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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认为，正确的见解导致正确的行为，人之所以犯错是由于人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察人们曾经“想做什么”这种“人心的历史”，其重要性绝不低于了解人们“做了什么”的“人身的历史”。
回首20世纪中国文学，一种“相信未来”“奔向他乡”的乌托邦精神贯穿始终，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打上了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唯我主义、唯意志主义等烙印。乌托邦文学为人改造现实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使得20世纪的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该书历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各色乌托邦，勾勒出乌托邦精神在历史中的轨迹和谱系；以此为契机，掘开20世纪中国时代精神与社会心态的内面；笔锋深重，处处是对人性的深切关怀和深刻反思。
乌托邦如同海市蜃楼，貌似幻象，却是其来有自。乌托邦精神的蔓延出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国乌托邦文学的兴盛期始于“庚子之变”，到1919年五四运动告一段落，持续近二十年。甲午战争后深重的生存危机感，对“新文明”的强烈渴望，是乌托邦文学兴盛的动因。庚子事变后“咸与维新”的新政风气，催生了近代文学的第一次创作高潮，也使得小说从诞生伊始便担负着“救国”的重任。此间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发生转变，政治热情空前高涨。他们将政治引入文学，乌托邦文学成为表达政治诉求的理想载体，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乌托邦文学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也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历史的发展。中国近代的乌托邦文学以其浓重的唯理主义、唯我主义意味，形成一种狂热骤急的时代精神，影响着20世纪中国人在历史关头的判断和选择。
乌托邦精神参与了近代中国历史观念的转换。该书指出，“乌托邦”一词在中国的第一次出现是在严复的《天演论》中。进化的史观与乌托邦的理想结合，推动了乌托邦理想的历史化：由空间的、强调非现实性、作为精神寄托的古典乌托邦，转变为强调可在未来予以实现性的“历史乌托邦”。由此，虚构的乌托邦遂被当作真实的历史前景而被追求。乌托邦的历史化，导致历史的乌托邦化。一方面，乌托邦精神以“预支未来”的方式，为处于困境危机中的国人提供希望热忱，号召人们为理想未来奋斗献身。另一方面，乌托邦文学具有明显的抽象性、主观性、观念性等特点，它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以忽视人性的复杂性、多变性、综合性为代价；它幻想并致力于“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改造，缺乏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尊重；对“未来”的单方面强调，使得“过去”和“现在”的价值被抽空。现实的中空化，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充满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气质的同时，长期面临着难以克服概念化、雷同化、功利化的困境。乌托邦精神“是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产生的直接源头……它所代表的精神、气质、审美风尚深刻地主导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面貌和走向”（P2）。
