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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开启，至1980年经济特区建立，是经济特区的酝酿时期。在那个年代，名称的确定很不容易，因为刚刚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还没有完全突破，一切有关市场、资本、股份等的提法都非常敏感。深圳经济特区酝酿时曾讨论过三个名称—出口加工区、出口特区和经济特区，最后确定为经济特区。
边境地区如何发展，经过了一个不断认识、不断升华的过程，最早的设想是出口加工区。
（一）独特的地理条件
深圳经济特区是从深圳河畔的边陲小镇发展起来的。1979年建立深圳市，1980年建立深圳经济特区，之前，这里是广东省宝安县。宝安老县城在南头古镇，今深圳市南山区。“深圳”地名来自深圳河，这条河发源于梧桐山，向西流入深圳湾，现在是深圳与香港的界河。“圳”的繁体字是“甽”，其意思是一个有农田和河流的地方。河边交通方便，逐步形成集市和圩镇，设置镇时，就地取深圳河的名字，称“深圳镇”。宝安县解放后，县城从南头迁移到深圳，深圳成了宝安县的城关镇。1979年撤县建市，保留“深圳”地名，直到今天。当时是用“宝安”还是“深圳”有过争议，1980年建立经济特区是从深圳市罗湖区开始，即原来的深圳镇，所以认为称“深圳”比较适合。不过，那时的深圳确实知名度不高，不少外地人读成“深川”。
1979 年宝安县撤县，建深圳市
深圳的地理条件，形成了深圳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深圳山多地少，条件艰苦，曾经引发大量“逃港”。宝安民谣这样描述：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户九空人离去，村里只剩老和少。艰苦的条件下，“下南洋”成为深圳人谋生的重要手段。深圳是华侨之乡，当年的宝安县只有30万人口，而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侨有40多万，还有30万港澳同胞。笔者曾考察过南印度洋的毛里求斯（非洲国家）和留尼汪（法国海外省），这里有大量客家人移民，客家话畅通无阻。深圳与香港只有一河之隔，是中国内地与香港唯一陆地相连的地区。长期以来，两地边民自由来往，互通有无。深圳边民一直有到香港跨境种地的习惯，直到今天，边境线上还设耕作口，方便边民去香港种地。
（二）从边境贸易到出口加工
自古以来，深圳人全球打拼，善于做生意，特别是与香港的边境贸易非常热闹。香港原是宝安县的渔场，地理条件与深圳相似。早期香港要用船到深圳拉水，新中国成立后，建了“深圳水库”。香港缺水、地少、山多，搞农业没有条件。但是，香港有非常好的港口条件，是世界少有的天然良港，而且正处在世界海洋运输的中心位置。香港通过设置自由贸易港，带动加工贸易产业，一度成为“世界工厂”，香港港也多年雄踞集装箱港口排行世界第一。
香港的工業化与深圳的农业化刚好形成互补。深圳帮香港种粮食、种菜、养猪、养鸡、养鱼，香港帮深圳提供电视、电器等工业品。两地居民各得其所，其乐融融。即使在严厉打击所谓“黑市”的时期，边境贸易也没有停顿过。1978年3月，国家计委、外贸部工作组到宝安、珠海就建立出口生产基地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与两地共同制订了生产和出口的年度计划和三年计划、五年规划。
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省政法委书记的方苞，1973年至1979年任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1979年宝安县成为深圳市后任中共深圳市委副书记，他曾回忆：1978年夏天，我们在莲塘村香港新界的“插花”地（深圳与香港之间的边境线上，有宽几百米的甚至几公里的隔离区，有些地方两地都不管，称为“插花”地）上，与香港五丰行合作办起第一个年产10万只活鸡的示范鸡场，并以此作为培训境内养鸡场人员的实习基地。到了1981年，深圳市内新建的规模达5万只以上的养鸡场达27个，活鸡出口量从1978年前的4万至6万只增长到114万只，1984年达600万只，到1989年达1800万只，约占香港市场的三分之一。出口1只活鸡，农民有2元利润，农民年均收入增加了几倍。同时，我们还引进外资挖塘养鱼、租地种菜;1981年，又放开“三鸟”、塘鱼及果菜的外贸收购价格，以促进种养业的发展。深圳农村从包产到户、分散经营、自给为主的模式率先向种植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商品化、现代化的方向迈进。1979年，宝安县引进“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企业170多家，利用外资1500万美元，共缴费达1000万人民币。
1978年4月，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领“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在香港、澳门连续考察了28天。考察组报中央的《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提出：“把宝安、珠海两个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设成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
1979年1月23日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这两个市均为省辖市，分别由省和惠阳、佛山地区实行双层领导。任命张勋甫为深圳市委书记，方苞为深圳市委副书记。这个决定，先在内部宣布执行。待国务院正式批准这两个市行政区划后，再对外公布。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宝安县改为深圳市。新成立的深圳市因势利导，提出“把深圳建设成出口商品基地和新型边防城市”。
20 世纪80 年代的深圳街头
（三）对“出口加工区”的争议 出口加工区以市场为导向，通过进口原材料、出口工业品，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利用两个市场的优势。一般是在交通较为便利的地方设立出口加工区，赋予特殊和优惠政策。“亚洲四小龙”就是充分利用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之机，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但有人认为，这都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做法，不值得我们模仿。因此，出口加工区提出后引起很大争议。
国门已经打开，不可能再关上。深圳以“三来一补”为主的出口加工成燎原之势，在全市迅速全面铺开。改革开放初期，“三来一补”是深圳的支柱产业，占出口贸易的90%以上，并产生了“打工仔”“打工妹”新型产业工人。只干不说或多干少说，是深圳的特点。因为出口加工区的提法敏感，深圳没有将其作为城市的名称，而是作为一个产业大力发展。
