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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文明对人类做出了重要贡献，几乎对每个学科的贡献都至关重要，数学、医学、天文学、物理学、历史学、哲学无不如此。希腊语润泽了欧洲所有的语言。“民主”诞生并繁荣于古希腊。德国哲学家歌德（Goethe）曾说过：“希腊对于人类的意义，正如心智和情感对一个人的意义。”
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逐步扩大到欧洲和希腊。直到今天，希腊还在经历一段空前的经济危机时期。这场危机不仅是经济危机，也是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因为正如预期的那样，给希腊公民的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均带来了深刻震荡。弗洛伊德·诺里斯（Floyd Norris）在去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的观点非常典型：“这场危机对希腊社会影响之大，30年代经济大萧条对美国的影响简直相形见绌。”
在经济方面，希腊危机的主要特点是巨额预算赤字和庞大的公共债务。数年来，希腊经济已经失去了竞争力，并已演变成一个以进口产品为主、鲜有出口的国家。
社会危机的根源
为何希腊的情况不同于其它欧洲国家？回答这一问题，如果我们不从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着眼，不可能全面、深入地分析“希腊问题”。答案就在于希腊政治制度和希腊社会在历史进程中是如何构建起来的。这场危机揭示了希腊社会存在的结构问题和缺陷，这些都需要其自身面对和解决。
这场危机也是政治经济危机，因为在危机最初阶段和治理过程中都需要充分考虑到历史上政治体系构成方式的政治决策。上层建筑层面的危机同时也是政治制度的危机、机制的危机，以及既有民主权利（反映了公民们社会生活的福利国家就是如此）的危机。
在历史上，以及所有关键时期（如一战、二战、内战和7年独裁时期），希腊政治体系都与国外势力密切关联，并且依赖它们。正是这一关键原因，导致希腊的政治体系在应该采取必要改革、从而创建一个现代国家的关键时刻，无法做出正确的抉择。
此外，此前数年，在希腊发展出一种基于政治家和选民之间紧密关联的“非理性”经济和政治治理模式。即使是进入欧盟（EU）之后，希腊社会仍保持着这些特性。
为了应对2008年的经济危机，希腊政府再次采用过去的惯用手段，要求外国力量（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来解决“希腊问题”。外国力量为希腊作出的政治选择，就是所有社会群体都要执行的国内贬值政策。事实上，“弱势”群体首先遭受到紧缩措施的影响和伤害。在希腊，当政府于2009年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仅在一年之后，当工资和养老金首次被削减时，大众才认清现实。
对希腊社会的影响
危机与紧缩措施开始后，希腊已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经济环境。经济指数反映了当前的经济形势。仅在过去5年中，希腊国内生产总值与2008年相比就缩水了25%。2013年3月，失业人群曾达到劳动力总数的27.4%。这一比率创下了西方世界发达国家和经济体过去30年的最高纪录。美国1929年发生的“大萧条”，经过了四年衰退才开始复苏，而希腊国内生产总值已连续六年萎缩。
危机出现后，希腊的政治体系沦为了强烈社会批评、争论和唾弃的目标。社会不平等现象不断增加，市民对政治精英失去了信心。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现象越来越普遍。由于卡尔·斯密特（Karl Smit）所说的“紧急状态”或是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提及的“例外状态”，民主权利正在不断缩水——当“紧急状态”将“例外状态”变成惯例时，结果便是民主权利的退化。
福利国家体系更具体地说是公共卫生服务急剧恶化。瑞典的健康消费者组织（Health Consumer Powerhouse）近期与欧盟和其它国际组织合作，为欧盟委员会进行了一项调查，其结果发现，相比一年前，由于紧缩措施而陷入更为糟糕的状况，希腊患者人均医疗支出减少了28%，这是欧洲范围内最大的降幅，甚至相对于那些同样面临经济危机的其它欧洲国家也是如此，后者人均支出降幅约为10%。
此次经济危机也显著影响了希腊人的情绪。这次危机及其它事件扭曲了希腊人的民族性格，他们失去了对生活的长远“梦想”，因为未来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许多希腊人已经减少了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而这是传统希腊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
除此之外，希腊科学家流失比例也很高。由于国内市场的混乱，他们决定到国外寻求新的就职机会，并移民国外。这一比率位居欧盟最高水平。
此外，有关希腊家庭内部暴力的调查结果令人相当担忧。研究表明，近年来希腊家暴现象显著增加。对家庭成员施暴的希腊人中，有40%属于失业者。众所周知，经济危机自动转换成了一种社会和文化危机。
工资和养老金的大幅削减已经改变了希腊人的消费行为（很多人被削减的幅度达到了原始工资或退休金的50%）。人们决定购买产品的标准主要是产品价格。希腊人还纷纷转向消费国产商品。
由于消费习惯的改变，希腊人的饮食习惯也发生了变化。希腊美食文化的规则被重新定义，希腊人正回归传统的希腊美食。
展望未来
希腊无疑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为了克服这场危机，希腊教授尼科斯·克奇亚斯（Nikos Kotzias）提出了中国这个直到18世纪还是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历史案例。虽然拥有开始工业革命的能力，但当时的中国却选择了闭关锁国。过去30年来，中国政治决策者开放了这个伟大的国家，使之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样，希腊也需要一个开放的机制，以重建希腊经济和市场的生产性结构，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创立一套能够让所有希腊公民看到未来愿景的政治体系。
希腊应该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因为它具备纠正历史路线的潜力和条件，因为希腊拥有庞大的文化遗产、自然资源和海底矿产资源，具有能够生产高营养价值初级产品的潜在生产能力，并且还是最重要的战略地理区域之一。
