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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娱乐化大行其道的今天，传统媒体不但陷入了经营的困境，而且陷入了理念和功能的困境。本文通过对传统媒体面临诸多挑战的分析，系统论述了传统媒体在社会责任、功能、经济、内容、用户、人才等方面的艰难选择，并试图以全新的思路，为传统媒体指出一条纾危解困的变革之路。
关键词：泛娱乐化 传统媒体 变革之路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时代的变革，媒体环境逐渐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一些新媒体在竞争的压力和商业利益的诱惑下，“娱乐”无底线，不择手段地取悦用户，甚至不惜移花接木、捕风捉影，涉足暴力和色情。在新媒体的强烈攻势下，既要承担社会责任又要在市场上生存发展的传统媒体也随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艰难境地。
多年以来，综艺娱乐节目一直是各大电视台最重要的节目类型之一，大型季播节目是各台拼杀的重点。但不知从何时开始，娱乐价值正在被推至媒体内容的一切领域，媒体的表达方式越来越倾向于戏谑和调侃。甚至连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也受到了新媒体“娱乐至死”思维的影响，“吃瓜”“甩锅”等网络流行语已经成为我们日常交流的语言。
2020中国移动互联网年度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的泛娱乐用户规模渗透率已达97%，几近饱和，用户黏性还在进一步提升，其中短视频行业增长最为突出；泛娱乐整体用户月人均使用时长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3.1%，达到了63小时，其中短视频月人均使用时长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39.7%，达到了42.6小时。虽然以上数据描述的是新媒体用户在泛娱乐化时代的表现，但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整个媒体市场娱乐化的发展倾向。
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其结果是我们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近几年，伴随着娱乐性、趣味性甚至庸俗性很强的众多短视频平台的崛起和走红，互联网和移动客户端异军突起，高歌猛进，抢走了原本就不太景气、娱乐性又不足的纸媒乃至广播电视媒体的很多受众，传统媒体赖以生存的广告均呈现“断崖式”下滑的发展态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传统媒体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些传统媒体不得不停止运营或转型发展甚至关门大吉。据微信公众号“庖丁解news”的不完全统计，从2020年1月1日《天府早报》《北方时报》《武汉晨报》等十余家报纸休刊，到上海、湖南、浙江、广东等部分电视台频道停播，至少有34家传统媒体倒在了2020年。
与往年媒体一家关门、集体“吊唁”不同的是，2020年的传统媒体“走”得悄无声息，人们好像已经对停刊、停播感到習以为常了，有的媒体则连煽情的休刊词都懒得写了。这些媒体的消失，有自身、市场和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他们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娱乐”不到位。于是，一些未倒下的传统媒体开始千方百计地寻找节目内容的“娱乐”元素。令人忧虑的是，一些传统媒体发布的短视频新闻与各类短视频平台的娱乐内容越来越像，有一种“老大哥”被新媒体“小弟”带节奏的感觉。殊不知，媒体节目内容的“娱乐性”越强，信息的“失真度”往往越高。这对社会的良性和可持续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在新媒体泛娱乐化现象盛行的今天，传统媒体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笔者将从责任困境、功能困境、经济困境、内容困境、用户困境和人才困境六个方面对此进行分析和解读。
