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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无论是小学教育还是大学教育，无不备受诟病，因此我们更加怀念那个大师辈出、思想奔放的特殊年代。民国时期的文人、学者，有着最朴素的情怀，愿意在教育领域砥砺奋进，纷纷投入到教科书的编纂工作中。粗略梳理一下民国老课本的编纂、校订者，轻易就能罗列出一长串名单：张元济、高梦旦、陆费逵、沈颐、蒋维乔、戴克敦、方钧、庄俞、陈寅、叶圣陶、王云五、沈圻、丰子恺、秦同培、沈百英、魏冰心、范祥善、黎锦晖、章锡琛、王伯祥、夏丏尊等。他们一方面在传统文化领域家学渊源，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的新思潮。中西合璧的知识架构和思想熏陶，促进了当时教科书从内容到装帧等方面的全面改良，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的基石。
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
谈起商务印书馆，不得不提到张元济与高梦旦，其创始人夏瑞芳反而常被人遗忘。张元济和高梦旦所担任的角色，类似于现在的高级职业经理人，被夏瑞芳延聘，主持商务印书馆的日常工作。
张元济一生算是经历大风大浪。他是清光绪进士，待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因支持戊戌变法被革职；见过光绪帝、慈禧太后，见过张勋、袁世凯，见过孙中山、蒋介石，也见过毛泽东。被革职后，他来到上海南洋公学，组织译书院并负责书院工作，由此得以结识夏瑞芳。1901年下半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主持新组建的编译所工作。虽然受过处分，但张元济在慈禧大寿时得到大赦，可以恢复原职，但他放弃了仕途，专注于出版。这正是“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
张元济个性突出，性格刚烈，曾得罪过国民党。商务印书馆曾出资支持革命军北伐，张元济也请孙中山吃过饭，但在1919年孙中山央求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代表作《孙文学说》时，被张元济拒绝了，遂引起孙中山的不快。后来，孙中山还批评商务印书馆负责人为“保皇党余孽”。被张元济拒之门外的书稿还有陈独秀的。1928年在国民党狱中的陈独秀寄来《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张元济宁愿赠他几千元稿费，也不愿意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任何风险。
高梦旦应张元济之邀于1903年冬来到商务印书馆，主持国文部。除了1909年8月出任复旦公学监督（即校长）一年这段时期，此后一生与商务同舟共济34年。他被誉为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参谋长”，是张元济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在1904年将《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一炮打红，与高梦旦的工作密不可分。他来到商务后便开始制定编辑计划，而且常常为了编辑一篇课文共同讨论，反复修改。夏瑞芳当时对这种工作方法非常质疑，嫌拖慢进度，直到书出版之后大热，才心服于高梦旦的远见。
辛亥革命后，商务印书馆得到扩充，张元济开始实际主持总公司，而高梦旦则主持编译所工作。高梦旦思虑周密，性格豁达圆润，有远见卓识，在主持编译所的十多年间，他所策划制定的选题基本都能做到贴近当下需要，没有造成什么损失。放到现在，那就是一个超级资深的金牌图书策划人。
1919年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展开，商务印书馆在这个关键时刻难以适应转变。高梦旦自觉能力有限，于1920年躬身前往北京，邀请新文化运动主将、留学美国的胡适出任编译所所长。胡适当时还在北大任教，高梦旦发挥“磨人”功力，硬是在第二年7月把他请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胡适在参观考察45天后，觉得难胜其职，便推荐了自己的老师王云五。这年9月，王云五进入商务印书馆。
陆费逵的出版帝国
