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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白修德的在华经历是影片《一九四二》一条重要的剧情线。而现实中的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是出生在美国的犹太移民第二代。在哈佛大学念书时，他曾师从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毕业后，白修德在重庆国民政府任宣传部顾问，后来受雇于当时创刊不久、名声大噪的《时代》周刊。
1941年，地处中原前线的河南省出现严重旱情，粮食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颗粒无收。1942年，灾情进一步恶化。2月初，重庆的独立报纸《大公报》刊登了一篇真实的文章，报道河南人民在这次史上最惨痛的灾荒中遭遇的痛苦，竟遭到国民政府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
白修德在《中国的惊雷》中回忆道，“《大公报》被勒令停刊，对外国记者犹如‘芒刺在背’。”于是，他与时任《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几乎同时做出决定，深入河南灾区，一探虚实。
他们取道西安到达洛阳，一路上看到难民们朝着相反的方向逃难。一个名为铜钱田的小镇是河南难民涌向外界通道的咽喉。白修德看到，这些难民挤进闷罐车厢、平板车皮、破旧的汽车，人群一层摞着一层，他们挤在火车顶棚上，孩子、老人和妇女试图从奔驰的列车上抓住搭手的地方。有时，他们因为手指在寒冷中失去知觉掉下车去。
路上，仍有零星几家饭店开着。每当白修德与福尔曼手里有一点点食物，难民们便一拥而上，男人们双膝跪下，将他们团团围住，不断作揖请求施舍。孩子们则跟着他们，一路哀叫“可怜，可怜！”
“他们泪痕满面的，乌黑的，在寒冷之中濒于绝望的脸色，使我们感到惭愧。中国孩子健康时是美丽的，健康时他们的头发有漂亮的自然油泽的光彩，他们的眼睛像杏仁一样闪动。可是这些瘦到不像样的人，应该是眼睛的地方，却是充满着脓水的窟窿；营养不足使他们头发干枯；饥饿弄得他们肚子鼓胀起来；天气吹裂了他们的皮。他们的声音已退化为只管要求食物的哀啼。”
死亡统治着郑州。那里是灾荒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据统计，战前该城有12万居民，当时已不到4万。
影片《一九四二》重现了很多白修德在回忆录中提到的细节，比如逃荒中有妇女穿上了出嫁时的鲜艳红衣，在黑压压的逃荒灾民中格外耀眼；灾民爬上火车后，夜里手指冻僵失去握力，从车厢顶上掉下来毙命；还有野狗食人等。白修德采访了当地农民和官员后得出结论，战争和旱灾固然是饥荒的主要原因，但国民政府的灾后无为和沉重战时税赋才最终将河南农民推入了鬻儿卖女的绝境。
对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真实报道是白修德在中国的记者生涯中最沉重的一页，也是他“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正是这场造成300万人死亡，300万人流离失所的灾难让白修德对蒋介石的看法“从起初的尊敬和仰慕，变为怜悯和唾弃。”
根据当时重庆政府的新闻审查制度，白修德的电讯理应先传往重庆宣传部，而新闻审查官十之八九都会把这种负面报道毙掉。也许是洛阳电报局职员有意无意的疏忽，这篇电讯居然被直接发往了纽约。当时的《时代》周刊老板亨利·鲁斯是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之子，对基督徒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十分支持。纵然如此，他还是默认了稿件的发表。
报道登载后，美国舆论一片哗然，这让身在美国进行政治游说的宋美龄尴尬万分。在强大国际舆论压力下，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赈济灾民。
白修德讲述的蒋介石的无能和国民政府的腐化，后来成为美国公众对“失去中国”的解释。
1941年，地处中原前线的河南省出现严重旱情，粮食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颗粒无收。1942年，灾情进一步恶化。2月初，重庆的独立报纸《大公报》刊登了一篇真实的文章，报道河南人民在这次史上最惨痛的灾荒中遭遇的痛苦，竟遭到国民政府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
白修德在《中国的惊雷》中回忆道，“《大公报》被勒令停刊，对外国记者犹如‘芒刺在背’。”于是，他与时任《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几乎同时做出决定，深入河南灾区，一探虚实。
他们取道西安到达洛阳，一路上看到难民们朝着相反的方向逃难。一个名为铜钱田的小镇是河南难民涌向外界通道的咽喉。白修德看到，这些难民挤进闷罐车厢、平板车皮、破旧的汽车，人群一层摞着一层，他们挤在火车顶棚上，孩子、老人和妇女试图从奔驰的列车上抓住搭手的地方。有时，他们因为手指在寒冷中失去知觉掉下车去。
路上，仍有零星几家饭店开着。每当白修德与福尔曼手里有一点点食物，难民们便一拥而上，男人们双膝跪下，将他们团团围住，不断作揖请求施舍。孩子们则跟着他们，一路哀叫“可怜，可怜！”
“他们泪痕满面的，乌黑的，在寒冷之中濒于绝望的脸色，使我们感到惭愧。中国孩子健康时是美丽的，健康时他们的头发有漂亮的自然油泽的光彩，他们的眼睛像杏仁一样闪动。可是这些瘦到不像样的人，应该是眼睛的地方，却是充满着脓水的窟窿；营养不足使他们头发干枯；饥饿弄得他们肚子鼓胀起来；天气吹裂了他们的皮。他们的声音已退化为只管要求食物的哀啼。”
死亡统治着郑州。那里是灾荒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据统计，战前该城有12万居民，当时已不到4万。
影片《一九四二》重现了很多白修德在回忆录中提到的细节，比如逃荒中有妇女穿上了出嫁时的鲜艳红衣，在黑压压的逃荒灾民中格外耀眼；灾民爬上火车后，夜里手指冻僵失去握力，从车厢顶上掉下来毙命；还有野狗食人等。白修德采访了当地农民和官员后得出结论，战争和旱灾固然是饥荒的主要原因，但国民政府的灾后无为和沉重战时税赋才最终将河南农民推入了鬻儿卖女的绝境。
对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真实报道是白修德在中国的记者生涯中最沉重的一页，也是他“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正是这场造成300万人死亡，300万人流离失所的灾难让白修德对蒋介石的看法“从起初的尊敬和仰慕，变为怜悯和唾弃。”
根据当时重庆政府的新闻审查制度，白修德的电讯理应先传往重庆宣传部，而新闻审查官十之八九都会把这种负面报道毙掉。也许是洛阳电报局职员有意无意的疏忽，这篇电讯居然被直接发往了纽约。当时的《时代》周刊老板亨利·鲁斯是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之子，对基督徒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十分支持。纵然如此，他还是默认了稿件的发表。
报道登载后，美国舆论一片哗然，这让身在美国进行政治游说的宋美龄尴尬万分。在强大国际舆论压力下，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赈济灾民。
白修德讲述的蒋介石的无能和国民政府的腐化，后来成为美国公众对“失去中国”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