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中国大陆的作家与写实主义创作已挥别多年的时候，旅居海外20年的张翎却在用最为传统的考证和写作方式讲故事
在《非诚勿扰》不可思议地揽获超过3亿4千万票房之后，冯小刚的下一部电影《唐山大地震》已于7月初正式开机，在发布会上，导演更是放下豪言，希望电影能卖5亿。
除了自己的“御用”搭档王朔、刘震云等，冯小刚电影的原著一般来自不大出名的作品。如上一部《非诚勿扰》，改编自台湾作家陈玉慧的《征婚故事》；《集结号》来自海军退伍老兵杨金远的《官司》。
这一次，被导演看中的作家是一名来自境外的中文作家。它改编自旅加华裔女作家张翎的小说《余震》。
作为海外华人作家中的一员，已年过50的张翎借助《余震》的改编，从文学圈内开始向大众扩散，逐渐被关注。
别人没有这样写唐山地震
《余震》的创作灵感，来自张翎的一次“意外”。
2006年7月末的一天，一场突来的暴雨让北京地下排水系统几近瘫痪。
正要从北京赴加拿大的张翎，车子在一片河泽中突围赶到机场后，才得知飞往多伦多的航班推迟了9小时。百无聊赖的她开始在机场书店闲逛。那段时期，这个平时充满成功学书籍的书店里突然摆满了关于“唐山大地震”的各种回忆录。张翎猛然想起，这天是7月28日，刚好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祭日。
仿佛冥冥之中的相遇，已经从事写作近10年的她，决定写一部有关唐山大地震的小说。
在已完成的小说《余震》中，主人公王小灯是一名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常年因严重焦虑失眠，多次企图自杀。她来到了一家心理诊所。在医师的引导下，她学习哭泣与倾诉，尝试与30年前地震的那一天遭遇。所有的惨痛经历在漫长幽深的记忆隧道中复活，她开始直视将她击倒的命运——在地震中，王小灯与弟弟一起被掩埋在废墟下，一根梁柱如同命运的天平般悬置在二人头顶，撬起一端，另一端的人就会被永埋地下。王小灯透过瓦砾听到自己的妈妈向施救者表示她的选择是弟弟……但是她却活了下来，虽然众人都以为她早已不在人世。从此，命运开始了对于她的放逐——被收养的生活、成长、上大学、出国……可那一天的伤痛却更加刻骨，直到崩溃。
“我终于推开了那扇窗。”在小说的结尾，张翎给了王小灯一个温暖的转机。张翎在加拿大找来各种唐山大地震的文献，她才发现，自己当年居于温州小城时听到的关于地震的信息，全部都是过滤后干瘪的伤亡数字和空泛的口号。而事后，对于孤儿的记述，也永远缺乏血肉，这些经历了厄运的孩子总是被一些句子概括一生——“某某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学”“某某成为技术骨干”。曾经难以想象的伤痛似乎从未在他们身上心里留下任何痕迹。
张翎对这些冷酷的句子充满了反叛。
“我想写的是，有的时候苦难可以把人打倒，永远让人站不起来。”张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并不是所有苦难都能成就一个人。它也可以摧毁一个人。”
于是，张翎开始着力于一个人内心和精神上的余震，以及他们从未消失过的颤抖和内部无法愈合的创口。
写作之初，有文学杂志的朋友劝她，“关于唐山大地震的文字太多，不要写了。”张翎拒绝了。她觉得能写出与已有回忆录不同的东西。《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敬泽评价说，“《余震》几乎是仅有的一部‘这样’写唐山大地震的小说。这么百感交集的经验和大事件，国内作家竟然没怎么涉及，需要一个旅居加拿大的作家去写。”
