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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013年奥巴马已经弱势初现，2014则是他完全陷入弱势的一年。从年初乌克兰危机令美国措手不及、奥巴马政府应对不力，到年中“伊斯兰国”势力迅猛突起、华盛顿反应缓慢，再到年终中期选举共和党完全控制国会、奥巴马成为跛脚鸭，奥巴马在外交和内政上的弱势全面显现，其民意支持率也跌到上任以来的新低。在当今国际社会强势领导人不断涌现的时候，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却处于空前弱势地位。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的2014年最有权力人物榜将奥巴马排在第二位，更多地是基于他作为美国总统的身份，而非基于他的执政表现。从一个明星般的总统快速“变身”为弱势总统，撇开奥巴马本人的理念和性格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原因不谈，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美国面临的外部挑战的复杂性和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
外部挑战的复杂性
美国面临的外部挑战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战略竞争对手发起挑战。俄罗斯的强势战略复兴和中国在经济、战略上的崛起，对美国构成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棘手的地缘政治挑战。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强势反击令西方尤其是美国措手不及，使迄今为止顺风顺水的北约东扩面临巨大阻力。除了有限的经济制裁，美国似乎难以采用其他有效的手段对付俄罗斯。中国的崛起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主要表现在经济上，美国视之为机会并采取大体积极的态度。然而近年中国在战略和安全方面的崛起态势愈加突出。2014年，中国不仅在坚定地拓展其战略利益，也在巧妙地把经济资源转化为外交和战略资源，这对美国是个全新的问题。虽然奥巴马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加大了对中国的压力，但美国的应对并不成功。
其次，美国的盟友越来越自行其是。欧洲今年对俄罗斯的制裁没有完全按美国的步调跟进。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很不信任奥巴马，美以矛盾尖锐并公开化。2014年4月访日期间，奥巴马在钓鱼岛问题上作出表态以换取日本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中的让步，但没有达到目的。在日本战略自主性上升的背景下，日本将越来越多地利用美国，而不是一味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这是美日同盟出现的新迹象。美国的盟友自行其是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自身的利益需求与美国不一致，二是对美国的能力和政治意愿不信任，包括对奥巴马本人不信任。
第三，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无解。“伊斯兰国”的崛起是恐怖势力掀起的新一波浪潮，也反映了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矛盾的长期性。奥巴马政府本来希望通过撤军伊拉克来摆脱这个包袱，但现在看来做不到。“伊斯兰国”的主要目标就是针对美国。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加深了它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
第四，美国长期主导的国际机制的治理能力在全面下降。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僵局难破，八国集团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作用显著下降，世界银行向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的额度被来自中国的贷款超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方案不能兑现等。这表明了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的功能在退化，世界需要新的国际治理机制。
与冷战时期或上个世纪90年代相比，现在美国在国际上面临的挑战更加棘手和多元，这使得美国的有效应对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美国的优势在缩水
奥巴马的弱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美国国际地位变化的反映。第一，美国的力量优势在下降。美国综合国力仍是世界第一，但它的优势在缩水。军事上，俄罗斯军事力量重振和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推进削弱了美国的军事优势。经济上，2013年的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2.4%，达到二战以来的最低点。第二，美国对国际事务的主导能力在下降。在联合国安理会，近年来中俄两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成功否决了美国及其盟友的提案。过去数年中，其他国家在联合国与美国的投票行为不一致的比例在上升，这反映了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在下降。第三，美国处理外部事务的资源在缩水。在巨额预算赤字的压力下，美国军费削减将是长期趋势。美国对外援助占世界各国援助总额的比例在下降，因为中国和欧洲一些国家提供的援助在增加。对外援助是长期以来美国影响别国和国际事务的主要抓手，现在美国有关的援助项目一减再减。第四，美国的软实力在下降。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国内政治僵局使其政治制度的影响力大打折扣，斯诺登对美国监控全球网络行为的曝光使美国的国际道义形象黯然失色。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导致美国的国际地位处于多年来的最低点，使奥巴马的弱势地位更加突出。
由此看来，奥巴马的弱势不仅仅是由于其个人原因或国内政治原因，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一届美国总统可能在性格上比奥巴马更坚定果断，美国政治的极化在奥巴马之后可能会有所改善，但美国优势地位和影响力的下降却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而不是一个周期性现象。之所以做出这一判断，是基于以下理由。第一，美国的经济复苏能力在减弱，这表明美国经济机制的内在活力在下降。20世纪后半期美国经济的两次衰退，每次复苏的时间都较快，美国经济总量也都恢复到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3左右，而这次复苏所花时间甚长，经济总量也只占世界经济的20%左右。第二，从国际层面看，20世纪90年代美国力量和地位的大幅提升得益于苏联解体和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这两大红利，今天放眼四周，不会同时出现对美国重大的战略与经济利好。在西方制裁压力下的俄罗斯不会重演苏联的崩溃，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即使下降到7%～6.5%，也不会像日本经济那样陷入长期低迷。第三，由于新兴经济体经济力量的上升，美国正在失去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因为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缩水到20%多一点，接下来要跌破20%，而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经济总量已在2014年超过美国。在此大背景下，世界和美国都必须适应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新角色。虽然美国仍将是政治和军事超级大国，但华盛顿发挥国际作用的方式会发生重要变化，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和军事介入将集中在那些有重要或重大利益的地区，对军事力量的运用会更审慎，在世界事务中更多地发挥动员和组织的作用，即动员和组织其他国家实施美国支持的国际议程，而不是一马当先或单打独斗，更加注重追求利益而不是权力。美国的盟友和安全伙伴会被要求在安全问题上承担更多的责任、与美国开展更密切的合作，新兴国家如中国会被要求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越来越多的多边机制将在没有美国的领导甚至参与的情况下运作。国际政治会逐渐形成后霸权时代的“新常态”。
