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柏斯尔·古德(Basil John Gould)。1883年出生于英格兰，毕业于温彻斯特学院和牛津大学。1907年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殖民地印度外交部工作。在默默无闻奋斗近20年后，1935年就任印度政府内的重要职位——锡金政治长官。古德是英属印度对西藏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其个人活动与英国干涉西藏活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912年，古德从印度外交部来到西藏的江孜，成为商务代办专员，开始涉足西藏事务。他与施行新政的13世达赖喇嘛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将一些西藏的中小贵族子弟送往牛津大学。1921年，古德从印度回到英国结婚、生子。1926年，他重返亚洲，被印度政府派往阿富汗的喀布尔任职，随后到俾路支省任职。1935年，他接任英国锡金政治长官，负责丈量土地、管理矿产、征收赋税等。实际上，干涉西藏事务也成为其主要任务之一。1936年，古德率领英国代表团到拉萨，声称为了调解九世班禅返回西藏，乘机在西藏噶厦和拉萨贵族中拉拢和培植亲英势力。
从拉萨返回后，古德的主要工作便是挑起“麦克马洪线”问题。实际上，“麦克马洪线”在1936年以前一直未引起印度政府的关注。1938年4月26日，当英国军官莱特福特率领第一批官兵进入达旺地区，古德趁机抬出了1914年埋没在尘土中的《西姆拉条约》，认为根据该条约精神，达旺地区已经割让给印度政府。为了促使印度政府早日占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1940年8月1日，英印政府在阿萨姆省的政治中心西隆召开会议。古德在会上指出印度政府在“麦克马洪线”问题上的弱势因素，提出在“麦线”附近建立一个由英印外交部直接领导、独立于阿萨姆政府的管理性机构，而这个机构应该由他以锡金政治长官的身份兼管，后来这个机构发展为东北边境事务部委员会(NEFA)。
古德个性“耿直”，对印度政府懦弱的西藏政策时有不满。他认为英印遭拒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统一的行动机构，各行其政。不过，他很赞赏西藏人的精神，曾多次在给朋友的信函中强调，由于佛教的影响，西藏人并不看重利益，但对民族与精神却相当地忠诚。
1940年，国民政府派遣吴忠信主持14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古德希望乘机破坏吴忠信在西藏的活动，离间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1939年12月9日，在吴忠信还未到达拉萨时，英国政府就指示古德出席14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同时，噶厦也通知英国：拉萨不久将举行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然而，古德竟把此话理解为对英国的正式邀请。1940年1月底，在斯丹顿上尉的护送下，古德不惜冒着暴风雪前往拉萨，这两位英国人也从此被称为惟一见证14世达赖喇嘛坐床前后情形的西方人。到达西藏后，他暗中威胁西藏噶厦，要求吴忠信不得在拉萨久留。他还在摄政热振活佛面前挑拨是非，声称吴忠信等人为“党人”，“一切主张皆于贵族不利”。
古德等人得意洋洋地准备出席2月22日达赖喇嘛坐床典礼仪式。然而，西藏噶厦却通知他们：“此典礼系中央对藏宗教主权关系，外国人不便参预。英国代表等定于次日谒祝。”古德失望之际，多次要求噶厦改变主意，但最终无果。英印政府毫不客气地指责古德：“你把这种排斥归咎于宗教偏见，或者归咎于摄政期望通过这种强调中国对西藏之特殊地位的方式，来抚慰中国人吗?”至此，英国人期望在典礼中实现英国代表与中国代表平等地位的梦想最终化为泡影。
但是，古德等人滞留在拉萨继续寻求机会，希望在与吴忠信的交涉中寻找西藏问题的突破口。因为吴忠信在国民政府中威信颇高，加之官高权重，全盘掌管西藏事务。所以，早在吴忠信途经印度入藏时，印度政府便有意邀请其谈判西藏问题。吴忠信到达拉萨后，古德等人积极送礼拜访吴忠信及其行辕，并且在印度政府面前不断说吴忠信的好话。他还捏造是非称：“据说吴忠信强调西藏人是劣等民族，所以必须由汉人来统治和剥削西藏。”
古德在拉萨的积极工作得到英国政府的认可，1941年，英国政府赏赐他爵士头衔。1945年6月，古德接到印度政府的通知，其职务被霍普金森接任，后来返回英国安度晚年。
