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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音乐创作，并探索创作具有南洋风与新加坡特色华乐作品的潜力；提高国际乐界对南洋风与新加坡特色华乐作品的认识；建立起南洋风与新加坡风格华乐作品的储备曲目，在新加坡华乐团的音乐总监、指挥家叶聪先生的倡议下，该团于2006年首次举办了南洋风格作品的征集大赛。2010年11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个人捐赠75万元给新加坡华乐团，作为举办新加坡国际华乐作曲大赛的经费，使得该比赛得以确定每隔三年举行一次。这一年轻的赛事虽着眼于新加坡本土华乐的发展，但其新颖的立意、开放的视野必将成为推动国际华乐发展的一股不容忽视的新生力量。目前，今年的赛事已正式开锣，并将于11月揭晓。为此，本刊记者特地采访了担任此次大赛的评委会主席的叶聪先生。
记者：请您谈谈举办这一比赛的初衷。
叶聪：2002年，我刚接手新加坡华乐团之初，我就在思考一个战略性的问题——怎样打造一个区别于中国大陆、港台地区现有的，富于自身个性的华乐团。我想这也是新加坡方面聘请我出任艺术总监的初衷之一。所谓“个性”，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有具有本土特色的曲目和乐团自身的演奏风格。像我供职美国南湾交响乐团期间，就推出了很多美国当代音乐家的作品。在出任香港小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时，每年都会推出香港作曲家的作品。我认为，对任何一个乐团而言，所在地方的土壤对它的成长十分重要。严格来讲，“华乐”在新加坡是一个舶来品，但是经过了多年的生长，已在当地有了一定的基础，但在曲目建设上，如果没有反映本土民众生活情趣、精神风貌的作品，无论华乐团还是西乐团都会缺少根基。
同时，我一直思索本地曲目的核心在哪里。碰巧，有一次，我参观了新加坡美术展览馆中正在展出“南洋画派”的作品，这是20世纪初叶，一个由中国移民当地的艺术家及本地艺术家组成的群体，代表人物有钟四丁、陈文希、陈宗瑞、刘抗等。他们将中国画的传统技法与西洋油画、水彩画的手法相结合，用来表现南洋一带的热带风情。我看过之后灵机一动，既然有“南洋画派”为何不可有“南洋乐派”？于是我就将打造新加坡华乐团的特色曲目，称之为“南洋风格”的曲风。
记者：所以才有了2006年的第一次“南洋风格”的作曲比赛。
叶聪：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三步走”。第一步是投石问路。我们先找了一些作曲家，有目的的委约一些作品，当然要求他们以南洋为主题。最早的作品比如，罗伟伦根据新加坡起源传说创作的《乌他马王子与狮》（记者按：相传有一位马来王子到达一片荒芜之地，突然听到了一声狮吼，狮子在马来语中发音就是“singa”，于是新加坡“singapore”由此得名）。除了委约，我还在已有的作品中进行挖掘，比如我们经常演奏的《苏里南》。通过有目的的委约和发掘已有的作品，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后，我们就迈出了第二步。
第二步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2006年，我们举办了第一次国际华乐比赛，明确提出，比赛的曲目要以南洋为特色，反响之热烈出乎意料，共收到了70余部作品，11部入围。由此不仅产生了一批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还得以组建了罗伟伦、Eric Watson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作曲家团队，并针对这些获奖作曲家展开了新一轮的委约。我们要求作曲家们走出去，深入生活、探寻鲜活丰富的创作素材；沉下去，经过沉淀后再创作新的作品。
开创南洋风格的第三阶段，我称之为海阔天空。2010年下半年，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先生至信给我们，表示他要亲自捐款75万元，以支持新加坡华乐团举办的南洋风格作曲比赛。至此，我们得以将这个比赛做成一个常态的形式——每三年举办一次。一般的国际创作大赛，很少有为某一个乐团量体裁衣的，但我们非常明确地提出将新加坡华乐团的总谱形式、乐团编制和音域作为创作的基本准则之一。这也构成了这个比赛的一大特点。
记者：乐团对这些获奖的作品是怎样推广的？
叶聪：除了在新加坡当地常规的演出。我们还将江赐良的《捕风捉影》、邓乐妍的《熔》等作品带到北京、上海、澳门等地进行演出。余家和获奖的《Buka Panggung》还被带到巴黎演奏，并录制了唱片。通过我们的推广，其他乐团也开始演奏这些作品。
记者：所谓“南洋风格”对于华乐或是中国民乐的听众乃至作曲家们而言都是一个新的概念，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它呢？
