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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各大电影公司不仅对纳粹的审查制度妥协，而且主动充当第三帝国在宣传领域的帮凶。好莱坞与纳粹德国的亲密关系，其广泛程度与持续时间远远超出了外界先前的估计。
戈培尔搅黄首映式 1930年12月5日，《西线无战事》的首映式在柏林莫扎特礼堂举行。这部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典影片，由美国环球影院拍摄，在纽约、伦敦和巴黎受到一致好评。
影片开场不久，影院中突然臭气熏天，浓重的胡椒粉味让观众涕泪齐流。一些人被迫离席而去，还有些人犹疑不定。紧接着，观影者脚下出现了毛茸茸的东西——数不清的老鼠在座位之间“撒欢”。男女老少在惊叫和咳嗽声中，争先恐后地冲出放映厅，首映式就这样泡了汤。
这是美国电影人首次领教纳粹的手段——后来成为第三帝国大众传播与宣传部长的约瑟夫·戈培尔，带领一小队纳粹党员，用几颗臭气弹、胡椒粉和一袋老鼠，轻而易举地破坏了《西线无战事》的首映式。
随后，在纳粹的压力下，魏玛政府取消了这部电影在德国的上映许可。
出于商业考虑，环球影城的东家卡尔·莱穆勒忙不迭地答应大规模删改《西线无战事》。20世纪30年代正是美国电影的黄金岁月，多数电影公司不想失去欧洲市场。好莱坞不敢得罪戈培尔，正是后者的部门决定哪些外国电影可以在德国上映。
1932年，纳粹的文化审查制度变本加厉：在世界任何地方上映有损德国形象的电影，相关电影公司在德国的营业许可证就会被撤销。
犹太人在银幕上消失 1933年，纳粹正式取得国家政权后，很快公布了一项法令，禁止犹太人出现在德国放映的电影中。
福克斯、派拉蒙和米高梅将犹太裔演员赶出了摄影棚，只是为了照常在德国做生意；哥伦比亚这样的小公司虽然撤销了柏林办事处以示不满，在伦敦和巴黎的分部仍然和德国人打交道。
众多大牌制片商中，只有华纳兄弟与纳粹划清了界限。1933年4月，华纳柏林分公司负责人、英籍犹太人菲尔·考夫曼在街头遭到一群纳粹党徒殴打。几个月后，被赶出德国的考夫曼在斯德哥尔摩去世。华纳兄弟的老板杰克·华纳闻讯愤懑不已，认为考夫曼的死与在柏林遇袭脱离不了干系。他立刻关闭了德国分公司，并且放弃了德国市场。
与此同时，很多有犹太血统的艺术家踏上了前往新大陆的流亡路。他们当中有彼得·洛、海蒂·拉玛、保罗·亨里德、比利·怀尔德、弗里茨·朗、马科斯·欧佛斯等。这些优秀的演员、编剧和导演，用杰出的作品改写了美国电影史，却无法被故乡的同胞知悉。
直到1940年以后，米高梅、派拉蒙和福克斯才彻底告别德国。
“希特勒把手伸到好莱坞” 希特勒喜爱美国电影是众人皆知的秘密。据记载，晚上9时左右，他经常会暂停滔滔不绝的演讲，将晚餐的宾客带到私人观影室。灯光暗下来，希特勒也安静下来，他为《猫和老鼠》开怀大笑，为喜剧演员劳瑞和哈迪鼓掌喝彩，为瑞典女王的遭遇热泪盈眶……他的副官负责记录希特勒对这些电影的反馈，部分资料如今保存在德国的国家档案馆中。
希特勒对那些描述“强大领袖”的作品格外欣赏，包括《抗敌英雄》（1935年，派拉蒙）、《叛舰喋血记》（1935，米高梅）、《瑞典女王》（1933，米高梅），同样受到他青睐的是那些展现“民主制度的低效率”的影片，如《史密斯游美京》（1939，哥伦比亚）。
在很大程度上，好莱坞与纳粹是双向互动的。一方面，众多美国电影公司极力投德国政府所好，另一方面，德国政府插手美国的电影制作。1937年，美国《新闻周刊》就发表过标题为“希特勒的手伸到了好莱坞电影公司”的报道。
当时，德国领事乔治·吉辛定期到好莱坞的摄影棚中“考察”，对于与第三帝国利益向背的内容，毫不留情地要求删改，有时直接要求停止拍摄和发行。
1936年的《不会在这里发生》是一部显示民主制度比法西斯独裁优越的影片，拍摄过程中，米高梅的老板梅尔获知消息，称这部影片会给“某些外国政府”带来麻烦，只得停止拍摄。“我们在德国有可观的收入，因此我认为，这部电影不能拍摄下去。”梅尔坦言。
