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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向城镇集中或乡村地区转变为城镇地区，从而变乡村人口为城镇人口，这个城镇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也含静态意义，表示城镇人口比重达到或接近饱和，城市生活方式全面普及的一种状态，或称人口城镇化。本刊记者走访深圳文光村的一些村民，听他们讲述自己是如何变为市民的。
这次走访的两个社区在过去都是“村”，以种田为生，靠天吃饭。
经过90年代后期深圳市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不仅村落大变样，村民的身份也在发生改变，收入的变化更是惊人。
这些变化体现在各种细节里，下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老何：我可不是“老阿公”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消化了所有非农户口，如今他们已经是深圳市市民，享有养老保险，参与城市决议，成为一个个集体制股份公司的股东或者员工。
在文光村实业大楼4楼的主任办公室，我们见到了公司出纳何总。他并不喜欢我们叫他何总，一再让我们改口，“叫我老何！”声音粗哑，音调低沉，稳稳地坐在木雕长椅上，笃定地沏茶，一一给我们斟上，说，请。
穿着天蓝色POLO衫，深蓝色牛仔裤，戴着茶色眼镜，金色的项链，老何看上去顶多只有五十岁。他说自己80年就来到了深圳，当时还是本地人，客家人的地盘，挣口饭并不容易，他一个人做三四份工勉强糊口。
桌上是他的iPhone手机，接电话、上QQ运用自如，六十岁的老人对智能机器并不陌生。
老何的儿子84年出生，现在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英国12所精英大学之一。29岁，依然在读书。谈起儿子，老何明显骄傲起来，说：“凭本事吃饭，我不管的。”
村里有不少孩子都出国读书了，考上重点本科的也不少，很多80后都在外读书，或者在父辈的厂里先打下手，从基层做起。
在问及村里的占地面积、人口等数据时，老何打开电脑，调出数据，说，来你们拍张照，就不用做笔记了。这明明就是年轻人的思维。
经济大潮的洗礼并没有洗去老何的睿智，他真的做到了与时俱进，学电脑、玩手机，样样不弱于年轻人。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不是来到深圳，我肯定现在坐在家门口晒太阳，抽烟，放了学的小朋友都要叫我‘老阿公’，哈哈！”
康哥珍姐：洗脚上岸，洗脚上田
康哥和珍姐都六十多岁，康哥瘦瘦小小，头发三七开梳着，黑黝黝的长面孔，珍姐戴着白玉镯子，头发很随意地扎着。两人都说一口很标准的白话，很不标准的普通话。城镇化给他们带来的生活，用康哥的话来说，就是“够饱了！”
“我们85年就不再种地了，把地租给外来的人，现在退休了，退休之前在外地打散工。”康哥的旅行箱还在屋里放着，刚从北京旅行回来。他现在的生活就是早上锻炼身体，下午看看电视带带小娃儿，晚上散散步打打牌消遣一番，已经是十足的老年人生活。
60多岁的人，完全看不出苍老或者动作缓慢的趋向，爱开玩笑爱抽烟，笑起来整个脸皱成一团，非常有趣。
虽然有收房租，有年底分红，村民们还是闲不住，要做些小生意之类的。本地的很多村民已经不种田，但是还有种植果树的，比如荔枝。当然用他们的话来说，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等着政府征收，获取一定的利润，种果树本身其实是不赚钱的。还有的村民开网吧，卖早餐，搞各种副业，忙得不亦乐乎。
70年代的时候，康哥已经进入城市打工，成为工人阶级，朋友们笑称他们这批农民转工人的过程叫“洗脚上田”。80年代，又有一批人去了香港，被称作“洗脚上岸”。老何在一边笑说，这可不是偷渡哦，当年周恩来总理会见尼克松，特别说到了这件事，这不是偷渡，这是“非法探亲”而已。
村长又解释了一遍，他说当时走出去很多人，但是后来真正有房子车子和票子的，反而是这批留在村里的人。记者在楼下也看到街道两边停满了车，旁边就是一个汽车修理站，实业大楼对面还有个大型停车场。