为“猪仔华工”书写文本
其实，《余震》是张翎写作中的一次异数。在她的写作脉络中，更多的作品围绕着是一个人，或一个家族跨越大洋之后的生活，由此牵连出的人物命运和背后更为深厚的历史背景。
《余震》属于张翎中后期的作品。她从1997年开始写作，那是她到达加拿大的第十个年头。她早期的长篇如今被作家自己归纳为“江南系列”，一般都是根植于家乡温州和南方的故事，主人公从小城来到加拿大，身后的家族和历史的记忆与加拿大的现实生活相互缠绕冲撞。那段时期，她写了《望月》《交错的彼岸》和《邮购新娘》。
1997年之前，张翎不写作。
在加拿大之初的10年，她到处奔波，只为生计，就像她后来小说中的某些人物那样。那段日子和大多数“庸俗的中国人”在国外的奋斗史没有两样：1986年，张翎因为自己的性格与国内的人情氛围格格不入，她离开北京稳定的部委机关，远赴加拿大。凭借曾经的英文专业她开始重新学习新的专业。
在拿到英美文学与听力康复师两个学位的过程中，张翎搬家超过20次，尝试了从卖热狗到行政秘书的多个职业。直到有一天，她发现，听力康复师这个她不讨厌也不热爱的工作能带来逐渐稳定的生活。
之后，她开始白天工作晚上写作。张翎说自己并不勤奋，有时旅游，有时聚会，只是写作进入状态后比较有效率。写完后，她把稿子打印出来，直接寄往国内的《收获》杂志社，这个几乎不看自由来稿的大牌文学杂志，却莫名其妙地发表了她的小说，而且一连五部。
于是，张翎又增加了海外华人作家的身份，虽然直到现在，她仍需要靠诊所谋生。
逐渐地，张翎开始厌倦了书写江南的阴郁和梅雨。于是，她固执地写出了《余震》和《向北方》，不熟悉的北方让她感到舒服和新鲜。写不下去时，她就无目的地阅读，比如读纳博科夫或者克莱齐奥。她喜欢体验那些移民作家文笔下的暗流。
直到她想起初到加拿大时，在一次旅行中见到的墓碑。那些荒废的石头上刻着发音古怪的拼音名字，照片中的人高颧骨、脸色发黑。张翎了解到，这是一群晚清的中国侨民，被人称为“猪仔华工”，他们在加拿大挖金子、修铁路，积攒了钱财寄回家中，自己却活在生死一线间。
张翎决定为这群“猪仔”留存一个文本。她开始驻扎图书馆和档案室。可那些不识字不懂英文的华工没有自己的历史，张翎只找到很少的英文文献。她仔细地考证那个时代的每一个细节：衣服的纽扣、肥皂的香气、相机可拍照的数量……她还去加拿大的港口寻找华工登陆的地点，特意回到中国广东，听华工的后人讲述故事，进入那些用命换来的家族的碉楼去触摸墙壁。
于是，有了小说《金山》。
这是一部庞杂的家族史。繁复的细节勾勒出的故事，横跨了海峡，讲述百年来种族、文化、制度冲撞下“猪仔华工”的家族命运。
从国门外回看自己的家族与历史
《金山》后来在《人民文学》发表。在虚构的故事背后，是作家精耕细作的历史考证，严谨得如同历史调查。作家这种近乎严苛的历史细节考证，以及跨越海峡写作家族史的视角，迅速区别出了她与大陆作家的本质差异。(《金山》后被改编成同名电影)
有人这样形容中国与国外作家创作的不同：中国大陆作家是在书房写作，而外国作家是在图书馆。或许这也是长期旅居加拿大的张翎与国内作家不同的原因。
作为非职业作家，张翎似乎缺乏玩弄文学技法的兴趣。她不先锋、不现代、不魔幻、不解构，她缺乏任何一种“主义”的气质，只讲故事，如同执拗的说书人。但这反而让人在她的作品中被小说最本色的东西吸引——故事。
“张翎写作方式的这种传统，中国大陆作家已经忘记了，不会了。”批评家李敬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人们总在说现实主义。而现实主义怎么做？现实主义的艺术品质和工作伦理，从张翎这里可以看到。”