资料显示，至少有20部打算在美国上映的影片被德国官员修改或者取缔。
直到1939年春，华纳兄弟制作的《一位纳粹间谍的自白》终于与观众见面，这是一部将音乐剧、宣传和历史教育融合起来的电影，开创了好莱坞揭露纳粹罪行的先河。至此，好莱坞开始用比较公正的态度评判纳粹德国的所作所为。
卑躬屈膝是大环境使然？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美诸国，与纳粹亲近的声音在坊间与官方都颇具影响力。考虑到梵蒂冈教廷、瑞士银行、摩根大通、IBM、杜邦公司，甚至美国国务院，都曾经面对“与纳粹关系暧昧”的指责，好莱坞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不太可能独善其身。
米高梅公司甚至资助了纳粹的备战。德国政府严格限制外企的货币出口业务，却为米高梅破例，原因在于，后者购买了德国军工业的债券，其资金直接流向了兵工厂。厄万德告诉英国《泰晤士报》，米高梅做出这个决定正是在标志着全面排犹的“水晶之夜”一个月后。
史学家汤姆·多尔蒂就曾著书为米高梅开脱，“当时的德国是美国的友邦，而且美国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我不认为米高梅这样做是因为贪婪。我只是看到了人们试图适应古怪的规定，并且通过谈判和交换获得应得的利益。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一旦希特勒获得了权力，德国理性、宽松的气氛就会回归。然而，这个愿望没能成真。”
也有美国媒体评论称，对于好莱坞在纳粹面前“缺乏气节”的表现，很难一刀切地用“好”或“坏”来评价，它们处于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出于对战争的恐惧而宁可自欺欺人。即使是1939年拍摄了《一位纳粹间谍的自白》的华纳兄弟公司，对于德国反犹的事实也闭口不谈，杰克·华纳甚至亲自要求在1937年的电影《埃米尔·左拉的生活》中，抹去对话中出现的“犹太人”。而该公司的创始人——华纳四兄弟，就是从波兰来到美国的犹太人后裔。
戈培尔搅黄首映式 1930年12月5日，《西线无战事》的首映式在柏林莫扎特礼堂举行。这部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典影片，由美国环球影院拍摄，在纽约、伦敦和巴黎受到一致好评。
影片开场不久，影院中突然臭气熏天，浓重的胡椒粉味让观众涕泪齐流。一些人被迫离席而去，还有些人犹疑不定。紧接着，观影者脚下出现了毛茸茸的东西——数不清的老鼠在座位之间“撒欢”。男女老少在惊叫和咳嗽声中，争先恐后地冲出放映厅，首映式就这样泡了汤。
这是美国电影人首次领教纳粹的手段——后来成为第三帝国大众传播与宣传部长的约瑟夫·戈培尔，带领一小队纳粹党员，用几颗臭气弹、胡椒粉和一袋老鼠，轻而易举地破坏了《西线无战事》的首映式。
随后，在纳粹的压力下，魏玛政府取消了这部电影在德国的上映许可。
出于商业考虑，环球影城的东家卡尔·莱穆勒忙不迭地答应大规模删改《西线无战事》。20世纪30年代正是美国电影的黄金岁月，多数电影公司不想失去欧洲市场。好莱坞不敢得罪戈培尔，正是后者的部门决定哪些外国电影可以在德国上映。
1932年，纳粹的文化审查制度变本加厉：在世界任何地方上映有损德国形象的电影，相关电影公司在德国的营业许可证就会被撤销。
犹太人在银幕上消失 1933年，纳粹正式取得国家政权后，很快公布了一项法令，禁止犹太人出现在德国放映的电影中。
福克斯、派拉蒙和米高梅将犹太裔演员赶出了摄影棚，只是为了照常在德国做生意；哥伦比亚这样的小公司虽然撤销了柏林办事处以示不满，在伦敦和巴黎的分部仍然和德国人打交道。
众多大牌制片商中，只有华纳兄弟与纳粹划清了界限。1933年4月，华纳柏林分公司负责人、英籍犹太人菲尔·考夫曼在街头遭到一群纳粹党徒殴打。几个月后，被赶出德国的考夫曼在斯德哥尔摩去世。华纳兄弟的老板杰克·华纳闻讯愤懑不已，认为考夫曼的死与在柏林遇袭脱离不了干系。他立刻关闭了德国分公司，并且放弃了德国市场。
