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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写字看稿为生的人，哪里会不晓得《中华儿女》的大名。由共青团中央主管、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办的国家大型人物综合类期刊，邓小平亲自题写刊名——明明背景杠杠地硬，人家偏偏靠实力吃饭，高层次、高格调、高水准、高质量，占尽“四高”是圈内外对这家杂志的综合评价。《中华儿女》创刊于1988年，生逢纸媒盛世，没几下子就扑腾出了动静，扑腾出了影响。
彼时，我在遥远边疆乌鲁木齐上大学一年级。我们那所大学，从老师到学生都没什么特别傲人之处，但我们的图书馆却堪称西北五省之最。那座六层楼高大威猛，一入校门就撞进人眼帘。大楼有着老式建筑的恢弘和一本正经，其间藏书富饶，正是我课余所好。除了图书，还有海量杂志，杂志不外借，只可在二楼阅览室翻阅，这便是大学四年诱我频频翘课的主因了。
最美的阅读时光是冬日。窗外彤云密布，大朵大朵的雪花轻盈地兀自飞扬，寂静地落在图书馆窗外的窗台上。我坚信每一朵雪花都经了神的雕琢，虽同是六角形，但却朵朵不同。它们犹如一群不谙世事的少女，绝色却不自知，惟其如此，这美愈发动人，能穿越时空驻足在我二十多年后的记忆中。
青葱年少的我靠窗而座，手里摊一本当期的《中华儿女》。想起来那时的《中华儿女》，无论从版式设计、用纸配图都尚稚嫩，但那时出版界崇尚自然朴实，重内容而轻形式，这本杂志尤其不哗众取宠，颇得我心。记得那时最爱的除了几本纯文学类期刊，杂志类大概有四五种，《中华儿女》便是其一。
看书、看雪、思考、发呆，我精神生命的第一次饱满发育就是在那个时段，在《中华儿女》的陪伴下完成的。
杂志一期赶一期地出，时光一天赶一天地流逝，我的四年大学生活倏忽而去。当扛起背包告别母校，我回头看到的最后一眼依旧是图书馆大楼。这楼大约是我对母校最深的不舍和感念，在以后漫长的人生过往中，我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那些曾经的文字给予我的力量，这种力量《中华儿女》从未缺席。
此后经年，我成为一名军旅作家，关注更多的是纯文学期刊，与《中华儿女》竟是渐行渐远了。再次相逢已是二十二年后。彼时，我应邀为中国第六任铁道部部长作传，书稿完成后，传主家人希望节选部分章节在相关杂志上预热一下。几经筛选，我们选定了四家杂志，《中华儿女》便是其一。
通过朋友辗转找到《中华儿女》的首席记者兼编辑余玮先生的电话，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打过去，那家伙操一口浓重到不可救药的楚地口音，令我这个血管里流淌着荆楚基因的“九头鸟”倍感亲切。
文炜档案：文炜，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曾任武警总部《橄榄绿》主编，现任国务院扶贫办《中国扶贫》执行总编辑。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总政治部金星奖、解放军文艺奖等。
稿件发过去不久便刊登出来。拿到样刊，摩挲着它光洁的封面，顿生多年故交久别重逢的百感交集。只是相比二十多年前，这位故交已经容颜大变，版式设计、色彩搭配、纸张规格均有很大提升。翻开细看，更是惊喜不断。栏目设置骨骼清奇，文章风格气象万千，独特的解读视角、丰盛的人物故事、跳动的青春脉搏，在这里书写家国天下，锻造民族脊梁。杂志从里到外已与二十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那一份端庄大气却始终一脉相承。
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干了好些年杂志，好歹也算半拉子内行，自然看得出打造这本杂志的团队的高素质和煞费苦心，心下颇是感佩。翻到我那篇小文，从头到尾尽管改动不多，但自极个别的改动处看得出责编的用心与认真，也看得出责编对作者文字的尊重。
两月有余，再次接到余玮先生电话，盛情相约参加一次采风活动。于是，2016年初冬之际，我在赤壁古战场与中华儿女报刊社的余玮先生、王建华女士相遇。
