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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是近代的国学大师。国学，指钱先生遍涉传统旧学，难以现代学术项目归类。大师，指钱先生的学问在博精与贯通等方面皆能得兼。国学大师，是一种极难获致的荣誉。不过，钱先生的学术重点，还是在史学方面。我有幸忝列门墙，做过他正式的史学博士研究生。
我跟钱先生读书，是他指导学生的最后阶段——90岁到92岁。当时，我刚刚自中国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毕业，找一个与艺术相关的工作本是理所当然(其他与我同班的同学，也都找到好工作；记得有两位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两位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可是，有人告诉我钱穆先生在史学研究所教书，便再起了读书的念头。因此，我念历史博士，可说完全是慕钱先生之名。进入史学研究所博士班后，发现老师确是一时之选：除了钱先生外，蒋复璁先生教版本目录、黎东方先生教西洋史学、梁嘉彬先生讲外交、宋唏先生讲宋史。
那个年代，懂得尊敬人。我在艺术研究所读书时，便几乎完全是在故宫博物院老先生家里上课。到了史学所后，也是如此。除了宋唏先生在校上课外，其他老师都在家中上课。其中钱先生的家最不一样，真可以说是气象恢弘。钱先生住在外双溪，进了他家的大铁门，整个院子就是一座起伏的小山，要爬很多阶梯，才到“素书楼”那栋二层楼别墅。
上钱先生的课，方式相当固定。学生陆续来到之后，师母一定坐在靠窗的位子，陪着大家。也是就近照顾钱先生。然后，听到下楼声响；没有人喊起立，大家自然地站起来，等钱先生出现。钱先生坐下后，会说“请坐”，大家也就坐下。两年的时间，没有例外。
钱先生望重士林，主要是因为他的著作。他有非常重量级的著作，例如《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等；他也有非常平易浅显的著作，大致上是普遍地讲解中国文化。前者让他有学术地位，后者让他对学术普及化有大贡献。关于他的浅显著作部分，比较少有人提及。似乎写这些书籍，是钱先生学术闲暇的一种消遣。但是，从这种著作的数量上看来，钱先生对于这种“浅显的”学术相当重视。他对于专业学术走出象牙塔这件事的了解，无论前代学者、当代学者都没有人能望其项背。钱先生的真正价值，非但在象牙塔内，更在象牙塔外。他不只是一个学者，更是一个文化传承者。事实上，我所以知道钱先生与重视钱先生，便是因为在军中时买了他《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那本书。那本书就是所谓“浅显的”学术，是他在新亚书院的演讲稿。
说钱先生因为著作而望重士林，是一句内行话。因为钱先生一口浓重的无锡话，在台湾能听懂的人少之又少。上课时候，大部分同学都表示无法理解。我因为家庭里各地长辈来往多，听懂虽然不是问题，却也吃力。钱先生可能也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他的上课内容，可以说和课程题目皆无关联；而是信手拈来，随意发挥。很有点听讲归听讲，读书归读书的味道。不过，话题也总是围绕着中国文化，主要是历史与哲学。“素书楼”上课，已经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事。然而，钱先生说过的几句话，总是萦绕脑际，成为永久记忆。
钱先生讲课，脚总是在地上打拍子，可以持续两小时。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直觉地以为是一种修养，一种和戚继光打仗手中数念珠类似的工夫。这个动作，可能有让他心情安定的作用。我对钱先生讲课的记忆，都是他一面脚打拍子，一面娓娓道来的印象。他最爱说的两句话是“读书在于做人”、“读书在于做少数人”。
“读书在于做人”这句话，令人想到东晋袁宏的经师、人师说法“盖闻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故欲以卖丝之质，附近朱蓝耳。”(《后汉纪灵帝纪上》)。经师的教学目的，在于传授知识；人师的教学目的，在于启发学生；而后者难能可贵。如果把袁宏、钱穆两位先生的教学与读书说法合并，那么我们可以说，教育的目的：在于学生独立人格、个性的启发和养成。那真是教育的崇高宗旨、完美境界了。另外“读书在于做人”这句话，我以为和宋张横渠的“读书在于变化气质”很相近。一个人的气质有变化，当然他的做人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我二十七八岁接触钱先生，今年已经五十四岁。几十年来。我持续读书，喜爱读书；同时，我也始终对自己的性格不满意，始终企求变化。并且，确实发生了变化。这种对于人格、个性的不断求改变心态，应该是对“读书在于做人”的一种实践。钱先生的讲课，是混杂着史学与哲学的。他对我的影响，显然偏重在哲学方面。
至于“读书在于做少数人”，这句话就多少有英雄气概了。做少数人，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多少人宁可做多数人，合于多数人的标准，隐藏在多数人的数量和观念之下，以求庇护，以求明哲保身。但是钱先生却要他的学生做少数人。这“少数人”三个字有多大的期许，有多大的压力；有多少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般的悲情，又有多少庄子《庖丁解牛》中“提刀而立，为之四顾”般的豪气。每每想到钱老师的瘦小文弱，和他说“读书在于做少数人”时的泰然自若，心中难免仍有澎湃。
“读书在于做人”，“读书在于做少数人”，是钱先生教导学生的大纲领。然而，钱先生是极为传统的学者。他读儒家的书，做儒家的人；也要学生读儒家的书，做儒家的人。这里面，就有比较大的问题了。就逻辑而言，其一：可读之书有万万种，是个大集合。儒家的书，是书之一种，是个小集合。儒家的书，是所有书的一部分。其二：做人的方式有万万种，是个大集合。儒家的做人方式，是做人方式之一种，是个小集合。儒家的做人方式，是所有做人方式的一部分。大集合包含小集合，小集合为大集合所包含。这个道理想通了，我和钱先生的关系，便微妙了。可以说我离开钱先生远了，也可以说，我离钱先生近了。因为，我真的把他的话听进去，并且好好地思考过。孔子不是也说“学而不思则罔”么?