谈到孩子，康哥说，他们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至于说肯不肯来帮我管理出租房，还要等到我做不动的时候再说，到时候，他们肯定也是批量把房子交给别人统一管理，那时候，肯定要出现很多“二房东”，但是现在还没有必要。我的孙子已经在上大学，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生活。
在文光村实业大楼下面，朱老师让我仰拍一张大楼的照片，说，你能想象么，这之前只是一块平地，可能只是一片荔枝果园。地铁站离这里很近，走路要很小心，因为往来的轿车很多，对面就是西丽第二小学，正是放学的时间，整条街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城镇化给人们带来了收入的提升，带来了平整的公路，带来了洁净的街道，当然还是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不过相较于多年前的那个小渔村，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我们回望着文光村实业大楼，夕阳慢慢铺陈下来，天色变暗，挥挥手，跟过去作别，继续赶路。
后记：本次采访发现有两个较为明显的特点。一是，村民在利用房租、分红收入方面到底是如何规划的，用于子女教育的比例是多少？用于娱乐的比例是多少？用于提升自我的部分是多少？身份转变为城市市民，那么过去的一些旧思维老习惯有没有转变呢？并没有人给出明确说法。
按说，每个人都有其隐私权，大家对“大概的收入”也讳莫如深，闭口不谈。
当记者提出能否进入村民家中随意拍几张生活的照片，均被拒绝。但是从各个村子的实业大楼可见一斑，其中很多村子的出租大楼也非常宏伟。当然还有没进行采访的市中心的京基大楼附近，甚至很多“二房东”的家也是富丽堂皇金银闪烁。
这些对于外来务工人员而言可以称为“巨款”的补偿款，是否用在实处，只有村民自己知道了。
二是，一部分村民对于国家的补贴其实并不非常满意，成为市民的村民，有时候可能更想做“农民”，在现下的城市里，很多白领根本不如农民有钱，是实实在在的情况。农民有房子有土地，什么都牢牢握在手里，白领还要辛辛苦苦供房供车，也是实情。国家给予农民补贴、提供社保养老保险、修路规范管理，在农民看来可能并不实惠。然而这一切，却是城镇化进程中必经之路，深圳无疑是国家城镇化进程中一个典范之作。
如果说内地还存在人和地的矛盾纠纷，甚至发生很多冲突事件，那么在深圳城镇化建设中，则很少听说此类的事情。不得不说，早在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城镇化建设的深圳，远远走在前面。这可能也是值得其他不少地方政府深思的问题。
这次走访的两个社区在过去都是“村”，以种田为生，靠天吃饭。
经过90年代后期深圳市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不仅村落大变样，村民的身份也在发生改变，收入的变化更是惊人。
这些变化体现在各种细节里，下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老何：我可不是“老阿公”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消化了所有非农户口，如今他们已经是深圳市市民，享有养老保险，参与城市决议，成为一个个集体制股份公司的股东或者员工。
在文光村实业大楼4楼的主任办公室，我们见到了公司出纳何总。他并不喜欢我们叫他何总，一再让我们改口，“叫我老何！”声音粗哑，音调低沉，稳稳地坐在木雕长椅上，笃定地沏茶，一一给我们斟上，说，请。
穿着天蓝色POLO衫，深蓝色牛仔裤，戴着茶色眼镜，金色的项链，老何看上去顶多只有五十岁。他说自己80年就来到了深圳，当时还是本地人，客家人的地盘，挣口饭并不容易，他一个人做三四份工勉强糊口。
桌上是他的iPhone手机，接电话、上QQ运用自如，六十岁的老人对智能机器并不陌生。
老何的儿子84年出生，现在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英国12所精英大学之一。29岁，依然在读书。谈起儿子，老何明显骄傲起来，说：“凭本事吃饭，我不管的。”
村里有不少孩子都出国读书了，考上重点本科的也不少，很多80后都在外读书，或者在父辈的厂里先打下手，从基层做起。
在问及村里的占地面积、人口等数据时，老何打开电脑，调出数据，说，来你们拍张照，就不用做笔记了。这明明就是年轻人的思维。
经济大潮的洗礼并没有洗去老何的睿智，他真的做到了与时俱进，学电脑、玩手机，样样不弱于年轻人。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不是来到深圳，我肯定现在坐在家门口晒太阳，抽烟，放了学的小朋友都要叫我‘老阿公’，哈哈！”
