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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就是这么巧。就在人们惊叹深圳每平方米15000元的楼价，就在猪肉涨价之风刚过，民众抱怨“什么都涨，就是工资不涨”的时候，中国劳动学会发布了有关工资增长的“正面”消息。
工资增长本是最令民众开心的事情，然而，这则报道却引来一片质疑之声，赞成者寥寥无几。为何专家眼中的工资增长数据与民众的感受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中国经济增长真的已经更多惠及普通百姓了吗？
谁的工资在涨？
7月1日，中国劳动学会主办的“深化企业薪酬制度改革促进构建和谐社会”论坛指出，2002年，中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2422元，到2006年达到21001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年均递增12%，比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9.2%高2.8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工实际工资收入水平增长最快的时期。
有人据此认为，近4年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职工平均工资增长最快时期，可以侧面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更多的惠及普通百姓，中国已经开始摆脱“国富民穷”的尴尬。
然而，这则消息引来的更多是质疑之声。从各大门户网站的留言看，几乎所有的网友都对这条新闻嗤之以鼻，讥之为“真实的谎言”者有之，认为“不涨反降”者有之，质疑“是不是又在放卫星”者亦有之。
有网络迅速跟进，推出“晒晒你的工资，看看四年来增长了多少？”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大多数人都说：我的收入没有增长，与高涨的物价、承重的生活压力相比，反而有下降趋势。
如果说，网友的发言尚不具有统计意义的话，那么6月《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杂志就职工对当前工资的满意度所进行的一项调查，就应该能够说明问题了。调查结果显示：对当前工资状况不满意的达96.5%。
大多数人认为，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大多数普通职工实际收入的增长。在平均工资快速增长而多数人工资增长缓慢的背后，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事实，增长的工资主要是流向了垄断行业和管理层，而普通职工特别是一线工人收入仍然比较低，分配不公平的状况更趋严重。
按照我国职工工资统计相关规定，工资统计的对象，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各种合营单位，各级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等“体制内人员”，而没有资格参与统计的外来务工者以及在民营企业等新型经济组织的职工，恰恰是低收入群体。显然，只统计高的，不统计低的，出来的数据当然没有说服力。
可以说，这几年职工平均工资的高增长，是由国有单位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带动的。
中央党校第40期省部级进修班课题组提交的《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考》分析认为，“十五”期间，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年递增15.1%。而2003年至2005年，央企员工的年平均工资递增16.8%。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披露，目前，电力、电信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到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到10倍之间。据统计，目前我国的电力、电信、石油、金融、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的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显然，这些行业是工资增长的“蓄水池”，吸收了大部分“增长”。
即便在工资增长较快的国有企业中，收入差距问题也非常明显。这些年来，一些企业内部工资差距持续扩大，“只涨老总年薪，不涨员工工资”似乎成了一种潜规则。上海一项调查表明，50.6%的国企职工在近3年内没有加过工资，最长的6年来分文未涨。与之相对，一些高管的收入却搭着企业的“效益快车”扶摇直上，与一线职工的差距越拉越大。目前国企尤其是改制、重组以后的单位，大都实行年薪制，根据不同的行业，年薪从几十万到上百万甚至更多不等。这一点，同样被“平均收入”的数据和概念掩盖了。
与垄断企业和国企高层工资迅猛增长相比，农民工不单工资低，工资的增长速度也慢得多。根据新华社的报道，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组织的问卷调查显示，建筑施工、制衣制鞋、商业服务、电子、玩具等吸纳农民工比较集中的行业，2005年平均月工资为1045元，年工作时间9.5个月，农民工一年的收入不到1万元。而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的《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显示，2004年农民工人均月工资增长2.8%，2005年增长6.5%，2006年增长11.5%。由于“民工荒”，近3年农民工工资算是涨得快的，几年前全国总工会曾有一个调查，珠三角民工工资13年间增加了86元，而物价早已上涨超过一倍。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类似“工资”这样关乎民生的敏感数据，国家统计局在公布时，除了公布年度平均数据以外，还应当把构成社会生活主要成分的农民工、私企员工、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不同行业员工、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数据一并公布，这样才能更加客观的反映我国社会各阶层的真实收入状况。
工资增长难掩物价上涨
无论如何，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这几年工资还是有所增长的，只是涨幅不同而已。但工资增长很大一部分被物价所抵消，而现实生活的压力与对未来的担忧，远胜过涨工资带来的快感。房子、工作、子女教育就业、生老病死等系列问题，一提起来就让人愁眉紧锁。再者，职场竞争的加剧、人际关系的冷漠，跟越来越恶化的空气一样，让人窒息。
在这份“职工平均工资上涨”的统计中，还特别标明“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年均递增百分之十二”。但去年以来生活物价的快速增长，尤其是飙升的房价不被纳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使得价格上涨的官方口径与民间实际生活的感受总是泾渭分明。
