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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异乡人我认识，因为我的母亲经常跟他买发酵用的曲料。
小镇上的人认识他十多年了，他每年就来那么几次。他喜欢在我家门口那一小块空地兜卖。我更小的时候，他的鼓啷一摇，我就像鸟一样扑过去。拈起这个看看，抓起这个瞄瞄。我和他并排坐在扁担上。没人的时候，有时候他会捧起我的脸死看，冷不防还亲我一口，弄得我一脸的粘腻。这男人就这点不好，女人一样的肉麻。
有一次，他为了进一步戏弄我说：“叫我一声爸，我给你一块叮当糖。”那颗糖，诱惑太大了，我飞快地环视了四周，飞快地喊了一声“爸”，再飞快地抢过糖，飞快地跑了。
母亲跟他买发酵用的曲料，也买他带来的鞋子。母亲把他摊上的鞋子试了一遍，女人乐此不疲，男人不厌其烦。母亲金鸡独立地试鞋子，异乡人猫下身子，一只手拿鞋子，一只手捏住母亲的脚，而母亲的一只手撑在他的肩上。一个要打打趔趄，一个作支架撑着。
母亲说，“紧了，怕撑不进去。”
异乡人说：“再紧的鞋子，多撑几次就合适了。”异乡人拽着母亲的衣角站起来，眯着眼，似笑非笑地说：“晚上我带楦子去你那儿，有多少鞋子我都能撑得进去，都给你撑合适舒服。”
母亲嗤嗤笑着，在异乡人的腰上狠狠拧了一把。那个时候，我往往嘴上就能塞一粒叮当糖。
我在想，试鞋有什么好笑的，没意思。
因为糖，我喜欢那个异乡人。那个时候，如果给我选择，我更愿意异乡人作我的爸，而不愿坐在夹竹桃阴影下的人作我的爸。我喜欢现实的糖。
异乡人的吆喝，悠长，宏亮。一个健壮的男人。我父亲还在的时候，他对这样的吆喝异常烦躁，他说：“吵死人了。叫春一样。”
连蜜蜂的嗡嗡声他都觉得吵，异乡人的声音更是理所当然地成为噪音。似乎一切有生命质感活泼的东西，都有一种不道德的恶狠狠的力量。他们在肆无忌惮地侵犯一个病人封闭安全的世界。
健康的东西是茂盛的，有一种恶狠狠的力量的。我放学时，推开家门，有时会在门的转角处发现异乡人的担子，我想，他又来讨水喝了。异乡人喝水像牛饮水，“咕噜咕噜”，我家水缸的水被他毫不客气地喝下，母亲喜滋滋地看着他喝，仿佛那些水是不花力气挑来的。
一天，我照例推开家门，空气里散发着茶麸水的清香。我知道母亲在洗头。母亲喜欢把洗头当成一件隆重浩大的工程。那些黄泥浆一样的水泡得母亲的头发乌黑有光泽。稍微有一点异样的是异乡人在那儿。确切地说，他在为母亲洗头。我进来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我，我坐在墙角的半根木头上，注视他们。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一度坐在夹竹桃阴影里的父亲。窥视，打量。
异乡人用搪瓷口盅撩起黄泥浆一样的茶麸水，蒸腾起的热气，使他的鼻尖布上了细密的汗珠。异乡人的手是红的，因为他在揉搓母亲沉浮在茶麸水中的头发。母亲的耳朵是红的，红的透明。
异乡人说“真香。”说着凑在母亲的头上嗅了一下，“咻”一掠而过。他粗重的鼻息，使母亲嗤嗤地笑，那只耳朵更红了，似乎快滴下血了，她说：“作死啊，弄痒我了。”异乡人说：“我替你抓抓。”
“哎哟，手重了。想弄伤啊。”
“合适没有?”
