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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1930年关税法》修订案，允许美国商务部对中国等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惩罚性反补贴关税。3月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类似法案。一俟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字，参众两院的法案就将正式生效。
上述法案被普遍认为是从法律上绕开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去年12月19日裁决的举动，该裁决宣称，美国商务部无权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贸易代表柯克（Ron Kirk）当时就批评裁决损害了美国的贸易执法能力。
似乎正是为了回应柯克的批评，2012年2月28日，美国跨部门贸易执行中心（Interagency Trade Enforcement Center，下简称ITEC）成立。这个从属于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机构将居中协调美国各个与贸易相关的政府部门，确保国际贸易协定和国内贸易法赋予美国的权力。ITEC针对的本是所有贸易伙伴，但奥巴马在当天的演讲中点名批评中国“不遵守规则”，却不得不让人将其看做是又一个摩擦信号。
2012年是美国大选年，因此部分观察家倾向于将上述举措当做选举期的重大政治议题。美国大陆集团公司的克里斯·以色列（Chris Israel）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就将ITEC视为一个富含政治象征意义的举动，他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曾担任过美国国际知识产权执法协调员，并作为副幕僚长在商务部服务了三年。
不过，在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中，美国改变自身制定的游戏规则，为贸易救济铺路的现象并不多见。因此，当参众两院通过反补贴法案后，很多分析人士已开始担心中美两国可能在2012年陷入“贸易战”。
面对这一担忧，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雨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依然强调中美经济结构的互补性。他说，双方的经贸关系发展早已表明合则两利，但双方的经济利益不可能完全相同，合作中肯定有矛盾，把矛盾看淡一点就好。
反倾销还是反补贴
其实，3月5日参议院修订案涉及的关税总额并不大，据美国媒体测算，法案预计将允许美国商务部继续向中国、越南对美出口的部分商品征收约49亿美元的反补贴关税。
然而，一旦法案中向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关税、并允许追溯到2006年的原则被推广，那么中国对美出口的涉案金额很可能会迅速膨胀。
2012年1月美国制造业联盟先后发布了四份报告，报告称2001年至2011年间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至少获得了政府275亿美元的补贴，2004年至2008年间中国玻璃和玻璃制品业得到的补贴高达302.9亿美元，2000年至2007年年中钢铁业获得的能源补贴是271.1亿美元，而2002年至2009年间造纸业收获的补贴超过330亿美元。
针对美国方面的指责，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7日表示，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将补贴分为禁止性补贴和可诉性补贴两类，补贴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绝大部分WTO成员都有各种不同性质的补贴，大家对补贴的理解也有不同含义。中国中央政府没有禁止性补贴，但中国地域广阔，如果某个地方有一些补贴，中国愿意商量解决。
最近一两年来，不断有观察中美贸易关系的分析人士指出，反补贴可能会逐步取代反倾销成为双边纠纷的主要来源。外界普遍认为，2016年中国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是推动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因为一旦被确认为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调查必须采用企业所在国的数据，而不能像对待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那样采用替代国数据（美国在针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调查中多用印度数据作为替代物——编者注）。
不过，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梅新育在回答《财经》记者提问时给出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美国对华“双反”调查重心转向反补贴还有以下四个理由：其一，中国治理出口低价竞销已经有所进步；其二，这些年的反倾销调查没有挡住中国产业上升的步伐，美国需要寻求新的保护手段；其三，中国生产成本正在上涨，反倾销工具未来可能不如过去那么适用；其四，中国在新兴产业领域赶超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强大的动员能力，能够迅速集中大量资源投入一个产业，将这些产业发展政策的措施指为违规补贴，可以对中国竞争者釜底抽薪。
李雨时也认为，反补贴肯定会是今后中美经贸摩擦的主要形式之一，但究竟哪些行业将会成为未来首轮反补贴纠纷的重灾区尚难预判。
同时，中国方面也明确指出，美国参众两院立法向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违背了WTO的原则。
