己恭敬迎候这些尸位素餐之人，心中不免有些抑郁难平，但是，宦海沉浮十几年的陶渊明，一路坎坷，不知受过多少屈辱，品过多少世态炎凉。而这次，不过是要求他“束带”迎接长官而已，为什么此前的一切屈辱都可以忍，而偏是这次忍无可忍，一定要挂冠归田呢？
基于此，我觉得所谓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既是做人的傲骨，也是对政治彻底失望后的决心。
陶渊明曾经有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入世豪情。他曾经希望，凭借自己的才学，建功业、立威名，辅佐明君，为国家开一片新天地。但是，正如他在《感士不遇赋》中写的那样：“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社会的黑暗，官场的昏暗腐败，这一切都如同一把利剑，无情地屠戮着他的理想。特别是辅佐刘裕期间，更是让他清醒地看到现实的残酷与黑暗，让他更深刻地感受到官场、政坛的血腥和残暴。
陶渊明从为官到辞彭泽县令回乡归隐，共有13年的仕宦生活。这13年，也是他为实现“兼济苍生”的理想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最终绝望的13年。东晋末年桓玄叛乱，刘裕起兵讨伐叛军，桓玄兵败。此时的陶渊明意气风发地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并且冒险南行，一路乔装打扮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晋安帝到江陵的事件始末报告给了刘裕。而刘裕在入建康后，政绩上也颇有建树，经过“以身范物，先以威禁内外”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整顿措施，一向“疲敝颓败、百司纵弛”的东晋政坛，顿时呈现出“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日间，风俗顿改”的新局面。于是，陶渊明以为刘裕是明君，是可以一心侍奉的主上。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由起兵平叛的功臣，一跃而为挟天子令诸侯的枭雄，不仅控制东晋朝政，权倾天下，还屠杀异己、残害忠良、任用奸佞小人，陶渊明的政治理想彻底毁灭了，对于仕途，他彻底绝望了。
此时，他深刻体悟到，在这样一个黑白不分、世道混乱的社会里，自己越是积极入世，就越是助纣为虐，想辅佐明君、兼济天下，最终却落得为虎作伥、陷黎民于水火的结果。奸佞当道，世无明主，所谓的建功立业、致君尧舜，不过是一句空话。
于是，陶渊明到彭泽县为官后，不想再过问政治，也不想再去辅佐所谓的“明君贤主”了，为官仅为一餐温饱。但是今时，他陶渊明却还要为了这区区五斗米的俸禄，向乡间小人折腰逢迎。为了实践理想，他可以忍受任何屈辱，但若仅仅是为了吃饭穿衣，也要他忍辱含屈，他做不到了。
这五斗米，让他最后的一点出世为官的希望也破灭了，他意识到，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只要是当官，就需曲意逢迎，就得见风使舵，就会徇私舞弊，就要寡廉鲜耻……既然政治理想彻底破灭了，心中的神殿也已经坍塌了，离开不过是早晚的事。只是这次，他彻底看清了，也彻底清醒、彻底绝望了。决心离开后，他终于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来说话做事，再不用违背自己的灵魂了。
宗师相残、军阀混战，现实的黑暗与残酷，政治理想的毁灭，使得陶渊明在诗中这样写道：“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聊且”，说明“归园田居”乃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只是暂时性的。“班生”典故的使用，更暗示着，只要邦有道、主贤明，他仍然会同班固一样投笔从戎、护卫明君、一展抱负、兼济天下苍生。可见，正如庄子所言：“隐，固不自隐。”陶渊明并不是主动选择了隐居，而是在“时命大缪”时不得已而退守田园。
隐居田园的陶渊明，虽获得了人格与精神的独立与自由，但毕竟出世为官、兼济苍生才是内心真正的追求，所以他在精神上始终是孤独的。他始终也未能忘怀自己曾经的抱负和理想，他始终都在等候政治清明、河清海晏的一天，他始终都在等待着周文王那样的伯乐的到来。但是这一天，他却从未等到。
他等来的是南朝更加黑暗的政治局面；他看到的是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军阀厮杀、庙堂易主；他听到的是父子、血亲骨肉相残；他深切地感受到世态炎凉、世风日坏。虽然在他隐居田园时，也有人造访请他出山，但是，他等来的，不是自己想要的；他想要的，却又终究没有来。明主不出，昏君不断；世无周公，寂寞冯唐。出世的理想最终成为泡影，不得已选择了田园，最终也只好终老田园。
