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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每个人都知道时间就是金钱，但不太知道的是，时间是生意人的历史发明。
你应该曾坐在高档餐厅里，看着墙上的时钟，然后注意到这时是纽约的午夜12点。伦敦的凌晨5点，时间。
在1876年前，巴黎的早上6点，东京的下午1点。你觉得这稀松平常，理所当然，这根本就和日出、日落一样，是自然的一部分。
但标准时间绝非自然的一部分。即使今天，世界上仍有一些地方不遵行标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没有标准时区。那时候，时间是由各地自己做主的。时钟根据太阳运行来调校，但对太阳的观测并不精准。人们旅行靠徒步或骑马，旅行的距离不长，也不经常远行。没有地区性电台或电视台报时。邻近城镇的时间差个十几分钟，也没什么要紧。但铁路问世使这种情形完全改变。
有了铁路后，旅行和货运的时间缩短，更大地区内的时间趋于统一显得尤为重要。19世纪四五十年代。铁路公司变多，时区众多顿时令它们困扰。如果每个镇各有自己的时间，怎么能协调各地的时间表，确保火车在正确的时间行驶，替火车补给?问题出在哪里非常清楚，但要解决很难。每个镇都觉得自己的时间才是正确的，因为都是根据太阳位于该镇当中的时刻制定的。也就是说，在时间的确定上。每个镇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世界的中心。怎么让大部分镇甘心接受其他镇的时间呢?由于事关每个镇的颜面，问题很棘手。
铁路公司的解决办法，不是说服各地领导人同意规定的时间，而是促成他们之间达成协议。最初导致时制一致的动力，不是科学或政治，而是商业。在同一条铁路线上的镇，全配合所经火车的时刻表调整时间。但如果一个地区有多条铁路线，这个办法不会促成时制的统一，反倒会添乱。例如，在巴西最繁忙的圣保罗火车站。配合3个时刻表，挂了3个时钟，1个时钟显示从里约热内卢驶来的火车到站时间，一个显示圣保罗州内陆线的到站时间，还有一个显示从圣托斯港(Santos)驶来的火车到站时间。在美国，时制混乱可能更为严重。水牛城火车站有3个时钟显示不同时间，匹兹堡则有6个时钟!
英格兰，第一个建造火车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根据格林威治时间拟定标准火车时刻表的国家(1842年)。美国因幅员辽阔而进展缓慢。1870年时，仍有约300个各行其是的地方时区，80种火车时刻表。随着开拓西部促进了更长距离的运输，铁路线横越更多时区。18世纪七八十年代。铁路公司出现合并潮，扩大了铁路网，时刻表的整合变得迫切，也变得可能。1883年11月18日，人称“两正午之日”，那一天正午，美国东部各时区的时钟全部回拨，创造出全国一致的铁路时刻表。政府的脚步则较慢，6年之后才将全国划为4个时区，直到1918年，标准时间才得到法律认可。
但巴黎或东京最终接受类似安排的过程，却不能拿美国的情形来作比较。很显然，法国、日本的铁路没有横跨那么大的领土。达成政治协议势在必行，但由于民族主义从中作梗，政治协议花了几十年才达成标准时间。当时已知地球的大小，经度也已被普遍接受。因此，将世界划成24个时区轻而易举。问题的症结在于选择哪里的时间作为标准时间。从某个角度看，争执在于，应该以哪个地点的时间作为世界其他地方奉行的标准。法国人已在19世纪为统一度量衡作出重大贡献(米、克就是他们最值得称道的成就)，当然希望巴黎成为世界的中心。作为当时世界第一强国的英国，则希望选定英格兰，特别是格林威治。19、20世纪期间，为解决这个问题，召开了不少国际会议。但有几个国家，特别是法国、巴西，迟迟不愿参加，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才改变主意。
因为迟迟不愿加入，这些国家面临了一些严重问题。在巴西，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所做的调查发现，尽管绝大部分州应该都在同一时区，但每个州各有自己的时制。而各时制间的差异，往往很细微。例如里约热内卢州的首府尼泰罗伊(Niteroi)，与16公里宽的瓜纳巴拉湾(Guambara Bay)对面的里约热内卢市，时间相差只有1分钟。在其他例子里，差异就较大。一名联邦众议员候选人，率领支持群众进入他选区所在的内陆偏远地区，却发现投票所已关闭，因为该区的时间比首都快了3小时。随着巴西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联结越来越紧密，这也影响到了商业。
当然，我们知道这些问题最终获得解决，而且是在19世纪就轻松解决了。这不仅要归功于理性主义，也要归功于帝国主义。亚洲、非洲国家融入国际贸易和国际运输的程度较低。时制统一不是非做不可。但欧洲列强能够说服亚、非国家领袖接受标准时间，原因就在于其中许多领袖本身是殖民地总督。1870到1914年间。全球有1／4地区落入欧洲、北美列强掌控之中。列强认为推行标准时间有好处，于是强制其他国家实行。在欧洲人华丽客厅作出的这些决定，花了很长时间才被中非村民或安第斯山高地居民所接受。但随着世界贸易的触角伸入与世隔绝的角落，这些地方慢慢地也被纳入了标准时间。如今每个人都知道时间就是金钱，但不太知道的是，时间是生意人的历史发明。
