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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31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截止，这个备受关注的国际金融机构即将进入新的运行阶段。
正如此前对“中国放弃亚投行否决权”的关注，亚投行将以何种机制领衔全球经济新秩序令人期待。
老式传统和“风华正茂”
“二战后的国际合作有4个引擎，政治领域的合作是联合国，贸易领域是世贸组织，结算领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投资是世界银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系主任曹和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构成了美国从政治到贸易、从货币到资本、从长期到短期的全球控制体系，“战后建立的这种把出资份额和投票份额线性挂钩的模式，是老式传统。”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初期，美国曾以超过30%的份额在其中享有实质性的一票否决权。上世纪6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其在世界银行中的出资额迅速蹿升，目前在股东国中仅次于美国，排名第二。
日本几乎以复制的方式组建了亚洲开发银行，同样以最大股东身份控制了其投票和决策机制。
亚洲开发银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办公室主任河合正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承认，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确需要在决策过程中更多反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声音。
“如果发展中国家愿意投入更多资本进来，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会允许资本增长，这将会让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机构中获得更多的投票权。”他如此表示。
与艰难改革的世界银行、亚开行相比，“生来风华正茂”的亚投行正准备用不一样的决策和话语权改变亚洲。
事实上的否决权
世界银行按股份公司原则建立，会员国均需认购银行股本，投票权和股东出资权益挂钩。每个会员国拥有250票基本投票权，此外每认购10万美元就增加一票股本。
在2010年的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上，根据新一轮普遍增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使后者的整体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
这次改革中，中国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由第六位跃居第三位。
位居第一的美国维持了15.85%的投票权，日本从7.62%减少到6.84%，原居第三位的德国从4.35%减少到4%，法国从4.17%减少到3.75%，英国则从4.17%减少到3.75%。
在会前的一次演讲中，时任世行行长佐利克曾指出，富裕国家不能再将他们的意愿强加于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而在具有决策性质的世界银行董事会，自2009年增加了一名撒哈拉以南非洲执行董事之后，发展中国家的人数已超过发达国家一人。
但2010年改革的关键是，美国仍然维持了超过15%的投票权。虽然世界银行决策以协商一致为主，但重大问题通过必须得到85%以上的支持，美国事实上拥有否决权。
国际货币组织情况类似，美国作为最大股东国持有19.1%的投票权。虽然通过底线是80%，“想要行使一票否决权，美国拉一个国家就能实现。”曹和平解释说。
在他看来，世界银行主要提供政府贷款，如果贷款人不是政府机构，也需要财政资金担保，“这样的投资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风险的。但有个最大问题，要以财政资金作担保，不能是商业性质的。但老百姓的生活和商业息息相关，商业性质的需求更多。”
在美国主导的这个模式下，一般会涉及对一国政府的透明度和民主问责，“要你反腐、让你民主，附带了一系列条款。换句话说，在世行里投票权的多少，其实并不决定于获得利润多少，而是意味着在国际重大事务上的话语权有多大。”曹和平认为。
亚投行的现代治理方式
以政府受贷、以减贫为主的贷款模式，使世界银行和亚开行在政治领域拥有极高声誉，但它们必须维持较低的利息，而这导致了运行瓶颈。
一个例子是安第斯山开发银行，它以更高的成本、更少的麻烦，向成员国发放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其数额已经超过世界银行在南美的类似贷款。
为突破困境，亚开行建立了东盟范围的基础设施基金。“决定合并普通的资金来源和亚洲发展基金，扩充资本金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扩充贷款。”河合正弘说，亚开行已经运行了公私合营（PPP）模式，从而让“更多的私营金融资源能够有渠道为亚洲基础建设进行投资”。
他承认，虽然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进展很快，但在金融领域相对缓慢。“主要瓶颈是基础设施区域之间联系不够，面对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资金缺口还很大。”
“所以，利用好亚洲巨大的储蓄，持续投资亚洲基础设施，非常重要。不仅公共的金融资源，也包括私有资源，都需要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服务。”河合正弘说。
而据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所说，亚投行业务定位为准商业性。
曹和平举例说，对于一个项目可先形成公私合营，然后用未来运行期的收入作为抵押进行贷款，在项目上加盖物业，从而实现项目资产的升值和投资的回报。
“亚投行更像是造血机制，而亚开行和世行更像是输血机制。”他分析说。
据他了解，亚投行可能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实现“现代治理方式”，即所有权和运行权分离。“项目是否合适由投资决策委员会决定，成员不见得全是董事、股东，但股东可能进入投资决策委员会。”
如此看来，“出资方的投票权并不是特别重要。”