“出口特区”的本意与出口加工区有相似之处，都是以出口为导向，但是，出口特区不满足于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加工，而是要发展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产业。
（一）提出“两大优势”
1978年4月，习仲勋调广东工作，先后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习仲勋曾回忆道：1978年我来广东工作的时候，已经有16年没有工作，一出来工作就来到了南大门广东，心情很沉重，感觉任务很重。当时，中央几位领导，特别是小平、剑英同志都找我谈话，要我大胆来广东工作，来了，要放手干。我到职后，不久就来到深圳，来这里一看，一片荒凉，宝安县外流了几万人，土地丢荒20多万亩，南岭村600多人就跑了500多人。
习仲勋到任后，立即开展了密集的调查研究，他到了深圳边境地区，与边民交流，还走进逃港人员中间，询问他们为什么要往香港跑。习仲勋发现，尽管广东很贫困，但广东华侨多、港澳同胞多，他提出要充分利用广东华侨众多、毗邻港澳两大优势。为了发挥这两大优势，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决定，对毗邻香港的深圳和毗邻澳门的珠海，在体制方面作调整。争取地方自主权，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吸引外商投资。
1979年5月谷牧带领国务院进出口办、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外贸部、财政部、物资部的十多位负责干部到广东考察，后转道福建考察。谷牧与习仲勋的观点完全一致，认为广东有条件率先对外开放。回去后他帮助两省起草给中央的报告，主要内容是申请给予灵活措施和特殊政策。
（二）提出“出口特区”
广东省委决定深圳等沿海地区率先对外开放，但叫什么名字难倒了大家，也引起很大争议。有人主张借鉴国际上成功的做法，如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等。但是，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而且“自由”两字太敏感，不容易为大家所接受。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谷牧、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广东对外开放的情况，并谈到取名的难处。邓小平马上想到我们党建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他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边区政府实际就是特区。我们党办特区并不陌生，新中国成立后，为某一特定任务，我们也建立过特区，如“三线”大开发时，建立了攀枝花特区。“特区”名称的好处在于，既避免了姓“資”姓“社”的争论，又有前瞻性，体现出国际化，因此，很快出现在中央文件中，成为体现国家战略的正式名称。
1979年6月6日，广东省委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呈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全文分三个部分，一是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优越条件，二是初步规划设想，三是实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同时，福建省委也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呈报《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
广东省委认为，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毗邻港澳，国际交往十分方便，是我国重要口岸之一。广东又是著名的侨乡，在国外的华侨有820多万人，港澳居民大多是广东籍。但是，广东这些优越条件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近十年来经济发展缓慢，工农业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经济管理体制统得过多、过死，地方权力太小，不利于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许多本来可以就地及时解决的问题也不能解决，往往误时误事。
广东省委提出“在深圳、珠海和汕头试办出口特区”。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在特区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开发旅游等事业。特区需要的进口物资和出口商品，实行优惠税制;外商所得的合法利润，在缴纳各项税款之后，可按有关规定汇出;简化人员出入手续;特区设中国银行的机构，可同中国银行港澳分行直接来往，开立账户，办理结账手续;特区的工资，可高于全国和广东省的平均水平;我方在外资企业和合营企业的人员，其所得外币工资上缴，按特区的工资标准，付给人民币。
习仲勋积极推动经济特区创办。1978 年7 月，习仲勋在宝安县考察时，要求建立外贸商品生产基地。图为习仲勋（左三）与广东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左一）合影留念。左四为齐心
（三）1979年中央50号文件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1979年中央50号文件），指出，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加快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1979 年中央50 号文件（部分）
出口特区比加工贸易前进了一大步。加工贸易是以“三来一补”为主，是层次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被称为“两头在外”，即研发和销售在境外，只有生产环节在深圳。实际上深圳只是一个“打工仔”，既无技术，也无市场。出口特区除了有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外，还在人员、资金、技术等方面有特殊政策。产业则紧盯世界前沿先进产业，建成现代产业体系。
“出口特区”提出只有一年时间，很快被“经济特区”替代，这不仅仅是两个字的变化，是特区的性质、功能和作用的重大变化。
（一）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