叶聪：关于南洋风格的内涵，我们也在不断地丰富当中，为此也举行过很多次的研讨。目前，大家的共识是，所谓“南洋风格”，就是以新加坡为中心的东南亚地区的音乐素材、人文素材等为基础而创作的乐曲都可以纳入到其中。总之，我们采取开门政策，尽可能多收作品。今年的反响更是强烈，到现在作品的收稿量已经较去年翻了一倍，达到了150余部。
其中原因，我想一是因为比赛的规格很高，在国际上好像还没有一个国家总理出资赞助一个作曲比赛；二是，新加坡华乐团对于比赛的组织、评选都比较严谨，公正、公平性较高，大家的信任度也很高；还有就是新加坡华乐团演出的质量。
记者：此次评审的构成是怎样的？
叶聪：初赛时有五位，我本人担任评委会主席，还有罗伟伦、刘斌、高为杰以及一位马来裔作曲家Iskandar Ismail。复赛我们邀请了香港作曲家协会主席陈锦标、日本作曲家协会主席松下功、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许舒亚、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赵塔里木、新加坡杨秀陶音乐学院的何志光和印尼作曲家Michael Asmara，加上我本人。
本次截止日期是7月29日，初选是8月4日至8日，11月25日开始最后的终评。评委会将从参赛作品中选出十一二部优秀的作品，并最终评出各个奖项。我们还特别设立了南洋奖，面向不是为此次比赛新创作的参赛作品，此外还有本土作曲家奖、年轻作曲家奖，以表彰、鼓励作曲家们的创作。
记者：总结前面三个几段的工作，您对这一赛事有哪些期望和感想？
叶聪：第一次比赛的结果，从当时的条件来看，无论数量、质量都非常令人满意。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还有几个地方需要改进：1.因为很多人对南洋的文化并不十分熟悉，单纯地模仿、借用某个民歌曲调的情况较多，其中很多都是马来的民歌或印尼的甘美兰。我希望今年的比赛能够听到某种升华，不一定要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民歌，通过某种特性音调或元素就能使人感受到南洋的味道。或者说，使南洋的味道从有形到无形。2.对于“南洋”的理解，我们还要突破政治上国界的概念。大家以前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马来文化，其实岭南文化，也可以纳入到这个范畴当中。客家、潮州、海南、广东等岭南文化都是新加坡华裔族群的文化源头，因此，我们一定不能忽略这一部分文化作为南洋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曾经带领作曲家去泉州听南音、潮州去听广东音乐，还动员大家去听海南的音乐。所以我明确提出，中国岭南文化应该作为南洋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进来。这是两个很大的期待。这其实也给作曲家拓宽了创作手法、思路上的范围。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次能够征集到这么多作品的原因之一。总之，我们欢迎更多的人来参加，期待更多高质量的华乐作品。
记者：请您谈谈举办这一比赛的初衷。
叶聪：2002年，我刚接手新加坡华乐团之初，我就在思考一个战略性的问题——怎样打造一个区别于中国大陆、港台地区现有的，富于自身个性的华乐团。我想这也是新加坡方面聘请我出任艺术总监的初衷之一。所谓“个性”，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有具有本土特色的曲目和乐团自身的演奏风格。像我供职美国南湾交响乐团期间，就推出了很多美国当代音乐家的作品。在出任香港小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时，每年都会推出香港作曲家的作品。我认为，对任何一个乐团而言，所在地方的土壤对它的成长十分重要。严格来讲，“华乐”在新加坡是一个舶来品，但是经过了多年的生长，已在当地有了一定的基础，但在曲目建设上，如果没有反映本土民众生活情趣、精神风貌的作品，无论华乐团还是西乐团都会缺少根基。
同时，我一直思索本地曲目的核心在哪里。碰巧，有一次，我参观了新加坡美术展览馆中正在展出“南洋画派”的作品，这是20世纪初叶，一个由中国移民当地的艺术家及本地艺术家组成的群体，代表人物有钟四丁、陈文希、陈宗瑞、刘抗等。他们将中国画的传统技法与西洋油画、水彩画的手法相结合，用来表现南洋一带的热带风情。我看过之后灵机一动，既然有“南洋画派”为何不可有“南洋乐派”？于是我就将打造新加坡华乐团的特色曲目，称之为“南洋风格”的曲风。
记者：所以才有了2006年的第一次“南洋风格”的作曲比赛。
叶聪：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三步走”。第一步是投石问路。我们先找了一些作曲家，有目的的委约一些作品，当然要求他们以南洋为主题。最早的作品比如，罗伟伦根据新加坡起源传说创作的《乌他马王子与狮》（记者按：相传有一位马来王子到达一片荒芜之地，突然听到了一声狮吼，狮子在马来语中发音就是“singa”，于是新加坡“singapore”由此得名）。除了委约，我还在已有的作品中进行挖掘，比如我们经常演奏的《苏里南》。通过有目的的委约和发掘已有的作品，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后，我们就迈出了第二步。
