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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著名作家王树增的《解放战争》出版。以武器简睡、兵力不足之师对抗拥有现代武器装备且兵力庞大的正规军，解放战争在短短四年时间里演出一场人类历史上的战争传奇。日前，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王树增，他用今天的目光客观审视昨天的战争，解读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原因——
战争史，民族族谱，国人心灵史
记者：为什么想到要写《解放战争》这一宏大题材?
王树增：我们每一个读者，关心自己血脉的来历恐怕是共通的情感。我们常常到农村去，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沾满灰尘的房梁上给你拿下一个大包袱，解了半天解开来是一个族谱，他认为这是他活下来的理由。我想我写战争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写这种族谱，这种族谱是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每个人都应该有理由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向何而去，我们今天的生活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想这些东西也是我渴求探望的东西。
记者：哪些是新内容?
王树增：我可以举出以前不大说或者闭嘴不说的例子，比如东北的四平之战，守不守四平，守不守得住。这是过去吵得翻天覆地的。我没见过毛泽东和林彪之间这么吵过架。打到最后也没有守住，死那么多人。
我写得很客观，有我的观点，因为那边正在政治谈判，阵地需要守一守，但是不能这么守，违反了我们一贯的作战原则，我们一贯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能为了一个坛坛罐罐而牺牲更多的有生力量。这是有争议的，以前是不说的。还有在战争初期的时候，山东有几个失败的战役，南麻战役，临朐战役，陈毅指挥的，为此陈毅做了很多检讨，这都是以前不能说的。
记者：写这两次失利的战役，你比较偏重哪一点?
王树增：官兵心理跌荡是很重要的，我老说与其说我写战争的军事进程，还不如说那一代中国的官兵，翻身农民的子弟心灵是怎样走过来的。其实，他们打败仗的时候也是灰心丧气，牢骚怪话的，也是跑来跑去，吃不上饭。所以我专门有一章“共产党是否失败了”，那是政治低谷。这个心灵史是我特别关注的。许世友在山东的时候被挤在海边去了，差点被歼灭，但是最后还是翻天了。我想用文学的角度传达给读者的是这些，而不是军事。军事的话，你看军事科学院出的《解放战争》五卷本，比我这个详细多了。
国民党败于“接收胜利”
记者：为什么共产党在兵力处于弱势的情况下，仅仅用了3年多，就打败了国民党几百万军队?
王树增：我个人认为有两个重大原因，第一，从辛亥革命以来，或者往前推，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华民族渴求独立、富强的理想压抑太久了。所以可以解释，在抗战期间，尤其是抗战刚刚结束之后一年之内，国内从普通的百姓一直到精英阶层，那种对国家的富强、独立、完整等等愿望，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激情高度。但是这种激情高度被国共两军骤然发生的内战完全打碎了，这种心理落差是非常之大。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当时社会的精英阶层，都要寻找一个泄愤的出口，即国民党急速堕落和腐败。
从数字和史实上看，国民党急速堕落和腐败是令人不可想象的。在抗战期间，中国国民政府的威望达到了顶点，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形成的合作局面也很好，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国民党，在胜利到来的时候，迅速在政治上、经济上暴露出它的独裁、官僚体制所形成的腐败。它支撑不住这个胜利的巨大喜悦，瞬间垮掉了。这个垮掉是非常迅速的，蒋介石自己都说我们不是败在军事上打不过共产党军队，我们是败在自己身上，败在“接收”上。
记者：你所关注的是由于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带来的腐败问题，使之迅速堕落，之前的声望降低了。另一方面，中共的土改又得到了农民的广泛支持。
王树增：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新生的力量，和国民党比较起来，这个党更年轻，更有朝气，内部更团结，和百姓贴的更近。我们最高的党的领袖就住在老百姓的土炕上。身边就是老百姓的孩子。
还有一点，我认为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就是土地改革。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能不能打垮国民党政权，就看我们土地改革这个工作做得怎么样。旧中国，土地的极端集中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大量的财富、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数阶层手里。这是中国近当代苦难的一个根源。这一点可以以东北地区为例，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东北是空白的，什么势力都没有，为什么共产党仅仅一年多就站住脚呢?就是周立波写的《暴风骤雨》，就是搞土地改革，要求我们所有的干部把皮鞋脱下来。当国民党在东北忙着接受城市的时候，共产党号召。所有的干部、所有的官兵都要到最贫穷的农民家去，把土地分给农民。所以，当农民在大牌子上写着“张二狗二垧地”的时候，共产党扎根了。