记得《老子》第一章开宗明义便说：“道可道，非常道。”道，有千万种；每个人能够找到自己的道，便谓之得道。而不能以一种道，作为道的惟一标准，强迫人人都遵守此道。这个道理，我应用在钱先生的“读书在于做人”、“读书在于做少数人”上面。同样的，唐朝的韩愈说“文以载道”。后人骂他的很多，认为他太过卫儒家的道。事实上，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韩愈要表现他儒家的“道”，我们则可以表现我们自己的“道”。藉由文字，或者藉由生命本身。这个道理，我也应用在钱先生的“读书在于做人”、“读书在于做少数人”上面。
近30年来，我的行事作风真是不似儒家。我在充满儒家思想的文学院中教书；但是，我喜欢墨家。我喜欢和中下阶层朋友来往，喜欢中下阶层的随意和适意。因此，当我说钱先生是我老师的时候，总引人怀疑的眼光，似乎说“是吗?钱先生有这样的学生吗”?不过，我对于钱先生是我老师，很理直气壮。钱先生的“读书在于做人”、“读书在于做少数人”两句话对我影响太大。我非但是他的学生，并且，自认为是他的好学生。因为我记得他的话，反复思考他的话，对他的话提出问题，并且有我自己的答案。
学术，不应该就是这样吗?师生关系，不应该就是这样吗?
我跟钱先生读书，是他指导学生的最后阶段——90岁到92岁。当时，我刚刚自中国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毕业，找一个与艺术相关的工作本是理所当然(其他与我同班的同学，也都找到好工作；记得有两位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两位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可是，有人告诉我钱穆先生在史学研究所教书，便再起了读书的念头。因此，我念历史博士，可说完全是慕钱先生之名。进入史学研究所博士班后，发现老师确是一时之选：除了钱先生外，蒋复璁先生教版本目录、黎东方先生教西洋史学、梁嘉彬先生讲外交、宋唏先生讲宋史。
那个年代，懂得尊敬人。我在艺术研究所读书时，便几乎完全是在故宫博物院老先生家里上课。到了史学所后，也是如此。除了宋唏先生在校上课外，其他老师都在家中上课。其中钱先生的家最不一样，真可以说是气象恢弘。钱先生住在外双溪，进了他家的大铁门，整个院子就是一座起伏的小山，要爬很多阶梯，才到“素书楼”那栋二层楼别墅。
上钱先生的课，方式相当固定。学生陆续来到之后，师母一定坐在靠窗的位子，陪着大家。也是就近照顾钱先生。然后，听到下楼声响；没有人喊起立，大家自然地站起来，等钱先生出现。钱先生坐下后，会说“请坐”，大家也就坐下。两年的时间，没有例外。
钱先生望重士林，主要是因为他的著作。他有非常重量级的著作，例如《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等；他也有非常平易浅显的著作，大致上是普遍地讲解中国文化。前者让他有学术地位，后者让他对学术普及化有大贡献。关于他的浅显著作部分，比较少有人提及。似乎写这些书籍，是钱先生学术闲暇的一种消遣。但是，从这种著作的数量上看来，钱先生对于这种“浅显的”学术相当重视。他对于专业学术走出象牙塔这件事的了解，无论前代学者、当代学者都没有人能望其项背。钱先生的真正价值，非但在象牙塔内，更在象牙塔外。他不只是一个学者，更是一个文化传承者。事实上，我所以知道钱先生与重视钱先生，便是因为在军中时买了他《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那本书。那本书就是所谓“浅显的”学术，是他在新亚书院的演讲稿。
说钱先生因为著作而望重士林，是一句内行话。因为钱先生一口浓重的无锡话，在台湾能听懂的人少之又少。上课时候，大部分同学都表示无法理解。我因为家庭里各地长辈来往多，听懂虽然不是问题，却也吃力。钱先生可能也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他的上课内容，可以说和课程题目皆无关联；而是信手拈来，随意发挥。很有点听讲归听讲，读书归读书的味道。不过，话题也总是围绕着中国文化，主要是历史与哲学。“素书楼”上课，已经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事。然而，钱先生说过的几句话，总是萦绕脑际，成为永久记忆。