可以说，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界的摇篮，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出版人和编辑。像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大东书局的创始人吕子泉、世界书局的创始人沈知方、开明书店的创始人章锡琛等人，还有胡愈之、沈雁冰、陈云、郑振铎、叶圣陶、金仲华、陈翰笙等人，都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在当时的众多民营出版社中，陆费逵创办的中华书局是最大的一匹黑马，他们出版的第一套教科书就一炮而红，后来与商务印书馆成为中国最大的两家民营出版企业。
陆费逵1908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国文部时，他才22岁，是当时该部最年轻的编辑，半年之后就升任出版部和交通部部长。关于陆费逵当年离开商务，创办中华，有许多穿凿附会之说。文史学家郑逸梅曾撰文阐述，陆费逵号称是商务的“智多星”，用违心之论“哄骗”商务，让商务高层在辛亥革命前夕误判时局，而自己私底下募人编写新教科书，所以在民国成立之初，能率先出版符合新体制的教科书。真相并非如此险恶，陆费逵担忧商务印书馆允许日资进驻，促长了外资侵入、洋纸侵入对中国出版业所带来的危害。在他看来，一个用出版来推动教育的机构，应该完全由中国人来掌控。
陆费逵掌控中华书局近30年，知人善任，没有大家长作风，与下属关系融洽。当他打电话询问编辑进度时，编辑回答还没有完成，他便“哈哈”一笑，然后挂掉电话。身为总经理，他没有专职秘书，文书案牍都是自己亲自草拟。这种家庭式的氛围，令中华书局呈现出与商务印书馆不一样的特质。
左手编书右手推广音乐
在陆费逵主持的中华书局里，最富传奇色彩的编辑要属黎锦晖了。黎锦晖出身湖南湘潭望族，兄弟八人号称“黎氏八骏”。其排行第二，声望和名气在民国时期远胜于其他兄弟。他被称为中国流行音乐之父，创作了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创立了中国第一所歌舞学校，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歌舞组织“明月歌舞团”；最早创作了12部儿童歌剧，是中国儿童歌舞剧的鼻祖；创办的《小朋友》是中国生命力最持久的儿童刊物，至今仍在发行；打造了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天王巨星，如周璇、白虹、王人美、黎莉莉等，聂耳的音乐才华也是被他发掘的。
黎锦晖于1921年春天进入中华书局。在此之前，他编过一套白话文课本，被大哥黎锦熙推荐给陆费逵。这套国语课本出版后大为畅销，且通过了教育部的审查。陆费逵认识到黎锦晖的才华，于是专程北上，力邀其来到中华书局。半年之后，黎锦晖就升任中华书局国语部部长，后又成为国语专修学校的校长，1926年8月请辞离开。在中华书局期间，他致力于国语的推广和发展，一方面着手编辑小学教科书，在中华书局出资筹办的国语专修学校推行国语，且设立附属小学，用实践来检验书局编写的小学教科书。另一方面，受商务印书馆郑振铎创办的《儿童文学》启发，他也于1922年创办了儿童刊物《小朋友》，以及衍生刊物《小弟弟》《小妹妹》。在这些刊物上，他发表自己创作的儿童歌舞剧、儿童歌舞曲，以及用国语写成的歌谣，并将这种歌舞剧、歌舞曲四处巡演，有力地宣传了国语，且丰富了儿童音乐教育的内涵。 “酒友”叶圣陶与丰子恺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众多出版社中，开明书店是后起之秀，但他们拥有一个优秀的编辑团队，在教科书领域能够推陈出新。开明书店最受欢迎的教科书无疑是《开明小学国语课本》，这是由叶圣陶编写、丰子恺绘图并誊写而成的。
叶圣陶爱喝酒，朱自清曾撰文写道：“他从前晚饭时总喝点酒，以半醺为度。”丰子恺尽管有吃素的习惯，但也嗜酒。朱光潜曾写道：“酒后见真情，诸人名有胜概，我最喜欢子恺那一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
1922年秋，丰子恺从日本留学回来不久，应其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夏丏尊邀请，来到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执教美术和音乐。丰子恺自费在白马湖畔修建了“小杨柳屋”，每当课余或节假日，春晖中学的老师们便来到小杨柳屋院内的柳树下喝着绍兴老酒。丰子恺酒兴上来，就画兴大作。有一次在夏丏尊、朱自清的鼓励下，他即兴创作了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并于1924年发表在《我们的七月》上。
