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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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208人的村落有100余人被雷炸伤,死11人,三级残废以上46人。邻近的马鞍山寨村共169人,28人被炸伤残。
  从广西到云南的中越边境线上,界碑已经划定,炮火的硝烟化作虚幻的雾霭。当高山下的花环褪色之后,世居此地的农民却在打一场没有希望也无人纪念的战争。
  敌人在战线附近埋下的300万颗地雷,在两次大规模的扫雷中只清除了一半,另一半要靠农民的腿脚去趟出来。为了保住和开拓日常生活的边界,每天他们天生的腿脚都有可能变为一只金属的假肢,不论是妙龄少女还是垂暮老人。
  这个过程已经进行了30年,仍然看不见终点,2012年寨子里又新添了不少假肢。
  肉麻的地雷
  罗应贵坐在山坡上的窝棚里,离中越国境标志牌200米。他等待着从界碑那边跋涉几个小时过来的越南人,卸下背上一尺多厚、40公斤重的檑木墩子,看厚薄论价。这些木墩子将被解剖成菜板,销往内地。罗应贵和卸下了木墩的一位越南母亲罗廷熊坐在窝棚里,用苗语慢慢地聊着天,也不急于交易。
  他们似乎都没注意离灶台不远的石坎上,两个像灰扑扑的酱醋瓶一样立着的东西。
  “这是60迫击炮弹。”罗应贵事后说。炮弹引信拆掉了,但药还在。如果这间窝棚失火,檑木墩子燃烧起来,这些沉睡的炮弹也将被唤醒。
  窝棚脚下坡地的石头上,搁着另外几发炮弹。这里以前是撤军时丢弃炮弹的地方,罗应贵像拔萝卜那样把它们拾起来,等待政府不定期地前来回收。上一次回收已经是两年前。
  通往村子的小路边,罗应贵挖了一个“地窖”。拨开浓密的腐草和浮土,卧着200多发迫击炮弹,它们失去了钢铁的怵目颜色,像是越冬的萝卜。但其实它们只是在冬眠,死亡在弹壳下保存得好好的。
  “肉麻吧。”罗应贵说。更让人肉麻的,是小路下的地雷,有草丛的保护色,像嗅觉灵敏的小动物时刻等待人的脚步。穿越界碑的小路,是两边走亲戚贩菜板的人在雷区里硬趟出来的。
  到罗应贵窝棚里来卖菜板的罗廷熊有六个儿子,一个在3岁时被炮弹贯通前胸死去。她住的村子有一百多家,被炮弹炸死的有五个人,被地雷炸伤的也有五个。
  小路通向的八里河村,是云南文山州麻贾坡县天保村民委员会的一个边境村落,村子头顶是1978年开始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东山,和著名的老山主峰隔河相对。
  沿中越1000多公里国境线伸延的这些村落,被称作地雷村。战争双方撤退之后,地雷成了最终的占领者。
  根据资料,三次政府组织的扫雷行动,大约只除掉了当初埋设的一半,仅麻栗坡县就留有50万颗地雷。到处是带有骷髅标志的禁区牌子。回到村庄的农民像陷入包围的士兵,用锄头和身体打着另一场战争,重建家园。
  2003年,摄影师卢广第一次来到八里河村,这个208人的村落有100余人被雷炸伤,死11人,三级残废以上46人。邻近的马鞍山寨村共169人,28人被炸伤残。伤残数字逐年都在变动,部分人因伤口感染死去,每年又有新的触雷者,2011年马鞍山寨和八里河各增加了一名肢残者。八里河村现存9人失去腿脚,马鞍山寨有4人截肢,2人眼睛失明,近年来已有3位肢残者死去。
  塑胶雷的报废期是120年,中越边境线上未排除的地雷约有100万颗。这意味着地雷村的故事虽然已被讲述了很多遍,却远没有尽头。
  雷区垦荒人
  荒地上,王开学手持一个长柄带圆盘的器械,弯腰将圆盘探向地面,左右扫描着,圆盘像一只蜜蜂嗡嗡地响起来。每一步都需要极度小心,如同走钢丝的人,一小步偏离就可能迈向死亡。
  王开学分辨着声音的大小,反复确定了位置,勾下腰,拿锄头小心地从两旁刨松泥土,一个淡绿色的小圆盒子露出来。他用最轻的动作拿起地雷,托在手里,用铁丝慢慢地下掉螺栓,启开盖子,将起爆的雷管卸去,看起来像在拆卸一件玩具。每个动作必须绝对轻巧,一旦碰上壳内的撞针,爆炸会瞬间发生。