钱先生讲课，脚总是在地上打拍子，可以持续两小时。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直觉地以为是一种修养，一种和戚继光打仗手中数念珠类似的工夫。这个动作，可能有让他心情安定的作用。我对钱先生讲课的记忆，都是他一面脚打拍子，一面娓娓道来的印象。他最爱说的两句话是“读书在于做人”、“读书在于做少数人”。
“读书在于做人”这句话，令人想到东晋袁宏的经师、人师说法“盖闻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故欲以卖丝之质，附近朱蓝耳。”(《后汉纪灵帝纪上》)。经师的教学目的，在于传授知识；人师的教学目的，在于启发学生；而后者难能可贵。如果把袁宏、钱穆两位先生的教学与读书说法合并，那么我们可以说，教育的目的：在于学生独立人格、个性的启发和养成。那真是教育的崇高宗旨、完美境界了。另外“读书在于做人”这句话，我以为和宋张横渠的“读书在于变化气质”很相近。一个人的气质有变化，当然他的做人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我二十七八岁接触钱先生，今年已经五十四岁。几十年来。我持续读书，喜爱读书；同时，我也始终对自己的性格不满意，始终企求变化。并且，确实发生了变化。这种对于人格、个性的不断求改变心态，应该是对“读书在于做人”的一种实践。钱先生的讲课，是混杂着史学与哲学的。他对我的影响，显然偏重在哲学方面。
至于“读书在于做少数人”，这句话就多少有英雄气概了。做少数人，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多少人宁可做多数人，合于多数人的标准，隐藏在多数人的数量和观念之下，以求庇护，以求明哲保身。但是钱先生却要他的学生做少数人。这“少数人”三个字有多大的期许，有多大的压力；有多少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般的悲情，又有多少庄子《庖丁解牛》中“提刀而立，为之四顾”般的豪气。每每想到钱老师的瘦小文弱，和他说“读书在于做少数人”时的泰然自若，心中难免仍有澎湃。
“读书在于做人”，“读书在于做少数人”，是钱先生教导学生的大纲领。然而，钱先生是极为传统的学者。他读儒家的书，做儒家的人；也要学生读儒家的书，做儒家的人。这里面，就有比较大的问题了。就逻辑而言，其一：可读之书有万万种，是个大集合。儒家的书，是书之一种，是个小集合。儒家的书，是所有书的一部分。其二：做人的方式有万万种，是个大集合。儒家的做人方式，是做人方式之一种，是个小集合。儒家的做人方式，是所有做人方式的一部分。大集合包含小集合，小集合为大集合所包含。这个道理想通了，我和钱先生的关系，便微妙了。可以说我离开钱先生远了，也可以说，我离钱先生近了。因为，我真的把他的话听进去，并且好好地思考过。孔子不是也说“学而不思则罔”么?
记得《老子》第一章开宗明义便说：“道可道，非常道。”道，有千万种；每个人能够找到自己的道，便谓之得道。而不能以一种道，作为道的惟一标准，强迫人人都遵守此道。这个道理，我应用在钱先生的“读书在于做人”、“读书在于做少数人”上面。同样的，唐朝的韩愈说“文以载道”。后人骂他的很多，认为他太过卫儒家的道。事实上，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韩愈要表现他儒家的“道”，我们则可以表现我们自己的“道”。藉由文字，或者藉由生命本身。这个道理，我也应用在钱先生的“读书在于做人”、“读书在于做少数人”上面。
近30年来，我的行事作风真是不似儒家。我在充满儒家思想的文学院中教书；但是，我喜欢墨家。我喜欢和中下阶层朋友来往，喜欢中下阶层的随意和适意。因此，当我说钱先生是我老师的时候，总引人怀疑的眼光，似乎说“是吗?钱先生有这样的学生吗”?不过，我对于钱先生是我老师，很理直气壮。钱先生的“读书在于做人”、“读书在于做少数人”两句话对我影响太大。我非但是他的学生，并且，自认为是他的好学生。因为我记得他的话，反复思考他的话，对他的话提出问题，并且有我自己的答案。
学术，不应该就是这样吗?师生关系，不应该就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