1926年，被迫离开商务印书馆的章锡琛，与弟弟章锡珊在上海宝山路成立了开明书店。由于夏丏尊、王伯祥等人的关系，当时在春晖中学共事的一批文人很快就成为开明书店的中流砥柱。丰子恺这时期主要在立达学园任教，有时也去上海艺术大学兼课，同时还担任开明书店的编辑，为众多的开明版书籍绘制插图和封面。此外，他还将自己在美术课上的讲义稿编辑出版，并创作、译述了大量艺术理论书籍，都交由开明书店出版，这在二三十年代的美术界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叶圣陶加入开明书店的时间要晚一些。1930年底，他离开工作8年的商务印书馆，应章锡琛及夏丏尊的邀请，进入开明书店，主编《中学生》杂志。在开明书店工作的这些编辑们，都是关系密切的朋友，下班后常常聚在办公室里喝酒。章锡琛、王伯祥、丰子恺、叶圣陶、郑振铎等人便发起成立了一个“文友酒会”，叶圣陶被推举为会长。该酒会章程规定，一顿能喝5斤以上绍兴黄酒者才能成为会员。有一次，丰子恺的学生、开明书店编辑钱君匋想加入酒会，但酒量只有3斤半，于是拜托丰子恺向会长叶圣陶说情。叶圣陶幽默地说：“君匋是你的学生，酒量打个七折，他的不足之数，由老师代饮。”于是，陶君匋成了个“预备会员”，叶圣陶还鼓励他“要锻炼酒量，早日把‘预备’两字拿掉”。
《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共8册，于1932年6月至1933年6月陆续出版。叶圣陶写道：“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开明小学国语课本》，一共十二册，四百来篇课文，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是创作，另外一半是有所根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来的。”为了让孩子们喜欢这套课本，叶圣陶特意邀请好友丰子恺来绘制插图。丰子恺不仅为每一篇课文绘制了插图，还用毛笔将课文仔细誊写下来，印制出版。这套课本出来之后，因其无处不在的童趣，受到学生和老师的欢迎，很快就获得当时教育部的审查通过。
叶圣陶与丰子恺的这次合作可谓珠联璧合。其实早在商务印书馆期间，叶圣陶就邀请丰子恺为其编辑的刊物、书籍设计封面和绘制插图。到了1933年，丰子恺基本辞去了开明书店的工作，闲居在家乡石门湾的新居“缘缘堂”。而叶圣陶一直在开明书店担任编辑，1937年“八一三” 事变爆发，开明书店被毁坏80%，后迁往四川，他也跟随前往。
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年代，这些老编辑们秉承着“救国图存，教育先行”的理念，通过编写出版教科书，来提倡发展教育。他们这种对教育以及出版事业的热情与执著，无不呈现出大师的铮铮风骨。
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
谈起商务印书馆，不得不提到张元济与高梦旦，其创始人夏瑞芳反而常被人遗忘。张元济和高梦旦所担任的角色，类似于现在的高级职业经理人，被夏瑞芳延聘，主持商务印书馆的日常工作。
张元济一生算是经历大风大浪。他是清光绪进士，待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因支持戊戌变法被革职；见过光绪帝、慈禧太后，见过张勋、袁世凯，见过孙中山、蒋介石，也见过毛泽东。被革职后，他来到上海南洋公学，组织译书院并负责书院工作，由此得以结识夏瑞芳。1901年下半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主持新组建的编译所工作。虽然受过处分，但张元济在慈禧大寿时得到大赦，可以恢复原职，但他放弃了仕途，专注于出版。这正是“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
张元济个性突出，性格刚烈，曾得罪过国民党。商务印书馆曾出资支持革命军北伐，张元济也请孙中山吃过饭，但在1919年孙中山央求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代表作《孙文学说》时，被张元济拒绝了，遂引起孙中山的不快。后来，孙中山还批评商务印书馆负责人为“保皇党余孽”。被张元济拒之门外的书稿还有陈独秀的。1928年在国民党狱中的陈独秀寄来《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张元济宁愿赠他几千元稿费，也不愿意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任何风险。
