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奠中:学者风范 赤子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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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大学是一所百年老校,其前身为1902年创办的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堂与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是中国创办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诞生之初的山西大学,风云际会,学者云集,荟萃了一批文化精英,展现了一个时代的辉煌。章太炎弟子、著名教授姚奠中就是这个时候来到山西大学的。从1951年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95岁高龄的姚奠中以其学术造诣、艺术成就、品性德行,成为一座令人仰之攀之而不可登其峰巅的巍峨高山,一株历经风雨雷电而依然挺拔苍劲的青松,一个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先进知识分子崇高品格有机融溶的丰厚载体。
  没错,当你站在他面前,倾听他从容讲述历史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
  一个世纪老人的足迹,辉映着一位学人的思想光辉,丈量着一位智者的精神高度。
  
  继承章太炎精神 , 毕生追求真理
  
  姚奠中,原名豫泰,字奠中,20岁后以字为名。1913年农历5月出身于山西省稷山县南阳村一个家境殷实的书香门第。在私塾和初小阶段,勤思好学,除读完多种文言启蒙读物和当时的教科书外,又读了《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诗经》和部分《左传》。上初中后则大量浏览先秦诸子和古诗文。同时,受堂哥姚晋泰(中共党员,1935年牺牲,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影响,开始接触进步书刊,读过《天演论》以及鲁迅、茅盾等人的进步小说。血气方刚,思想活跃,积极参加并组织学生运动,但兴趣仍在“博览古今群籍,期于作一名学者”。初中毕业,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西教育学院国文系。22岁时转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不久因仰慕章太炎先生的学问德行,转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并考取章太炎招收的唯一一届研究生,名列七名中的第四。从此,他的人生进入新的阶段。
  


  章太炎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著名的反清志士,和孙中山一起推动旧民主主义革命,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立下汗马功劳。1903年因“苏报案”被捕入狱三年,轰动一时。章太炎是革命家,又是一位国学大师。他东渡日本后,在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同时开办国学讲习班,黄侃、钱玄同、周树人(鲁迅)、许寿裳等都受业为弟子。章太炎一生多次讲学,而晚年的“章氏国学讲习会” 更是一次有组织的盛学。姚奠中经常与同学到老师寓所亲聆教诲,除谈个人研究的专题外,别的问题都可以谈。章太炎讲话浙江方言较重,每到学生听不懂时,他便常用铅笔写在学生的本子上。而他提到的参考书,学生们都能随时买到,读后讨论再请教先生,所以收获很大。章师母汤国梨对学生很亲切,常备小吃和茶水。章太炎先生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对民族文化继承发展的使命感,对姚奠中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青年时期负芨远游开始,姚奠中就迎着时代风雨艰难前行。“燕子虽娇小,尚敢迎风飞”,便是他青年时期的精神写照。1931年日寇在东北地区相继挑起了万宝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全国各地掀起反日浪潮。姚奠中作为运城菁华中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之一,愤然编写了话剧《万宝山》并参加演出。1934年太原当局企图以“会考”压制学生的抗日活动,他因参加发动罢考运动,被扣押三个月,又被驱逐回乡。及至做了章门研究生,他不仅传承学术,以成大家,而且继承章氏精神血脉,一腔豪情,一生报国。