余玮先生身形瘦削，鼻梁上架一副眼镜，高兴时总是半仰了头大笑，那欢快的笑声嘹亮结实，让我每每怀疑是否发自那并不厚实的胸膛。他不笑的时候，模样周正、气质儒雅，竟很有些“民国范儿”。我更艳羡的是他除杂志的首席记者外，另一个响彻大江南北的身份：著名红色作家。他的书总是一版再版，其中《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更是重印达30多次！这战绩足以让90%以上的作家羡慕嫉妒到要吐血。
《中华儿女》的王建华女士更是引人注目。这位拥有50%俄罗斯血统的资深美女浓眉大眼，鼻梁高耸，一条色彩奔放的俄式大披肩的长长流苏披垂而下，天生卷曲的长发被结成一根大辫子，举手投足间老派俄式贵族风情浓郁，总之，是个招人眼目的女子。
余、王二位与众作家相谈甚兴，相处甚欢。关于创作，关于文坛，关于《中华儿女》，还有人生那无尽的鸡毛蒜皮。采风短短三日，宾主尽欢，余、王二位老师以个人魅力传递出《中华儿女》的一贯气质：亲和、大气、融通、睿智。
文炜与她的家人在一起
荆楚一别，又是一岁。一日，余玮老师来电告知，《中华儿女》正在策划有关精准扶贫的稿件，希望我帮忙组几篇稿子。并把责编任华南老师的微信推送给了我，我便与任编辑在微信、电话里建立起热络的联系。我与任编辑虽始终未曾谋面，但耳测应是位年轻且可爱的姑娘，小任老师极有教养，对我老师长老师短地称呼着，且反复强调我称其小任即可，那份谦虚谨慎低姿态与首席记者余玮先生一脉相承，看来这竟是《中华儿女》的公共品质了。这很容易就激起了我为她好好写稿、组稿的意愿。离截稿日还有好几天，我便完成了小任老师交代的作业，这在我的被约稿生涯中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微信交稿十分钟后，小任老师便发来一堆鼓掌、玫瑰的圖片，和一串盛赞的文字，客气得有点失真。但不管怎样，能让责编满意，身为作者的在这桩事情上也算功德圆满了。文章很快刊出，小任老师又索要相关信息说要发稿费，并羞答答地表示“稿费不多，略表心意”。这语式颇为熟悉，哦，分明是余玮老师的原话。有这样或真诚实在或温婉可人的责编，谁又在乎多两个或者少两个铜板呢？我突然冒出个搞笑的念头，难不成这也是《中华儿女》的经营之道？以责编之魅力降低杂志之成本？作为杂志执行总编，我暗下决心，定要在我刊借鉴学习这种高手妙招。
与许多作者比，我与《中华儿女》的交集也许不算太多，那又怎样？朝夕相处不见得就情深意长，聚少离多也不见得就情寡意薄。在我心里，《中华儿女》是初恋情人中最好的那种，不仅有烙进生命底色的美好，再见时，成熟饱满更胜从前，梁实秋曾经对韩菁菁说过一句著名的情话，大意是老年人的恋情再起，就如同老房子着火，没救了。我这中年妇女对《中华儿女》的再续情缘，大抵与此相同。
彼时，我在遥远边疆乌鲁木齐上大学一年级。我们那所大学，从老师到学生都没什么特别傲人之处，但我们的图书馆却堪称西北五省之最。那座六层楼高大威猛，一入校门就撞进人眼帘。大楼有着老式建筑的恢弘和一本正经，其间藏书富饶，正是我课余所好。除了图书，还有海量杂志，杂志不外借，只可在二楼阅览室翻阅，这便是大学四年诱我频频翘课的主因了。
最美的阅读时光是冬日。窗外彤云密布，大朵大朵的雪花轻盈地兀自飞扬，寂静地落在图书馆窗外的窗台上。我坚信每一朵雪花都经了神的雕琢，虽同是六角形，但却朵朵不同。它们犹如一群不谙世事的少女，绝色却不自知，惟其如此，这美愈发动人，能穿越时空驻足在我二十多年后的记忆中。
青葱年少的我靠窗而座，手里摊一本当期的《中华儿女》。想起来那时的《中华儿女》，无论从版式设计、用纸配图都尚稚嫩，但那时出版界崇尚自然朴实，重内容而轻形式，这本杂志尤其不哗众取宠，颇得我心。记得那时最爱的除了几本纯文学类期刊，杂志类大概有四五种，《中华儿女》便是其一。
看书、看雪、思考、发呆，我精神生命的第一次饱满发育就是在那个时段，在《中华儿女》的陪伴下完成的。
杂志一期赶一期地出，时光一天赶一天地流逝，我的四年大学生活倏忽而去。当扛起背包告别母校，我回头看到的最后一眼依旧是图书馆大楼。这楼大约是我对母校最深的不舍和感念，在以后漫长的人生过往中，我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那些曾经的文字给予我的力量，这种力量《中华儿女》从未缺席。
此后经年，我成为一名军旅作家，关注更多的是纯文学期刊，与《中华儿女》竟是渐行渐远了。再次相逢已是二十二年后。彼时，我应邀为中国第六任铁道部部长作传，书稿完成后，传主家人希望节选部分章节在相关杂志上预热一下。几经筛选，我们选定了四家杂志，《中华儿女》便是其一。