高梦旦应张元济之邀于1903年冬来到商务印书馆，主持国文部。除了1909年8月出任复旦公学监督（即校长）一年这段时期，此后一生与商务同舟共济34年。他被誉为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参谋长”，是张元济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在1904年将《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一炮打红，与高梦旦的工作密不可分。他来到商务后便开始制定编辑计划，而且常常为了编辑一篇课文共同讨论，反复修改。夏瑞芳当时对这种工作方法非常质疑，嫌拖慢进度，直到书出版之后大热，才心服于高梦旦的远见。
辛亥革命后，商务印书馆得到扩充，张元济开始实际主持总公司，而高梦旦则主持编译所工作。高梦旦思虑周密，性格豁达圆润，有远见卓识，在主持编译所的十多年间，他所策划制定的选题基本都能做到贴近当下需要，没有造成什么损失。放到现在，那就是一个超级资深的金牌图书策划人。
1919年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展开，商务印书馆在这个关键时刻难以适应转变。高梦旦自觉能力有限，于1920年躬身前往北京，邀请新文化运动主将、留学美国的胡适出任编译所所长。胡适当时还在北大任教，高梦旦发挥“磨人”功力，硬是在第二年7月把他请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胡适在参观考察45天后，觉得难胜其职，便推荐了自己的老师王云五。这年9月，王云五进入商务印书馆。
陆费逵的出版帝国
可以说，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界的摇篮，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出版人和编辑。像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大东书局的创始人吕子泉、世界书局的创始人沈知方、开明书店的创始人章锡琛等人，还有胡愈之、沈雁冰、陈云、郑振铎、叶圣陶、金仲华、陈翰笙等人，都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在当时的众多民营出版社中，陆费逵创办的中华书局是最大的一匹黑马，他们出版的第一套教科书就一炮而红，后来与商务印书馆成为中国最大的两家民营出版企业。
陆费逵1908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国文部时，他才22岁，是当时该部最年轻的编辑，半年之后就升任出版部和交通部部长。关于陆费逵当年离开商务，创办中华，有许多穿凿附会之说。文史学家郑逸梅曾撰文阐述，陆费逵号称是商务的“智多星”，用违心之论“哄骗”商务，让商务高层在辛亥革命前夕误判时局，而自己私底下募人编写新教科书，所以在民国成立之初，能率先出版符合新体制的教科书。真相并非如此险恶，陆费逵担忧商务印书馆允许日资进驻，促长了外资侵入、洋纸侵入对中国出版业所带来的危害。在他看来，一个用出版来推动教育的机构，应该完全由中国人来掌控。
陆费逵掌控中华书局近30年，知人善任，没有大家长作风，与下属关系融洽。当他打电话询问编辑进度时，编辑回答还没有完成，他便“哈哈”一笑，然后挂掉电话。身为总经理，他没有专职秘书，文书案牍都是自己亲自草拟。这种家庭式的氛围，令中华书局呈现出与商务印书馆不一样的特质。
左手编书右手推广音乐
在陆费逵主持的中华书局里，最富传奇色彩的编辑要属黎锦晖了。黎锦晖出身湖南湘潭望族，兄弟八人号称“黎氏八骏”。其排行第二，声望和名气在民国时期远胜于其他兄弟。他被称为中国流行音乐之父，创作了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创立了中国第一所歌舞学校，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歌舞组织“明月歌舞团”；最早创作了12部儿童歌剧，是中国儿童歌舞剧的鼻祖；创办的《小朋友》是中国生命力最持久的儿童刊物，至今仍在发行；打造了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天王巨星，如周璇、白虹、王人美、黎莉莉等，聂耳的音乐才华也是被他发掘的。