  姚奠中的研究生、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毓庆说:“我深深感到,姚先生身上有太炎先生遗风,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学术上非常重视国学,在行为上对现实问题非常关怀。无论写文章,还是平时的言谈,都充满着对国家、对民族、对民族文化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内化为一种“正气”和“血性”,彰显在他坎坎坷坷的人生之途。七七事变后,姚奠中辗转苏州、南京、安徽等地,吟出:“秋气遍寰宇,圣宫亦寂寥。素王何杳杳,赤子徒噍噍。”为国势危急而焦虑太息。1938年,他怀着“志士英雄应即作,从头重整旧江关”的救国豪情,参加了抗日游击队。“齐心赴国难,誓辞相慨慷。一旅虽寡弱,男儿当自强。”表现了誓死救国的雄心壮志。后因目睹国民党军政腐败,自知无能为力,遂转上“教育救国”道路。即使在三尺讲坛,他也始终把为社会服务、为救国服务作为教学的最高宗旨,始终和广大学生站在一起,站在反专制、反压迫的正义方面,因而不断遭到打击迫害,以致九年间走了四个省区,换了七所学校。1940年在大别山立煌师范,为反对无理干扰教学,他将原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时任安徽省教育厅长的方治,从教室中赶走;1943年在安徽师专,为反对省主席李品仙侮辱教师,他带头罢课,发起集体辞职以示抗议;1947年在贵阳师院,他因率众反对军统特务任院长而被解聘。
  新中国的成立,使姚奠中看到了民族振兴的希望。1951年初秋,他辗转北归,回到山西大学中文系任教。但学术道路并不平坦,生活之河湍流涡旋。在肃反运动中,他受到错误审查;在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由三级教授降为六级副教授;“文革”中被批斗下放,吃了不少苦。但他从未以个人得失为怀,总是对国家命运、民族兴衰深情关切。在他看来,个人遭遇逆境算不得什么,混乱和无序是暂时的,明天总会好起来。因此,他总是保持着豁达乐观的精神状态。他说,站在讲台就要把书教到最好,下地干活就要把地种到最好。据一位当年跟他同被下放的老师讲,姚先生弯着腰割麦,仰着头泥顶棚,没有人比他割得快,没有人比他泥得好。可见,无论身处何境,只要是对社会和他人有益的事,即使这事是多么微不足道,他都会抱着积极的心态去做,从无怨艾。“文革”结束,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他更心情舒展,精神焕发,以古稀之年活跃在工作一线,教书著书,带研究生,还担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第六届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山西省委主委、名誉主委,积极参政议政,为国计民生建言献策。
  天很蓝,春天的大学校园一片生机。他常常会想起他的老师。
  在杭州章太炎纪念馆,有姚奠中题写的一副楹联:“为国为民九死一生终不悔,兴文兴教千秋功业赖承传。”这是对章太炎先生的评价,也是作者自己心志的表达。擅长行草的他特地用章先生生前最喜欢的篆书书写这副联语,此中衷曲,唯天地铭之。
  
  心系天下苍生 , 崇尚“教育救国”“教育兴国”
  
  姚奠中先生在1979年的一份自我总结里写道:“我是一个教了43年书的老教师。青年时曾抱过教育救国的愿望,但在黑暗的旧社会,很快破灭了。解放后,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远景一致了,教育成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组成部分,有了光明的前途。因之,有使不完的劲。”
  对于教育,姚奠中先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早在1939年,他和同是章门弟子的柏耐冬创办“汉国学讲习班”时,就亲手制定了10条“教条”:“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苛于人,不阿于党,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淫于华。” 这是他26岁时的教育主张,强调了教育为社会服务、为现实服务的宗旨,融会了儒家学说“独善其身”“兼善天下”的用世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非常精彩,非常可贵。今天味之思之,仍然不无启发。