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的乌尔里希·格雷纳（Ulrich Greiner）曾写道：“希腊不仅是一个负债国家，还是整个欧洲以及思想和价值观导向的摇篮，这一点还需要提醒吗？德国思想和文化历史对古希腊文明亏欠良多。”
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逐步扩大到欧洲和希腊。直到今天，希腊还在经历一段空前的经济危机时期。这场危机不仅是经济危机，也是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因为正如预期的那样，给希腊公民的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均带来了深刻震荡。弗洛伊德·诺里斯（Floyd Norris）在去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的观点非常典型：“这场危机对希腊社会影响之大，30年代经济大萧条对美国的影响简直相形见绌。”
在经济方面，希腊危机的主要特点是巨额预算赤字和庞大的公共债务。数年来，希腊经济已经失去了竞争力，并已演变成一个以进口产品为主、鲜有出口的国家。
社会危机的根源
为何希腊的情况不同于其它欧洲国家？回答这一问题，如果我们不从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着眼，不可能全面、深入地分析“希腊问题”。答案就在于希腊政治制度和希腊社会在历史进程中是如何构建起来的。这场危机揭示了希腊社会存在的结构问题和缺陷，这些都需要其自身面对和解决。
这场危机也是政治经济危机，因为在危机最初阶段和治理过程中都需要充分考虑到历史上政治体系构成方式的政治决策。上层建筑层面的危机同时也是政治制度的危机、机制的危机，以及既有民主权利（反映了公民们社会生活的福利国家就是如此）的危机。
在历史上，以及所有关键时期（如一战、二战、内战和7年独裁时期），希腊政治体系都与国外势力密切关联，并且依赖它们。正是这一关键原因，导致希腊的政治体系在应该采取必要改革、从而创建一个现代国家的关键时刻，无法做出正确的抉择。
此外，此前数年，在希腊发展出一种基于政治家和选民之间紧密关联的“非理性”经济和政治治理模式。即使是进入欧盟（EU）之后，希腊社会仍保持着这些特性。
为了应对2008年的经济危机，希腊政府再次采用过去的惯用手段，要求外国力量（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来解决“希腊问题”。外国力量为希腊作出的政治选择，就是所有社会群体都要执行的国内贬值政策。事实上，“弱势”群体首先遭受到紧缩措施的影响和伤害。在希腊，当政府于2009年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仅在一年之后，当工资和养老金首次被削减时，大众才认清现实。
对希腊社会的影响
危机与紧缩措施开始后，希腊已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经济环境。经济指数反映了当前的经济形势。仅在过去5年中，希腊国内生产总值与2008年相比就缩水了25%。2013年3月，失业人群曾达到劳动力总数的27.4%。这一比率创下了西方世界发达国家和经济体过去30年的最高纪录。美国1929年发生的“大萧条”，经过了四年衰退才开始复苏，而希腊国内生产总值已连续六年萎缩。
危机出现后，希腊的政治体系沦为了强烈社会批评、争论和唾弃的目标。社会不平等现象不断增加，市民对政治精英失去了信心。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现象越来越普遍。由于卡尔·斯密特（Karl Smit）所说的“紧急状态”或是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提及的“例外状态”，民主权利正在不断缩水——当“紧急状态”将“例外状态”变成惯例时，结果便是民主权利的退化。
福利国家体系更具体地说是公共卫生服务急剧恶化。瑞典的健康消费者组织（Health Consumer Powerhouse）近期与欧盟和其它国际组织合作，为欧盟委员会进行了一项调查，其结果发现，相比一年前，由于紧缩措施而陷入更为糟糕的状况，希腊患者人均医疗支出减少了28%，这是欧洲范围内最大的降幅，甚至相对于那些同样面临经济危机的其它欧洲国家也是如此，后者人均支出降幅约为10%。
此次经济危机也显著影响了希腊人的情绪。这次危机及其它事件扭曲了希腊人的民族性格，他们失去了对生活的长远“梦想”，因为未来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许多希腊人已经减少了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而这是传统希腊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
除此之外，希腊科学家流失比例也很高。由于国内市场的混乱，他们决定到国外寻求新的就职机会，并移民国外。这一比率位居欧盟最高水平。
此外，有关希腊家庭内部暴力的调查结果令人相当担忧。研究表明，近年来希腊家暴现象显著增加。对家庭成员施暴的希腊人中，有40%属于失业者。众所周知，经济危机自动转换成了一种社会和文化危机。
工资和养老金的大幅削减已经改变了希腊人的消费行为（很多人被削减的幅度达到了原始工资或退休金的50%）。人们决定购买产品的标准主要是产品价格。希腊人还纷纷转向消费国产商品。
由于消费习惯的改变，希腊人的饮食习惯也发生了变化。希腊美食文化的规则被重新定义，希腊人正回归传统的希腊美食。
展望未来
希腊无疑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为了克服这场危机，希腊教授尼科斯·克奇亚斯（Nikos Kotzias）提出了中国这个直到18世纪还是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历史案例。虽然拥有开始工业革命的能力，但当时的中国却选择了闭关锁国。过去30年来，中国政治决策者开放了这个伟大的国家，使之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样，希腊也需要一个开放的机制，以重建希腊经济和市场的生产性结构，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创立一套能够让所有希腊公民看到未来愿景的政治体系。
希腊应该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因为它具备纠正历史路线的潜力和条件，因为希腊拥有庞大的文化遗产、自然资源和海底矿产资源，具有能够生产高营养价值初级产品的潜在生产能力，并且还是最重要的战略地理区域之一。
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的乌尔里希·格雷纳（Ulrich Greiner）曾写道：“希腊不仅是一个负债国家，还是整个欧洲以及思想和价值观导向的摇篮，这一点还需要提醒吗？德国思想和文化历史对古希腊文明亏欠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