其实，尽管反补贴政策能获得美国制造业联盟和相关企业的欢心，但美国国内有识之士未必乐于保护那些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在加图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埃克森（Dan Ikenson）看来，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和反补贴案具有不同的经济、道德含义。前者意味着美国仍然遵循了开放市场的原则，只是要求中国执行自己入世时的承诺（enforcement efforts），而后者则意味着对中国商品关闭市场，以他人的巨大损失为代价保护国内某些产业(protective measures)。
据埃克森统计，迄今为止，美中两国正式向WTO提起的、针对对方的反倾销诉讼分别为12起和6起，绝对数字相差不算很多；但以反补贴为由发起的救济措施而言，美国采取了113项，而中国只有20项。
贸易难解就业结
相比旨在保护本国市场的反补贴立法，一些观察家呼吁更多关注ITEC的成立。
根据奥巴马签署的法案，ITEC的主任和副主任将分别由USTR和商务部的高级官员担任，其成员将包括50多名律师、研究人员和相关政府部门官员。2012－2013财年的预算案拨给该机构2600万美元的经费，USTR和商务部各自负责200万美元和2400万美元。而ITEC的直属上级机构USTR其人数不过两三百。
随着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重心日益由关税、非关税壁垒等边境问题，转向知识产权、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边境后问题，负责主持国际谈判、打开海外市场的USTR已变得日益重要。不过，目前尚不确知，ITEC将如何具体落实部门间协调，和执行贸易政策的功能。
虽然ITEC的成立和反补贴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奥巴马政府扩大出口、缩减贸易赤字政策的自然结果，但也无法和就业问题彻底切割。
当前，美国失业率虽然有所下降，但还停留在8％以上的高位。而且很多美国分析家指出，近几个月来失业率下降和劳动力市场参与度的下降也有密切关系，很多人或者重返学校，或者在历经挫折后，放弃了找工作的努力。
因此，就业在大选年就又成为了美国国内关注度颇高的议题。美国制造业联盟的声音就很有代表性：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夺走了美国汽车供应链上的40万个工作机会，钢铁业的180万个工作机会，并正威胁着造纸业里的40万个工作机会。
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休克疗法之父”杰弗里·萨克斯看来，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丧失了竞争力，已经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结构性问题。
但这种丧失主要是全球化条件下资本自由流动、自由选择的结果，所谓来自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并非重要原因。梅新育就表示，反补贴法案等贸易救济手段无法帮助美国回收流失的制造业就业机会，因为那些就业机会流失是经营成本对比等基本面因素决定的，美国的经常项目收支逆差也是其国民储蓄率低下的必然结果，而美国的货币霸权在相当程度上会造成其制造业资本和人才的流失，从而损害其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从以前的经验来看，过度地保护无法造就强劲的国际竞争力。
美国Cole Taylor银行董事长泰勒（Bruce Taylor）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坦承，很多被外包出去的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很可能不会回归本土，但是人们也应看到全球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支持各国的本土企业，并支持它们的海外业务，这对很多地方商业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其实，从新财年的预算来看，美国政府其实无意重振那些已经丧失了竞争力的本土传统制造业部门，而更希望借助技术创新，发展新兴制造业——联邦高技术制造业研究项目获得了220亿美元的投入，同比增长19％。
而RCF经济与金融公司副总裁伯恩斯坦（Peter Bernstein）认为，美国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力错配问题，美国制造业不仅是在和日本、德国企业，还在和华尔街争夺人才。因此，就业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经济的结构性调整。
因此，中国政府的出口补贴夺走美国工人工作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既往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翻版。和李雨时类似，美国多数有识之士在无须受制于选战压力时，也更愿意强调两国经济的结构性互补。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在给《财经》杂志的撰文中表示，两国经济当然是互补性的。即使在美中关系那些需要改善的领域里，两国也有根本上的共同利益。
美国希望一个基于市场的汇率和利率形成机制，希望保护知识财产。长期而言，中国也是如此。中国的“五年规划”谋求让自身经济远离以重工业为基础、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而转向可持续的经济模式，其动力来自创新和更高的居民支出。只有知识财产受到保护，创新才可以发展壮大。只有当其存款获得合理回报时，家庭存款和消费才能增长。
而很多中国学者认为，随着两国贸易规模增长，经贸关系既会是未来两国纷争的重要来源，也将继续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并且随着相互间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两国地位也会越来越平等。
