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国际产能合作要突破一窝蜂和低水平重复的做法，发挥中国企业及产业自身的比较优势，走差异化和中高端道路。
要说中国最近哪个词常常“刷爆”国际朋友圈，“国际产能合作”无疑当之无愧。
6月5日-6日，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与湖北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中国中部国际产能合作论坛暨企业对接洽谈会”在武汉举行，来自俄罗斯、加纳、孟加拉国等72个国家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的官员、驻华使节等400多人浩浩荡荡来“捧场”。会上，中部六省与多国签约28个优质产能“走出去”项目，签约金额近80亿美元。
才过一周，6月13日，由国家发改委与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国际产能合作论坛”在昆明开幕，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印度等15个国家的近300名代表出现在现场。展会期间共签订“走出去”项目495个，签约金额近1300亿美元。
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5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1个国家和地区的4136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实现投资735.2亿美元，同比增长61.9%。此外，截至5月底，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达到9365.6亿美元。
毫无疑问，国际产能合作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新名片”。本刊记者特邀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叶学平、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李东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就国际产能合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及其可能遇到的风险问题，进行了相关探讨。
不再“赔本赚吆喝”
《支点》：国际产能合作发展如火如荼，它会带来哪些新的发展机遇？
叶学平：国际产能合作某种意义上就是“走出去”。最近这些年，湖北在“走出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希望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比如，在互联互通方面，通过建设“长江黄金水道”、“汉新欧铁路”等，打造对外开放的“大通道、大平台、大通关”。在整体经济下行的形势下，去年湖北经济总量接近3万亿元，全国排名第八。随着湖北对外开放的条件越来越完善，以湖北为代表的内陆省份，在国际产能合作方面就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从国家层面来讲，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各种产能过剩，国际产能合作其实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方面，能够帮助中国“去产能”，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稳步健康增长。
张茉楠：国际产能合作，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过剩产能输出”。因为从中国经济转型的角度来说，它一方面是通过国际合作使得产能能够重新配置。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国际合作使产业能够升级。比如中国高铁“出海”，最初就是帮其他国家建造一个项目，现在随着不断的对外合作，已经有包括技术、研发、项目实施等在内的整体解决方案输出能力。
另外，国内的生产成本、要素成本等都在上升。国内企业通过在非洲、东南亚或一些新兴经济体投资建厂，能够大幅度降低成本，提高资本利用效率。所以，国际产能合作能够促进全球价值链合作，有利于国内企业生产能力和经营效率的提升。
李东红：国际产能合作带来的机遇，其实是双向的。一方面，就像大家所说的那样，近年来，国内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产能过剩形势严峻，产业结构难以满足新型国际市场需求。把握全球市场变得尤为重要和迫切，而国际产能合作是最有效的途径。通过化解过剩产能和推动产业向高端转型升级，能够使国内企业避免因竞争力不足而陷入“赔本赚吆喝”的困境。
另一方面，国际产能合作也能促进其他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质优价廉、综合配套的产业服务，以及各项直接投资，能够帮助这些国家快速实现经济增长。对发达国家而言，通过加强和中国的经济贸易合作，能够推动全球形成新的产能分工协作体系。
不再只靠“拿订单”
《支点》：事实上，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有多年，如何评价过去所走过的路？
李东红：过去数十年间，不管在政策上，还是法律上，都能发现政府对产业“走出去”和外资“走进来”的扶持和鼓励力度在不断加大。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每年都在增长，2015年创下1180.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14.7%。实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