作为旅居海外的华人作家，张翎不可避免地接触那些生活在异乡、被连根拔起的人。这些人对于异国的心态总是处在攀爬和仰视的视角，身份认同的焦虑成为挥之不去的噩梦。
也因此，国内某些评论称海外华人的文学作品为“第二次伤痕文学”。
还好，这没有在张翎的书中成为常态，在加拿大经历长达10年的沉默和心理适应之后，方才拿起笔的张翎，在作品中少了控诉的语调，尤其后期的作品。
“我更关心的是人的命运，首先是人，然后才分白人、黄种人和印第安人。”张翎说，“只是客观上，有一些人被命运抛到了一个叫外国的地方。文化冲突客观存在，但我下笔时从来没关心过这样的话题。”
严格来说，张翎的小说更多的是对于家族历史的回溯。由于她身居海外，熟悉了旅居家庭生活的圈子，故很多作品都以海外华人的帽子和外衣作为由头，但根仍盘缠在国内的泥土。“我偏爱从历史延伸到当下。只写当下我就会很迷惑，没经过时间的考验(的事)，我写着很没底气。”张翎如是说。她深信，成年后的叙事都只是对于童年各种版本的回溯。同时她也承认，在国外久了，即使书写故乡，视角也会不同。她拿自己的文友、海外华人作家严歌苓的作品作为“佐证”，“像《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是国内作家也可以写的题材，但是味道就是不一样。”其实，张翎自己的作品也大抵如此。
在国外居住的华人作家分为两类。一类用英文写作，有些已进入西方主流，但在国内无甚名气，比如谭恩美、哈金等；另一类，就是以严歌苓、张翎为代表的，旅居国外多年，但一直用母语写作，他们或在国内文学圈内尚有人知晓，但因无英文版本，在国外文学圈了无痕迹。
如今，张翎每周在听力康复诊所工作4天，闲时写作。她准备按照《金山》的路数再写几部关于家族历史的小说。国内出版社要为她出一套文集，她觉得今年是她的小丰收年。但张翎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内国外两边都不入流的作家”。
在《非诚勿扰》不可思议地揽获超过3亿4千万票房之后，冯小刚的下一部电影《唐山大地震》已于7月初正式开机，在发布会上，导演更是放下豪言，希望电影能卖5亿。
除了自己的“御用”搭档王朔、刘震云等，冯小刚电影的原著一般来自不大出名的作品。如上一部《非诚勿扰》，改编自台湾作家陈玉慧的《征婚故事》；《集结号》来自海军退伍老兵杨金远的《官司》。
这一次，被导演看中的作家是一名来自境外的中文作家。它改编自旅加华裔女作家张翎的小说《余震》。
作为海外华人作家中的一员，已年过50的张翎借助《余震》的改编，从文学圈内开始向大众扩散，逐渐被关注。
别人没有这样写唐山地震
《余震》的创作灵感，来自张翎的一次“意外”。
2006年7月末的一天，一场突来的暴雨让北京地下排水系统几近瘫痪。
正要从北京赴加拿大的张翎，车子在一片河泽中突围赶到机场后，才得知飞往多伦多的航班推迟了9小时。百无聊赖的她开始在机场书店闲逛。那段时期，这个平时充满成功学书籍的书店里突然摆满了关于“唐山大地震”的各种回忆录。张翎猛然想起，这天是7月28日，刚好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祭日。
仿佛冥冥之中的相遇，已经从事写作近10年的她，决定写一部有关唐山大地震的小说。
在已完成的小说《余震》中，主人公王小灯是一名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常年因严重焦虑失眠，多次企图自杀。她来到了一家心理诊所。在医师的引导下，她学习哭泣与倾诉，尝试与30年前地震的那一天遭遇。所有的惨痛经历在漫长幽深的记忆隧道中复活，她开始直视将她击倒的命运——在地震中，王小灯与弟弟一起被掩埋在废墟下，一根梁柱如同命运的天平般悬置在二人头顶，撬起一端，另一端的人就会被永埋地下。王小灯透过瓦砾听到自己的妈妈向施救者表示她的选择是弟弟……但是她却活了下来，虽然众人都以为她早已不在人世。从此，命运开始了对于她的放逐——被收养的生活、成长、上大学、出国……可那一天的伤痛却更加刻骨，直到崩溃。
