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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内容，降杠杆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但也是不少企业发展面临的一个关卡。那么，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和积极稳妥推进企业降杠杆？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原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
季晓南提出，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民营企业出现债务违约和跑路关门的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从资产负债率来看，我国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三种所有制企业中，最高的是国有企业，2018年末，资产负债率高达64.7%;其次是外资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0%左右;最低的是民营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1%左右。因此，中央强调，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
“大家对民营企业的负债率比较关注，一方面是因为民营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大多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情况，需要举债经营;另一方面是因为部分民营企业对形势的判断存有失误，对财务风险和投资风险的控制不够，负债率比较高，成为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导火索。”季晓南说。
据季晓南介绍，民营企业降杠杆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不少民营控股上市公司股权的质押问题。全国有800家左右上市公司用股票作质押去融资，这些上市公司主要是民营控股的上市企业。据专家研究，这800家左右上市公司中50%质押比例高达70%，杠杆率太高了。2018年，受多种因素影響，A股普遍大跌，很多用股票作质押的上市公司面临强行平仓的局面。当时，全国正处于降杠杆的时候，企业包括上市公司再融资十分困难，很多民营企业家无法通过其他途径筹集到资金以提高担保比例。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家创业几年、十几年甚至二三十年的企业，一旦被强行平仓很可能控股权就丧失了，这家企业可能就不是你的了，所以，民营企业家十分恐慌。为尽快解决这个民营企业降杠杆面临的突出问题，深圳国资运作平台深圳市投资控股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设立了两只上市公司纾困私募基金——投控共赢股权投资基金和投控中证信赢股权投资基金，总规模达170亿元，紧接着北京、浙江、四川等地也先后设立了类似的上市公司纾困基金。
在季晓南看来，大量上市公司面临被强行平仓进而导致控股权丧失的问题，反映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出台的一些措施和制定的一些政策对股市的认识是不全面的。证券市场的一个基本功能是帮助企业筹集资金，但现在证券市场成为一些企业“失血”的平台，成为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突破口，这说明，我们对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估计不足。这些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大量倒闭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给这些企业提供融资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中介机构的债务会大幅上升，加大金融风险的压力。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目前，这个问题已大大缓解。所以，虽然总体上民营企业负债率是最低的，但是有不少民营企业杠杆率很高，成为可以引发我国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导火索，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并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妥善加以解决。
季晓南说，与一些民营企业杠杆率很高相反的是，有不少民营企业不愿借钱，也不上市，负债率很低甚至是零负债。从企业发展的角度看，零负债说明这家企业不善于利用社会资金来经营发展，或者说明这家企业确实“不差钱”。应该说，真正“不差钱”的民营企业还是少数，大量中小民营企业面临的是“融资难”、“融资贵”、“融资长”的问题，同时，也有部分民营企业家对形势的判断或者对财务风险、投资风险把控不够，导致上市公司被强行平仓的现象。
季晓南强调，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个世界性的现象，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中国，中小企业的99%是民营企业，所以，中小企业信贷难又成为民营企业融资难，这个难题与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没有必然联系。解决这个难题，根本要靠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主要是因为中小企业普遍缺少抵押、缺乏担保，信贷风险大，放款成本高，形成呆坏账的概率相对较高，所以，在现行金融制度下，银行普遍不愿贷。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存在的这些痛点、难点，不创新是没有出路的，一定要进行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应该说，这些年，不少地方和金融机构在解决中小企业信贷难的问题方面进行了不少有益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应继续积极探索并加以推广。
季晓南希望大家注意的是，近30年来，我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面对复杂经济形势出现的不同变化。他指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国有企业首当其冲，十分困难;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时，国有企业效益大幅下滑，但经住了考验;2018年面对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中美经贸摩擦等困难局面，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却创新高，而民营企业普遍极为困难，不少民营企业倒闭关门。现在，社会上围绕中小企业有大量的协会、金融机构等组织，但在有效帮助民营企业发展方面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那么多民营控股上市公司杠杆率过高为什么没有机构事先提醒制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