康哥珍姐：洗脚上岸，洗脚上田
康哥和珍姐都六十多岁，康哥瘦瘦小小，头发三七开梳着，黑黝黝的长面孔，珍姐戴着白玉镯子，头发很随意地扎着。两人都说一口很标准的白话，很不标准的普通话。城镇化给他们带来的生活，用康哥的话来说，就是“够饱了！”
“我们85年就不再种地了，把地租给外来的人，现在退休了，退休之前在外地打散工。”康哥的旅行箱还在屋里放着，刚从北京旅行回来。他现在的生活就是早上锻炼身体，下午看看电视带带小娃儿，晚上散散步打打牌消遣一番，已经是十足的老年人生活。
60多岁的人，完全看不出苍老或者动作缓慢的趋向，爱开玩笑爱抽烟，笑起来整个脸皱成一团，非常有趣。
虽然有收房租，有年底分红，村民们还是闲不住，要做些小生意之类的。本地的很多村民已经不种田，但是还有种植果树的，比如荔枝。当然用他们的话来说，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等着政府征收，获取一定的利润，种果树本身其实是不赚钱的。还有的村民开网吧，卖早餐，搞各种副业，忙得不亦乐乎。
70年代的时候，康哥已经进入城市打工，成为工人阶级，朋友们笑称他们这批农民转工人的过程叫“洗脚上田”。80年代，又有一批人去了香港，被称作“洗脚上岸”。老何在一边笑说，这可不是偷渡哦，当年周恩来总理会见尼克松，特别说到了这件事，这不是偷渡，这是“非法探亲”而已。
村长又解释了一遍，他说当时走出去很多人，但是后来真正有房子车子和票子的，反而是这批留在村里的人。记者在楼下也看到街道两边停满了车，旁边就是一个汽车修理站，实业大楼对面还有个大型停车场。
谈到孩子，康哥说，他们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至于说肯不肯来帮我管理出租房，还要等到我做不动的时候再说，到时候，他们肯定也是批量把房子交给别人统一管理，那时候，肯定要出现很多“二房东”，但是现在还没有必要。我的孙子已经在上大学，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生活。
在文光村实业大楼下面，朱老师让我仰拍一张大楼的照片，说，你能想象么，这之前只是一块平地，可能只是一片荔枝果园。地铁站离这里很近，走路要很小心，因为往来的轿车很多，对面就是西丽第二小学，正是放学的时间，整条街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城镇化给人们带来了收入的提升，带来了平整的公路，带来了洁净的街道，当然还是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不过相较于多年前的那个小渔村，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我们回望着文光村实业大楼，夕阳慢慢铺陈下来，天色变暗，挥挥手，跟过去作别，继续赶路。
后记：本次采访发现有两个较为明显的特点。一是，村民在利用房租、分红收入方面到底是如何规划的，用于子女教育的比例是多少？用于娱乐的比例是多少？用于提升自我的部分是多少？身份转变为城市市民，那么过去的一些旧思维老习惯有没有转变呢？并没有人给出明确说法。
按说，每个人都有其隐私权，大家对“大概的收入”也讳莫如深，闭口不谈。
当记者提出能否进入村民家中随意拍几张生活的照片，均被拒绝。但是从各个村子的实业大楼可见一斑，其中很多村子的出租大楼也非常宏伟。当然还有没进行采访的市中心的京基大楼附近，甚至很多“二房东”的家也是富丽堂皇金银闪烁。
这些对于外来务工人员而言可以称为“巨款”的补偿款，是否用在实处，只有村民自己知道了。
二是，一部分村民对于国家的补贴其实并不非常满意，成为市民的村民，有时候可能更想做“农民”，在现下的城市里，很多白领根本不如农民有钱，是实实在在的情况。农民有房子有土地，什么都牢牢握在手里，白领还要辛辛苦苦供房供车，也是实情。国家给予农民补贴、提供社保养老保险、修路规范管理，在农民看来可能并不实惠。然而这一切，却是城镇化进程中必经之路，深圳无疑是国家城镇化进程中一个典范之作。
如果说内地还存在人和地的矛盾纠纷，甚至发生很多冲突事件，那么在深圳城镇化建设中，则很少听说此类的事情。不得不说，早在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城镇化建设的深圳，远远走在前面。这可能也是值得其他不少地方政府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