“出口特区”这个名称提出后，广东、福建两省认为，如果特区仅仅以出口为主，未来发展会受到一些限制，特区应该是综合性的经济发展，并为改革开放探索道路。中央征求两省意见后，决定改为“经济特区”。这是一个重大转变，特区所承担的任务，不仅仅是出口，更多的是为改革开放探路。如果说出口特区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那么，经济特区则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的综合体。
1980年8月21日，江泽民（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作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明确经济特区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个特别区域，所谓“特别”，实际是与计划经济有所不同。江泽民说：“这种经济特区吸收了世界上一些出口加工区的有益经验和通用做法，又有我国自己的特点。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特定地区内，鼓励和利用外国投资、加快经济发展的一种特殊方式。广东、福建两省毗邻香港、澳门和台湾，港澳台同胞和华侨很多，对外资、侨资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在两省的特定地区设置经济特区，有其独特的有利条件。”江泽民接着说：“经济特区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更加开放的政策，充分利用国外的資金和技术，发展工业、农业、畜牧业、养殖业、旅游业、住宅建筑业、高技术研究制造业和其他行业。由于它比一般出口加工区的范围要广一些，是综合性经济事业，所以定名为经济特区，以资区别。”
谷牧认为，经济特区的“特”，主要是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具体有四点：第一，特区的经济发展主要靠吸收利用外资，特区产品主要是出口，特区的经济是在全国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为主的综合体。这不同于内地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第二，特区内的经济活动，将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或者说以市场调节为主。这不同于内地以计划为主。第三，对前来特区投资的外商，在税收、出入境等方面比照国际上通行的法规，给以特殊的优惠和方便。第四，相应地国家对经济特区实行不同于内地的管理体制。比如建设项目的审批，特区定为重工业5000万元以下、轻工业3000万元以下。
（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施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共6章26条，与广东省委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呈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一致。
其中第一条规定，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特区鼓励外国公民、华侨、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业，投资设厂或者与我方合资设厂，兴办企业和其他事业，并依法保护其资产、应得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设立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代表广东省人民政府对各特区实行统一管理。
特区为客商提供广阔的经营范围，创造良好的经营条件，保证稳定的经营场所。一切在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工业、农业、畜牧业、养殖业、旅游业、住宅和建筑业、高级技术研究制造业，以及客商与我方共同感兴趣的其他行业，都可以投资兴办或者与我方合资兴办。
特区企业进口生产所必需的机器设备、零配件、原材料、运输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免征进口税;对必需的生活用品，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征税或者减免进口税。上述物品进口和特区产品出口时，均应向海关办理申报手续。特区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对在本条例公布后两年内投资兴办的企业，或者投资额达5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或者技术性较高、资金周转期较长的企业，给予特别优惠待遇。
（三）从试验区走向示范区
最早把经济特区与改革开放试验联系起来的是邓小平。1985年邓小平会见外宾时说：“经济特区还是个试验。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
作为试验区，深圳可以大胆尝试，不怕失败，在敢闯敢干中“杀开一条血路”，走出一条新路。这是深圳能够成功的最重要原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三次考察深圳，对深圳先行示范提出了明确要求。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外出考察的第一站即深圳。他指出，深圳是我们国家最早实施改革开放的城市，也是影响最大、建设最好的经济特区。深圳的发展是中国改革一个代表作，是中国奇迹，也是一个世界奇迹。2018年10月，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习近平再次来到深圳。他指出，我十八大以后第一站就是到的深圳，到了广东。十九大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还是要再到广东来，再到深圳来。我们就是在这里向全世界宣示，中国改革开放不停步。随后对深圳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明确要求深圳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2020年10月，习近平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深圳要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深圳新貌（深圳特区报记者李伟文摄）
