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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沈阳建市95周年，又逢沈城“四个中心”建设的开局之年。在新一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征程中把沈阳打造成高品质的公共服务中心对于提升沈阳人的幸福感有着重要的意义。回顾历史，沈城的公共服务事业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在这里，我们通过一本书的命运来回顾一下沈阳的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源流。
这本书的名字叫《张江陵书牍（卷下）》（见图），1907年（清光绪33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印行，一共2卷。内容主要是明代名相张居正的书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它的残本。《张江陵书牍（卷下）》曾经流传甚广，并非是有名的珍本。这本书的珍贵之处在于书前折价券上的两枚图章。其中朱印面文为刻有满汉两种文字的“奉天提学使司之印”，这是典型的清代关防，也就是俗称的官印。另一枚蓝印面文为中英两种文字的“奉天图书馆藏书”。正是这两个印模为我们留下了沈阳城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印记。
晚清末造，为了维持统治，清政府开始试行宪政，改革了政府机构。设置提学使司便是其中之一。提学使司主要继承了学政的职能，负责地方的文化教育和人才选拔，其中图书馆建设也是它的职责之一。奉天提学使司于1906年设置，时任盛京将军的赵尔巽上书推荐张鹤龄出任奉天提学使。从此张鹤龄投身于沈阳的文教近代化事业，直至身殁，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张鹤龄是清末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虽然在奉天提学使任上时间不长，但对沈阳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日，余韵犹在。张鹤龄到任后，率先提出了修建图书馆，并得到了赵尔巽等人的首肯。
从1905年开始筹划，到1908年开馆，期间几经周折，在张鹤龄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奉天图书馆（今沈阳市图书馆的前身）终于建成。馆藏图书也盖上了我们看到的蓝色印模。在开馆前的1907年12月，图书馆总理（即现在的馆长）陈炳焕前往湖南、湖北一带采购图书，历时4个月。此外，上海48家书业所，先后赠送奉天图书馆图书1664种，1839册。其中，文明书局赠送160种，168册;商务印书馆赠送237种，330册;广智书局赠送147种，150册。陈炳焕此行奠定了奉天图书馆的基础藏书结构。这本《张江陵书牍（卷下）》可能就是这一时期获得，因为图书馆尚未建成，便盖上了奉天提学使司的关防。需要说明的是，奉天提学使司的机构设置中也有图书科这一部门，专门负责图书的采购和管理。
奉天图书馆是东北第一家，全国第五家公共图书馆.从筹建开始便是命运多舛.最初的馆舍在接近完工的时候，被周冕征为任所。其后异地重建，其间拖延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然后经历了辛亥鼎革、奉系崛起、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八一五”光复、解放战争、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本《张江陵书牍（卷下）》与几经易名的奉天图书馆一起见证了这些历史事件，同时也几经劫难。其中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第五十二军强行征用图书馆作为兵营。冬天寒冷，烧书报以取暖，馆藏图书一片狼藉。根据沈阳市图书馆的资料，1947年馆藏中尚有中、英、俄、德、日文图书计16万余册，均为“九一八”事变之前出版。到1948年沈阳回到人民手中，馆藏图书已经不足10万册。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沈阳文化史上的浩劫。幸運的是，这本《张江陵书牍（卷下）》逃过了回禄之灾，保存了下来。
引人注目的是，这本《张江陵书牍（卷下）》的藏书章是盖在广智书局推销《三名臣书牍》的折价券上。在这张折价券上写道，“此书（《三名臣书牍》）定价两元，今为购读诸君利便起见，凡持此卷到本局购买者，收价一元五角。远处截取此卷邮寄本局，亦照此价，但邮费自给。”这是一百多年前的新书广告和促销券。可见当时十里洋场商业气息之浓厚，今日见之，犹有叹为观止的感觉。