  姚奠中先生一生从教,是国内著名学者。他实践了自己的教育主张,坚持学术真理,不唯书,不唯上,治学十分严谨。20世纪50年代初期,“左”倾思潮开始泛滥,文化界对庄子多持贬抑态度,甚至认为庄子的思想是“可耻的寄生阶级的没落思想”。姚奠中于1956年发表《浅谈作为文学家的庄子》,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庄子的思想和艺术成就,鲜明地指出,庄子对现实的批判态度是“二千年中仅有”的,庄子的思想是“同情苦难的人民的”,庄子的艺术成就是“千古文学奇迹”。在先秦诸子中,姚奠中对庄子情有独钟,他认为,“读庄子,对人生观世界观会有很好的理解”。“四人帮”鼓吹儒法斗争,姚先生却坚持指出:“儒法虽有斗争的一面,但也有相联系相一致的一面;反儒不一定是法,反法也不一定是儒。”这些见解坦率深刻,振聋发聩。
  姚奠中先生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他的学术研究大都与教学工作紧密结合。从1937年开始发表论文,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已达130多篇,涉及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多学科多领域。为教学之需,曾编印《先秦文学》《汉魏六朝文学》《唐代文学》等教材;出版《中国古代文学家年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教学参考书;出版《姚奠中论文选集》《姚奠中诗文辑存》《姚奠中讲习文集》等著作;还带领学生编写出版了《元好问全集校点》《通鉴纪事本末全译》《咏晋诗选》《词谱范词注析》《章太炎学术年谱》等十几部著作,其中获国家级和省级社科研究多个奖项。他本人多次被评为山西省高校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大学执教几十年,他的学术品格、学术思想和师德师范泽润三晋,对山西大学这所百年老校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姚奠中先生最重视通才教育,认为没有渊博的知识、扎实的基础,就不能成大器。他自己学识渊博,无论授课还是研究,无论学术专著,还是序跋、评点、札记、译稿等等,都贯通于中国文化的上下五千年,旁通于国学研究领域的文、史、哲、艺。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从先秦诸子、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金元戏曲、明清小说,真正融会贯通,令人折服。他的科研实践和教育实践,为一批批学生树立了榜样。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称姚奠中为“当代鸿儒”。2006年《姚奠中书艺》出版,年高德劭的周汝昌应邀为其作序。他这样评价道:“姚先生于学具识,于道能悟,于艺亦精亦通。凡我当今与将来的莘莘学子,都可以从这一艺术表现中领会造诣高深的前辈而生敬心,又由敬心而思希跻古之信念,则薪火递传,光焰永永。”
  姚奠中先生以开放的心态、博大的胸怀鼓励学生独辟蹊径,追求学术创新。他说:“我们必须有个好学风,那就是在明确的共同的总目标下,充分发挥每一个从事科研工作者的主观努力,充分利用每一个问题上可能得到的客观资料和条件,作出自己的、新的、有益的贡献。我是这样看待一切学术、科研问题的,也是这样指导研究生的。”1978年招收的新时期第一批研究生11人中,竟没有一人选修他所喜爱的先秦诸子,而是各有所衷:刘毓庆选诗经,康金声选汉赋,傅如一选唐诗,梁归智选《红楼梦》……在姚先生的支持鼓励和细心指导下,他们各自的研究最终攀上了学术高峰,受到学界高度评价。而且,这些“姚门弟子”熏陶日久,人人都是多才多艺,学问之外,诗书画样样拿得起来。20岁就考上研究生的朱琦,现在已经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知名教授,他至今记得,自己当年骄傲、叛逆、浮躁,是姚先生博大的胸怀包容了他,是先生身上体现出的中国文化精神滋养了他。
  姚奠中思想与时俱进,热切盼望中国教育改革发展,迈上新台阶。20世纪90年代初,他的女儿力芸研究生毕业后,在大学教书,已经是副教授了。有朋友鼓动她放弃稳定的工作,投身民办教育。挑战面前,委决不下,去和父母商量。若是普通家庭的父母,肯定不愿意让子女放弃既稳定又体面的大学教师的工作,而姚奠中夫妇却全力支持女儿扔掉“铁饭碗”,做自己愿意做的事,只是一再叮嘱女儿,一定要尽全力认真做好,决不能误人子弟。后来,力芸先后管理过三所私立学校——南洋国际学校、太原现代双语学校、杏花实验中学,每一处都搞得红红火火。她继承了父亲的办学理念和教育主张,提出“精致教育”:以人为本、情感关怀、个性化培养。对于学生,无论其家长是平民还是富豪,无论入校时分数高还是低,都一视同仁,平等施教,融传授知识于素质教育之中,培养学生自尊自爱、团结互助的高尚情操。“姚校长”声名远播,被评为山西十大女杰。