201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五个率先”：率先建设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率先营造彰显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环境，率先塑造展现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现代城市文明，率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率先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典范。这是新时代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对深圳的新要求新使命，必将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意见》认为深圳有能力承担起先行示范区的重任。党和国家作出兴办经济特区重大战略部署以来，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我国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绩，已成为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意见》认为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意义重大。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支持深圳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有利于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有利于更好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有利于率先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路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试验区与先行示范区一脉相承、一如既往。其共同点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探索，对改革开放进行探索。但不同阶段有不同任务，改革开放初期，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主要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确定后，主要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无论试验区，还是先行示范区，都是经济特区的本质和特色，必将伴随经济特区发展的全过程。
先行示范区是深圳发展的必然结果。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深圳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也大为改善，从昔日的贫困落后的农业县，迅速成长为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大都市。
经济特区是深圳最后确定的名字，一直到现在没有变化。有人说，经济特区已经过去了，现在既没有优惠政策，也没有管理线，实际就是一个城市，甚至有人提出取消经济特区。党中央办好经济特区的决心从未改变，因为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实验区，仍然任重道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责任编辑 黄艳）
【本文是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8年度课题“深圳经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编号SZ2018B001）的研究成果】
“出口加工区”主要是
突出边境地区的优势
边境地区如何发展，经过了一个不断认识、不断升华的过程，最早的设想是出口加工区。
（一）独特的地理条件
深圳经济特区是从深圳河畔的边陲小镇发展起来的。1979年建立深圳市，1980年建立深圳经济特区，之前，这里是广东省宝安县。宝安老县城在南头古镇，今深圳市南山区。“深圳”地名来自深圳河，这条河发源于梧桐山，向西流入深圳湾，现在是深圳与香港的界河。“圳”的繁体字是“甽”，其意思是一个有农田和河流的地方。河边交通方便，逐步形成集市和圩镇，设置镇时，就地取深圳河的名字，称“深圳镇”。宝安县解放后，县城从南头迁移到深圳，深圳成了宝安县的城关镇。1979年撤县建市，保留“深圳”地名，直到今天。当时是用“宝安”还是“深圳”有过争议，1980年建立经济特区是从深圳市罗湖区开始，即原来的深圳镇，所以认为称“深圳”比较适合。不过，那时的深圳确实知名度不高，不少外地人读成“深川”。
深圳的地理条件，形成了深圳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深圳山多地少，条件艰苦，曾经引发大量“逃港”。宝安民谣这样描述：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户九空人离去，村里只剩老和少。艰苦的条件下，“下南洋”成为深圳人谋生的重要手段。深圳是华侨之乡，当年的宝安县只有30万人口，而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侨有40多万，还有30万港澳同胞。笔者曾考察过南印度洋的毛里求斯（非洲国家）和留尼汪（法国海外省），这里有大量客家人移民，客家话畅通无阻。深圳与香港只有一河之隔，是中国内地与香港唯一陆地相连的地区。长期以来，两地边民自由来往，互通有无。深圳边民一直有到香港跨境种地的习惯，直到今天，边境线上还设耕作口，方便边民去香港种地。
（二）从边境贸易到出口加工
自古以来，深圳人全球打拼，善于做生意，特别是与香港的边境贸易非常热闹。香港原是宝安县的渔场，地理条件与深圳相似。早期香港要用船到深圳拉水，新中国成立后，建了“深圳水库”。香港缺水、地少、山多，搞农业没有条件。但是，香港有非常好的港口条件，是世界少有的天然良港，而且正处在世界海洋运输的中心位置。香港通过设置自由贸易港，带动加工贸易产业，一度成为“世界工厂”，香港港也多年雄踞集装箱港口排行世界第一。
香港的工業化与深圳的农业化刚好形成互补。深圳帮香港种粮食、种菜、养猪、养鸡、养鱼，香港帮深圳提供电视、电器等工业品。两地居民各得其所，其乐融融。即使在严厉打击所谓“黑市”的时期，边境贸易也没有停顿过。1978年3月，国家计委、外贸部工作组到宝安、珠海就建立出口生产基地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与两地共同制订了生产和出口的年度计划和三年计划、五年规划。