（作者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外部挑战的复杂性
美国面临的外部挑战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战略竞争对手发起挑战。俄罗斯的强势战略复兴和中国在经济、战略上的崛起，对美国构成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棘手的地缘政治挑战。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强势反击令西方尤其是美国措手不及，使迄今为止顺风顺水的北约东扩面临巨大阻力。除了有限的经济制裁，美国似乎难以采用其他有效的手段对付俄罗斯。中国的崛起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主要表现在经济上，美国视之为机会并采取大体积极的态度。然而近年中国在战略和安全方面的崛起态势愈加突出。2014年，中国不仅在坚定地拓展其战略利益，也在巧妙地把经济资源转化为外交和战略资源，这对美国是个全新的问题。虽然奥巴马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加大了对中国的压力，但美国的应对并不成功。
其次，美国的盟友越来越自行其是。欧洲今年对俄罗斯的制裁没有完全按美国的步调跟进。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很不信任奥巴马，美以矛盾尖锐并公开化。2014年4月访日期间，奥巴马在钓鱼岛问题上作出表态以换取日本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中的让步，但没有达到目的。在日本战略自主性上升的背景下，日本将越来越多地利用美国，而不是一味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这是美日同盟出现的新迹象。美国的盟友自行其是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自身的利益需求与美国不一致，二是对美国的能力和政治意愿不信任，包括对奥巴马本人不信任。
第三，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无解。“伊斯兰国”的崛起是恐怖势力掀起的新一波浪潮，也反映了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矛盾的长期性。奥巴马政府本来希望通过撤军伊拉克来摆脱这个包袱，但现在看来做不到。“伊斯兰国”的主要目标就是针对美国。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加深了它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
第四，美国长期主导的国际机制的治理能力在全面下降。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僵局难破，八国集团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作用显著下降，世界银行向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的额度被来自中国的贷款超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方案不能兑现等。这表明了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的功能在退化，世界需要新的国际治理机制。
与冷战时期或上个世纪90年代相比，现在美国在国际上面临的挑战更加棘手和多元，这使得美国的有效应对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美国的优势在缩水
奥巴马的弱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美国国际地位变化的反映。第一，美国的力量优势在下降。美国综合国力仍是世界第一，但它的优势在缩水。军事上，俄罗斯军事力量重振和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推进削弱了美国的军事优势。经济上，2013年的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2.4%，达到二战以来的最低点。第二，美国对国际事务的主导能力在下降。在联合国安理会，近年来中俄两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成功否决了美国及其盟友的提案。过去数年中，其他国家在联合国与美国的投票行为不一致的比例在上升，这反映了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在下降。第三，美国处理外部事务的资源在缩水。在巨额预算赤字的压力下，美国军费削减将是长期趋势。美国对外援助占世界各国援助总额的比例在下降，因为中国和欧洲一些国家提供的援助在增加。对外援助是长期以来美国影响别国和国际事务的主要抓手，现在美国有关的援助项目一减再减。第四，美国的软实力在下降。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国内政治僵局使其政治制度的影响力大打折扣，斯诺登对美国监控全球网络行为的曝光使美国的国际道义形象黯然失色。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导致美国的国际地位处于多年来的最低点，使奥巴马的弱势地位更加突出。
由此看来，奥巴马的弱势不仅仅是由于其个人原因或国内政治原因，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一届美国总统可能在性格上比奥巴马更坚定果断，美国政治的极化在奥巴马之后可能会有所改善，但美国优势地位和影响力的下降却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而不是一个周期性现象。之所以做出这一判断，是基于以下理由。第一，美国的经济复苏能力在减弱，这表明美国经济机制的内在活力在下降。20世纪后半期美国经济的两次衰退，每次复苏的时间都较快，美国经济总量也都恢复到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3左右，而这次复苏所花时间甚长，经济总量也只占世界经济的20%左右。第二，从国际层面看，20世纪90年代美国力量和地位的大幅提升得益于苏联解体和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这两大红利，今天放眼四周，不会同时出现对美国重大的战略与经济利好。在西方制裁压力下的俄罗斯不会重演苏联的崩溃，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即使下降到7%～6.5%，也不会像日本经济那样陷入长期低迷。第三，由于新兴经济体经济力量的上升，美国正在失去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因为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缩水到20%多一点，接下来要跌破20%，而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经济总量已在2014年超过美国。在此大背景下，世界和美国都必须适应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新角色。虽然美国仍将是政治和军事超级大国，但华盛顿发挥国际作用的方式会发生重要变化，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和军事介入将集中在那些有重要或重大利益的地区，对军事力量的运用会更审慎，在世界事务中更多地发挥动员和组织的作用，即动员和组织其他国家实施美国支持的国际议程，而不是一马当先或单打独斗，更加注重追求利益而不是权力。美国的盟友和安全伙伴会被要求在安全问题上承担更多的责任、与美国开展更密切的合作，新兴国家如中国会被要求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越来越多的多边机制将在没有美国的领导甚至参与的情况下运作。国际政治会逐渐形成后霸权时代的“新常态”。
（作者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