该书试图为20世纪中国乌托邦文学写史，在方法上尝试着一种“杂文学”观念观照下的研究范式。首先，该书打通文学中的文体、雅俗、时代、流派的分隔，以乌托邦精神为纬，对大量丰富鲜活的文学文本进行重新分类和整理。在清末民初时段，该书的摄笔范围包括作为译介文本的《回头看》，政治乌托邦小说包括开明保守主义的改良派儒家乌托邦《新石头记》，科学主义乌托邦《新年梦》，民族国家主义乌托邦的《新中国未来记》，革命派乌托邦小说《狮子吼》《卢梭魂》《黄绣球》，无政府主义激进乌托邦《极乐地》等，也包括科幻乌托邦小说《十五小豪侠》（译）、《世界末日记》（译）《月球殖民小说》、《乌托邦游记》、《痴人说梦记》等，唯情主义乌托邦小说《茶花女》（译）、《茵梦湖》（译）、鸳鸯蝴蝶派小说，反乌托邦的市民谴责小说《文明小史》《负曝闲谈》等。在五四时期，该书论述了陈独秀社论书信中的唯理主义乌托邦，胡适的长篇白话小说《真如岛》中的科学主义乌托邦，周作人论文中的自然人性乌托邦，鲁迅文言论文中的强力精神乌托邦，现实主义小说中的进步乌托邦，抒情小说中诗意乌托邦，郭沫若诗歌中的涅？情结与“新世界”乌托邦，冰心、王统照、杨振声、张闻天等的爱与美的乌托邦……在三四十年代，该书继续点出小说《猫城记》《鬼土日记》中的乌托邦因素，新歌剧《白毛女》散文《荷花淀》中的乌托邦意味等……在不同的时期、不同文体、不同流派的文学中，该书梳理出乌托邦精神的轨迹和变体，揭示出其对文学的塑形过程。
该书也将“纯文学”之外，具有明显文学性的文本纳入研究视野。例如，康有为《大同书》并非既往意义上的文学文本，而是以公理推演的形式展示大同之世理应实现之理，是带有儒家大同主义色彩的乌托邦，与西方思想形成直接对话。但《大同书》并非单纯理性思辨的产物，它展现出作者非凡的社会想象力，贯穿着强烈的主体意志，渗透着浓厚的主观情感，是具有强烈文学色彩的政治著述。康有为的政治诉求始终贯穿着一种强烈文学情感，动人的文学想象牵引着他的政治行为。抽象的文学政治，是当时社会政治思想的一大症候，常常以主观愿望取代客观现实，以理念取代对社会的观察。又如，朱谦之与杨没累的人生经历，虽然并非文学作品，却是反映20年代青年的精神心态的独特社会文本。他们无性的真情生活极具戏剧性和浪漫色彩，是生活文学化的表征。他们的唯情主义乌托邦，其实是将真实而具体的生活建筑在文学的境界之中，凌空蹈虚地追求着一种感性至上的幸福，审美主义的人生。人对乌托邦的追求蔓延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造成政治的文学化，生活的文学化。同时，乌托邦因素也诱导着文学政治化的进程。蔡元培《新年梦》正是以其强烈的政治色彩，使小说摆脱作为消遣玩物的社会地位，成为新文学中“严肃文学”的源头。该书在“杂文学”的研究理念下，勾勒出20世纪中国“政治文学化、文学政治化”的历史景观。“杂文学”的文学观念，意味着冲破日益窄化的文学观念对文学研究的束缚，重拾鲜活丰富的文学现象，直面并反思文学与思想、文学与社会的血肉联系。它将更多的文学性存在纳入研究视野，在更加广袤复杂的社会图景中洞察文学精神的实质和影响。“杂文学”研究维系着对文学本体的关注，更可以为文学研究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最后，对于乌托邦的利弊与价值，作者在观察、思辨、判断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审慎的态度。中国传统衰微后的“信仰真空”，为乌托邦文学的兴盛提供了契机。对乌托邦的迷狂追求，使得21世纪的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于乌托邦冲动而引发的狂热的唯我主义、唯情主义、唯理主义、唯意志主义等，该书如一剂解毒剂，可“消除由误解而产生的幻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同时，对乌托邦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乌托邦本身存在的价值。作者赞同马克思·韦伯的观点：“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作者强调“我们不能因为20世纪的理想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受挫，进而怀疑一切试图改变现实的理想，那只能使我们更深地陷入到奴役状态……使自己成为物欲的奴隶”（P5）。彻底摈弃乌托邦，并不能解决现代中国信仰中空等问题，反而会带来新一轮的灾难。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一个有机的体系中重新建构“过去”“现在”“未来”的价值和关系，如何维系国家、家庭、市民三种伦理力量的平衡。总之，该书可谓是一种在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叩其两端而竭焉”的重新理解历史的尝试，一种力图摆脱主观化、单一化的第一人称主观叙事的限制而从多重视野、持平立场来审视历史的努力。该书的内容、观点和态度，是对20世纪中国热情而偏执的精神世界和功利诉求必要的反省，有益的补正。