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省政法委书记的方苞，1973年至1979年任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1979年宝安县成为深圳市后任中共深圳市委副书记，他曾回忆：1978年夏天，我们在莲塘村香港新界的“插花”地（深圳与香港之间的边境线上，有宽几百米的甚至几公里的隔离区，有些地方两地都不管，称为“插花”地）上，与香港五丰行合作办起第一个年产10万只活鸡的示范鸡场，并以此作为培训境内养鸡场人员的实习基地。到了1981年，深圳市内新建的规模达5万只以上的养鸡场达27个，活鸡出口量从1978年前的4万至6万只增长到114万只，1984年达600万只，到1989年达1800万只，约占香港市场的三分之一。出口1只活鸡，农民有2元利润，农民年均收入增加了几倍。同时，我们还引进外资挖塘养鱼、租地种菜;1981年，又放开“三鸟”、塘鱼及果菜的外贸收购价格，以促进种养业的发展。深圳农村从包产到户、分散经营、自给为主的模式率先向种植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商品化、现代化的方向迈进。1979年，宝安县引进“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企业170多家，利用外资1500万美元，共缴费达1000万人民币。
1978年4月，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领“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在香港、澳门连续考察了28天。考察组报中央的《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提出：“把宝安、珠海两个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设成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
1979年1月23日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这两个市均为省辖市，分别由省和惠阳、佛山地区实行双层领导。任命张勋甫为深圳市委书记，方苞为深圳市委副书记。这个决定，先在内部宣布执行。待国务院正式批准这两个市行政区划后，再对外公布。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宝安县改为深圳市。新成立的深圳市因势利导，提出“把深圳建设成出口商品基地和新型边防城市”。
（三）对“出口加工区”的争议 出口加工区以市场为导向，通过进口原材料、出口工业品，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利用两个市场的优势。一般是在交通较为便利的地方设立出口加工区，赋予特殊和优惠政策。“亚洲四小龙”就是充分利用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之机，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但有人认为，这都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做法，不值得我们模仿。因此，出口加工区提出后引起很大争议。
国门已经打开，不可能再关上。深圳以“三来一补”为主的出口加工成燎原之势，在全市迅速全面铺开。改革开放初期，“三来一补”是深圳的支柱产业，占出口贸易的90%以上，并产生了“打工仔”“打工妹”新型产业工人。只干不说或多干少说，是深圳的特点。因为出口加工区的提法敏感，深圳没有将其作为城市的名称，而是作为一个产业大力发展。
“出口特区”上升为国家战略
“出口特区”的本意与出口加工区有相似之处，都是以出口为导向，但是，出口特区不满足于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加工，而是要发展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产业。
（一）提出“两大优势”
1978年4月，习仲勋调广东工作，先后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习仲勋曾回忆道：1978年我来广东工作的时候，已经有16年没有工作，一出来工作就来到了南大门广东，心情很沉重，感觉任务很重。当时，中央几位领导，特别是小平、剑英同志都找我谈话，要我大胆来广东工作，来了，要放手干。我到职后，不久就来到深圳，来这里一看，一片荒凉，宝安县外流了几万人，土地丢荒20多万亩，南岭村600多人就跑了500多人。
习仲勋到任后，立即开展了密集的调查研究，他到了深圳边境地区，与边民交流，还走进逃港人员中间，询问他们为什么要往香港跑。习仲勋发现，尽管广东很贫困，但广东华侨多、港澳同胞多，他提出要充分利用广东华侨众多、毗邻港澳两大优势。为了发挥这两大优势，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决定，对毗邻香港的深圳和毗邻澳门的珠海，在体制方面作调整。争取地方自主权，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吸引外商投资。
1979年5月谷牧带领国务院进出口办、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外贸部、财政部、物资部的十多位负责干部到广东考察，后转道福建考察。谷牧与习仲勋的观点完全一致，认为广东有条件率先对外开放。回去后他帮助两省起草给中央的报告，主要内容是申请给予灵活措施和特殊政策。
（二）提出“出口特区”
广东省委决定深圳等沿海地区率先对外开放，但叫什么名字难倒了大家，也引起很大争议。有人主张借鉴国际上成功的做法，如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等。但是，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而且“自由”两字太敏感，不容易为大家所接受。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谷牧、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广东对外开放的情况，并谈到取名的难处。邓小平马上想到我们党建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他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边区政府实际就是特区。我们党办特区并不陌生，新中国成立后，为某一特定任务，我们也建立过特区，如“三线”大开发时，建立了攀枝花特区。“特区”名称的好处在于，既避免了姓“資”姓“社”的争论，又有前瞻性，体现出国际化，因此，很快出现在中央文件中，成为体现国家战略的正式名称。
1979年6月6日，广东省委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呈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全文分三个部分，一是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优越条件，二是初步规划设想，三是实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同时，福建省委也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呈报《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