不说近一年来的米、面、菜及主副食品价格均有两位数的攀升，不说粮油、燃气、水电等生活必需品上涨，这些民众都还能承受，但大件商品、比如房价的上涨却到了令大多数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同样是2002年到2006年，全国大部分城市房价涨幅超过70%，有些地区甚至达到了100%以上的幅度。高房价使城市居民要么倾其所有买房，要么通过贷款等高负债买房（成为房奴），教育收费、医疗医药费用也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收入确实一天比一天高了，工资也有所增多，但是百姓却感到自己越来越穷了，负担越来越重了，压力越来越大了，有些还背负了一身债务。
与此同时，民众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正承受着货币可支付能力变相贬值、保值增值渠道单一化的难题。由于资本市场发育滞后，除了银行存款外，居民的投资渠道基本上只有炒股和炒房。但近年居民储蓄实际上是“负利率”，而股价、房价高企，基本上没有投资价值，炒股、炒房并不能增加社会财富，只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而已。
总而言之，物价上涨过快，居民储蓄的缩水，医疗、教育、住房“新三座大山”的改善迹象不明显，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保障程度所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以及维权渠道不足而凸显的各类劳资矛盾，让人们发现辛苦工作所换取的劳动所得，其可花的钱并不多甚至捉襟见肘时，“工资连续四年增长”只会刺激大家脆弱的神经，引来弹声一片。
工资增长必须能给民众带来感受得到的福利和感受得到的购买力，否则，这种数字游戏就会失去意义。因此，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继续推动工资的增长，让民众能够坦然应对房价、学费、医疗费用等的持续上涨，而不是为他们构筑起一个并不存在的虚拟的幻觉。
让经济增长的好处为更多人所分享
纵然工资增长的数据是真实可靠的，纵然工资增长被大部分人所分享，纵然工资增长不为物价上涨所抵消，这个“工资增长最快时期”也是在职工工资收入低水平基础上的增长，属于“补课”性质，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的状况还是没有改变，增加普通劳动者的收入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2006年，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仅为21001元，按照我国劳动统计制度规定，这个职工工资总额不仅包括基础工资、奖金、各项津贴和补贴，还包括单位代扣代缴的各项费用，如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个人缴纳部分，是含个人所得税的税前工资。按照这一统计，职工每月实际拿到的现金仅为1200元左右，这一推测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吻合。区区1200元，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而言，仅够在北京或上海群租到一张床位、维持温饱的衣食水平。即便在二三级城市，1200元也只能买下江西省九江市一平米的经济适用房。
改革开放以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6%和12%。2000年到2003年，这一比重虽略有上升，但依然徘徊在12%—12.5%之间。发改委今年1月发表的《我国的工资分配的基本情况和主要问题》指出，2005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只占10.91%。与之相对的一个可比数据是，美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近年来一直稳定在50%左右。这昭示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在GDP高速增长的时期，工资总额的增长却在下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过低，经济增长的成果向资本家、政府和权力阶层过度倾斜。
世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造成中国消费长期低迷的症结不是老百姓热衷储蓄“不愿花钱”，而是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世行报告显示，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目前的消费率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相当大的差距。内需不足使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造成了目前异常棘手的内外经济失衡和流动性过剩。而且从长期来看，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体的长期增长动力还是来自于内需，依赖于外需和投资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国际经验也表明，扩大居民收入份额，使居民收入增速等于甚至在一定时期内适度快于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有利于扩大消费、拉动内需，从而进一步带动宏观经济增长。因此，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大格局应适度向城乡居民个人收入倾斜，保持居民收入的稳步快速增长，这应成为我国经济转型时期保持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本政策取向。
因此，要让“平均工资涨幅”真正兑现为落地的民生福祉，起码需要加上这样几个前提：根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中、提低、限高”的要求，大力提高低收入职工的工资水平、提高普通职工的工资水平；加大劳动执法力度，落实《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切实保障普通职工在工资博弈上的相关权益；进一步推动企业建立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企业工资共决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确保每个职工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加大对垄断企业职工收入的规范力度，清理基于机会不均等下的潜规则收入；有效控制物价涨幅，对严重影响工资涨幅利好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做好基础的保障工作。
只有让普通劳动者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才能体现出“共享”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才能实现公平正义这一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建设和谐社会也才不致成为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