与此同时，很多有犹太血统的艺术家踏上了前往新大陆的流亡路。他们当中有彼得·洛、海蒂·拉玛、保罗·亨里德、比利·怀尔德、弗里茨·朗、马科斯·欧佛斯等。这些优秀的演员、编剧和导演，用杰出的作品改写了美国电影史，却无法被故乡的同胞知悉。
直到1940年以后，米高梅、派拉蒙和福克斯才彻底告别德国。
“希特勒把手伸到好莱坞” 希特勒喜爱美国电影是众人皆知的秘密。据记载，晚上9时左右，他经常会暂停滔滔不绝的演讲，将晚餐的宾客带到私人观影室。灯光暗下来，希特勒也安静下来，他为《猫和老鼠》开怀大笑，为喜剧演员劳瑞和哈迪鼓掌喝彩，为瑞典女王的遭遇热泪盈眶……他的副官负责记录希特勒对这些电影的反馈，部分资料如今保存在德国的国家档案馆中。
希特勒对那些描述“强大领袖”的作品格外欣赏，包括《抗敌英雄》（1935年，派拉蒙）、《叛舰喋血记》（1935，米高梅）、《瑞典女王》（1933，米高梅），同样受到他青睐的是那些展现“民主制度的低效率”的影片，如《史密斯游美京》（1939，哥伦比亚）。
在很大程度上，好莱坞与纳粹是双向互动的。一方面，众多美国电影公司极力投德国政府所好，另一方面，德国政府插手美国的电影制作。1937年，美国《新闻周刊》就发表过标题为“希特勒的手伸到了好莱坞电影公司”的报道。
当时，德国领事乔治·吉辛定期到好莱坞的摄影棚中“考察”，对于与第三帝国利益向背的内容，毫不留情地要求删改，有时直接要求停止拍摄和发行。
1936年的《不会在这里发生》是一部显示民主制度比法西斯独裁优越的影片，拍摄过程中，米高梅的老板梅尔获知消息，称这部影片会给“某些外国政府”带来麻烦，只得停止拍摄。“我们在德国有可观的收入，因此我认为，这部电影不能拍摄下去。”梅尔坦言。
资料显示，至少有20部打算在美国上映的影片被德国官员修改或者取缔。
直到1939年春，华纳兄弟制作的《一位纳粹间谍的自白》终于与观众见面，这是一部将音乐剧、宣传和历史教育融合起来的电影，开创了好莱坞揭露纳粹罪行的先河。至此，好莱坞开始用比较公正的态度评判纳粹德国的所作所为。
卑躬屈膝是大环境使然？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美诸国，与纳粹亲近的声音在坊间与官方都颇具影响力。考虑到梵蒂冈教廷、瑞士银行、摩根大通、IBM、杜邦公司，甚至美国国务院，都曾经面对“与纳粹关系暧昧”的指责，好莱坞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不太可能独善其身。
米高梅公司甚至资助了纳粹的备战。德国政府严格限制外企的货币出口业务，却为米高梅破例，原因在于，后者购买了德国军工业的债券，其资金直接流向了兵工厂。厄万德告诉英国《泰晤士报》，米高梅做出这个决定正是在标志着全面排犹的“水晶之夜”一个月后。
史学家汤姆·多尔蒂就曾著书为米高梅开脱，“当时的德国是美国的友邦，而且美国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我不认为米高梅这样做是因为贪婪。我只是看到了人们试图适应古怪的规定，并且通过谈判和交换获得应得的利益。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一旦希特勒获得了权力，德国理性、宽松的气氛就会回归。然而，这个愿望没能成真。”
也有美国媒体评论称，对于好莱坞在纳粹面前“缺乏气节”的表现，很难一刀切地用“好”或“坏”来评价，它们处于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出于对战争的恐惧而宁可自欺欺人。即使是1939年拍摄了《一位纳粹间谍的自白》的华纳兄弟公司，对于德国反犹的事实也闭口不谈，杰克·华纳甚至亲自要求在1937年的电影《埃米尔·左拉的生活》中，抹去对话中出现的“犹太人”。而该公司的创始人——华纳四兄弟，就是从波兰来到美国的犹太人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