但是，“走出去”的产业多是以农业、制造业为主的第一、第二产业，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走出去”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当然，这里面也有国内服务业本身发展相对缓慢的原因。在未来的国际产能合作上，应该未雨绸缪，对第三产业的国际产能合作做出规划。比如，工程服务领域在国内发展得比较好，应在此基础上做些延伸。
叶学平：不可否认，中国的国际产能合作能力一直都在加强。不过，以往的国际产能合作更多的是靠拿订单，在国内生产产品之后卖到国外，也就是进出口贸易方面的合作。WTO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出口额超过2.27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一。《2016世界投资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突破1万亿美元，全球排名第十位。
因此，在加大贸易合作的同时，还要通过在国外进行并购、合资、重组等资本运营，以及在国外建厂、工业园区等加大直接投资。不仅把国内的产品卖出去，还要把国内的技术等输出去，以多种方式深化对外合作。以往在国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是机电、家电行业，比如美的、海尔、联想在国外都有建厂。现在国内其他很多产业，比如高铁、核电、汽车、建筑、光电子产业在国际市场上都有核心竞争力，应敢于“走出去”并进行直接投资。
张茉楠：中国越来越深入到国际合作中，商务部推动的经贸合作区是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的有效平台。目前，中国已经在全球50多个国家设立了118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共有2799家中资企业入驻。在“一带一路”的65个国家中，也有23个国家设立了77个境外合作区，共有900家中资企业入驻，拿下3975个各类项目，年产值超过200亿美元。这之中，还有25个国家希望同中国建立36个境外经贸合作区。这是承载中国企业在海外项目落地的一个重要载体。 然而，中国虽是投资大国，却不是投资强国。最明显的表现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收益率不高，投资失败率也很高。以2009年的数据为例，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是0.72，发达国家则高达1.11，而中国只达到0.69。
不再“摸着石头过河”
《支点》：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防范“走出去”的风险，减少投资失败的可能？
叶学平：从外部原因来说，投资失败多由地缘政治造成，较难避免。从自身原因来说，中国企业对国际贸易规则不是很了解。比如，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法律、法规和风土人情，很多中国企业就是在不经意间触犯了这些条规，这就要求中国企业要了解这些条规并遵守。
如果每个企业都去做这个事情，成本就会很高，政府可对企业做一些培训和服务。比如，湖北最近就在出一本《俄罗斯投资指南》，对俄罗斯市场需求、人口情况、文化习惯、法律法规等做了基础性介绍工作，让企业在投资之前了解被投资国的基本情况。再比如，即将出台的“国际产能合作十三五规划”，里面会提出发展目标和重点项目，对外投资的指向性会更加明确，也会有一些“走出去”的保障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都可减少企业“走出去”的风险。
张茉楠：政府能做的还有一点，就是通过立法对海外投资利益进行保护。中国从商品大国向投资大国转型，必然需要一个法制体系和框架来保障中国海外投资的利益。不过，因为涉及不同国家的投资条例，包括双边和多边都需要协调，立法需要一个过程。
《支点》：国外也曾有过国际产能合作先例，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张茉楠：中国企业“走出去”，要降低对外投资风险，提高对外投资收益率，更多地要依赖企业自身努力。中国很多企业缺乏全球竞争能力，顶多算是跨国企业而非全球化企业。这些企业的治理结构、内部管理、技术和战略储备，以及国际化视野都不够完善。
比如，美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均设有全球战略研究部门，专司调查本行业国际市场发展情况之职，研究提出公司在全球运作中的战略定位、总体战略和具体执行计划，并适时调整和提出新市场开拓战略构想。也就是说，美国掌控着全球产业重组的利益分配权，通过全球不同国家之间的生产率以及资源禀赋的差异来确定要素组合的形式，最根本还在于美国控制了研发、生产、销售乃至最后的财富管理。
再比如，日本企业资本利得及海外进账数额巨大，海外资产创造了巨大的国民生产总值，而这不能不归功于日本企业的综合商社模式。三井财团、三菱财团、住友财团等几家超级综合商社，集贸易、产业、金融及信息等为一体，具备为客户提供综合服务的能力，也能促进产业和金融资本融合，规避很多风险。
不再单打独斗
《支点》：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国外对中国提出的国际产能合作似乎有一些质疑声音？
李东红：说到底是国外对中国存在误解。以往在国际产能合作方面，中国很多企业都是走低端市场，这就会带来很多问题。因为国际市场对低端产能需求总量有限，而且低端产能进入门槛低，这就会引发“价格战”。最后导致发达国家政府、相关企业等以反倾销等理由，对中国企业进行指责和刁难。事实上，现在中国的很多富余产能都是优质产能。
要消除他们的误解，在未来的国际产能合作中，一定要突破一窝蜂和低水平重复的做法，发挥中国企业及产业自身的比较优势，走差异化和中高端道路。
还有一个视角就是，中国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多边合作，以开放心态和其他发达国家企业共同在海外做投资。比如在东南亚投资，可以拉上韩国、日本的投资者，他们很早就在东南亚市场做投资，一起去做的效果可能会更好，大家也更愿意接受。
叶学平：如果能找到与输入国优势互补的产业，其实很多国家还是非常愿意合作的。以湖北为例，汽车是湖北的优势主导产业，有很多好品牌，产能也很富裕。对俄罗斯来说，俄罗斯国土面积大，而且石油资源丰富，对汽车需求旺盛。
这样，两者就很好地找到了产能方面的优势互补，俄罗斯就很愿意与湖北进行产能合作。在国际产能合作方面，一定要提供参与国需要的产能，才能实现双方合作共赢。