但是，纵使是归隐多年之后，陶渊明仍然对于自己曾经的志向难以忘却。政治的清浊、百姓苍生的现状，仍在他心灵深处时时轻叩着，让他在恬淡闲适之时，不经意间便流露出金刚怒目式的一面。但恰恰正是这金刚怒目，提醒着我们去关注诗人内心真实的状貌，去体会诗人内心的痛苦与挣扎。
他在《饮酒（其十六）》中写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蔽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杂诗（其五）》中也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
疏离政治、固守田园，虽然让自己保持了洁净的本性，但是时间的流逝仍不免让人感到一事无成的惶恐与感伤，于是“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无建树的不惑之年的矛盾挣扎，始终缠绕在他的心头，让他难以释怀。说自己曾渴望着翱翔九天，而如今前途渺茫，不知将停泊于何处，从中不也正表明，田园其实并不是陶渊明真正想要的、生命最终的归属之地，他其实仍然渴望着能够一展抱负，兼济苍生。
因而，陶渊明虽然在朴质的田园生活中获得了“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恬淡愉悦，但“有志不获骋”的悲愤与感伤，却始终挥之不去。于是，每当金乌西坠、凉风入户、月华流转之时，思及少年的猛志满怀、壮怀激昂，他仍旧会不禁感叹前途未卜、时不我待、壮志难酬、知音难遇，于是悲从中来，独自怆然而泣下。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陶渊明宦海沉浮13年，虽然其间也曾辞官归家，但是，唯独在彭泽任上，他辞官辞得如此决绝。表面上看，他离职的原因是在于督邮至县视察时，县吏理应束带拜见上级长官，而此时陶渊明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于是便解印去县，赋《归去来兮辞》。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探究一下陶渊明的生平遭际，以及之前的离职归乡缘由，我们就可以发现，陶渊明归园田居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简单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
结合《归去来兮辞•序》不难发现，如果真的像他所言，此次出世为官，不过是为了养家糊口，不过是为了挣点喝酒钱，那么，要想得到这五斗米的官俸，仅仅需要行见官之礼罢了。虽然，长官乃是一个乡间小人，要自己恭敬迎候这些尸位素餐之人，心中不免有些抑郁难平，但是，宦海沉浮十几年的陶渊明，一路坎坷，不知受过多少屈辱，品过多少世态炎凉。而这次，不过是要求他“束带”迎接长官而已，为什么此前的一切屈辱都可以忍，而偏是这次忍无可忍，一定要挂冠归田呢？
基于此，我觉得所谓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既是做人的傲骨，也是对政治彻底失望后的决心。
陶渊明曾经有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入世豪情。他曾经希望，凭借自己的才学，建功业、立威名，辅佐明君，为国家开一片新天地。但是，正如他在《感士不遇赋》中写的那样：“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社会的黑暗，官场的昏暗腐败，这一切都如同一把利剑，无情地屠戮着他的理想。特别是辅佐刘裕期间，更是让他清醒地看到现实的残酷与黑暗，让他更深刻地感受到官场、政坛的血腥和残暴。
陶渊明从为官到辞彭泽县令回乡归隐，共有13年的仕宦生活。这13年，也是他为实现“兼济苍生”的理想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最终绝望的13年。东晋末年桓玄叛乱，刘裕起兵讨伐叛军，桓玄兵败。此时的陶渊明意气风发地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并且冒险南行，一路乔装打扮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晋安帝到江陵的事件始末报告给了刘裕。而刘裕在入建康后，政绩上也颇有建树，经过“以身范物，先以威禁内外”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整顿措施，一向“疲敝颓败、百司纵弛”的东晋政坛，顿时呈现出“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日间，风俗顿改”的新局面。于是，陶渊明以为刘裕是明君，是可以一心侍奉的主上。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由起兵平叛的功臣，一跃而为挟天子令诸侯的枭雄，不仅控制东晋朝政，权倾天下，还屠杀异己、残害忠良、任用奸佞小人，陶渊明的政治理想彻底毁灭了，对于仕途，他彻底绝望了。