1.泛娱乐化时代传统媒体的责任困境。以报刊广电媒体为主的传统媒体与生俱来就肩负着党和政府的“喉舌”功能，同时需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各种精神文化需求。这就决定了在面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抉择时，传统媒体一定要以社会效益为首要诉求，而不能像一些新媒体那样以“娱”为主。但是，这就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传统媒体如果在内容上向娱乐化的新媒体靠拢，模糊自己与新媒体的界限，就意味着传统媒体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的淡化或缺失；传统媒体如果坚持自己一贯的内容和风格，在目前的市场环境和用户需求下，竞争力又必然减弱；而传统媒体如果被受众或市场边缘化，自身的社会责任就无从谈起。
2.泛娱乐化时代传统媒体的功能困境。这里的功能不是指媒体的政治或文化或娱乐功能，而是特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各自的信息呈现和使用功能。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从根本上说是两代媒体，在很多功能上没有可比性。新媒体本身具有的很多功能——无线、移动、海量、互动、体验、智能等，传统媒体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比拟。新媒体的“娱乐”功能是天生的，且与时俱进，越来越“娱乐”；而传统媒体即便不考虑社会责任问题，也难以像新媒体那样“娱乐化”，因为自己根本不具备新媒体那样的“娱乐”基因和功能。这就让传统媒体又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学新媒体那样“娱乐”，功能不配套，力不从心，会“累死”；不跟着新媒体一起“娱乐”，无人问津，会“饿死”。
3.泛娱乐化时代传统媒体的经济困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0年的总收入和自身前几年的收入相比有了大幅度的下降。拥有全国最丰富、最优质资源的中央台都面临经济上的困境，其他省级台和地市县级台的艰难就可想而知了。有些电视台由于不能按时或足额发工资，还会不时曝出电视台员工拉横幅讨薪的新闻。从当年报道农民工艰难讨薪，到今天自己艰难讨薪，短短十年，传统媒体的待遇和境遇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致于不自觉地被历史和时代赶进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中国的电视媒体既要承担社会责任和宣传任务，又要在市场上积极获取经济资源；既要承担类似国外公共电视媒体的公共职责，又要具备商业电视媒体的大部分功能。这种传统媒体的自身定位（社会赋权）和生存与发展的经济压力（市场赋权）之间的矛盾在计划经济时代不会凸显，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就体现得尤为明显。 4.泛娱乐化时代传统媒体的内容困境。随着自媒体的兴起，人人都有了发声、制作和传播内容的权利。传统媒体的内容主要靠自己制作、自己传播、别人消费，新媒体的内容则主要靠用户自己制作和传播，也是自己消费。这种借力使力、不花钱就能得到很多内容的共创共享、自给自足模式完全超乎传统媒体的想象。随着移动新媒体和短视频的迅猛发展，传统媒体对新媒体的感受很快从“瞧不起”变成了“攀不起”和“羡慕嫉妒恨”了。传统媒体在向新媒体学习共创共享的“UGC”（用户生产内容）内容生产模式时，因自身原因，在很多方面受到限制，很难完全套用新媒体的发展模式。
5.泛娱乐化时代传统媒体的用户困境。在用户的心目中，传统媒体是以政治导向和社会效益为首要标准的权威媒体，虽然有些时候内容严肃、枯燥、不接地气甚至自说自话，内容至少无害，可以让青少年放心“使用”；而新媒体的内容虽然丰富多彩、新鲜有趣，但是主体多元、鱼龙混杂，各种诲淫诲盗的文字、图片、影像无孔不入，无时不在，严重威胁着青少年甚至成年用户的“心理安全”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健康”。这导致传统媒体的用户陷入了两难选择：有益或无害的传统媒体，自己或自己的子女不喜欢接触或使用；无益甚至有害的新媒体，自己或自己的子女却爱不释手。
6.泛娱乐化时代传统媒体的人才困境。笔者在省级电视媒体工作了近20年，眼见很多电视媒体的名人、能人被新媒体“挖走”或自己“出走”。尤其是最近几年，各个频道的离职率越来越高，从每年几人、十几人、几十人甚至发展到每年上百人，以致于像央视这样曾经炙手可热的中国传统媒体霸主，记者、编辑和主持人也轮番“出走”，有时候甚至需要“排队”“等指标”。
相对于受众和广告的流失，人才流失对传统媒体的打击更大。因为受众和广告还可以争取，而人才要是流失了，则属于釜底抽薪。传统媒体的人才流失为何越来越严重？原因多种多样。怀才不遇者有之，痛恨分配不公者有之，与领导不和者有之，创业驱动者有之，被高薪诱惑者有之……但他们的共识是：在传统媒体看不到希望。
