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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学历史教学三大目标之一是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以史为鉴、学以致用是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对此专家学者早有论述。新课程文化史单独成册，体现了其重要性，但如何发挥其教育功能，需要我们用“历史观”、“发展观”予以阐释。以新课程文化史第一单元中的《周易》、孔子的儒家学说、老子的道家学说为例，需要对学生进行“以人为本”、“以和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教育。
关键词：教育功能； 和谐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 演变
中学历史新课标规定，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是中学历史三大教学目标之一，“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对历史教育功能的文化认同。我们有必要帮助学生通史致用、通古今之变，学以致用。即帮助学生通过学习历史知识，提高素养、认识现实、再造未来。关于这个问题，有关专家学者早有论述。
李大钊在《历史与哲学》一文中指出：“凡一种学问必于实际有用处，文学、史学都是如此。”他认为，史学作为一种学问，其“用处是多方面的”，其中，最要紧的用处，是用他来助我们人生的修养，史学、文学、哲学者与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并且有他们的好处。史学“与人生有极大的影响，我们不但要研究他且当宣传他，引起人们研究的兴味，以促史学的进步。”
吴玉章认为“凡一个民族，如果缺乏详实的历史记载，则会减弱民族的自尊心和奋斗的自信心。”所以，“为了激发同胞的爱国精神”，就“不能不发扬民族”固有的“爱国思想”，就不能不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
翦伯赞说：“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压抑中的活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
但是，任何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事件无论有关它们的文献多么充分、足够，但这些文献不能自行给出这些事件的“意义”，它们只能是供人解读的文本。“意义”是对“文本”进行创造性解读的结果。对文本的解读是可以多元的，如同一个《红楼梦》，不同的人却读出不同的意义：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和阶级斗争，社会学家看见封建社会的没落和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文本”的解读并不是可以随意的没有边界限制的，否则的话，后患无穷。杭州西湖岳飞墓前秦桧夫妇跪像在日前上海一家艺术馆展出的名叫《跪了492年，我们想站起来喘口气了》，这是对“文本”的解读发生问题而导致的，是由于什么是民族英雄、什么是投降卖国的是非颠倒、普遍道德标准的失衡而导致的？秦桧夫妇可以站起来，岂不意味着民族英雄需要叭下、整个民族可以跪下？“白铁无辜铸佞臣”、“人自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这一民族文化认同可以推翻？无怪乎陈水扁企图割裂台湾是中国领土的历史，而只开设台湾史，却不开中国史；日本军国主义者会置历史于不顾，而不承认侵略史。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廖可斌教授在“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误解有多深”的报告中讲到的当前对传统文化产生误解的三个重要原因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的重大作用经过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已为人们逐渐的认识，中学历史新课程的必修课的三个模块的第三个模块把文化部分单独成册，从过去的可有可无，发展到新课程（必修课）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三足鼎立，课时也各占三分之一。我们有必要坚守、利用历史课这一阵地上好文化课。但仔细阅读新课程文化史文本后感到新课本是从现在看过去编写的，把历史和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历史学出发对课本作了精心的选择，但阐释的角度仍是传统的，历史的特点、与时俱进的特点不甚突出，如文学史中的文学部分，语文课也上，历史课也讲，两者总该有个区别、有个侧重点，都同样讲代表人物、代表作、作品的特点和风格、时代背景，是否有重复之嫌，学生愿意听吗？因此，我认为在具体的有关内容的教学中需要我们执教者拓展和深化。从教育功能、学以致用、通史致用目的出发，我认为对历史文本意义的解读，不需求全，也难以求全，但要有所侧重，并要和现实政治相结合。关于此问题，本文试以新课程文化史第一单元《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为例谈些粗浅认识，以求抛砖引玉。
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功能包罗万象、内容丰富、异彩纷呈，本文试从“历史观”和与时俱进的“发展观”出发，仅从“以人为本”、“以和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加以解读。