  姚奠中先生对国家高等教育尤其关心,十分爱惜人才。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他先后担任山西大学中文系主任、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创建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并担任会长,还主持过文科高评委。1987年,在开展职称评定工作中,他发现了一些很不正常的现象,那就是论资排辈,照顾资历。严重之处在于,这种照顾现象还不仅仅存在于山西大学某些系,就连省高评委也有这样的呼声。由于历史原因,广大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工作欠账很多,适当照顾一点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国家改革发展计,必须严把评审质量关,将优秀人才选拔出来。强烈的责任感使他再也不能沉默了!他立即向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写信,反映职称评定工作中“论资排辈代替了坚持标准”、“不公平不公正”、“重人事不重人才”等倾向性问题,愤激之情溢于言表。他说:“评职不是评老!”“难道某些负责同志,连这都不知道吗?我看不是,而是没有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没有对振兴中华的紧迫感,没有爱才、养才的感情!”“人才难得,古今共叹,几千年来只要有所作为的当权者,没有一个不是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而取得成功。这道理难道还需要再说吗?在高校,中青年优秀的人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应该有几个上几个,不是为了应付中央文件点缀点缀!如果我们放眼未来,把眼光盯在发现人才,扶持人才,把一批优秀人才尽快放到可以发挥较多作用的副教授以上职位上去,三五年后,山西高教就会改观。”同时,他还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破除专业职务评审中的论资排辈》,语重心长地指出:“我认为我们教育部门的负责同志要面向未来,拿出应有的远见和魄力,放手把大批专业造诣较深又富有朝气的中青年充实到学术、技术工作的关键岗位上来,敢于让青年拔尖人才脱颖而出!本着这种精神,排除论资排辈的思想阻力,那就会为整个国家改革事业作出有益的贡献。”
  儒雅温和的姚奠中,平素很少动怒,这恐怕是唯一的一次。而由于他的“冲冠一怒为人才”,那次职称评定中的错误倾向很快被纠正了。
  
  诗、书、画、印见精神
  
  姚奠中既是著名学者,又是著名的诗人、艺术家,其诗、书、画、印并称“四绝”。担任中华诗词学会、中国韵文学会顾问、山西省诗词学会首席顾问。先后被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山西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其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型书法展,被收入国内外的多种书法选集,并在北京、太原、上海、旧金山等地举办个人书艺展,名播四海。他的诗风刚健博雅,书法端庄凝重,画作清新洒脱,篆刻高古浑厚,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其高尚的人格特质。
  


  姚先生自幼读书多,喜爱诗词,中学时期就能作长篇歌行体诗,时有见诸报端。诗格众体兼善,尤以五古见长,显然是继承了《诗经》风雅和汉魏风骨的优良传统。现存第一首诗作是1937年抗战爆发后的《泗县文庙和武酉山》:
  秋气遍寰宇,圣宫亦寂寥。
  素王何杳杳,赤子徒噍噍。
  乔木盲风起,寒花冷雨飘。
  胸怀千万事,午夜泛愁潮。
  悲怆之情、忧国之思,跃然纸上。
  1938年他参加抗日游击队时,赋《泗县感时》,时年25岁:
  儒生流落依戎马,故国飘摇风雨间。
  一片丹心伤碧水,两行红泪哭青山。
  梦中沉痛诗和血,觉后凄凉月满圜。
  志士英雄应即作,从头重整旧江关。