乌托邦作为现代一种整合世界的力量，与远古的自然神崇拜，中世纪的天道或上帝信仰一样，都是其所处时代人所建构起来的精神广宇的支柱，人的生存的和意义的来源，因此如果没有对现代文化的深层内核———现代乌托邦及其所衍生的乌托邦心态的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我们就无法揭示推动现代文学、文化乃至整个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得失利弊。所以严复所谓的“人心的历史”和“人身的历史”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回首20世纪中国文学，一种“相信未来”“奔向他乡”的乌托邦精神贯穿始终，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打上了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唯我主义、唯意志主义等烙印。乌托邦文学为人改造现实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使得20世纪的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该书历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各色乌托邦，勾勒出乌托邦精神在历史中的轨迹和谱系；以此为契机，掘开20世纪中国时代精神与社会心态的内面；笔锋深重，处处是对人性的深切关怀和深刻反思。
乌托邦如同海市蜃楼，貌似幻象，却是其来有自。乌托邦精神的蔓延出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国乌托邦文学的兴盛期始于“庚子之变”，到1919年五四运动告一段落，持续近二十年。甲午战争后深重的生存危机感，对“新文明”的强烈渴望，是乌托邦文学兴盛的动因。庚子事变后“咸与维新”的新政风气，催生了近代文学的第一次创作高潮，也使得小说从诞生伊始便担负着“救国”的重任。此间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发生转变，政治热情空前高涨。他们将政治引入文学，乌托邦文学成为表达政治诉求的理想载体，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乌托邦文学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也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历史的发展。中国近代的乌托邦文学以其浓重的唯理主义、唯我主义意味，形成一种狂热骤急的时代精神，影响着20世纪中国人在历史关头的判断和选择。
乌托邦精神参与了近代中国历史观念的转换。该书指出，“乌托邦”一词在中国的第一次出现是在严复的《天演论》中。进化的史观与乌托邦的理想结合，推动了乌托邦理想的历史化：由空间的、强调非现实性、作为精神寄托的古典乌托邦，转变为强调可在未来予以实现性的“历史乌托邦”。由此，虚构的乌托邦遂被当作真实的历史前景而被追求。乌托邦的历史化，导致历史的乌托邦化。一方面，乌托邦精神以“预支未来”的方式，为处于困境危机中的国人提供希望热忱，号召人们为理想未来奋斗献身。另一方面，乌托邦文学具有明显的抽象性、主观性、观念性等特点，它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以忽视人性的复杂性、多变性、综合性为代价；它幻想并致力于“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改造，缺乏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尊重；对“未来”的单方面强调，使得“过去”和“现在”的价值被抽空。现实的中空化，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充满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气质的同时，长期面临着难以克服概念化、雷同化、功利化的困境。乌托邦精神“是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产生的直接源头……它所代表的精神、气质、审美风尚深刻地主导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面貌和走向”（P2）。
该书试图为20世纪中国乌托邦文学写史，在方法上尝试着一种“杂文学”观念观照下的研究范式。首先，该书打通文学中的文体、雅俗、时代、流派的分隔，以乌托邦精神为纬，对大量丰富鲜活的文学文本进行重新分类和整理。在清末民初时段，该书的摄笔范围包括作为译介文本的《回头看》，政治乌托邦小说包括开明保守主义的改良派儒家乌托邦《新石头记》，科学主义乌托邦《新年梦》，民族国家主义乌托邦的《新中国未来记》，革命派乌托邦小说《狮子吼》《卢梭魂》《黄绣球》，无政府主义激进乌托邦《极乐地》等，也包括科幻乌托邦小说《十五小豪侠》（译）、《世界末日记》（译）《月球殖民小说》、《乌托邦游记》、《痴人说梦记》等，唯情主义乌托邦小说《茶花女》（译）、《茵梦湖》（译）、鸳鸯蝴蝶派小说，反乌托邦的市民谴责小说《文明小史》《负曝闲谈》等。在五四时期，该书论述了陈独秀社论书信中的唯理主义乌托邦，胡适的长篇白话小说《真如岛》中的科学主义乌托邦，周作人论文中的自然人性乌托邦，鲁迅文言论文中的强力精神乌托邦，现实主义小说中的进步乌托邦，抒情小说中诗意乌托邦，郭沫若诗歌中的涅？情结与“新世界”乌托邦，冰心、王统照、杨振声、张闻天等的爱与美的乌托邦……在三四十年代，该书继续点出小说《猫城记》《鬼土日记》中的乌托邦因素，新歌剧《白毛女》散文《荷花淀》中的乌托邦意味等……在不同的时期、不同文体、不同流派的文学中，该书梳理出乌托邦精神的轨迹和变体，揭示出其对文学的塑形过程。