这就把传统媒体留下来的人员带到了另一个尴尬的境地：继续留下来，骨干走了很多，媒体的活力和影响力肯定是今不如昔，待遇和前途自然堪忧，而且，跳槽的人往往被视为能人，留下来坚守的往往被认为能力有限，“走不动”；如果跟风跳槽，既对不住老东家，在新媒体也会遇到新问题、新考验。而且，也确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适应新媒体的工作环境和节奏，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新媒体找到应有的位置和理想的薪酬。走，前面是不测；留，前面也是不测。真可谓是“骑虎难下”。
表面上看，传统媒体及其从业人员面临的上述困境似乎难以突破，但是，世界上有矛就有盾，有结就有解。如果换一种思路，换一种角度，换一种方法，换一种模式，甚至换一个轨道，传统媒体在泛娱乐化时代遇到的许多问题，或许就会柳暗花明，迎刃而解。
1.官办官养，商办商营。中国传统媒体的很多问题出在分类不明、功能不清或混淆上。这些问题初期不明显，做大做久后就会自然呈现。中国传统媒体运作产权不明的问题在产业化初期尚不明显，但一旦做大，就会受到产权、功能的制约。传统媒体在娱乐化问题上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就是其中的表現之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对传统媒体重新分类，对公共媒体和商业媒体区别对待、分别管理。例如，将传统媒体中承担“喉舌”功能和宣传功能的部分频道或部门甚至整个媒体从市场上剥离出来，独立运作，保留事业编制，专职引导舆论风向，弘扬主流价值，为公共利益服务，实现传统媒体公共化，其支出主要靠国家或政府财政支持，人员待遇比照机关或事业单位人员；而那些适合面向市场的频道或部门，则一律进行产业化、市场化运作，依法依规参与市场竞争，人事管理和待遇一律参照自主经营的社会企业制度。
2.关停并转，提高效率。中国传统媒体数量过剩的问题一直为学界和业界所诟病。为了解决这一根深蒂固的问题，笔者建议传统媒体精兵简政、瘦身健体，甚至弃车保帅、断尾求生。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关停并转”的方式，集中优势资源，向优势项目或重点项目倾斜，淘汰落后产能。具体来说：把定位重复、经营不善、改进无方、可有可无的报刊和广播电视频道、频率甚至整个媒体关闭，取消一些长期亏损的、消耗资源的、对社会无益的、与媒体业务无关的下属企业或内部机构的运营资格，甚至直接将其就地解散，及时止损；把同类、同质的媒体合并或进行融合经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和竞争，彻底解决中国媒体市场数量过剩的问题；转变媒体经营的内容、方向或运营模式，更好地适应媒体发展环境的变化和时代的需求。当然，上述“关停并转”必须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有序地进行，不能随心所欲，否则，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社会矛盾。
3.守正出新，重塑风貌。虽然泛娱乐化已经成为媒介现实，但负责任的媒体既不能迎合，也不能任其发展，而是要为之注入一股清流，坚持“守正出新”。一是坚守自救。提高媒介自信，在实践中科学地探寻行业突围和自救之道。二是正本清源。传统媒体要始终坚持“内容为王”的原则，寻找稀缺资源，打造文化IP，引导观众形成积极健康的审美趣味，坚定不移地提高媒体内容质量，并积极向新媒体平台推介、引流，扩大影响。三是“破圈”“出海”。传统媒体不能固步自封，必须提高运营的境界，拓宽经营的边界，打破市场的旧界，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新界。四是推陈出新。传统媒体要解放思想，深度融合新媒体、新技术、新场景，积极探索多元化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开拓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通、互补、互助、互惠的新天地。
总之，在泛娱乐化时代，传统媒体并非无路可走或只能随波逐流，如果能够解放思想，主动放下身段，升级表达方式，勇于对泛娱乐化说“不”，拒绝浮躁和低俗，树立精品意识，创造出更多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寓庄于谐、寓文于艺、兼具商业和艺术价值（即外壳生动有趣、内核严肃深刻）的文艺作品，就一定能够在沧海横流的市场上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作者高菲系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教授
杨洁仪系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3]高菲.短视频发展的现状和瓶颈[J].当代传播，2018（04）.
[4]谢新洲，赵琳.深刻理解网络群众路线的内涵[J].青年记者，2016（16）.
[5]高菲，纪文亮，陆地.守正出新：2020年的中国广播电视行业[J].新闻战线，2021（01）.