“又轻了，你是洗头还是摸头，真是的。”
异乡人“嘿嘿”笑，母亲“嗤嗤”地笑。
母亲抬起头，那是一张湿漉漉的脸，白里透红，她像一株吸足水分的草，她甩了一下长长的头发，湿漉漉的头发，于是异乡人被甩了一身的湿漉漉，一绺头发在掠过异乡人时，缠在了纽扣上，异乡人手忙脚乱地解出，用力一扯，把母亲带了过来。
母亲“哎哟”一声，异乡人轻声说：“疼吗?”又是“嗤嗤”的笑声，“嘿嘿”的笑声。
这是春天，湿漉漉的春天，春天真是一个好季节，一个生长的好季节，生长一切花花草草。
我在想，洗头有什么好笑的。
我转到另一个屋子，父亲在那里，依然躺着。在日复一日的病中，父亲以不变应万变。他把手突兀地立在床前，托着自己那口痰，耐心地让太阳把它晾干。他对他的痰是耐心的，对生活似乎也是耐心的。有阳光射进来，有浮尘飘在阳光中，浮尘借着阳光给父亲渲染出毛茸茸轮廓。像一具正在发着酵的躯体。
父亲和我家的豆豉一样正在发酵。
我突然说：“叔叔在帮妈妈洗头。”
父亲沉默了一下，慢慢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我不知道洗头和下雨有什么关系，下雨和嫁人又有什么关系。这真是一道鸡鸭同笼的复杂的习题，推算起来非常吃力。
小镇上的人认识他十多年了，他每年就来那么几次。他喜欢在我家门口那一小块空地兜卖。我更小的时候，他的鼓啷一摇，我就像鸟一样扑过去。拈起这个看看，抓起这个瞄瞄。我和他并排坐在扁担上。没人的时候，有时候他会捧起我的脸死看，冷不防还亲我一口，弄得我一脸的粘腻。这男人就这点不好，女人一样的肉麻。
有一次，他为了进一步戏弄我说：“叫我一声爸，我给你一块叮当糖。”那颗糖，诱惑太大了，我飞快地环视了四周，飞快地喊了一声“爸”，再飞快地抢过糖，飞快地跑了。
母亲跟他买发酵用的曲料，也买他带来的鞋子。母亲把他摊上的鞋子试了一遍，女人乐此不疲，男人不厌其烦。母亲金鸡独立地试鞋子，异乡人猫下身子，一只手拿鞋子，一只手捏住母亲的脚，而母亲的一只手撑在他的肩上。一个要打打趔趄，一个作支架撑着。
母亲说，“紧了，怕撑不进去。”
异乡人说：“再紧的鞋子，多撑几次就合适了。”异乡人拽着母亲的衣角站起来，眯着眼，似笑非笑地说：“晚上我带楦子去你那儿，有多少鞋子我都能撑得进去，都给你撑合适舒服。”
母亲嗤嗤笑着，在异乡人的腰上狠狠拧了一把。那个时候，我往往嘴上就能塞一粒叮当糖。
我在想，试鞋有什么好笑的，没意思。
因为糖，我喜欢那个异乡人。那个时候，如果给我选择，我更愿意异乡人作我的爸，而不愿坐在夹竹桃阴影下的人作我的爸。我喜欢现实的糖。
异乡人的吆喝，悠长，宏亮。一个健壮的男人。我父亲还在的时候，他对这样的吆喝异常烦躁，他说：“吵死人了。叫春一样。”
连蜜蜂的嗡嗡声他都觉得吵，异乡人的声音更是理所当然地成为噪音。似乎一切有生命质感活泼的东西，都有一种不道德的恶狠狠的力量。他们在肆无忌惮地侵犯一个病人封闭安全的世界。
健康的东西是茂盛的，有一种恶狠狠的力量的。我放学时，推开家门，有时会在门的转角处发现异乡人的担子，我想，他又来讨水喝了。异乡人喝水像牛饮水，“咕噜咕噜”，我家水缸的水被他毫不客气地喝下，母亲喜滋滋地看着他喝，仿佛那些水是不花力气挑来的。
一天，我照例推开家门，空气里散发着茶麸水的清香。我知道母亲在洗头。母亲喜欢把洗头当成一件隆重浩大的工程。那些黄泥浆一样的水泡得母亲的头发乌黑有光泽。稍微有一点异样的是异乡人在那儿。确切地说，他在为母亲洗头。我进来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我，我坐在墙角的半根木头上，注视他们。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一度坐在夹竹桃阴影里的父亲。窥视，打量。
异乡人用搪瓷口盅撩起黄泥浆一样的茶麸水，蒸腾起的热气，使他的鼻尖布上了细密的汗珠。异乡人的手是红的，因为他在揉搓母亲沉浮在茶麸水中的头发。母亲的耳朵是红的，红的透明。
异乡人说“真香。”说着凑在母亲的头上嗅了一下，“咻”一掠而过。他粗重的鼻息，使母亲嗤嗤地笑，那只耳朵更红了，似乎快滴下血了，她说：“作死啊，弄痒我了。”异乡人说：“我替你抓抓。”
“哎哟，手重了。想弄伤啊。”
“合适没有?”
“又轻了，你是洗头还是摸头，真是的。”
异乡人“嘿嘿”笑，母亲“嗤嗤”地笑。
母亲抬起头，那是一张湿漉漉的脸，白里透红，她像一株吸足水分的草，她甩了一下长长的头发，湿漉漉的头发，于是异乡人被甩了一身的湿漉漉，一绺头发在掠过异乡人时，缠在了纽扣上，异乡人手忙脚乱地解出，用力一扯，把母亲带了过来。
母亲“哎哟”一声，异乡人轻声说：“疼吗?”又是“嗤嗤”的笑声，“嘿嘿”的笑声。
这是春天，湿漉漉的春天，春天真是一个好季节，一个生长的好季节，生长一切花花草草。
我在想，洗头有什么好笑的。
我转到另一个屋子，父亲在那里，依然躺着。在日复一日的病中，父亲以不变应万变。他把手突兀地立在床前，托着自己那口痰，耐心地让太阳把它晾干。他对他的痰是耐心的，对生活似乎也是耐心的。有阳光射进来，有浮尘飘在阳光中，浮尘借着阳光给父亲渲染出毛茸茸轮廓。像一具正在发着酵的躯体。
父亲和我家的豆豉一样正在发酵。
我突然说：“叔叔在帮妈妈洗头。”
父亲沉默了一下，慢慢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我不知道洗头和下雨有什么关系，下雨和嫁人又有什么关系。这真是一道鸡鸭同笼的复杂的习题，推算起来非常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