与之相比，世界银行的评估团队“更多是技术层面的，不是决策层面的”。在曹和平看来，亚投行体现的是“21世纪的投融资理念”，而世界银行则代表着 “20世纪前半叶的理念”。
正如此前对“中国放弃亚投行否决权”的关注，亚投行将以何种机制领衔全球经济新秩序令人期待。
老式传统和“风华正茂”
“二战后的国际合作有4个引擎，政治领域的合作是联合国，贸易领域是世贸组织，结算领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投资是世界银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系主任曹和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构成了美国从政治到贸易、从货币到资本、从长期到短期的全球控制体系，“战后建立的这种把出资份额和投票份额线性挂钩的模式，是老式传统。”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初期，美国曾以超过30%的份额在其中享有实质性的一票否决权。上世纪6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其在世界银行中的出资额迅速蹿升，目前在股东国中仅次于美国，排名第二。
日本几乎以复制的方式组建了亚洲开发银行，同样以最大股东身份控制了其投票和决策机制。
亚洲开发银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办公室主任河合正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承认，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确需要在决策过程中更多反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声音。
“如果发展中国家愿意投入更多资本进来，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会允许资本增长，这将会让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机构中获得更多的投票权。”他如此表示。
与艰难改革的世界银行、亚开行相比，“生来风华正茂”的亚投行正准备用不一样的决策和话语权改变亚洲。
事实上的否决权
世界银行按股份公司原则建立，会员国均需认购银行股本，投票权和股东出资权益挂钩。每个会员国拥有250票基本投票权，此外每认购10万美元就增加一票股本。
在2010年的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上，根据新一轮普遍增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使后者的整体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
这次改革中，中国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由第六位跃居第三位。
位居第一的美国维持了15.85%的投票权，日本从7.62%减少到6.84%，原居第三位的德国从4.35%减少到4%，法国从4.17%减少到3.75%，英国则从4.17%减少到3.75%。
在会前的一次演讲中，时任世行行长佐利克曾指出，富裕国家不能再将他们的意愿强加于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而在具有决策性质的世界银行董事会，自2009年增加了一名撒哈拉以南非洲执行董事之后，发展中国家的人数已超过发达国家一人。
但2010年改革的关键是，美国仍然维持了超过15%的投票权。虽然世界银行决策以协商一致为主，但重大问题通过必须得到85%以上的支持，美国事实上拥有否决权。
国际货币组织情况类似，美国作为最大股东国持有19.1%的投票权。虽然通过底线是80%，“想要行使一票否决权，美国拉一个国家就能实现。”曹和平解释说。
在他看来，世界银行主要提供政府贷款，如果贷款人不是政府机构，也需要财政资金担保，“这样的投资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风险的。但有个最大问题，要以财政资金作担保，不能是商业性质的。但老百姓的生活和商业息息相关，商业性质的需求更多。”
在美国主导的这个模式下，一般会涉及对一国政府的透明度和民主问责，“要你反腐、让你民主，附带了一系列条款。换句话说，在世行里投票权的多少，其实并不决定于获得利润多少，而是意味着在国际重大事务上的话语权有多大。”曹和平认为。
亚投行的现代治理方式
以政府受贷、以减贫为主的贷款模式，使世界银行和亚开行在政治领域拥有极高声誉，但它们必须维持较低的利息，而这导致了运行瓶颈。
一个例子是安第斯山开发银行，它以更高的成本、更少的麻烦，向成员国发放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其数额已经超过世界银行在南美的类似贷款。
为突破困境，亚开行建立了东盟范围的基础设施基金。“决定合并普通的资金来源和亚洲发展基金，扩充资本金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扩充贷款。”河合正弘说，亚开行已经运行了公私合营（PPP）模式，从而让“更多的私营金融资源能够有渠道为亚洲基础建设进行投资”。
他承认，虽然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进展很快，但在金融领域相对缓慢。“主要瓶颈是基础设施区域之间联系不够，面对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资金缺口还很大。”
“所以，利用好亚洲巨大的储蓄，持续投资亚洲基础设施，非常重要。不仅公共的金融资源，也包括私有资源，都需要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服务。”河合正弘说。
而据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所说，亚投行业务定位为准商业性。
曹和平举例说，对于一个项目可先形成公私合营，然后用未来运行期的收入作为抵押进行贷款，在项目上加盖物业，从而实现项目资产的升值和投资的回报。
“亚投行更像是造血机制，而亚开行和世行更像是输血机制。”他分析说。
据他了解，亚投行可能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实现“现代治理方式”，即所有权和运行权分离。“项目是否合适由投资决策委员会决定，成员不见得全是董事、股东，但股东可能进入投资决策委员会。”
如此看来，“出资方的投票权并不是特别重要。”
与之相比，世界银行的评估团队“更多是技术层面的，不是决策层面的”。在曹和平看来，亚投行体现的是“21世纪的投融资理念”，而世界银行则代表着 “20世纪前半叶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