【编辑：孙航】
关键词：泛娱乐化 传统媒体 变革之路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时代的变革，媒体环境逐渐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一些新媒体在竞争的压力和商业利益的诱惑下，“娱乐”无底线，不择手段地取悦用户，甚至不惜移花接木、捕风捉影，涉足暴力和色情。在新媒体的强烈攻势下，既要承担社会责任又要在市场上生存发展的传统媒体也随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艰难境地。
一、媒体泛娱乐化狂潮拍岸
多年以来，综艺娱乐节目一直是各大电视台最重要的节目类型之一，大型季播节目是各台拼杀的重点。但不知从何时开始，娱乐价值正在被推至媒体内容的一切领域，媒体的表达方式越来越倾向于戏谑和调侃。甚至连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也受到了新媒体“娱乐至死”思维的影响，“吃瓜”“甩锅”等网络流行语已经成为我们日常交流的语言。
2020中国移动互联网年度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的泛娱乐用户规模渗透率已达97%，几近饱和，用户黏性还在进一步提升，其中短视频行业增长最为突出；泛娱乐整体用户月人均使用时长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3.1%，达到了63小时，其中短视频月人均使用时长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39.7%，达到了42.6小时。虽然以上数据描述的是新媒体用户在泛娱乐化时代的表现，但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整个媒体市场娱乐化的发展倾向。
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其结果是我们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二、“不娱乐”的媒体越来越“郁闷”
近几年，伴随着娱乐性、趣味性甚至庸俗性很强的众多短视频平台的崛起和走红，互联网和移动客户端异军突起，高歌猛进，抢走了原本就不太景气、娱乐性又不足的纸媒乃至广播电视媒体的很多受众，传统媒体赖以生存的广告均呈现“断崖式”下滑的发展态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传统媒体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些传统媒体不得不停止运营或转型发展甚至关门大吉。据微信公众号“庖丁解news”的不完全统计，从2020年1月1日《天府早报》《北方时报》《武汉晨报》等十余家报纸休刊，到上海、湖南、浙江、广东等部分电视台频道停播，至少有34家传统媒体倒在了2020年。
与往年媒体一家关门、集体“吊唁”不同的是，2020年的传统媒体“走”得悄无声息，人们好像已经对停刊、停播感到習以为常了，有的媒体则连煽情的休刊词都懒得写了。这些媒体的消失，有自身、市场和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他们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娱乐”不到位。于是，一些未倒下的传统媒体开始千方百计地寻找节目内容的“娱乐”元素。令人忧虑的是，一些传统媒体发布的短视频新闻与各类短视频平台的娱乐内容越来越像，有一种“老大哥”被新媒体“小弟”带节奏的感觉。殊不知，媒体节目内容的“娱乐性”越强，信息的“失真度”往往越高。这对社会的良性和可持续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三、泛娱乐化时代传统媒体的困境
在新媒体泛娱乐化现象盛行的今天，传统媒体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笔者将从责任困境、功能困境、经济困境、内容困境、用户困境和人才困境六个方面对此进行分析和解读。
1.泛娱乐化时代传统媒体的责任困境。以报刊广电媒体为主的传统媒体与生俱来就肩负着党和政府的“喉舌”功能，同时需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各种精神文化需求。这就决定了在面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抉择时，传统媒体一定要以社会效益为首要诉求，而不能像一些新媒体那样以“娱”为主。但是，这就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传统媒体如果在内容上向娱乐化的新媒体靠拢，模糊自己与新媒体的界限，就意味着传统媒体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的淡化或缺失；传统媒体如果坚持自己一贯的内容和风格，在目前的市场环境和用户需求下，竞争力又必然减弱；而传统媒体如果被受众或市场边缘化，自身的社会责任就无从谈起。