要说中国最近哪个词常常“刷爆”国际朋友圈，“国际产能合作”无疑当之无愧。
6月5日-6日，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与湖北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中国中部国际产能合作论坛暨企业对接洽谈会”在武汉举行，来自俄罗斯、加纳、孟加拉国等72个国家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的官员、驻华使节等400多人浩浩荡荡来“捧场”。会上，中部六省与多国签约28个优质产能“走出去”项目，签约金额近80亿美元。
才过一周，6月13日，由国家发改委与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国际产能合作论坛”在昆明开幕，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印度等15个国家的近300名代表出现在现场。展会期间共签订“走出去”项目495个，签约金额近1300亿美元。
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5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1个国家和地区的4136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实现投资735.2亿美元，同比增长61.9%。此外，截至5月底，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达到9365.6亿美元。
毫无疑问，国际产能合作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新名片”。本刊记者特邀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叶学平、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李东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就国际产能合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及其可能遇到的风险问题，进行了相关探讨。
不再“赔本赚吆喝”
《支点》：国际产能合作发展如火如荼，它会带来哪些新的发展机遇？
叶学平：国际产能合作某种意义上就是“走出去”。最近这些年，湖北在“走出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希望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比如，在互联互通方面，通过建设“长江黄金水道”、“汉新欧铁路”等，打造对外开放的“大通道、大平台、大通关”。在整体经济下行的形势下，去年湖北经济总量接近3万亿元，全国排名第八。随着湖北对外开放的条件越来越完善，以湖北为代表的内陆省份，在国际产能合作方面就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从国家层面来讲，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各种产能过剩，国际产能合作其实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方面，能够帮助中国“去产能”，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稳步健康增长。
张茉楠：国际产能合作，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过剩产能输出”。因为从中国经济转型的角度来说，它一方面是通过国际合作使得产能能够重新配置。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国际合作使产业能够升级。比如中国高铁“出海”，最初就是帮其他国家建造一个项目，现在随着不断的对外合作，已经有包括技术、研发、项目实施等在内的整体解决方案输出能力。
另外，国内的生产成本、要素成本等都在上升。国内企业通过在非洲、东南亚或一些新兴经济体投资建厂，能够大幅度降低成本，提高资本利用效率。所以，国际产能合作能够促进全球价值链合作，有利于国内企业生产能力和经营效率的提升。
李东红：国际产能合作带来的机遇，其实是双向的。一方面，就像大家所说的那样，近年来，国内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产能过剩形势严峻，产业结构难以满足新型国际市场需求。把握全球市场变得尤为重要和迫切，而国际产能合作是最有效的途径。通过化解过剩产能和推动产业向高端转型升级，能够使国内企业避免因竞争力不足而陷入“赔本赚吆喝”的困境。
另一方面，国际产能合作也能促进其他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质优价廉、综合配套的产业服务，以及各项直接投资，能够帮助这些国家快速实现经济增长。对发达国家而言，通过加强和中国的经济贸易合作，能够推动全球形成新的产能分工协作体系。
不再只靠“拿订单”
《支点》：事实上，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有多年，如何评价过去所走过的路？
李东红：过去数十年间，不管在政策上，还是法律上，都能发现政府对产业“走出去”和外资“走进来”的扶持和鼓励力度在不断加大。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每年都在增长，2015年创下1180.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14.7%。实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
但是，“走出去”的产业多是以农业、制造业为主的第一、第二产业，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走出去”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当然，这里面也有国内服务业本身发展相对缓慢的原因。在未来的国际产能合作上，应该未雨绸缪，对第三产业的国际产能合作做出规划。比如，工程服务领域在国内发展得比较好，应在此基础上做些延伸。