古德的一生几乎与西藏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可以说为英国苦心经营西藏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随着1947年印度的独立，他们这些工作大多被扫进了历史的灰尘中。其主要著作有《荷花宝石：回忆印度的政治》、《藏语纪事》、《藏文》、《14世达赖喇嘛的寻访、认定与坐床》、《14世达赖喇嘛的发现之旅》等。
1912年，古德从印度外交部来到西藏的江孜，成为商务代办专员，开始涉足西藏事务。他与施行新政的13世达赖喇嘛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将一些西藏的中小贵族子弟送往牛津大学。1921年，古德从印度回到英国结婚、生子。1926年，他重返亚洲，被印度政府派往阿富汗的喀布尔任职，随后到俾路支省任职。1935年，他接任英国锡金政治长官，负责丈量土地、管理矿产、征收赋税等。实际上，干涉西藏事务也成为其主要任务之一。1936年，古德率领英国代表团到拉萨，声称为了调解九世班禅返回西藏，乘机在西藏噶厦和拉萨贵族中拉拢和培植亲英势力。
从拉萨返回后，古德的主要工作便是挑起“麦克马洪线”问题。实际上，“麦克马洪线”在1936年以前一直未引起印度政府的关注。1938年4月26日，当英国军官莱特福特率领第一批官兵进入达旺地区，古德趁机抬出了1914年埋没在尘土中的《西姆拉条约》，认为根据该条约精神，达旺地区已经割让给印度政府。为了促使印度政府早日占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1940年8月1日，英印政府在阿萨姆省的政治中心西隆召开会议。古德在会上指出印度政府在“麦克马洪线”问题上的弱势因素，提出在“麦线”附近建立一个由英印外交部直接领导、独立于阿萨姆政府的管理性机构，而这个机构应该由他以锡金政治长官的身份兼管，后来这个机构发展为东北边境事务部委员会(NEFA)。
古德个性“耿直”，对印度政府懦弱的西藏政策时有不满。他认为英印遭拒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统一的行动机构，各行其政。不过，他很赞赏西藏人的精神，曾多次在给朋友的信函中强调，由于佛教的影响，西藏人并不看重利益，但对民族与精神却相当地忠诚。
1940年，国民政府派遣吴忠信主持14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古德希望乘机破坏吴忠信在西藏的活动，离间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1939年12月9日，在吴忠信还未到达拉萨时，英国政府就指示古德出席14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同时，噶厦也通知英国：拉萨不久将举行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然而，古德竟把此话理解为对英国的正式邀请。1940年1月底，在斯丹顿上尉的护送下，古德不惜冒着暴风雪前往拉萨，这两位英国人也从此被称为惟一见证14世达赖喇嘛坐床前后情形的西方人。到达西藏后，他暗中威胁西藏噶厦，要求吴忠信不得在拉萨久留。他还在摄政热振活佛面前挑拨是非，声称吴忠信等人为“党人”，“一切主张皆于贵族不利”。
古德等人得意洋洋地准备出席2月22日达赖喇嘛坐床典礼仪式。然而，西藏噶厦却通知他们：“此典礼系中央对藏宗教主权关系，外国人不便参预。英国代表等定于次日谒祝。”古德失望之际，多次要求噶厦改变主意，但最终无果。英印政府毫不客气地指责古德：“你把这种排斥归咎于宗教偏见，或者归咎于摄政期望通过这种强调中国对西藏之特殊地位的方式，来抚慰中国人吗?”至此，英国人期望在典礼中实现英国代表与中国代表平等地位的梦想最终化为泡影。
但是，古德等人滞留在拉萨继续寻求机会，希望在与吴忠信的交涉中寻找西藏问题的突破口。因为吴忠信在国民政府中威信颇高，加之官高权重，全盘掌管西藏事务。所以，早在吴忠信途经印度入藏时，印度政府便有意邀请其谈判西藏问题。吴忠信到达拉萨后，古德等人积极送礼拜访吴忠信及其行辕，并且在印度政府面前不断说吴忠信的好话。他还捏造是非称：“据说吴忠信强调西藏人是劣等民族，所以必须由汉人来统治和剥削西藏。”
古德在拉萨的积极工作得到英国政府的认可，1941年，英国政府赏赐他爵士头衔。1945年6月，古德接到印度政府的通知，其职务被霍普金森接任，后来返回英国安度晚年。
古德的一生几乎与西藏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可以说为英国苦心经营西藏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随着1947年印度的独立，他们这些工作大多被扫进了历史的灰尘中。其主要著作有《荷花宝石：回忆印度的政治》、《藏语纪事》、《藏文》、《14世达赖喇嘛的寻访、认定与坐床》、《14世达赖喇嘛的发现之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