  这样危险的“玩具”,在王开学已开垦出来的咖啡地上有1000颗以上,最密处,50平方米的面积里有大约200颗。看起来当初人们是撒种一样随意倾倒在这里,深的有20厘米,浅的则半露在地面。曾经学习过布雷课程的农民说,“和栽萝卜一样。”
  在尚未排过雷的坡地上,可以看到雨水冲出来的淡绿色压发式地雷,裸露或半掩在泥土里,中间点缀着形如萝卜的铁灰色绊发雷,个头要大出很多,“有弹片,一次能报销好多个人。”村里的王清忠曾经在竹林里碰上这样的地雷,被炸成了三截。相比之下,压发雷形态小巧,只需要遇到两公斤压力,包含在起爆器中的几克TNT炸药就会使一个士兵失去战斗力——这正是他的设计目的,而在战后,则是使一个农民失去腿脚,或者损伤眼睛。
  战争之前,这片山坡是八里河村的集体土地,战时处于我方炮兵阵地外围,除了留出一条通道,其余都密麻麻布下了地雷。战后这里成为禁区,政府对村里进行了土地补偿。
  七年前,王开学第一个开始碰触这片“死地”,那之前他在广东打工修高速路。眼下探雷的工具,正是施工常用的一种金属探测器,原用于路面下的地下管道探测,这种工具触发了王开学的灵感。
  战后村里的土地减少,身体健全的人都出了门。但打工日久,漂泊无根的感觉驱使王开学回来,开辟出这片田园。
  排掉1000多颗雷的过程中,王开学没有出事受伤,他说自己没有上过地雷课程,是自学的,但“这里农民排雷的水平比国家组织的排雷部队高。他们来时无非是丢炸药,其实只炸掉不到一半的雷。谁也不会像我们这样一颗一颗地理”。
  不过王开学身上也带着两处地雷的赠礼。一次是在14岁。在山洞里躲炮弹的王开学,因为饥饿,和大他6岁的堂叔王和光一起出去采野果子吃。叔叔走在前面,踩上一颗地雷,在王开学面前飞了起来,飞了一米高掉下来。王开学蹲下去,浑身发抖。过了几分钟,叔叔喊他去叫人,王开学醒过来,摸索藤条给叔叔捆扎,把叔叔背回寨子的部队卫生所。放下叔叔,王开学感到自己大腿疼痛,才发现有些血是从自己大腿上流出来的。地雷的碎片在腿上穿了一个大洞。第二次是在1992年,王开学去割地边草,镰刀尖碰上了地雷,弹片飞进王开学的面额。他在医院躺了十多天,取出来3片。
  “胆小的人来不了这里”
  王开学自己做父亲的第六年,小儿子在院坝里玩一颗机枪子弹,就在王开学呵斥他放下的時候,子弹爆炸了,一块弹片嵌进了眼珠,孩子自己拔了出来。送到麻栗坡医院,遇到一个上海的红十字会医生,缝了14针,虽保住了眼球不萎缩,但左眼完全失明了。
  眼下小儿子念完了中学,在福建打工,不想回到这个到处是地雷的家乡,在电话中劝他也不要在雷区种地。“你不怕,我们的心整天悬着。”
  “怕还是怕,习惯了不觉得,土地不能浪费。”王开学说。他已经与人合资开辟了50亩坡地,种上了咖啡苗,还准备扩大一倍。
  和那些插着骷髅标志的“说不清楚”的地方相比,这里是八里河人生存的真正边界,好似当初苗寨的祖先从四川迁徙而来,刀耕火种开辟生存地盘,“胆小的人,来不了这里。”
  但在电话中,儿子们直率地表示反对,都愿意待在外面。实际上王开学自己也想,“要是我是个女的,早走了。”地雷村的姑娘都不愿意就近出嫁,很多人只能娶越南媳妇。
  他只能用“邻居”王和熊说的话来安慰自己:“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早晚会回来吧。”
  王和熊是这片禁区的第二个开拓者。前年,他开了20亩地种生姜,去年开始种咖啡。在5亩左右的新辟荒地里,他排掉了100多颗地雷,但他没有王开学那样的手艺,“不敢拆,都扔到下边去了”。下一步王和熊还打算开50亩咖啡地,他的窝棚屋梁上搁着一个和王开学一样的探雷器。
  战争结束,地里满是铁片,村民们只能捡炮弹和弹片当废铁卖。许多村民被地雷炸伤是由于上山捡铁,或是烧炮弹被炸,对政府只能说是上山砍柴看牛,不然拿不到伤残补助。
  王和熊的姐夫和二嫂,都被地雷炸断了腿脚。作为组长和腿脚齐全的幸运者,来这片雷区似乎是一项义务。干活时,他和王开学一样只是自己去,等到地里彻底安全,才会让老婆孩子涉足。
  生姜折本,咖啡又遭灾,王和熊的希望不能全部寄托在垦荒上。他与罗应贵一样兼营与越南人的菜板交易,为此刚刚遭到了边防站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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