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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元康时期,为纠正“贵无”派产生的虚无放诞弊端,郭象将“治之具”看成是圣王遵循“治之道”的自然结果,强调“道不离器”;为缓解“崇有”派导致的名教严重异化现象,郭象将“治之道”看成是圣王实施“治之具”的价值主导原则,强调“即器求道”。此外,郭象还以“迹”与“所以迹”来说明“治之具”与“治之道”的关系,并认为二者不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显露和被显露、呈现和被呈现的关系。这就肯定了“治之具”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确立了“治之道”的价值主导原则。在此基础上,郭象提出了“治之具”与“治之道”相统一的“君主无为即臣民自治”的政治理想,为调和当时社会的“贵无”与“崇有”两派以及缓解有与无、有为与无为、名教与自然、社会体制与个体自由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套理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