黎锦晖于1921年春天进入中华书局。在此之前，他编过一套白话文课本，被大哥黎锦熙推荐给陆费逵。这套国语课本出版后大为畅销，且通过了教育部的审查。陆费逵认识到黎锦晖的才华，于是专程北上，力邀其来到中华书局。半年之后，黎锦晖就升任中华书局国语部部长，后又成为国语专修学校的校长，1926年8月请辞离开。在中华书局期间，他致力于国语的推广和发展，一方面着手编辑小学教科书，在中华书局出资筹办的国语专修学校推行国语，且设立附属小学，用实践来检验书局编写的小学教科书。另一方面，受商务印书馆郑振铎创办的《儿童文学》启发，他也于1922年创办了儿童刊物《小朋友》，以及衍生刊物《小弟弟》《小妹妹》。在这些刊物上，他发表自己创作的儿童歌舞剧、儿童歌舞曲，以及用国语写成的歌谣，并将这种歌舞剧、歌舞曲四处巡演，有力地宣传了国语，且丰富了儿童音乐教育的内涵。 “酒友”叶圣陶与丰子恺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众多出版社中，开明书店是后起之秀，但他们拥有一个优秀的编辑团队，在教科书领域能够推陈出新。开明书店最受欢迎的教科书无疑是《开明小学国语课本》，这是由叶圣陶编写、丰子恺绘图并誊写而成的。
叶圣陶爱喝酒，朱自清曾撰文写道：“他从前晚饭时总喝点酒，以半醺为度。”丰子恺尽管有吃素的习惯，但也嗜酒。朱光潜曾写道：“酒后见真情，诸人名有胜概，我最喜欢子恺那一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
1922年秋，丰子恺从日本留学回来不久，应其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夏丏尊邀请，来到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执教美术和音乐。丰子恺自费在白马湖畔修建了“小杨柳屋”，每当课余或节假日，春晖中学的老师们便来到小杨柳屋院内的柳树下喝着绍兴老酒。丰子恺酒兴上来，就画兴大作。有一次在夏丏尊、朱自清的鼓励下，他即兴创作了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并于1924年发表在《我们的七月》上。
1926年，被迫离开商务印书馆的章锡琛，与弟弟章锡珊在上海宝山路成立了开明书店。由于夏丏尊、王伯祥等人的关系，当时在春晖中学共事的一批文人很快就成为开明书店的中流砥柱。丰子恺这时期主要在立达学园任教，有时也去上海艺术大学兼课，同时还担任开明书店的编辑，为众多的开明版书籍绘制插图和封面。此外，他还将自己在美术课上的讲义稿编辑出版，并创作、译述了大量艺术理论书籍，都交由开明书店出版，这在二三十年代的美术界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叶圣陶加入开明书店的时间要晚一些。1930年底，他离开工作8年的商务印书馆，应章锡琛及夏丏尊的邀请，进入开明书店，主编《中学生》杂志。在开明书店工作的这些编辑们，都是关系密切的朋友，下班后常常聚在办公室里喝酒。章锡琛、王伯祥、丰子恺、叶圣陶、郑振铎等人便发起成立了一个“文友酒会”，叶圣陶被推举为会长。该酒会章程规定，一顿能喝5斤以上绍兴黄酒者才能成为会员。有一次，丰子恺的学生、开明书店编辑钱君匋想加入酒会，但酒量只有3斤半，于是拜托丰子恺向会长叶圣陶说情。叶圣陶幽默地说：“君匋是你的学生，酒量打个七折，他的不足之数，由老师代饮。”于是，陶君匋成了个“预备会员”，叶圣陶还鼓励他“要锻炼酒量，早日把‘预备’两字拿掉”。
《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共8册，于1932年6月至1933年6月陆续出版。叶圣陶写道：“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开明小学国语课本》，一共十二册，四百来篇课文，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是创作，另外一半是有所根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来的。”为了让孩子们喜欢这套课本，叶圣陶特意邀请好友丰子恺来绘制插图。丰子恺不仅为每一篇课文绘制了插图，还用毛笔将课文仔细誊写下来，印制出版。这套课本出来之后，因其无处不在的童趣，受到学生和老师的欢迎，很快就获得当时教育部的审查通过。
叶圣陶与丰子恺的这次合作可谓珠联璧合。其实早在商务印书馆期间，叶圣陶就邀请丰子恺为其编辑的刊物、书籍设计封面和绘制插图。到了1933年，丰子恺基本辞去了开明书店的工作，闲居在家乡石门湾的新居“缘缘堂”。而叶圣陶一直在开明书店担任编辑，1937年“八一三” 事变爆发，开明书店被毁坏80%，后迁往四川，他也跟随前往。
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年代，这些老编辑们秉承着“救国图存，教育先行”的理念，通过编写出版教科书，来提倡发展教育。他们这种对教育以及出版事业的热情与执著，无不呈现出大师的铮铮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