国民党军队各自为营
记者：国民党军队各自为营，在军事上，这是不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
王树增：这是国民党人不可克服的一个绝症。从军阀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地方诸侯势力、军阀割据势力，在政治上形成了一种痼疾。从这个角度来讲，蒋介石从来没有实际上统一过中国，也从来没有实际上统一过他的军队。
孟良崮战役，从军事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把张灵甫吃掉的。一是中共军队武器差太远，兵力又不占优势。而且孟良崮外层被国民党军队反包围，国民党军队不停的增援张灵甫，最近的时候，增援部队就隔一座山，大概几华里，但就是过不去。第一我们阻击很勇敢，第二，增援部队没有那个积极性。增援部队想的是，你张灵甫是蒋介石绝对的嫡系，但我不是黄埔生。他没有这个积极性。还有一个，国民党是拿士兵的花名册领银子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国民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和作为一个军队不可克服的，或者说它已经完全垮掉了。
记者：从国际社会的关注来说，美国抛弃了蒋介石，也是其失败的重要因素。
王樹增：美国对华政策史料非常丰富，那时国会整个的议案现在全都解密了。从1946年到1948年这几年，美国国会强烈的呼吁，美国人没有任何理由支持这样一个腐败的、独裁的政权。它已经把国民党政权抛弃掉了。即使逃到台湾，在朝鲜战争没有爆发之前，任凭共产党进攻台湾，它是不管的，它把台湾的所有侨民都撤走了，留下的最高武官是上校。可以说，在后期。国民党的政权形象，政治形象太糟糕了，所以被美国抛弃掉了。我想，共产党夺取政权顺应历史潮流。
人民真心拥护共产党
记者：采访中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王树增：我感触最深的是，解放战争中，我们的共产党官兵身后的一些百姓，这是常常让我落泪的。我到山东沂蒙山采访，现在的老头可以唱一首歌，大致的意思是，最后一粒粮，拿去做军粮，最后一床被，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儿女，送到咱队伍上。国民党的伤兵在那没人管，共产党的伤兵抬到老乡家里，最好的被子给他盖上。为什么?民心。我们的百姓知道跟定共产党就有好日子，我们的队 伍打赢了好日子就来了。我们的队伍打输了，打败了，我们的困难就来了。农民就是简单的算账，他又不懂马列主义。
我至今还能看到一些老人白发苍苍的，现在生活也不富裕，还住着破房子，但是往往这个房子当时就可能是一个纵队的司令部，那些高级将领们就坐在他们家的土炕上，吃他们家烙的煎饼。在他们村子，随便就可以找到一个山洞，这个洞就是藏伤员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孟良崮战役，国民党装备那么好，渴死、饿死多少人?空投不准，他们是没有水喝的。国民党进一个村，老百姓没有了，抓一个带路的给你带错了。其产党的军队还没到那个村。那个村早组织起来了。我想这一点也是我写《解放战争》最根本的动因，就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什么时候站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里面，你是拥有者，什么时候你背弃了人们，人们抛弃了你，你什么都没有了。
记者：城市的情况呢?
王树增：内战的时候。每个城市知识精英都游行示威，反对这个腐败政府。
我专门捕捉到一个学生的回忆，共产党军队进人北平城的时候，他在坦克上写了几个字，“你们来了我们很快乐”。他认为，这些贪官污吏们终于被打倒了，清静世界终于来了。因为共产党一不贪污二不枉法，官兵一致。你要不说他是大官，看不出来，穿的都是一样的，而且没有私人财产。国民党不一样，我们看所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被抓住也好，逃亡也好，都是大箱子，里面都是金条——当时只有金条才是真正的货币。
我崇尚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给郏县县委写的那句话“站在大多数人民一边”。解放军打郏县时，没有粮食。彭德怀跟郏县县委说，你能不能筹备三天的粮食，我们把这个县城拿下来。当时共产党的县长计算了一下，坚壁清野，把所有的粮食拿出来够部队吃一天；把地里的青苗割下来还够吃一天，把全县的驴、羊杀了还够吃一天。
打仗的时候，老百姓就牵着驴，趕着羊在后面跟着，供部队吃饭。打完这一仗以后，好几年之内，这个县都不见驴。老百姓吃观音土。所以彭德怀说老百姓是我们亲爹娘，所以毛泽东写了那样一句话“站在大多数人民一边”，如果这个书有主题，就是“站在最大多数人民一边”，这也能解释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最后夺取胜利。
编辑／孟盛
战争史，民族族谱，国人心灵史
记者：为什么想到要写《解放战争》这一宏大题材?