骆家辉表示，美国和中国都面临着许多挑战和不确定因素，但这些不确定因素对于发展一个更强韧、更互惠互利的双边关系也同样是巨大的机会。
上述法案被普遍认为是从法律上绕开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去年12月19日裁决的举动，该裁决宣称，美国商务部无权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贸易代表柯克（Ron Kirk）当时就批评裁决损害了美国的贸易执法能力。
似乎正是为了回应柯克的批评，2012年2月28日，美国跨部门贸易执行中心（Interagency Trade Enforcement Center，下简称ITEC）成立。这个从属于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机构将居中协调美国各个与贸易相关的政府部门，确保国际贸易协定和国内贸易法赋予美国的权力。ITEC针对的本是所有贸易伙伴，但奥巴马在当天的演讲中点名批评中国“不遵守规则”，却不得不让人将其看做是又一个摩擦信号。
2012年是美国大选年，因此部分观察家倾向于将上述举措当做选举期的重大政治议题。美国大陆集团公司的克里斯·以色列（Chris Israel）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就将ITEC视为一个富含政治象征意义的举动，他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曾担任过美国国际知识产权执法协调员，并作为副幕僚长在商务部服务了三年。
不过，在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中，美国改变自身制定的游戏规则，为贸易救济铺路的现象并不多见。因此，当参众两院通过反补贴法案后，很多分析人士已开始担心中美两国可能在2012年陷入“贸易战”。
面对这一担忧，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雨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依然强调中美经济结构的互补性。他说，双方的经贸关系发展早已表明合则两利，但双方的经济利益不可能完全相同，合作中肯定有矛盾，把矛盾看淡一点就好。
反倾销还是反补贴
其实，3月5日参议院修订案涉及的关税总额并不大，据美国媒体测算，法案预计将允许美国商务部继续向中国、越南对美出口的部分商品征收约49亿美元的反补贴关税。
然而，一旦法案中向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关税、并允许追溯到2006年的原则被推广，那么中国对美出口的涉案金额很可能会迅速膨胀。
2012年1月美国制造业联盟先后发布了四份报告，报告称2001年至2011年间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至少获得了政府275亿美元的补贴，2004年至2008年间中国玻璃和玻璃制品业得到的补贴高达302.9亿美元，2000年至2007年年中钢铁业获得的能源补贴是271.1亿美元，而2002年至2009年间造纸业收获的补贴超过330亿美元。
针对美国方面的指责，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7日表示，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将补贴分为禁止性补贴和可诉性补贴两类，补贴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绝大部分WTO成员都有各种不同性质的补贴，大家对补贴的理解也有不同含义。中国中央政府没有禁止性补贴，但中国地域广阔，如果某个地方有一些补贴，中国愿意商量解决。
最近一两年来，不断有观察中美贸易关系的分析人士指出，反补贴可能会逐步取代反倾销成为双边纠纷的主要来源。外界普遍认为，2016年中国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是推动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因为一旦被确认为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调查必须采用企业所在国的数据，而不能像对待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那样采用替代国数据（美国在针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调查中多用印度数据作为替代物——编者注）。
不过，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梅新育在回答《财经》记者提问时给出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美国对华“双反”调查重心转向反补贴还有以下四个理由：其一，中国治理出口低价竞销已经有所进步；其二，这些年的反倾销调查没有挡住中国产业上升的步伐，美国需要寻求新的保护手段；其三，中国生产成本正在上涨，反倾销工具未来可能不如过去那么适用；其四，中国在新兴产业领域赶超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强大的动员能力，能够迅速集中大量资源投入一个产业，将这些产业发展政策的措施指为违规补贴，可以对中国竞争者釜底抽薪。
李雨时也认为，反补贴肯定会是今后中美经贸摩擦的主要形式之一，但究竟哪些行业将会成为未来首轮反补贴纠纷的重灾区尚难预判。
同时，中国方面也明确指出，美国参众两院立法向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违背了WTO的原则。