第二步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2006年，我们举办了第一次国际华乐比赛，明确提出，比赛的曲目要以南洋为特色，反响之热烈出乎意料，共收到了70余部作品，11部入围。由此不仅产生了一批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还得以组建了罗伟伦、Eric Watson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作曲家团队，并针对这些获奖作曲家展开了新一轮的委约。我们要求作曲家们走出去，深入生活、探寻鲜活丰富的创作素材；沉下去，经过沉淀后再创作新的作品。
开创南洋风格的第三阶段，我称之为海阔天空。2010年下半年，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先生至信给我们，表示他要亲自捐款75万元，以支持新加坡华乐团举办的南洋风格作曲比赛。至此，我们得以将这个比赛做成一个常态的形式——每三年举办一次。一般的国际创作大赛，很少有为某一个乐团量体裁衣的，但我们非常明确地提出将新加坡华乐团的总谱形式、乐团编制和音域作为创作的基本准则之一。这也构成了这个比赛的一大特点。
记者：乐团对这些获奖的作品是怎样推广的？
叶聪：除了在新加坡当地常规的演出。我们还将江赐良的《捕风捉影》、邓乐妍的《熔》等作品带到北京、上海、澳门等地进行演出。余家和获奖的《Buka Panggung》还被带到巴黎演奏，并录制了唱片。通过我们的推广，其他乐团也开始演奏这些作品。
记者：所谓“南洋风格”对于华乐或是中国民乐的听众乃至作曲家们而言都是一个新的概念，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它呢？
叶聪：关于南洋风格的内涵，我们也在不断地丰富当中，为此也举行过很多次的研讨。目前，大家的共识是，所谓“南洋风格”，就是以新加坡为中心的东南亚地区的音乐素材、人文素材等为基础而创作的乐曲都可以纳入到其中。总之，我们采取开门政策，尽可能多收作品。今年的反响更是强烈，到现在作品的收稿量已经较去年翻了一倍，达到了150余部。
其中原因，我想一是因为比赛的规格很高，在国际上好像还没有一个国家总理出资赞助一个作曲比赛；二是，新加坡华乐团对于比赛的组织、评选都比较严谨，公正、公平性较高，大家的信任度也很高；还有就是新加坡华乐团演出的质量。
记者：此次评审的构成是怎样的？
叶聪：初赛时有五位，我本人担任评委会主席，还有罗伟伦、刘斌、高为杰以及一位马来裔作曲家Iskandar Ismail。复赛我们邀请了香港作曲家协会主席陈锦标、日本作曲家协会主席松下功、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许舒亚、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赵塔里木、新加坡杨秀陶音乐学院的何志光和印尼作曲家Michael Asmara，加上我本人。
本次截止日期是7月29日，初选是8月4日至8日，11月25日开始最后的终评。评委会将从参赛作品中选出十一二部优秀的作品，并最终评出各个奖项。我们还特别设立了南洋奖，面向不是为此次比赛新创作的参赛作品，此外还有本土作曲家奖、年轻作曲家奖，以表彰、鼓励作曲家们的创作。
记者：总结前面三个几段的工作，您对这一赛事有哪些期望和感想？
叶聪：第一次比赛的结果，从当时的条件来看，无论数量、质量都非常令人满意。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还有几个地方需要改进：1.因为很多人对南洋的文化并不十分熟悉，单纯地模仿、借用某个民歌曲调的情况较多，其中很多都是马来的民歌或印尼的甘美兰。我希望今年的比赛能够听到某种升华，不一定要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民歌，通过某种特性音调或元素就能使人感受到南洋的味道。或者说，使南洋的味道从有形到无形。2.对于“南洋”的理解，我们还要突破政治上国界的概念。大家以前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马来文化，其实岭南文化，也可以纳入到这个范畴当中。客家、潮州、海南、广东等岭南文化都是新加坡华裔族群的文化源头，因此，我们一定不能忽略这一部分文化作为南洋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曾经带领作曲家去泉州听南音、潮州去听广东音乐，还动员大家去听海南的音乐。所以我明确提出，中国岭南文化应该作为南洋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进来。这是两个很大的期待。这其实也给作曲家拓宽了创作手法、思路上的范围。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次能够征集到这么多作品的原因之一。总之，我们欢迎更多的人来参加，期待更多高质量的华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