中国人的战争史、争斗史以前的中学历史课没有少讲，但根据文本 “以人为本”、“以和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阐释少之又少。而新课程文化史的第一单元在这方面显然是有所忽视的。我们有必要在教学中充实、补充和解读。现以新课本中涉及的《周易》、老子的道家学说、孔子的儒家学说为例予以说明。
周朝建立后，确立了宗法制度，文化模式从以神为本走向了以人为本，形成了贵“和”、讲和谐、求统一的特点。在天人关系上，形成了“天人合一”、“和谐统一”的思想。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和天命神学是维系当时社会的精神支柱，因而构成了这一社会历史时期思想 文化的整体。
这一时期文化的集大成者则是《周易》。《周易》中充分地体现了“人本主义”思想。《周易·彖观》中说：“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住，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人文”与“天文”相对。“天文”是天相，所以观天象，就可以察时变，掌握天气的变化。如此类推，“人文”当是指民情。所以观民情，因情施教，因地制宜，就可以“化成天下”。由此可知，这里的“人文”指的是“人本主义”或“人本精神”，强调以人为本，珍视人的价值。
《周易》中还充分体现了“和谐”的思想。“和谐”，是指和平、和解、和睦、和乐、和美、和合、和祥、协调等。“太极和谐原理”形象生动的表述了和谐的意思。“太极图”—— 阴阳鱼合抱、互含，两条鱼的内边无衣无缝，两条鱼的外边是个正圆。这个“太极图”告诉我们：第一：任何一个事物都包含着两个对立面；第二，两个对立面相互包含，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第三，两个对立面协调吻合，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从这里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在一个统一体中，凡是有利于对方的，便有利于整体的和谐统一，也就反过来有利于自身；反之，凡是有损于对方的，便有损于整体的和谐统一，也就反过来有损于自身，这就是从“太极图”内涵演绎而来的“太极和谐原理”。这个原理无论对于一个家庭、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还是对于人和人之间、家庭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乃至人类与自然之间，都是广泛适应，概莫能外。 从这个原理出发去观察世界，可谓茫茫宇宙，浑然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斗则俱损，和则两利；哲和，则哲理和融；医和，则医道入神；文和，则文风俊逸；武和，则武德纯正；农和，则农耕适宜；商和，则商誉兴隆；人和，则事业繁盛；事和，则相辅相成；声和，则悦耳动听；色和，则悦目赏心；身和，则血脉通畅；心和，则怡乐安祥——故人类与自然应当和谐，每个人的身心应当和谐，一个国家也应当和谐。
《周易》的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它的这种影响是深层次和潜在的，可以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是在它的熏陶下锻炼成长和提高的。中华民族思维上的直觉性、整体性、具象性特点，均能从中找到其思维的影子。这种思维方式不同于西方的分析思维，着重强调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和浑然一体。《周易》塑造了中国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如谦虚谨慎、勤恳诚实、积极作为、刚健柔顺、自强不息精神等早已内化为民族性格，积淀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同时也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和集中体现，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中强烈的主体意识、自觉意识、忧患意识、革新意识、危机意识等，是历来仁人志士所奉行赞赏的，并成为激励他们去发愤图强和积极探索的一股强大推动力。
春秋时期的楚国人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是《道德经》。他提出的“清静无为”的思想，对于战国这个纷乱的时代起了中和的作用。他从“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出发，倡导政治上“无为而治”，以“无事取天下”。所谓“无为”，是指不妄为，不胡作非为、为所欲为，如此才能真正取得“无不为”的效果。他认为人要表现柔弱，不要刚强，人要愚鲁，不要聪明。人要无为、无我、无欲，居下、清虚、自然……，他认为刚强容易折断，柔弱容易保全，柔弱了就能谦下不争，愚鲁就能弃华取实，一切自然。他反对物欲，讲求精神生活；反对人为，讲求效法自然；重视精神生活，以精神来役使物质。
在老子哲学中，“天道”受到赞扬，而“人道”则遭到贬损。在他看来，“道”演化为天地万物，没有神力，没有矫饰，自然而然。他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道”不争、不言、不骄、没有制物之心，像无形的巨网广大无边，虽稀疏却没有任何遗漏，将一切都包括于其中。与此不同，“人道”便显得自私、偏狭、不公。于是问题产生了：如何改造“人道”？老子的回答是：“人道”应效法“天道”。《老子》描绘了强与弱、生与死、祸与福、上与下、前与后等等对立的转化。他主张将“天道”的自然特征运用于人类，使施政者具备“柔弱”、“无为”的品格和风貌：淳朴、纯洁、不自以为是、不固执已见、不扰民、以百姓之心为心等等。这样经过“天道”浸润的“人道”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即“无为而无不为”。“无为”主要是指清除独断专横的行为，含有不妄为的意思，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