“我终于推开了那扇窗。”在小说的结尾，张翎给了王小灯一个温暖的转机。张翎在加拿大找来各种唐山大地震的文献，她才发现，自己当年居于温州小城时听到的关于地震的信息，全部都是过滤后干瘪的伤亡数字和空泛的口号。而事后，对于孤儿的记述，也永远缺乏血肉，这些经历了厄运的孩子总是被一些句子概括一生——“某某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学”“某某成为技术骨干”。曾经难以想象的伤痛似乎从未在他们身上心里留下任何痕迹。
张翎对这些冷酷的句子充满了反叛。
“我想写的是，有的时候苦难可以把人打倒，永远让人站不起来。”张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并不是所有苦难都能成就一个人。它也可以摧毁一个人。”
于是，张翎开始着力于一个人内心和精神上的余震，以及他们从未消失过的颤抖和内部无法愈合的创口。
写作之初，有文学杂志的朋友劝她，“关于唐山大地震的文字太多，不要写了。”张翎拒绝了。她觉得能写出与已有回忆录不同的东西。《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敬泽评价说，“《余震》几乎是仅有的一部‘这样’写唐山大地震的小说。这么百感交集的经验和大事件，国内作家竟然没怎么涉及，需要一个旅居加拿大的作家去写。”
为“猪仔华工”书写文本
其实，《余震》是张翎写作中的一次异数。在她的写作脉络中，更多的作品围绕着是一个人，或一个家族跨越大洋之后的生活，由此牵连出的人物命运和背后更为深厚的历史背景。
《余震》属于张翎中后期的作品。她从1997年开始写作，那是她到达加拿大的第十个年头。她早期的长篇如今被作家自己归纳为“江南系列”，一般都是根植于家乡温州和南方的故事，主人公从小城来到加拿大，身后的家族和历史的记忆与加拿大的现实生活相互缠绕冲撞。那段时期，她写了《望月》《交错的彼岸》和《邮购新娘》。
1997年之前，张翎不写作。
在加拿大之初的10年，她到处奔波，只为生计，就像她后来小说中的某些人物那样。那段日子和大多数“庸俗的中国人”在国外的奋斗史没有两样：1986年，张翎因为自己的性格与国内的人情氛围格格不入，她离开北京稳定的部委机关，远赴加拿大。凭借曾经的英文专业她开始重新学习新的专业。
在拿到英美文学与听力康复师两个学位的过程中，张翎搬家超过20次，尝试了从卖热狗到行政秘书的多个职业。直到有一天，她发现，听力康复师这个她不讨厌也不热爱的工作能带来逐渐稳定的生活。
之后，她开始白天工作晚上写作。张翎说自己并不勤奋，有时旅游，有时聚会，只是写作进入状态后比较有效率。写完后，她把稿子打印出来，直接寄往国内的《收获》杂志社，这个几乎不看自由来稿的大牌文学杂志，却莫名其妙地发表了她的小说，而且一连五部。
于是，张翎又增加了海外华人作家的身份，虽然直到现在，她仍需要靠诊所谋生。
逐渐地，张翎开始厌倦了书写江南的阴郁和梅雨。于是，她固执地写出了《余震》和《向北方》，不熟悉的北方让她感到舒服和新鲜。写不下去时，她就无目的地阅读，比如读纳博科夫或者克莱齐奥。她喜欢体验那些移民作家文笔下的暗流。
直到她想起初到加拿大时，在一次旅行中见到的墓碑。那些荒废的石头上刻着发音古怪的拼音名字，照片中的人高颧骨、脸色发黑。张翎了解到，这是一群晚清的中国侨民，被人称为“猪仔华工”，他们在加拿大挖金子、修铁路，积攒了钱财寄回家中，自己却活在生死一线间。