广东省委认为，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毗邻港澳，国际交往十分方便，是我国重要口岸之一。广东又是著名的侨乡，在国外的华侨有820多万人，港澳居民大多是广东籍。但是，广东这些优越条件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近十年来经济发展缓慢，工农业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经济管理体制统得过多、过死，地方权力太小，不利于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许多本来可以就地及时解决的问题也不能解决，往往误时误事。
广东省委提出“在深圳、珠海和汕头试办出口特区”。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在特区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开发旅游等事业。特区需要的进口物资和出口商品，实行优惠税制;外商所得的合法利润，在缴纳各项税款之后，可按有关规定汇出;简化人员出入手续;特区设中国银行的机构，可同中国银行港澳分行直接来往，开立账户，办理结账手续;特区的工资，可高于全国和广东省的平均水平;我方在外资企业和合营企业的人员，其所得外币工资上缴，按特区的工资标准，付给人民币。
（三）1979年中央50号文件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1979年中央50号文件），指出，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加快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出口特区比加工贸易前进了一大步。加工贸易是以“三来一补”为主，是层次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被称为“两头在外”，即研发和销售在境外，只有生产环节在深圳。实际上深圳只是一个“打工仔”，既无技术，也无市场。出口特区除了有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外，还在人员、资金、技术等方面有特殊政策。产业则紧盯世界前沿先进产业，建成现代产业体系。
“经济特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试验区和示范区
“出口特区”提出只有一年时间，很快被“经济特区”替代，这不仅仅是两个字的变化，是特区的性质、功能和作用的重大变化。
（一）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
“出口特区”这个名称提出后，广东、福建两省认为，如果特区仅仅以出口为主，未来发展会受到一些限制，特区应该是综合性的经济发展，并为改革开放探索道路。中央征求两省意见后，决定改为“经济特区”。这是一个重大转变，特区所承担的任务，不仅仅是出口，更多的是为改革开放探路。如果说出口特区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那么，经济特区则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的综合体。
1980年8月21日，江泽民（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作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明确经济特区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个特别区域，所谓“特别”，实际是与计划经济有所不同。江泽民说：“这种经济特区吸收了世界上一些出口加工区的有益经验和通用做法，又有我国自己的特点。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特定地区内，鼓励和利用外国投资、加快经济发展的一种特殊方式。广东、福建两省毗邻香港、澳门和台湾，港澳台同胞和华侨很多，对外资、侨资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在两省的特定地区设置经济特区，有其独特的有利条件。”江泽民接着说：“经济特区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更加开放的政策，充分利用国外的資金和技术，发展工业、农业、畜牧业、养殖业、旅游业、住宅建筑业、高技术研究制造业和其他行业。由于它比一般出口加工区的范围要广一些，是综合性经济事业，所以定名为经济特区，以资区别。”
谷牧认为，经济特区的“特”，主要是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具体有四点：第一，特区的经济发展主要靠吸收利用外资，特区产品主要是出口，特区的经济是在全国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为主的综合体。这不同于内地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第二，特区内的经济活动，将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或者说以市场调节为主。这不同于内地以计划为主。第三，对前来特区投资的外商，在税收、出入境等方面比照国际上通行的法规，给以特殊的优惠和方便。第四，相应地国家对经济特区实行不同于内地的管理体制。比如建设项目的审批，特区定为重工业5000万元以下、轻工业3000万元以下。
（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施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共6章26条，与广东省委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呈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一致。
其中第一条规定，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特区鼓励外国公民、华侨、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业，投资设厂或者与我方合资设厂，兴办企业和其他事业，并依法保护其资产、应得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设立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代表广东省人民政府对各特区实行统一管理。