这本《张江陵书牍（卷下）》是沈阳书友张雪松偶得于市井之中，这是我辈爱书人的幸运。伏案观书，感慨万千，既有感于先人筚路蓝缕，创业惟艰，又庆幸一本小书历经岁月，见证历史，可谓是一书一馆一座城！
这本书的名字叫《张江陵书牍（卷下）》（见图），1907年（清光绪33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印行，一共2卷。内容主要是明代名相张居正的书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它的残本。《张江陵书牍（卷下）》曾经流传甚广，并非是有名的珍本。这本书的珍贵之处在于书前折价券上的两枚图章。其中朱印面文为刻有满汉两种文字的“奉天提学使司之印”，这是典型的清代关防，也就是俗称的官印。另一枚蓝印面文为中英两种文字的“奉天图书馆藏书”。正是这两个印模为我们留下了沈阳城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印记。
晚清末造，为了维持统治，清政府开始试行宪政，改革了政府机构。设置提学使司便是其中之一。提学使司主要继承了学政的职能，负责地方的文化教育和人才选拔，其中图书馆建设也是它的职责之一。奉天提学使司于1906年设置，时任盛京将军的赵尔巽上书推荐张鹤龄出任奉天提学使。从此张鹤龄投身于沈阳的文教近代化事业，直至身殁，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张鹤龄是清末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虽然在奉天提学使任上时间不长，但对沈阳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日，余韵犹在。张鹤龄到任后，率先提出了修建图书馆，并得到了赵尔巽等人的首肯。
从1905年开始筹划，到1908年开馆，期间几经周折，在张鹤龄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奉天图书馆（今沈阳市图书馆的前身）终于建成。馆藏图书也盖上了我们看到的蓝色印模。在开馆前的1907年12月，图书馆总理（即现在的馆长）陈炳焕前往湖南、湖北一带采购图书，历时4个月。此外，上海48家书业所，先后赠送奉天图书馆图书1664种，1839册。其中，文明书局赠送160种，168册;商务印书馆赠送237种，330册;广智书局赠送147种，150册。陈炳焕此行奠定了奉天图书馆的基础藏书结构。这本《张江陵书牍（卷下）》可能就是这一时期获得，因为图书馆尚未建成，便盖上了奉天提学使司的关防。需要说明的是，奉天提学使司的机构设置中也有图书科这一部门，专门负责图书的采购和管理。
奉天图书馆是东北第一家，全国第五家公共图书馆.从筹建开始便是命运多舛.最初的馆舍在接近完工的时候，被周冕征为任所。其后异地重建，其间拖延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然后经历了辛亥鼎革、奉系崛起、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八一五”光复、解放战争、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本《张江陵书牍（卷下）》与几经易名的奉天图书馆一起见证了这些历史事件，同时也几经劫难。其中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第五十二军强行征用图书馆作为兵营。冬天寒冷，烧书报以取暖，馆藏图书一片狼藉。根据沈阳市图书馆的资料，1947年馆藏中尚有中、英、俄、德、日文图书计16万余册，均为“九一八”事变之前出版。到1948年沈阳回到人民手中，馆藏图书已经不足10万册。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沈阳文化史上的浩劫。幸運的是，这本《张江陵书牍（卷下）》逃过了回禄之灾，保存了下来。
引人注目的是，这本《张江陵书牍（卷下）》的藏书章是盖在广智书局推销《三名臣书牍》的折价券上。在这张折价券上写道，“此书（《三名臣书牍》）定价两元，今为购读诸君利便起见，凡持此卷到本局购买者，收价一元五角。远处截取此卷邮寄本局，亦照此价，但邮费自给。”这是一百多年前的新书广告和促销券。可见当时十里洋场商业气息之浓厚，今日见之，犹有叹为观止的感觉。
这本《张江陵书牍（卷下）》是沈阳书友张雪松偶得于市井之中，这是我辈爱书人的幸运。伏案观书，感慨万千，既有感于先人筚路蓝缕，创业惟艰，又庆幸一本小书历经岁月，见证历史，可谓是一书一馆一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