选自《贸易打造的世界》
你应该曾坐在高档餐厅里，看着墙上的时钟，然后注意到这时是纽约的午夜12点。伦敦的凌晨5点，时间。
在1876年前，巴黎的早上6点，东京的下午1点。你觉得这稀松平常，理所当然，这根本就和日出、日落一样，是自然的一部分。
但标准时间绝非自然的一部分。即使今天，世界上仍有一些地方不遵行标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没有标准时区。那时候，时间是由各地自己做主的。时钟根据太阳运行来调校，但对太阳的观测并不精准。人们旅行靠徒步或骑马，旅行的距离不长，也不经常远行。没有地区性电台或电视台报时。邻近城镇的时间差个十几分钟，也没什么要紧。但铁路问世使这种情形完全改变。
有了铁路后，旅行和货运的时间缩短，更大地区内的时间趋于统一显得尤为重要。19世纪四五十年代。铁路公司变多，时区众多顿时令它们困扰。如果每个镇各有自己的时间，怎么能协调各地的时间表，确保火车在正确的时间行驶，替火车补给?问题出在哪里非常清楚，但要解决很难。每个镇都觉得自己的时间才是正确的，因为都是根据太阳位于该镇当中的时刻制定的。也就是说，在时间的确定上。每个镇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世界的中心。怎么让大部分镇甘心接受其他镇的时间呢?由于事关每个镇的颜面，问题很棘手。
铁路公司的解决办法，不是说服各地领导人同意规定的时间，而是促成他们之间达成协议。最初导致时制一致的动力，不是科学或政治，而是商业。在同一条铁路线上的镇，全配合所经火车的时刻表调整时间。但如果一个地区有多条铁路线，这个办法不会促成时制的统一，反倒会添乱。例如，在巴西最繁忙的圣保罗火车站。配合3个时刻表，挂了3个时钟，1个时钟显示从里约热内卢驶来的火车到站时间，一个显示圣保罗州内陆线的到站时间，还有一个显示从圣托斯港(Santos)驶来的火车到站时间。在美国，时制混乱可能更为严重。水牛城火车站有3个时钟显示不同时间，匹兹堡则有6个时钟!
英格兰，第一个建造火车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根据格林威治时间拟定标准火车时刻表的国家(1842年)。美国因幅员辽阔而进展缓慢。1870年时，仍有约300个各行其是的地方时区，80种火车时刻表。随着开拓西部促进了更长距离的运输，铁路线横越更多时区。18世纪七八十年代。铁路公司出现合并潮，扩大了铁路网，时刻表的整合变得迫切，也变得可能。1883年11月18日，人称“两正午之日”，那一天正午，美国东部各时区的时钟全部回拨，创造出全国一致的铁路时刻表。政府的脚步则较慢，6年之后才将全国划为4个时区，直到1918年，标准时间才得到法律认可。
但巴黎或东京最终接受类似安排的过程，却不能拿美国的情形来作比较。很显然，法国、日本的铁路没有横跨那么大的领土。达成政治协议势在必行，但由于民族主义从中作梗，政治协议花了几十年才达成标准时间。当时已知地球的大小，经度也已被普遍接受。因此，将世界划成24个时区轻而易举。问题的症结在于选择哪里的时间作为标准时间。从某个角度看，争执在于，应该以哪个地点的时间作为世界其他地方奉行的标准。法国人已在19世纪为统一度量衡作出重大贡献(米、克就是他们最值得称道的成就)，当然希望巴黎成为世界的中心。作为当时世界第一强国的英国，则希望选定英格兰，特别是格林威治。19、20世纪期间，为解决这个问题，召开了不少国际会议。但有几个国家，特别是法国、巴西，迟迟不愿参加，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才改变主意。
因为迟迟不愿加入，这些国家面临了一些严重问题。在巴西，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所做的调查发现，尽管绝大部分州应该都在同一时区，但每个州各有自己的时制。而各时制间的差异，往往很细微。例如里约热内卢州的首府尼泰罗伊(Niteroi)，与16公里宽的瓜纳巴拉湾(Guambara Bay)对面的里约热内卢市，时间相差只有1分钟。在其他例子里，差异就较大。一名联邦众议员候选人，率领支持群众进入他选区所在的内陆偏远地区，却发现投票所已关闭，因为该区的时间比首都快了3小时。随着巴西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联结越来越紧密，这也影响到了商业。
当然，我们知道这些问题最终获得解决，而且是在19世纪就轻松解决了。这不仅要归功于理性主义，也要归功于帝国主义。亚洲、非洲国家融入国际贸易和国际运输的程度较低。时制统一不是非做不可。但欧洲列强能够说服亚、非国家领袖接受标准时间，原因就在于其中许多领袖本身是殖民地总督。1870到1914年间。全球有1／4地区落入欧洲、北美列强掌控之中。列强认为推行标准时间有好处，于是强制其他国家实行。在欧洲人华丽客厅作出的这些决定，花了很长时间才被中非村民或安第斯山高地居民所接受。但随着世界贸易的触角伸入与世隔绝的角落，这些地方慢慢地也被纳入了标准时间。如今每个人都知道时间就是金钱，但不太知道的是，时间是生意人的历史发明。
选自《贸易打造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