  他的诗从不言个人得失,拒绝纤巧柔媚,表现的多是大情怀。抗战胜利消息传来,他欣然命笔:“夜幕沉沉渐次开,一天曙色自东来。十年泪尽苍生血,万里江山此日回。”1964年新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他咏叹:“昆仑山下起惊雷,四海欢腾动地来。寄语群魔休乱舞,潮流所向命难为。”1971年世界乒乓球赛,他敏感地看出中美关系的微妙变化,以诗记之:“莫讶小球震地球,人心所向变潮流。从来得道恒多助,更喜宾朋遍五洲。”1987年清明“有感于山西落后状态”,殷忧在心:“清明才见草生芽,北国难开二月花。寄语东风须着力,但期新绿接天涯。”一些友情唱和、书画鉴赏、叮咛晚辈的诗作,也都洋溢着充沛的精神力量,偶一刊出,便广为流传。
  书法被姚奠中当作“学问之馀事”。但就是这件“馀事”,他也有自己明确的主张。一是“字能移人性情,要避免俗、弱、媚、软”;二是要以奖掖后进为要务,绝不以书法沽名钓誉。他自幼习字,数十年从未停笔,尤其亲得章太炎先生教诲,碑帖兼容,转益多师,博采众长而融会贯通,日积月累而炉火纯青。20世纪80年代后一经面向社会,便得到人们的普遍赞誉。在书法家眼里,赏姚奠中作品,“有一派刚直浑厚之气扑来”,“在他的书法中没有丝毫俗媚娇柔之态”(张颌);他的字,“笔下带有浓重的北魏气质,笔墨飞腾而端庄凝重,大气磅礴”(林鹏);“从楷书化出,注入隶篆、金石,间以草体,成其独特的行草”(徐文达)……
  姚奠中书法作品,内容多为诸子经典或自己的诗文,从微言大义到笔底波澜,都显示出国学大家的底蕴,寄托着无言情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心中充满对祖国未来的希望,用篆书书写鲁迅先生名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那一时期,他不顾教学任务繁重,社会活动繁忙,经常利用学生课余时间甚至晚上加班,为大家讲授书法,并身体力行,挥毫示范,所写内容多为《庄子》《论语》等诸子经典语录,既传授了书法艺术,又传播了传统文化,在校园里掀起一个学书法习经典的热潮。当时省书协刚刚恢复,而山大在姚先生的指导下,率先成立了“山西大学书法学习会”,还举办了全校书法展览,有力推动了山西书法事业的发展。
  姚先生的书法家名气越来越大,前来求字的单位和个人很多。有托关系来找的,有拎着钱包来买的,有身无分文来讨的。姚先生不认钱,但很重情。凡欲题签者,他必定根据对方工作生活实际确定内容。他很喜欢读《党史文汇》,2005年《党史文汇》创刊20周年时,92岁的老人为我们题了词。书法笔走龙蛇,遒劲厚重,内容也是那样与众不同,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宗宗革命遗史,殷殷佑启后人。”这条幅装裱后就悬挂在我们的办公室,访者无不赞叹。日前,笔者和本刊编辑曲星、唐越去采访姚先生,上大一的女儿也一同前往。女儿递过钢笔,请姚爷爷给她写几个字。姚先生翻开本子,略加思索,写了这样的话:“学习上比,生活下比,勤奋谦虚,身心健美。”特地署了“5月4日”。5月4日是青年节,实际上我们去的那天是5月7日,但我们深知他的良苦用心。
  姚先生的学生都知道,老人家平素宽厚仁爱,有时却十分倔强,原则性非常强。据他的学生、著名红学家梁归智回忆,有一次朋友托他向先生求字,想让先生写一幅“开辟鸿蒙,谁为情种”条幅,先生不肯写,说我写的字得代表我自己呀,最后写了一幅鼓励积极向上的字给他。
  这就是姚奠中!一位有学问、有风骨、有坚守的大家!
  2006年8月“纪念章太炎逝世70周年姚奠中书艺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隆重展出,这是姚奠中书画艺术作品第二次在此展出。1993年的那次书艺展,被评价为“给首都书坛带来一股清新之气”,产生了广泛影响。这次书艺展被认为是“全国文化界的一件盛事”,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人们欣赏着一件件大气恢弘、飘逸蕴藉的书法,一幅幅迷离蓊郁、格调清新的国画,一方方平实厚重、意趣横生的篆刻作品,不禁由衷赞叹姚奠中先生的博学和多才。其实大家很少知道,1947年在昆明的时候,他就曾继闻一多之后挂牌治印,求印者络绎不绝。93岁的老人用举办个人书艺展这种方式纪念他的老师章太炎,传达给我们一个强烈的信息,那就是,老人一生守望的精神家园正是章门遗风。
  太原晋祠有难老泉,澄澈见底,千年不绝。1993年,傅如一教授作《难老泉感事》三首,贺姚奠中先生从教56周年。其二云:
  淡泊襟怀见底清,也逢风雨也逢晴。
  不兴波浪兼天起,但养松柏接地荫。
  这一脉滋养松柏使之繁茂的清泉,正是姚先生精深的学问、博大的胸怀、高尚的道德,也正是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深厚的文化精神。
  (责编 韵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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