通过朋友辗转找到《中华儿女》的首席记者兼编辑余玮先生的电话，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打过去，那家伙操一口浓重到不可救药的楚地口音，令我这个血管里流淌着荆楚基因的“九头鸟”倍感亲切。
稿件发过去不久便刊登出来。拿到样刊，摩挲着它光洁的封面，顿生多年故交久别重逢的百感交集。只是相比二十多年前，这位故交已经容颜大变，版式设计、色彩搭配、纸张规格均有很大提升。翻开细看，更是惊喜不断。栏目设置骨骼清奇，文章风格气象万千，独特的解读视角、丰盛的人物故事、跳动的青春脉搏，在这里书写家国天下，锻造民族脊梁。杂志从里到外已与二十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那一份端庄大气却始终一脉相承。
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干了好些年杂志，好歹也算半拉子内行，自然看得出打造这本杂志的团队的高素质和煞费苦心，心下颇是感佩。翻到我那篇小文，从头到尾尽管改动不多，但自极个别的改动处看得出责编的用心与认真，也看得出责编对作者文字的尊重。
两月有余，再次接到余玮先生电话，盛情相约参加一次采风活动。于是，2016年初冬之际，我在赤壁古战场与中华儿女报刊社的余玮先生、王建华女士相遇。
余玮先生身形瘦削，鼻梁上架一副眼镜，高兴时总是半仰了头大笑，那欢快的笑声嘹亮结实，让我每每怀疑是否发自那并不厚实的胸膛。他不笑的时候，模样周正、气质儒雅，竟很有些“民国范儿”。我更艳羡的是他除杂志的首席记者外，另一个响彻大江南北的身份：著名红色作家。他的书总是一版再版，其中《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更是重印达30多次！这战绩足以让90%以上的作家羡慕嫉妒到要吐血。
《中华儿女》的王建华女士更是引人注目。这位拥有50%俄罗斯血统的资深美女浓眉大眼，鼻梁高耸，一条色彩奔放的俄式大披肩的长长流苏披垂而下，天生卷曲的长发被结成一根大辫子，举手投足间老派俄式贵族风情浓郁，总之，是个招人眼目的女子。
余、王二位与众作家相谈甚兴，相处甚欢。关于创作，关于文坛，关于《中华儿女》，还有人生那无尽的鸡毛蒜皮。采风短短三日，宾主尽欢，余、王二位老师以个人魅力传递出《中华儿女》的一贯气质：亲和、大气、融通、睿智。
荆楚一别，又是一岁。一日，余玮老师来电告知，《中华儿女》正在策划有关精准扶贫的稿件，希望我帮忙组几篇稿子。并把责编任华南老师的微信推送给了我，我便与任编辑在微信、电话里建立起热络的联系。我与任编辑虽始终未曾谋面，但耳测应是位年轻且可爱的姑娘，小任老师极有教养，对我老师长老师短地称呼着，且反复强调我称其小任即可，那份谦虚谨慎低姿态与首席记者余玮先生一脉相承，看来这竟是《中华儿女》的公共品质了。这很容易就激起了我为她好好写稿、组稿的意愿。离截稿日还有好几天，我便完成了小任老师交代的作业，这在我的被约稿生涯中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微信交稿十分钟后，小任老师便发来一堆鼓掌、玫瑰的圖片，和一串盛赞的文字，客气得有点失真。但不管怎样，能让责编满意，身为作者的在这桩事情上也算功德圆满了。文章很快刊出，小任老师又索要相关信息说要发稿费，并羞答答地表示“稿费不多，略表心意”。这语式颇为熟悉，哦，分明是余玮老师的原话。有这样或真诚实在或温婉可人的责编，谁又在乎多两个或者少两个铜板呢？我突然冒出个搞笑的念头，难不成这也是《中华儿女》的经营之道？以责编之魅力降低杂志之成本？作为杂志执行总编，我暗下决心，定要在我刊借鉴学习这种高手妙招。
与许多作者比，我与《中华儿女》的交集也许不算太多，那又怎样？朝夕相处不见得就情深意长，聚少离多也不见得就情寡意薄。在我心里，《中华儿女》是初恋情人中最好的那种，不仅有烙进生命底色的美好，再见时，成熟饱满更胜从前，梁实秋曾经对韩菁菁说过一句著名的情话，大意是老年人的恋情再起，就如同老房子着火，没救了。我这中年妇女对《中华儿女》的再续情缘，大抵与此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