王树增：我们每一个读者，关心自己血脉的来历恐怕是共通的情感。我们常常到农村去，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沾满灰尘的房梁上给你拿下一个大包袱，解了半天解开来是一个族谱，他认为这是他活下来的理由。我想我写战争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写这种族谱，这种族谱是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每个人都应该有理由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向何而去，我们今天的生活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想这些东西也是我渴求探望的东西。
记者：哪些是新内容?
王树增：我可以举出以前不大说或者闭嘴不说的例子，比如东北的四平之战，守不守四平，守不守得住。这是过去吵得翻天覆地的。我没见过毛泽东和林彪之间这么吵过架。打到最后也没有守住，死那么多人。
我写得很客观，有我的观点，因为那边正在政治谈判，阵地需要守一守，但是不能这么守，违反了我们一贯的作战原则，我们一贯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能为了一个坛坛罐罐而牺牲更多的有生力量。这是有争议的，以前是不说的。还有在战争初期的时候，山东有几个失败的战役，南麻战役，临朐战役，陈毅指挥的，为此陈毅做了很多检讨，这都是以前不能说的。
记者：写这两次失利的战役，你比较偏重哪一点?
王树增：官兵心理跌荡是很重要的，我老说与其说我写战争的军事进程，还不如说那一代中国的官兵，翻身农民的子弟心灵是怎样走过来的。其实，他们打败仗的时候也是灰心丧气，牢骚怪话的，也是跑来跑去，吃不上饭。所以我专门有一章“共产党是否失败了”，那是政治低谷。这个心灵史是我特别关注的。许世友在山东的时候被挤在海边去了，差点被歼灭，但是最后还是翻天了。我想用文学的角度传达给读者的是这些，而不是军事。军事的话，你看军事科学院出的《解放战争》五卷本，比我这个详细多了。
国民党败于“接收胜利”
记者：为什么共产党在兵力处于弱势的情况下，仅仅用了3年多，就打败了国民党几百万军队?
王树增：我个人认为有两个重大原因，第一，从辛亥革命以来，或者往前推，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华民族渴求独立、富强的理想压抑太久了。所以可以解释，在抗战期间，尤其是抗战刚刚结束之后一年之内，国内从普通的百姓一直到精英阶层，那种对国家的富强、独立、完整等等愿望，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激情高度。但是这种激情高度被国共两军骤然发生的内战完全打碎了，这种心理落差是非常之大。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当时社会的精英阶层，都要寻找一个泄愤的出口，即国民党急速堕落和腐败。
从数字和史实上看，国民党急速堕落和腐败是令人不可想象的。在抗战期间，中国国民政府的威望达到了顶点，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形成的合作局面也很好，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国民党，在胜利到来的时候，迅速在政治上、经济上暴露出它的独裁、官僚体制所形成的腐败。它支撑不住这个胜利的巨大喜悦，瞬间垮掉了。这个垮掉是非常迅速的，蒋介石自己都说我们不是败在军事上打不过共产党军队，我们是败在自己身上，败在“接收”上。
记者：你所关注的是由于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带来的腐败问题，使之迅速堕落，之前的声望降低了。另一方面，中共的土改又得到了农民的广泛支持。
王树增：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新生的力量，和国民党比较起来，这个党更年轻，更有朝气，内部更团结，和百姓贴的更近。我们最高的党的领袖就住在老百姓的土炕上。身边就是老百姓的孩子。
还有一点，我认为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就是土地改革。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能不能打垮国民党政权，就看我们土地改革这个工作做得怎么样。旧中国，土地的极端集中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大量的财富、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数阶层手里。这是中国近当代苦难的一个根源。这一点可以以东北地区为例，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东北是空白的，什么势力都没有，为什么共产党仅仅一年多就站住脚呢?就是周立波写的《暴风骤雨》，就是搞土地改革，要求我们所有的干部把皮鞋脱下来。当国民党在东北忙着接受城市的时候，共产党号召。所有的干部、所有的官兵都要到最贫穷的农民家去，把土地分给农民。所以，当农民在大牌子上写着“张二狗二垧地”的时候，共产党扎根了。