张翎决定为这群“猪仔”留存一个文本。她开始驻扎图书馆和档案室。可那些不识字不懂英文的华工没有自己的历史，张翎只找到很少的英文文献。她仔细地考证那个时代的每一个细节：衣服的纽扣、肥皂的香气、相机可拍照的数量……她还去加拿大的港口寻找华工登陆的地点，特意回到中国广东，听华工的后人讲述故事，进入那些用命换来的家族的碉楼去触摸墙壁。
于是，有了小说《金山》。
这是一部庞杂的家族史。繁复的细节勾勒出的故事，横跨了海峡，讲述百年来种族、文化、制度冲撞下“猪仔华工”的家族命运。
从国门外回看自己的家族与历史
《金山》后来在《人民文学》发表。在虚构的故事背后，是作家精耕细作的历史考证，严谨得如同历史调查。作家这种近乎严苛的历史细节考证，以及跨越海峡写作家族史的视角，迅速区别出了她与大陆作家的本质差异。(《金山》后被改编成同名电影)
有人这样形容中国与国外作家创作的不同：中国大陆作家是在书房写作，而外国作家是在图书馆。或许这也是长期旅居加拿大的张翎与国内作家不同的原因。
作为非职业作家，张翎似乎缺乏玩弄文学技法的兴趣。她不先锋、不现代、不魔幻、不解构，她缺乏任何一种“主义”的气质，只讲故事，如同执拗的说书人。但这反而让人在她的作品中被小说最本色的东西吸引——故事。
“张翎写作方式的这种传统，中国大陆作家已经忘记了，不会了。”批评家李敬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人们总在说现实主义。而现实主义怎么做？现实主义的艺术品质和工作伦理，从张翎这里可以看到。”
作为旅居海外的华人作家，张翎不可避免地接触那些生活在异乡、被连根拔起的人。这些人对于异国的心态总是处在攀爬和仰视的视角，身份认同的焦虑成为挥之不去的噩梦。
也因此，国内某些评论称海外华人的文学作品为“第二次伤痕文学”。
还好，这没有在张翎的书中成为常态，在加拿大经历长达10年的沉默和心理适应之后，方才拿起笔的张翎，在作品中少了控诉的语调，尤其后期的作品。
“我更关心的是人的命运，首先是人，然后才分白人、黄种人和印第安人。”张翎说，“只是客观上，有一些人被命运抛到了一个叫外国的地方。文化冲突客观存在，但我下笔时从来没关心过这样的话题。”
严格来说，张翎的小说更多的是对于家族历史的回溯。由于她身居海外，熟悉了旅居家庭生活的圈子，故很多作品都以海外华人的帽子和外衣作为由头，但根仍盘缠在国内的泥土。“我偏爱从历史延伸到当下。只写当下我就会很迷惑，没经过时间的考验(的事)，我写着很没底气。”张翎如是说。她深信，成年后的叙事都只是对于童年各种版本的回溯。同时她也承认，在国外久了，即使书写故乡，视角也会不同。她拿自己的文友、海外华人作家严歌苓的作品作为“佐证”，“像《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是国内作家也可以写的题材，但是味道就是不一样。”其实，张翎自己的作品也大抵如此。
在国外居住的华人作家分为两类。一类用英文写作，有些已进入西方主流，但在国内无甚名气，比如谭恩美、哈金等；另一类，就是以严歌苓、张翎为代表的，旅居国外多年，但一直用母语写作，他们或在国内文学圈内尚有人知晓，但因无英文版本，在国外文学圈了无痕迹。
如今，张翎每周在听力康复诊所工作4天，闲时写作。她准备按照《金山》的路数再写几部关于家族历史的小说。国内出版社要为她出一套文集，她觉得今年是她的小丰收年。但张翎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内国外两边都不入流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