2.泛娱乐化时代传统媒体的功能困境。这里的功能不是指媒体的政治或文化或娱乐功能，而是特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各自的信息呈现和使用功能。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从根本上说是两代媒体，在很多功能上没有可比性。新媒体本身具有的很多功能——无线、移动、海量、互动、体验、智能等，传统媒体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比拟。新媒体的“娱乐”功能是天生的，且与时俱进，越来越“娱乐”；而传统媒体即便不考虑社会责任问题，也难以像新媒体那样“娱乐化”，因为自己根本不具备新媒体那样的“娱乐”基因和功能。这就让传统媒体又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学新媒体那样“娱乐”，功能不配套，力不从心，会“累死”；不跟着新媒体一起“娱乐”，无人问津，会“饿死”。
3.泛娱乐化时代传统媒体的经济困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0年的总收入和自身前几年的收入相比有了大幅度的下降。拥有全国最丰富、最优质资源的中央台都面临经济上的困境，其他省级台和地市县级台的艰难就可想而知了。有些电视台由于不能按时或足额发工资，还会不时曝出电视台员工拉横幅讨薪的新闻。从当年报道农民工艰难讨薪，到今天自己艰难讨薪，短短十年，传统媒体的待遇和境遇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致于不自觉地被历史和时代赶进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中国的电视媒体既要承担社会责任和宣传任务，又要在市场上积极获取经济资源；既要承担类似国外公共电视媒体的公共职责，又要具备商业电视媒体的大部分功能。这种传统媒体的自身定位（社会赋权）和生存与发展的经济压力（市场赋权）之间的矛盾在计划经济时代不会凸显，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就体现得尤为明显。 4.泛娱乐化时代传统媒体的内容困境。随着自媒体的兴起，人人都有了发声、制作和传播内容的权利。传统媒体的内容主要靠自己制作、自己传播、别人消费，新媒体的内容则主要靠用户自己制作和传播，也是自己消费。这种借力使力、不花钱就能得到很多内容的共创共享、自给自足模式完全超乎传统媒体的想象。随着移动新媒体和短视频的迅猛发展，传统媒体对新媒体的感受很快从“瞧不起”变成了“攀不起”和“羡慕嫉妒恨”了。传统媒体在向新媒体学习共创共享的“UGC”（用户生产内容）内容生产模式时，因自身原因，在很多方面受到限制，很难完全套用新媒体的发展模式。
5.泛娱乐化时代传统媒体的用户困境。在用户的心目中，传统媒体是以政治导向和社会效益为首要标准的权威媒体，虽然有些时候内容严肃、枯燥、不接地气甚至自说自话，内容至少无害，可以让青少年放心“使用”；而新媒体的内容虽然丰富多彩、新鲜有趣，但是主体多元、鱼龙混杂，各种诲淫诲盗的文字、图片、影像无孔不入，无时不在，严重威胁着青少年甚至成年用户的“心理安全”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健康”。这导致传统媒体的用户陷入了两难选择：有益或无害的传统媒体，自己或自己的子女不喜欢接触或使用；无益甚至有害的新媒体，自己或自己的子女却爱不释手。
6.泛娱乐化时代传统媒体的人才困境。笔者在省级电视媒体工作了近20年，眼见很多电视媒体的名人、能人被新媒体“挖走”或自己“出走”。尤其是最近几年，各个频道的离职率越来越高，从每年几人、十几人、几十人甚至发展到每年上百人，以致于像央视这样曾经炙手可热的中国传统媒体霸主，记者、编辑和主持人也轮番“出走”，有时候甚至需要“排队”“等指标”。
相对于受众和广告的流失，人才流失对传统媒体的打击更大。因为受众和广告还可以争取，而人才要是流失了，则属于釜底抽薪。传统媒体的人才流失为何越来越严重？原因多种多样。怀才不遇者有之，痛恨分配不公者有之，与领导不和者有之，创业驱动者有之，被高薪诱惑者有之……但他们的共识是：在传统媒体看不到希望。
这就把传统媒体留下来的人员带到了另一个尴尬的境地：继续留下来，骨干走了很多，媒体的活力和影响力肯定是今不如昔，待遇和前途自然堪忧，而且，跳槽的人往往被视为能人，留下来坚守的往往被认为能力有限，“走不动”；如果跟风跳槽，既对不住老东家，在新媒体也会遇到新问题、新考验。而且，也确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适应新媒体的工作环境和节奏，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新媒体找到应有的位置和理想的薪酬。走，前面是不测；留，前面也是不测。真可谓是“骑虎难下”。