老子的“道法自然”，即主张人与自然万物是连在一体的，自然存在有其深刻的内在价值，人类应当尊重自然、关注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老子所描绘的世界蓝图是万物和谐、各遂性命、充满生机的协调世界，这恰好是今天全球下在努力实现的生态文明社会的伟大理想。
春秋末期鲁国的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他系统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观点。如何做一个君子？如何做一个圣贤？人的生活目标是什么？在这些关于人的价值观的问题上，在孔子哪里的核心是“仁”。 他讲：“仁者，爱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以爱人之心调解与和谐社会人际关系。他主张“为政以德”，要求统治者爱惜民力，用“德”教化百姓。他讲“仁”一定涉及人际关系，可见，孔子的“人学”，充分包含了对百姓的关心和爱护，以及“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思想。
孔子强调，做一个有道德修养的君子，要靠自已的努力，从“我”做起。他说：“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他主张恢复西周礼制，这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同时他又把君子的自我道德修养看成是治国平天下的起点。这种从“我”做起的道德修养论，成为儒家“人学”的思想核心。孔子谈到许多重要的道德规范，如《论语》中的温（温和）、良（善良）、恭（自重、自尊）、俭（俭朴）、让（谦让）等，在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中起了很大作用。孔子认为，在人的生命中恪守道德规范，将道义放在第一位，这样生活才能充实。人的生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追求富贵，虽然人人都想得到富贵，但是这要加强限制，限制就是道义，符合道义的富贵才可以取，不合道义的富贵决不可取。人为道义而活，非为富贵而生，这样才有了人生的真正价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的观点提高了“人”的价值，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位系统论述人生价值观的哲人。孔子主张“和为贵”，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君子无争。这些思想在协调人和人、人和社会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以上是笔者对新课程文化史第一单元 “文本”“意义”即教育功能的一点思考，目的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文本的“意义”的阐释，对学生进行“以人为本”、“以和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教育，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其教育功能的教学行为分析将在另文中涉及，）不一定对，敬请赐教。
关键词：教育功能； 和谐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 演变
中学历史新课标规定，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是中学历史三大教学目标之一，“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对历史教育功能的文化认同。我们有必要帮助学生通史致用、通古今之变，学以致用。即帮助学生通过学习历史知识，提高素养、认识现实、再造未来。关于这个问题，有关专家学者早有论述。
李大钊在《历史与哲学》一文中指出：“凡一种学问必于实际有用处，文学、史学都是如此。”他认为，史学作为一种学问，其“用处是多方面的”，其中，最要紧的用处，是用他来助我们人生的修养，史学、文学、哲学者与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并且有他们的好处。史学“与人生有极大的影响，我们不但要研究他且当宣传他，引起人们研究的兴味，以促史学的进步。”
吴玉章认为“凡一个民族，如果缺乏详实的历史记载，则会减弱民族的自尊心和奋斗的自信心。”所以，“为了激发同胞的爱国精神”，就“不能不发扬民族”固有的“爱国思想”，就不能不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
翦伯赞说：“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压抑中的活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
但是，任何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事件无论有关它们的文献多么充分、足够，但这些文献不能自行给出这些事件的“意义”，它们只能是供人解读的文本。“意义”是对“文本”进行创造性解读的结果。对文本的解读是可以多元的，如同一个《红楼梦》，不同的人却读出不同的意义：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和阶级斗争，社会学家看见封建社会的没落和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文本”的解读并不是可以随意的没有边界限制的，否则的话，后患无穷。杭州西湖岳飞墓前秦桧夫妇跪像在日前上海一家艺术馆展出的名叫《跪了492年，我们想站起来喘口气了》，这是对“文本”的解读发生问题而导致的，是由于什么是民族英雄、什么是投降卖国的是非颠倒、普遍道德标准的失衡而导致的？秦桧夫妇可以站起来，岂不意味着民族英雄需要叭下、整个民族可以跪下？