该书也将“纯文学”之外，具有明显文学性的文本纳入研究视野。例如，康有为《大同书》并非既往意义上的文学文本，而是以公理推演的形式展示大同之世理应实现之理，是带有儒家大同主义色彩的乌托邦，与西方思想形成直接对话。但《大同书》并非单纯理性思辨的产物，它展现出作者非凡的社会想象力，贯穿着强烈的主体意志，渗透着浓厚的主观情感，是具有强烈文学色彩的政治著述。康有为的政治诉求始终贯穿着一种强烈文学情感，动人的文学想象牵引着他的政治行为。抽象的文学政治，是当时社会政治思想的一大症候，常常以主观愿望取代客观现实，以理念取代对社会的观察。又如，朱谦之与杨没累的人生经历，虽然并非文学作品，却是反映20年代青年的精神心态的独特社会文本。他们无性的真情生活极具戏剧性和浪漫色彩，是生活文学化的表征。他们的唯情主义乌托邦，其实是将真实而具体的生活建筑在文学的境界之中，凌空蹈虚地追求着一种感性至上的幸福，审美主义的人生。人对乌托邦的追求蔓延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造成政治的文学化，生活的文学化。同时，乌托邦因素也诱导着文学政治化的进程。蔡元培《新年梦》正是以其强烈的政治色彩，使小说摆脱作为消遣玩物的社会地位，成为新文学中“严肃文学”的源头。该书在“杂文学”的研究理念下，勾勒出20世纪中国“政治文学化、文学政治化”的历史景观。“杂文学”的文学观念，意味着冲破日益窄化的文学观念对文学研究的束缚，重拾鲜活丰富的文学现象，直面并反思文学与思想、文学与社会的血肉联系。它将更多的文学性存在纳入研究视野，在更加广袤复杂的社会图景中洞察文学精神的实质和影响。“杂文学”研究维系着对文学本体的关注，更可以为文学研究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最后，对于乌托邦的利弊与价值，作者在观察、思辨、判断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审慎的态度。中国传统衰微后的“信仰真空”，为乌托邦文学的兴盛提供了契机。对乌托邦的迷狂追求，使得21世纪的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于乌托邦冲动而引发的狂热的唯我主义、唯情主义、唯理主义、唯意志主义等，该书如一剂解毒剂，可“消除由误解而产生的幻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同时，对乌托邦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乌托邦本身存在的价值。作者赞同马克思·韦伯的观点：“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作者强调“我们不能因为20世纪的理想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受挫，进而怀疑一切试图改变现实的理想，那只能使我们更深地陷入到奴役状态……使自己成为物欲的奴隶”（P5）。彻底摈弃乌托邦，并不能解决现代中国信仰中空等问题，反而会带来新一轮的灾难。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一个有机的体系中重新建构“过去”“现在”“未来”的价值和关系，如何维系国家、家庭、市民三种伦理力量的平衡。总之，该书可谓是一种在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叩其两端而竭焉”的重新理解历史的尝试，一种力图摆脱主观化、单一化的第一人称主观叙事的限制而从多重视野、持平立场来审视历史的努力。该书的内容、观点和态度，是对20世纪中国热情而偏执的精神世界和功利诉求必要的反省，有益的补正。
乌托邦作为现代一种整合世界的力量，与远古的自然神崇拜，中世纪的天道或上帝信仰一样，都是其所处时代人所建构起来的精神广宇的支柱，人的生存的和意义的来源，因此如果没有对现代文化的深层内核———现代乌托邦及其所衍生的乌托邦心态的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我们就无法揭示推动现代文学、文化乃至整个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得失利弊。所以严复所谓的“人心的历史”和“人身的历史”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