四、泛娱乐化时代传统媒体的出路
表面上看，传统媒体及其从业人员面临的上述困境似乎难以突破，但是，世界上有矛就有盾，有结就有解。如果换一种思路，换一种角度，换一种方法，换一种模式，甚至换一个轨道，传统媒体在泛娱乐化时代遇到的许多问题，或许就会柳暗花明，迎刃而解。
1.官办官养，商办商营。中国传统媒体的很多问题出在分类不明、功能不清或混淆上。这些问题初期不明显，做大做久后就会自然呈现。中国传统媒体运作产权不明的问题在产业化初期尚不明显，但一旦做大，就会受到产权、功能的制约。传统媒体在娱乐化问题上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就是其中的表現之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对传统媒体重新分类，对公共媒体和商业媒体区别对待、分别管理。例如，将传统媒体中承担“喉舌”功能和宣传功能的部分频道或部门甚至整个媒体从市场上剥离出来，独立运作，保留事业编制，专职引导舆论风向，弘扬主流价值，为公共利益服务，实现传统媒体公共化，其支出主要靠国家或政府财政支持，人员待遇比照机关或事业单位人员；而那些适合面向市场的频道或部门，则一律进行产业化、市场化运作，依法依规参与市场竞争，人事管理和待遇一律参照自主经营的社会企业制度。
2.关停并转，提高效率。中国传统媒体数量过剩的问题一直为学界和业界所诟病。为了解决这一根深蒂固的问题，笔者建议传统媒体精兵简政、瘦身健体，甚至弃车保帅、断尾求生。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关停并转”的方式，集中优势资源，向优势项目或重点项目倾斜，淘汰落后产能。具体来说：把定位重复、经营不善、改进无方、可有可无的报刊和广播电视频道、频率甚至整个媒体关闭，取消一些长期亏损的、消耗资源的、对社会无益的、与媒体业务无关的下属企业或内部机构的运营资格，甚至直接将其就地解散，及时止损；把同类、同质的媒体合并或进行融合经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和竞争，彻底解决中国媒体市场数量过剩的问题；转变媒体经营的内容、方向或运营模式，更好地适应媒体发展环境的变化和时代的需求。当然，上述“关停并转”必须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有序地进行，不能随心所欲，否则，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社会矛盾。
3.守正出新，重塑风貌。虽然泛娱乐化已经成为媒介现实，但负责任的媒体既不能迎合，也不能任其发展，而是要为之注入一股清流，坚持“守正出新”。一是坚守自救。提高媒介自信，在实践中科学地探寻行业突围和自救之道。二是正本清源。传统媒体要始终坚持“内容为王”的原则，寻找稀缺资源，打造文化IP，引导观众形成积极健康的审美趣味，坚定不移地提高媒体内容质量，并积极向新媒体平台推介、引流，扩大影响。三是“破圈”“出海”。传统媒体不能固步自封，必须提高运营的境界，拓宽经营的边界，打破市场的旧界，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新界。四是推陈出新。传统媒体要解放思想，深度融合新媒体、新技术、新场景，积极探索多元化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开拓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通、互补、互助、互惠的新天地。
五、结语
总之，在泛娱乐化时代，传统媒体并非无路可走或只能随波逐流，如果能够解放思想，主动放下身段，升级表达方式，勇于对泛娱乐化说“不”，拒绝浮躁和低俗，树立精品意识，创造出更多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寓庄于谐、寓文于艺、兼具商业和艺术价值（即外壳生动有趣、内核严肃深刻）的文艺作品，就一定能够在沧海横流的市场上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作者高菲系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教授
杨洁仪系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3]高菲.短视频发展的现状和瓶颈[J].当代传播，2018（04）.
[4]谢新洲，赵琳.深刻理解网络群众路线的内涵[J].青年记者，2016（16）.
[5]高菲，纪文亮，陆地.守正出新：2020年的中国广播电视行业[J].新闻战线，2021（01）.
【编辑：孙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