“白铁无辜铸佞臣”、“人自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这一民族文化认同可以推翻？无怪乎陈水扁企图割裂台湾是中国领土的历史，而只开设台湾史，却不开中国史；日本军国主义者会置历史于不顾，而不承认侵略史。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廖可斌教授在“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误解有多深”的报告中讲到的当前对传统文化产生误解的三个重要原因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的重大作用经过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已为人们逐渐的认识，中学历史新课程的必修课的三个模块的第三个模块把文化部分单独成册，从过去的可有可无，发展到新课程（必修课）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三足鼎立，课时也各占三分之一。我们有必要坚守、利用历史课这一阵地上好文化课。但仔细阅读新课程文化史文本后感到新课本是从现在看过去编写的，把历史和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历史学出发对课本作了精心的选择，但阐释的角度仍是传统的，历史的特点、与时俱进的特点不甚突出，如文学史中的文学部分，语文课也上，历史课也讲，两者总该有个区别、有个侧重点，都同样讲代表人物、代表作、作品的特点和风格、时代背景，是否有重复之嫌，学生愿意听吗？因此，我认为在具体的有关内容的教学中需要我们执教者拓展和深化。从教育功能、学以致用、通史致用目的出发，我认为对历史文本意义的解读，不需求全，也难以求全，但要有所侧重，并要和现实政治相结合。关于此问题，本文试以新课程文化史第一单元《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为例谈些粗浅认识，以求抛砖引玉。
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功能包罗万象、内容丰富、异彩纷呈，本文试从“历史观”和与时俱进的“发展观”出发，仅从“以人为本”、“以和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加以解读。
中国人的战争史、争斗史以前的中学历史课没有少讲，但根据文本 “以人为本”、“以和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阐释少之又少。而新课程文化史的第一单元在这方面显然是有所忽视的。我们有必要在教学中充实、补充和解读。现以新课本中涉及的《周易》、老子的道家学说、孔子的儒家学说为例予以说明。
周朝建立后，确立了宗法制度，文化模式从以神为本走向了以人为本，形成了贵“和”、讲和谐、求统一的特点。在天人关系上，形成了“天人合一”、“和谐统一”的思想。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和天命神学是维系当时社会的精神支柱，因而构成了这一社会历史时期思想 文化的整体。
这一时期文化的集大成者则是《周易》。《周易》中充分地体现了“人本主义”思想。《周易·彖观》中说：“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住，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人文”与“天文”相对。“天文”是天相，所以观天象，就可以察时变，掌握天气的变化。如此类推，“人文”当是指民情。所以观民情，因情施教，因地制宜，就可以“化成天下”。由此可知，这里的“人文”指的是“人本主义”或“人本精神”，强调以人为本，珍视人的价值。
《周易》中还充分体现了“和谐”的思想。“和谐”，是指和平、和解、和睦、和乐、和美、和合、和祥、协调等。“太极和谐原理”形象生动的表述了和谐的意思。“太极图”—— 阴阳鱼合抱、互含，两条鱼的内边无衣无缝，两条鱼的外边是个正圆。这个“太极图”告诉我们：第一：任何一个事物都包含着两个对立面；第二，两个对立面相互包含，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第三，两个对立面协调吻合，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从这里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在一个统一体中，凡是有利于对方的，便有利于整体的和谐统一，也就反过来有利于自身；反之，凡是有损于对方的，便有损于整体的和谐统一，也就反过来有损于自身，这就是从“太极图”内涵演绎而来的“太极和谐原理”。这个原理无论对于一个家庭、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还是对于人和人之间、家庭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乃至人类与自然之间，都是广泛适应，概莫能外。 从这个原理出发去观察世界，可谓茫茫宇宙，浑然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斗则俱损，和则两利；哲和，则哲理和融；医和，则医道入神；文和，则文风俊逸；武和，则武德纯正；农和，则农耕适宜；商和，则商誉兴隆；人和，则事业繁盛；事和，则相辅相成；声和，则悦耳动听；色和，则悦目赏心；身和，则血脉通畅；心和，则怡乐安祥——故人类与自然应当和谐，每个人的身心应当和谐，一个国家也应当和谐。