其实，尽管反补贴政策能获得美国制造业联盟和相关企业的欢心，但美国国内有识之士未必乐于保护那些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在加图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埃克森（Dan Ikenson）看来，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和反补贴案具有不同的经济、道德含义。前者意味着美国仍然遵循了开放市场的原则，只是要求中国执行自己入世时的承诺（enforcement efforts），而后者则意味着对中国商品关闭市场，以他人的巨大损失为代价保护国内某些产业(protective measures)。
据埃克森统计，迄今为止，美中两国正式向WTO提起的、针对对方的反倾销诉讼分别为12起和6起，绝对数字相差不算很多；但以反补贴为由发起的救济措施而言，美国采取了113项，而中国只有20项。
贸易难解就业结
相比旨在保护本国市场的反补贴立法，一些观察家呼吁更多关注ITEC的成立。
根据奥巴马签署的法案，ITEC的主任和副主任将分别由USTR和商务部的高级官员担任，其成员将包括50多名律师、研究人员和相关政府部门官员。2012－2013财年的预算案拨给该机构2600万美元的经费，USTR和商务部各自负责200万美元和2400万美元。而ITEC的直属上级机构USTR其人数不过两三百。
随着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重心日益由关税、非关税壁垒等边境问题，转向知识产权、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边境后问题，负责主持国际谈判、打开海外市场的USTR已变得日益重要。不过，目前尚不确知，ITEC将如何具体落实部门间协调，和执行贸易政策的功能。
虽然ITEC的成立和反补贴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奥巴马政府扩大出口、缩减贸易赤字政策的自然结果，但也无法和就业问题彻底切割。
当前，美国失业率虽然有所下降，但还停留在8％以上的高位。而且很多美国分析家指出，近几个月来失业率下降和劳动力市场参与度的下降也有密切关系，很多人或者重返学校，或者在历经挫折后，放弃了找工作的努力。
因此，就业在大选年就又成为了美国国内关注度颇高的议题。美国制造业联盟的声音就很有代表性：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夺走了美国汽车供应链上的40万个工作机会，钢铁业的180万个工作机会，并正威胁着造纸业里的40万个工作机会。
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休克疗法之父”杰弗里·萨克斯看来，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丧失了竞争力，已经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结构性问题。
但这种丧失主要是全球化条件下资本自由流动、自由选择的结果，所谓来自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并非重要原因。梅新育就表示，反补贴法案等贸易救济手段无法帮助美国回收流失的制造业就业机会，因为那些就业机会流失是经营成本对比等基本面因素决定的，美国的经常项目收支逆差也是其国民储蓄率低下的必然结果，而美国的货币霸权在相当程度上会造成其制造业资本和人才的流失，从而损害其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从以前的经验来看，过度地保护无法造就强劲的国际竞争力。
美国Cole Taylor银行董事长泰勒（Bruce Taylor）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坦承，很多被外包出去的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很可能不会回归本土，但是人们也应看到全球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支持各国的本土企业，并支持它们的海外业务，这对很多地方商业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其实，从新财年的预算来看，美国政府其实无意重振那些已经丧失了竞争力的本土传统制造业部门，而更希望借助技术创新，发展新兴制造业——联邦高技术制造业研究项目获得了220亿美元的投入，同比增长19％。
而RCF经济与金融公司副总裁伯恩斯坦（Peter Bernstein）认为，美国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力错配问题，美国制造业不仅是在和日本、德国企业，还在和华尔街争夺人才。因此，就业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经济的结构性调整。
因此，中国政府的出口补贴夺走美国工人工作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既往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翻版。和李雨时类似，美国多数有识之士在无须受制于选战压力时，也更愿意强调两国经济的结构性互补。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在给《财经》杂志的撰文中表示，两国经济当然是互补性的。即使在美中关系那些需要改善的领域里，两国也有根本上的共同利益。
美国希望一个基于市场的汇率和利率形成机制，希望保护知识财产。长期而言，中国也是如此。中国的“五年规划”谋求让自身经济远离以重工业为基础、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而转向可持续的经济模式，其动力来自创新和更高的居民支出。只有知识财产受到保护，创新才可以发展壮大。只有当其存款获得合理回报时，家庭存款和消费才能增长。
而很多中国学者认为，随着两国贸易规模增长，经贸关系既会是未来两国纷争的重要来源，也将继续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并且随着相互间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两国地位也会越来越平等。
骆家辉表示，美国和中国都面临着许多挑战和不确定因素，但这些不确定因素对于发展一个更强韧、更互惠互利的双边关系也同样是巨大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