季晓南表示，虽然2018年国有企业包括中央企业实现利润创了新高，但国有企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进一步贯彻和落实十九大提出的“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原则。现在社会上包括媒体存在一些误区，经常提到“五大银行”、“三大石油”每天利润几万亿元，好像国有企业效益都很好。其实，按照衡量企业效益的主要指标，通常是总资产回报率和净资产收益率，这些大型国有企业的效益不一定高。以中石油为例，资产总额超过40000亿元，净资产超过20000亿元，如果利润总额为1000亿元，总资产回报率只有2.5%左右，净资产收益率为5%左右，现在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超过4%，如果企业的发展资金主要来自信贷，也就是说，折腾了一年，主要是给银行打工了。
中央企业现在负债率为66%，按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4%多些计算，一年的利息是相当大的数额。如果国有企业包括中央企业的负债率能降到民营企业51%左右的水平，每年可以减少大量利息支出，明显改变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
季晓南认为，国企负债率居高不下，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不合理、富余员工太多、社会负担太重、应该破产的企业不能及时破产等，当然，这与部分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决策也有关。应该看到，部分国有企业领导人确实存在一味做大的倾向，为了追求扩大规模而忽视了效益提升。当然，部分国企偏重做大规模忽视做强做优，这与现行的制度设计有很大关系。
季晓南表示，推进国有企业降杠杆，必须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包括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继续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深化内部各项改革、努力减轻国有企业办社会负担、加快“僵尸企业”的处置等。同时，要重视和用好资本市场在降低国企负债率中的重要作用。
目前，国企控股的上市公司1100多家，中央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将近400家，如果按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和实现利润计算，占比都在60%以上，但国有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现象比较突出，以中石油为例，中石油集团持有中石油A股的比重高达83%，如果持股比例能降到51%左右，将会大大降低中石油的负债率。要总结联通混改的做法和经验，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解决国企“一股独大”问题，大幅降低国企负债率。
季晓南还表示，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益，降低国企负债率，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应该允许国企在证券市场中可以自主买卖股票，股市市值低估时可以进行“抄底”，股市市值高企时可以卖出，通过高抛低吸赚取利润，相应的，资产负债率也可以降下来，同时，产生的效益还可以给国家多分红，弥补社会保障资金的不足。但是，现在这方面还有不少模糊认识和制度限制，应在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中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民企负债率最低
季晓南提出，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民营企业出现债务违约和跑路关门的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从资产负债率来看，我国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三种所有制企业中，最高的是国有企业，2018年末，资产负债率高达64.7%;其次是外资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0%左右;最低的是民营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1%左右。因此，中央强调，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
“大家对民营企业的负债率比较关注，一方面是因为民营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大多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情况，需要举债经营;另一方面是因为部分民营企业对形势的判断存有失误，对财务风险和投资风险的控制不够，负债率比较高，成为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导火索。”季晓南说。
据季晓南介绍，民营企业降杠杆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不少民营控股上市公司股权的质押问题。全国有800家左右上市公司用股票作质押去融资，这些上市公司主要是民营控股的上市企业。据专家研究，这800家左右上市公司中50%质押比例高达70%，杠杆率太高了。2018年，受多种因素影響，A股普遍大跌，很多用股票作质押的上市公司面临强行平仓的局面。当时，全国正处于降杠杆的时候，企业包括上市公司再融资十分困难，很多民营企业家无法通过其他途径筹集到资金以提高担保比例。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家创业几年、十几年甚至二三十年的企业，一旦被强行平仓很可能控股权就丧失了，这家企业可能就不是你的了，所以，民营企业家十分恐慌。为尽快解决这个民营企业降杠杆面临的突出问题，深圳国资运作平台深圳市投资控股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设立了两只上市公司纾困私募基金——投控共赢股权投资基金和投控中证信赢股权投资基金，总规模达170亿元，紧接着北京、浙江、四川等地也先后设立了类似的上市公司纾困基金。
在季晓南看来，大量上市公司面临被强行平仓进而导致控股权丧失的问题，反映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出台的一些措施和制定的一些政策对股市的认识是不全面的。证券市场的一个基本功能是帮助企业筹集资金，但现在证券市场成为一些企业“失血”的平台，成为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突破口，这说明，我们对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估计不足。这些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大量倒闭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给这些企业提供融资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中介机构的债务会大幅上升，加大金融风险的压力。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目前，这个问题已大大缓解。所以，虽然总体上民营企业负债率是最低的，但是有不少民营企业杠杆率很高，成为可以引发我国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导火索，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并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妥善加以解决。