国民党军队各自为营
记者：国民党军队各自为营，在军事上，这是不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
王树增：这是国民党人不可克服的一个绝症。从军阀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地方诸侯势力、军阀割据势力，在政治上形成了一种痼疾。从这个角度来讲，蒋介石从来没有实际上统一过中国，也从来没有实际上统一过他的军队。
孟良崮战役，从军事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把张灵甫吃掉的。一是中共军队武器差太远，兵力又不占优势。而且孟良崮外层被国民党军队反包围，国民党军队不停的增援张灵甫，最近的时候，增援部队就隔一座山，大概几华里，但就是过不去。第一我们阻击很勇敢，第二，增援部队没有那个积极性。增援部队想的是，你张灵甫是蒋介石绝对的嫡系，但我不是黄埔生。他没有这个积极性。还有一个，国民党是拿士兵的花名册领银子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国民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和作为一个军队不可克服的，或者说它已经完全垮掉了。
记者：从国际社会的关注来说，美国抛弃了蒋介石，也是其失败的重要因素。
王樹增：美国对华政策史料非常丰富，那时国会整个的议案现在全都解密了。从1946年到1948年这几年，美国国会强烈的呼吁，美国人没有任何理由支持这样一个腐败的、独裁的政权。它已经把国民党政权抛弃掉了。即使逃到台湾，在朝鲜战争没有爆发之前，任凭共产党进攻台湾，它是不管的，它把台湾的所有侨民都撤走了，留下的最高武官是上校。可以说，在后期。国民党的政权形象，政治形象太糟糕了，所以被美国抛弃掉了。我想，共产党夺取政权顺应历史潮流。
人民真心拥护共产党
记者：采访中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王树增：我感触最深的是，解放战争中，我们的共产党官兵身后的一些百姓，这是常常让我落泪的。我到山东沂蒙山采访，现在的老头可以唱一首歌，大致的意思是，最后一粒粮，拿去做军粮，最后一床被，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儿女，送到咱队伍上。国民党的伤兵在那没人管，共产党的伤兵抬到老乡家里，最好的被子给他盖上。为什么?民心。我们的百姓知道跟定共产党就有好日子，我们的队 伍打赢了好日子就来了。我们的队伍打输了，打败了，我们的困难就来了。农民就是简单的算账，他又不懂马列主义。
我至今还能看到一些老人白发苍苍的，现在生活也不富裕，还住着破房子，但是往往这个房子当时就可能是一个纵队的司令部，那些高级将领们就坐在他们家的土炕上，吃他们家烙的煎饼。在他们村子，随便就可以找到一个山洞，这个洞就是藏伤员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孟良崮战役，国民党装备那么好，渴死、饿死多少人?空投不准，他们是没有水喝的。国民党进一个村，老百姓没有了，抓一个带路的给你带错了。其产党的军队还没到那个村。那个村早组织起来了。我想这一点也是我写《解放战争》最根本的动因，就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什么时候站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里面，你是拥有者，什么时候你背弃了人们，人们抛弃了你，你什么都没有了。
记者：城市的情况呢?
王树增：内战的时候。每个城市知识精英都游行示威，反对这个腐败政府。
我专门捕捉到一个学生的回忆，共产党军队进人北平城的时候，他在坦克上写了几个字，“你们来了我们很快乐”。他认为，这些贪官污吏们终于被打倒了，清静世界终于来了。因为共产党一不贪污二不枉法，官兵一致。你要不说他是大官，看不出来，穿的都是一样的，而且没有私人财产。国民党不一样，我们看所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被抓住也好，逃亡也好，都是大箱子，里面都是金条——当时只有金条才是真正的货币。
我崇尚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给郏县县委写的那句话“站在大多数人民一边”。解放军打郏县时，没有粮食。彭德怀跟郏县县委说，你能不能筹备三天的粮食，我们把这个县城拿下来。当时共产党的县长计算了一下，坚壁清野，把所有的粮食拿出来够部队吃一天；把地里的青苗割下来还够吃一天，把全县的驴、羊杀了还够吃一天。
打仗的时候，老百姓就牵着驴，趕着羊在后面跟着，供部队吃饭。打完这一仗以后，好几年之内，这个县都不见驴。老百姓吃观音土。所以彭德怀说老百姓是我们亲爹娘，所以毛泽东写了那样一句话“站在大多数人民一边”，如果这个书有主题，就是“站在最大多数人民一边”，这也能解释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最后夺取胜利。
编辑／孟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