叶学平：不可否认，中国的国际产能合作能力一直都在加强。不过，以往的国际产能合作更多的是靠拿订单，在国内生产产品之后卖到国外，也就是进出口贸易方面的合作。WTO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出口额超过2.27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一。《2016世界投资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突破1万亿美元，全球排名第十位。
因此，在加大贸易合作的同时，还要通过在国外进行并购、合资、重组等资本运营，以及在国外建厂、工业园区等加大直接投资。不仅把国内的产品卖出去，还要把国内的技术等输出去，以多种方式深化对外合作。以往在国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是机电、家电行业，比如美的、海尔、联想在国外都有建厂。现在国内其他很多产业，比如高铁、核电、汽车、建筑、光电子产业在国际市场上都有核心竞争力，应敢于“走出去”并进行直接投资。
张茉楠：中国越来越深入到国际合作中，商务部推动的经贸合作区是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的有效平台。目前，中国已经在全球50多个国家设立了118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共有2799家中资企业入驻。在“一带一路”的65个国家中，也有23个国家设立了77个境外合作区，共有900家中资企业入驻，拿下3975个各类项目，年产值超过200亿美元。这之中，还有25个国家希望同中国建立36个境外经贸合作区。这是承载中国企业在海外项目落地的一个重要载体。 然而，中国虽是投资大国，却不是投资强国。最明显的表现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收益率不高，投资失败率也很高。以2009年的数据为例，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是0.72，发达国家则高达1.11，而中国只达到0.69。
不再“摸着石头过河”
《支点》：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防范“走出去”的风险，减少投资失败的可能？
叶学平：从外部原因来说，投资失败多由地缘政治造成，较难避免。从自身原因来说，中国企业对国际贸易规则不是很了解。比如，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法律、法规和风土人情，很多中国企业就是在不经意间触犯了这些条规，这就要求中国企业要了解这些条规并遵守。
如果每个企业都去做这个事情，成本就会很高，政府可对企业做一些培训和服务。比如，湖北最近就在出一本《俄罗斯投资指南》，对俄罗斯市场需求、人口情况、文化习惯、法律法规等做了基础性介绍工作，让企业在投资之前了解被投资国的基本情况。再比如，即将出台的“国际产能合作十三五规划”，里面会提出发展目标和重点项目，对外投资的指向性会更加明确，也会有一些“走出去”的保障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都可减少企业“走出去”的风险。
张茉楠：政府能做的还有一点，就是通过立法对海外投资利益进行保护。中国从商品大国向投资大国转型，必然需要一个法制体系和框架来保障中国海外投资的利益。不过，因为涉及不同国家的投资条例，包括双边和多边都需要协调，立法需要一个过程。
《支点》：国外也曾有过国际产能合作先例，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张茉楠：中国企业“走出去”，要降低对外投资风险，提高对外投资收益率，更多地要依赖企业自身努力。中国很多企业缺乏全球竞争能力，顶多算是跨国企业而非全球化企业。这些企业的治理结构、内部管理、技术和战略储备，以及国际化视野都不够完善。
比如，美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均设有全球战略研究部门，专司调查本行业国际市场发展情况之职，研究提出公司在全球运作中的战略定位、总体战略和具体执行计划，并适时调整和提出新市场开拓战略构想。也就是说，美国掌控着全球产业重组的利益分配权，通过全球不同国家之间的生产率以及资源禀赋的差异来确定要素组合的形式，最根本还在于美国控制了研发、生产、销售乃至最后的财富管理。
再比如，日本企业资本利得及海外进账数额巨大，海外资产创造了巨大的国民生产总值，而这不能不归功于日本企业的综合商社模式。三井财团、三菱财团、住友财团等几家超级综合商社，集贸易、产业、金融及信息等为一体，具备为客户提供综合服务的能力，也能促进产业和金融资本融合，规避很多风险。
不再单打独斗
《支点》：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国外对中国提出的国际产能合作似乎有一些质疑声音？
李东红：说到底是国外对中国存在误解。以往在国际产能合作方面，中国很多企业都是走低端市场，这就会带来很多问题。因为国际市场对低端产能需求总量有限，而且低端产能进入门槛低，这就会引发“价格战”。最后导致发达国家政府、相关企业等以反倾销等理由，对中国企业进行指责和刁难。事实上，现在中国的很多富余产能都是优质产能。
要消除他们的误解，在未来的国际产能合作中，一定要突破一窝蜂和低水平重复的做法，发挥中国企业及产业自身的比较优势，走差异化和中高端道路。
还有一个视角就是，中国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多边合作，以开放心态和其他发达国家企业共同在海外做投资。比如在东南亚投资，可以拉上韩国、日本的投资者，他们很早就在东南亚市场做投资，一起去做的效果可能会更好，大家也更愿意接受。
叶学平：如果能找到与输入国优势互补的产业，其实很多国家还是非常愿意合作的。以湖北为例，汽车是湖北的优势主导产业，有很多好品牌，产能也很富裕。对俄罗斯来说，俄罗斯国土面积大，而且石油资源丰富，对汽车需求旺盛。
这样，两者就很好地找到了产能方面的优势互补，俄罗斯就很愿意与湖北进行产能合作。在国际产能合作方面，一定要提供参与国需要的产能，才能实现双方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