《周易》的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它的这种影响是深层次和潜在的，可以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是在它的熏陶下锻炼成长和提高的。中华民族思维上的直觉性、整体性、具象性特点，均能从中找到其思维的影子。这种思维方式不同于西方的分析思维，着重强调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和浑然一体。《周易》塑造了中国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如谦虚谨慎、勤恳诚实、积极作为、刚健柔顺、自强不息精神等早已内化为民族性格，积淀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同时也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和集中体现，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中强烈的主体意识、自觉意识、忧患意识、革新意识、危机意识等，是历来仁人志士所奉行赞赏的，并成为激励他们去发愤图强和积极探索的一股强大推动力。
春秋时期的楚国人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是《道德经》。他提出的“清静无为”的思想，对于战国这个纷乱的时代起了中和的作用。他从“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出发，倡导政治上“无为而治”，以“无事取天下”。所谓“无为”，是指不妄为，不胡作非为、为所欲为，如此才能真正取得“无不为”的效果。他认为人要表现柔弱，不要刚强，人要愚鲁，不要聪明。人要无为、无我、无欲，居下、清虚、自然……，他认为刚强容易折断，柔弱容易保全，柔弱了就能谦下不争，愚鲁就能弃华取实，一切自然。他反对物欲，讲求精神生活；反对人为，讲求效法自然；重视精神生活，以精神来役使物质。
在老子哲学中，“天道”受到赞扬，而“人道”则遭到贬损。在他看来，“道”演化为天地万物，没有神力，没有矫饰，自然而然。他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道”不争、不言、不骄、没有制物之心，像无形的巨网广大无边，虽稀疏却没有任何遗漏，将一切都包括于其中。与此不同，“人道”便显得自私、偏狭、不公。于是问题产生了：如何改造“人道”？老子的回答是：“人道”应效法“天道”。《老子》描绘了强与弱、生与死、祸与福、上与下、前与后等等对立的转化。他主张将“天道”的自然特征运用于人类，使施政者具备“柔弱”、“无为”的品格和风貌：淳朴、纯洁、不自以为是、不固执已见、不扰民、以百姓之心为心等等。这样经过“天道”浸润的“人道”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即“无为而无不为”。“无为”主要是指清除独断专横的行为，含有不妄为的意思，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
老子的“道法自然”，即主张人与自然万物是连在一体的，自然存在有其深刻的内在价值，人类应当尊重自然、关注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老子所描绘的世界蓝图是万物和谐、各遂性命、充满生机的协调世界，这恰好是今天全球下在努力实现的生态文明社会的伟大理想。
春秋末期鲁国的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他系统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观点。如何做一个君子？如何做一个圣贤？人的生活目标是什么？在这些关于人的价值观的问题上，在孔子哪里的核心是“仁”。 他讲：“仁者，爱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以爱人之心调解与和谐社会人际关系。他主张“为政以德”，要求统治者爱惜民力，用“德”教化百姓。他讲“仁”一定涉及人际关系，可见，孔子的“人学”，充分包含了对百姓的关心和爱护，以及“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思想。
孔子强调，做一个有道德修养的君子，要靠自已的努力，从“我”做起。他说：“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他主张恢复西周礼制，这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同时他又把君子的自我道德修养看成是治国平天下的起点。这种从“我”做起的道德修养论，成为儒家“人学”的思想核心。孔子谈到许多重要的道德规范，如《论语》中的温（温和）、良（善良）、恭（自重、自尊）、俭（俭朴）、让（谦让）等，在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中起了很大作用。孔子认为，在人的生命中恪守道德规范，将道义放在第一位，这样生活才能充实。人的生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追求富贵，虽然人人都想得到富贵，但是这要加强限制，限制就是道义，符合道义的富贵才可以取，不合道义的富贵决不可取。人为道义而活，非为富贵而生，这样才有了人生的真正价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的观点提高了“人”的价值，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位系统论述人生价值观的哲人。孔子主张“和为贵”，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君子无争。这些思想在协调人和人、人和社会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以上是笔者对新课程文化史第一单元 “文本”“意义”即教育功能的一点思考，目的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文本的“意义”的阐释，对学生进行“以人为本”、“以和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教育，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其教育功能的教学行为分析将在另文中涉及，）不一定对，敬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