特区为客商提供广阔的经营范围，创造良好的经营条件，保证稳定的经营场所。一切在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工业、农业、畜牧业、养殖业、旅游业、住宅和建筑业、高级技术研究制造业，以及客商与我方共同感兴趣的其他行业，都可以投资兴办或者与我方合资兴办。
特区企业进口生产所必需的机器设备、零配件、原材料、运输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免征进口税;对必需的生活用品，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征税或者减免进口税。上述物品进口和特区产品出口时，均应向海关办理申报手续。特区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对在本条例公布后两年内投资兴办的企业，或者投资额达5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或者技术性较高、资金周转期较长的企业，给予特别优惠待遇。
（三）从试验区走向示范区
最早把经济特区与改革开放试验联系起来的是邓小平。1985年邓小平会见外宾时说：“经济特区还是个试验。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
作为试验区，深圳可以大胆尝试，不怕失败，在敢闯敢干中“杀开一条血路”，走出一条新路。这是深圳能够成功的最重要原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三次考察深圳，对深圳先行示范提出了明确要求。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外出考察的第一站即深圳。他指出，深圳是我们国家最早实施改革开放的城市，也是影响最大、建设最好的经济特区。深圳的发展是中国改革一个代表作，是中国奇迹，也是一个世界奇迹。2018年10月，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习近平再次来到深圳。他指出，我十八大以后第一站就是到的深圳，到了广东。十九大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还是要再到广东来，再到深圳来。我们就是在这里向全世界宣示，中国改革开放不停步。随后对深圳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明确要求深圳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2020年10月，习近平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深圳要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201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五个率先”：率先建设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率先营造彰显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环境，率先塑造展现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现代城市文明，率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率先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典范。这是新时代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对深圳的新要求新使命，必将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意见》认为深圳有能力承担起先行示范区的重任。党和国家作出兴办经济特区重大战略部署以来，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我国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绩，已成为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意见》认为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意义重大。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支持深圳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有利于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有利于更好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有利于率先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路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试验区与先行示范区一脉相承、一如既往。其共同点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探索，对改革开放进行探索。但不同阶段有不同任务，改革开放初期，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主要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确定后，主要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无论试验区，还是先行示范区，都是经济特区的本质和特色，必将伴随经济特区发展的全过程。
先行示范区是深圳发展的必然结果。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深圳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也大为改善，从昔日的贫困落后的农业县，迅速成长为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大都市。
经济特区是深圳最后确定的名字，一直到现在没有变化。有人说，经济特区已经过去了，现在既没有优惠政策，也没有管理线，实际就是一个城市，甚至有人提出取消经济特区。党中央办好经济特区的决心从未改变，因为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实验区，仍然任重道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责任编辑 黄艳）
【本文是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8年度课题“深圳经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编号SZ2018B00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