此时，他深刻体悟到，在这样一个黑白不分、世道混乱的社会里，自己越是积极入世，就越是助纣为虐，想辅佐明君、兼济天下，最终却落得为虎作伥、陷黎民于水火的结果。奸佞当道，世无明主，所谓的建功立业、致君尧舜，不过是一句空话。
于是，陶渊明到彭泽县为官后，不想再过问政治，也不想再去辅佐所谓的“明君贤主”了，为官仅为一餐温饱。但是今时，他陶渊明却还要为了这区区五斗米的俸禄，向乡间小人折腰逢迎。为了实践理想，他可以忍受任何屈辱，但若仅仅是为了吃饭穿衣，也要他忍辱含屈，他做不到了。
这五斗米，让他最后的一点出世为官的希望也破灭了，他意识到，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只要是当官，就需曲意逢迎，就得见风使舵，就会徇私舞弊，就要寡廉鲜耻……既然政治理想彻底破灭了，心中的神殿也已经坍塌了，离开不过是早晚的事。只是这次，他彻底看清了，也彻底清醒、彻底绝望了。决心离开后，他终于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来说话做事，再不用违背自己的灵魂了。
宗师相残、军阀混战，现实的黑暗与残酷，政治理想的毁灭，使得陶渊明在诗中这样写道：“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聊且”，说明“归园田居”乃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只是暂时性的。“班生”典故的使用，更暗示着，只要邦有道、主贤明，他仍然会同班固一样投笔从戎、护卫明君、一展抱负、兼济天下苍生。可见，正如庄子所言：“隐，固不自隐。”陶渊明并不是主动选择了隐居，而是在“时命大缪”时不得已而退守田园。
隐居田园的陶渊明，虽获得了人格与精神的独立与自由，但毕竟出世为官、兼济苍生才是内心真正的追求，所以他在精神上始终是孤独的。他始终也未能忘怀自己曾经的抱负和理想，他始终都在等候政治清明、河清海晏的一天，他始终都在等待着周文王那样的伯乐的到来。但是这一天，他却从未等到。
他等来的是南朝更加黑暗的政治局面；他看到的是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军阀厮杀、庙堂易主；他听到的是父子、血亲骨肉相残；他深切地感受到世态炎凉、世风日坏。虽然在他隐居田园时，也有人造访请他出山，但是，他等来的，不是自己想要的；他想要的，却又终究没有来。明主不出，昏君不断；世无周公，寂寞冯唐。出世的理想最终成为泡影，不得已选择了田园，最终也只好终老田园。
但是，纵使是归隐多年之后，陶渊明仍然对于自己曾经的志向难以忘却。政治的清浊、百姓苍生的现状，仍在他心灵深处时时轻叩着，让他在恬淡闲适之时，不经意间便流露出金刚怒目式的一面。但恰恰正是这金刚怒目，提醒着我们去关注诗人内心真实的状貌，去体会诗人内心的痛苦与挣扎。
他在《饮酒（其十六）》中写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蔽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杂诗（其五）》中也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
疏离政治、固守田园，虽然让自己保持了洁净的本性，但是时间的流逝仍不免让人感到一事无成的惶恐与感伤，于是“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无建树的不惑之年的矛盾挣扎，始终缠绕在他的心头，让他难以释怀。说自己曾渴望着翱翔九天，而如今前途渺茫，不知将停泊于何处，从中不也正表明，田园其实并不是陶渊明真正想要的、生命最终的归属之地，他其实仍然渴望着能够一展抱负，兼济苍生。
因而，陶渊明虽然在朴质的田园生活中获得了“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恬淡愉悦，但“有志不获骋”的悲愤与感伤，却始终挥之不去。于是，每当金乌西坠、凉风入户、月华流转之时，思及少年的猛志满怀、壮怀激昂，他仍旧会不禁感叹前途未卜、时不我待、壮志难酬、知音难遇，于是悲从中来，独自怆然而泣下。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