切实帮助民企
解决发展难点
季晓南说，与一些民营企业杠杆率很高相反的是，有不少民营企业不愿借钱，也不上市，负债率很低甚至是零负债。从企业发展的角度看，零负债说明这家企业不善于利用社会资金来经营发展，或者说明这家企业确实“不差钱”。应该说，真正“不差钱”的民营企业还是少数，大量中小民营企业面临的是“融资难”、“融资贵”、“融资长”的问题，同时，也有部分民营企业家对形势的判断或者对财务风险、投资风险把控不够，导致上市公司被强行平仓的现象。
季晓南强调，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个世界性的现象，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中国，中小企业的99%是民营企业，所以，中小企业信贷难又成为民营企业融资难，这个难题与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没有必然联系。解决这个难题，根本要靠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主要是因为中小企业普遍缺少抵押、缺乏担保，信贷风险大，放款成本高，形成呆坏账的概率相对较高，所以，在现行金融制度下，银行普遍不愿贷。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存在的这些痛点、难点，不创新是没有出路的，一定要进行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应该说，这些年，不少地方和金融机构在解决中小企业信贷难的问题方面进行了不少有益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应继续积极探索并加以推广。
季晓南希望大家注意的是，近30年来，我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面对复杂经济形势出现的不同变化。他指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国有企业首当其冲，十分困难;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时，国有企业效益大幅下滑，但经住了考验;2018年面对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中美经贸摩擦等困难局面，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却创新高，而民营企业普遍极为困难，不少民营企业倒闭关门。现在，社会上围绕中小企业有大量的协会、金融机构等组织，但在有效帮助民营企业发展方面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那么多民营控股上市公司杠杆率过高为什么没有机构事先提醒制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
国企高杠杆率问题
要综合解决
季晓南表示，虽然2018年国有企业包括中央企业实现利润创了新高，但国有企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进一步贯彻和落实十九大提出的“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原则。现在社会上包括媒体存在一些误区，经常提到“五大银行”、“三大石油”每天利润几万亿元，好像国有企业效益都很好。其实，按照衡量企业效益的主要指标，通常是总资产回报率和净资产收益率，这些大型国有企业的效益不一定高。以中石油为例，资产总额超过40000亿元，净资产超过20000亿元，如果利润总额为1000亿元，总资产回报率只有2.5%左右，净资产收益率为5%左右，现在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超过4%，如果企业的发展资金主要来自信贷，也就是说，折腾了一年，主要是给银行打工了。
中央企业现在负债率为66%，按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4%多些计算，一年的利息是相当大的数额。如果国有企业包括中央企业的负债率能降到民营企业51%左右的水平，每年可以减少大量利息支出，明显改变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
季晓南认为，国企负债率居高不下，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不合理、富余员工太多、社会负担太重、应该破产的企业不能及时破产等，当然，这与部分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决策也有关。应该看到，部分国有企业领导人确实存在一味做大的倾向，为了追求扩大规模而忽视了效益提升。当然，部分国企偏重做大规模忽视做强做优，这与现行的制度设计有很大关系。
季晓南表示，推进国有企业降杠杆，必须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包括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继续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深化内部各项改革、努力减轻国有企业办社会负担、加快“僵尸企业”的处置等。同时，要重视和用好资本市场在降低国企负债率中的重要作用。
目前，国企控股的上市公司1100多家，中央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将近400家，如果按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和实现利润计算，占比都在60%以上，但国有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现象比较突出，以中石油为例，中石油集团持有中石油A股的比重高达83%，如果持股比例能降到51%左右，将会大大降低中石油的负债率。要总结联通混改的做法和经验，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解决国企“一股独大”问题，大幅降低国企负债率。
季晓南还表示，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益，降低国企负债率，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应该允许国企在证券市场中可以自主买卖股票，股市市值低估时可以进行“抄底”，股市市值高企时可以卖出，通过高抛低吸赚取利润，相应的，资产负债率也可以降下来，同时，产生的效益还可以给国家多分红，弥补社会保障资金的不足。但是，现在这方面还有不少模糊认识和制度限制，应在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中逐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