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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处在电影的‘变形虫时代’——每个角度都在扩张，一直在变化中，却找不出一个确定的形状。”
在不久前的“2012‘看北京’中美青年暑期DV计划”展映仪式现场，频频在国际A类电影节中担任评委的焦雄屏坐在观众席里，认真观看10部技法生涩的“学生作业”。点评环节，她微笑着上台，对所有的创作者都给予鼓励，甚至夸奖了两部“颇有亮点”的短片。
“过程比结果重要。”她认为，这只是一次练习，稚嫩很正常，除了技巧上的训练，还有对不同文化的观照和理解，“再累积五年到十年，必然会见到成效。作为老师和监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播种’。”
台湾知识分子特有的温和谦恭、善解人意在焦雄屏身上体现得十分显著。展映仪式的前一天，北京突遭特大暴雨。尽管行程很满，但对记者的采访她都一一认真答复，并主动给对方发名片。为了让记者顺利完成采访，她甚至让车在楼下多停了20多分钟。下车前，她还非常不好意思地对送她的司机说：“抱歉让您等这么久。”
但“菩萨低眉”的焦雄屏一旦言及当今两岸三地的电影，却立刻变成“怒目金刚”。
身兼电影策划、监制、学者、影评人等多重身份，焦雄屏的名字对内地电影人来说并不陌生。从三十年前的台湾新电影运动开始，作为当年“海归”留学生代表之一的焦雄屏，见证、参与、推动了许多重要电影的诞生，她也至今仍保留着始于台湾电影发轫期的社会责任感。采访中，她提及一件当年的“台湾往事”：当初蔡康永、易智言等新一批 “海归”到她家喝咖啡，每个人都在哀叹“前途茫茫”。她鼓励大家团结一心、互相扶持推出新电影，结果大家“插裤兜的插裤兜，翻白眼的翻白眼”，年轻的蔡康永说：“老焦，我们不像你们那一代那么有使命感，只想很快功成名就。”她听得目瞪口呆，只好作罢。而台湾电影人正是从那时起出现了断层。
面对高速发展却又隐患重重的华语电影，纵横影界三十年的焦雄屏不断提醒大家重视那些被忽略已久的基本常识：抨击国内电影评论界和媒体丧失严肃声音；鼓励老百姓奋起反对“坏电影”；希望创作者不要跟风，展现真正的艺术创造力。
挥出的每一记拳似乎都很有力，但却拳拳打空。看着她离去的背影，记者也不免想：在当下，究竟会有多少电影人愿意耐心、认真地与她探讨电影，而不是把她捧为“教母”级电影名人，拉到一个又一个秀场去“蓬荜生辉”？
产业怪现象
《综艺》：自从2月底进口美国大片配额进一步放开后，“国产电影的救赎之道”便成为热议话题。很多业内人士认为，合拍片可能是最好的应对办法。你对此怎么看？
焦雄屏：电影产业的振兴不可能只依靠某一种影片类型。前段时间我和魏德圣、龙应台、侯孝贤一起开会，讨论台湾电影怎么办。这类话题我其实已经听了三十年，实在听烦了，每次都是一群祥林嫂在抱怨。
国产片被美国片打得奄奄一息，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观众的自主性不强，容易被宣传左右。魏德圣说他到北京后吓一跳——北京竟然有那么多人去看电影，而且是先进影院，再挑电影看。中国人喜欢把电影当作奇观，一听说是3D电影，就认为值得花钱去看。一部3D旧电影，能够赚到全世界其他市场收入的总和。问题不在于詹姆斯·卡梅隆的电影多受中国人欢迎，而是多半中国人以看马戏班的心情去看电影。虽然中国电影已经有一百年历史，但是普及性的电影教育并不够，这是问题根源。
中国电影产业有一个怪现象，就是认为拍大片能赚钱。我们这些年推出的大片，出现了那么多令人愤怒的镜头，连观众抱怨的声音都被铺天盖地的宣传给淹没。希望我们的创作者有点志气，不要只认准古装大片，把“三国”“鸿门宴”来来回回地炒。电影人的创造力到哪里去了？过去水华、桑弧电影中那些美丽的意象，到现在还有其审美价值。那些电影有花很多钱吗？《黄土地》《红高粱》有花很多钱吗？现在拿到更多钱，有拍出更好的电影吗？
说合拍片能救中国电影，有点像是在说洋买办可以救中国。我鼓励合拍片，因为文化一定要相互交流，打开门扑上海岸的浪潮就会裹挟很多沙粒。如果观众自主性不够强，就会把沙粒跟珍珠一起吞下去。观众的观赏品位、自主性要慢慢培养。
中国电影产业扩张得太快，很多东西还没有形成规律，我称之为“变形虫时代”——每个角度都在扩张，一直在变化中，却找不出一个确定的形状。怎么可能在一个变动的状态下找到确切的解决方案？中国电影有很多面，不能只抱着一种方法来“拯救”它。中国电影产业充满潜力，相信好电影不会被抹杀，而这些都要从变形虫时代开始逐渐进化。“万灵丹”的观念要赶快去除——所谓大片一定可以救产业；合拍片一定可以救产业??不能用单一的药方子来拯救一个沉重多疴的产业。
《综艺》：这几年台湾电影开始在大陆走红，很多台湾影人也开始进军大陆市场。但近两年香港影人推出的影片不如最开始受欢迎，台湾影人是否会步他们的后尘？
焦雄屏：台湾电影可以登上大陆的大银幕，让台湾年轻导演非常振奋。我希望两岸多交流，失败也好，成功也好，哪怕是产生各种文化的误解或者冲突，但一定要有交流，因为这是第一步。我不愿意看到《让子弹飞》在台湾只有96万台币票房的惨状，或者说台湾哪一部卖座影片折戟大陆市场。大家首先要互相了解，至少要一起进行讨论交流。《让子弹飞》的片商并没有在台湾做宣传。有些台湾观众后来说：“这么好看，我怎么不知道？”《赛德克·巴莱》在大陆票房不佳，魏德胜也非常生气。
第一个与大陆合作的台湾影人是我。《十七岁单车》是我与王小帅、李少红等一起合作完成的。在两岸影人的合作过程中，很多问题可以慢慢筛选和理解，然后找出一些方法来克服，这需要经过复杂的磨合。但香港导演“北漂”，基本都与片商先谈好发行渠道，制作上都有一种标准配方，比如题材、类型、明星等；预算多少钱，一定要哪几张面孔，一定要哪几个故事形态，哪几种特效，发行档期定好。这是他们一贯的操作方法。
以前我与王小帅合作，从找题材到修改剧本，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我做“三城记”（焦雄屏所在的吉光公司推出的表现大陆、台北、香港三地城市青年生活电影项目）是有规划的。如今三个华语区都在变化当中，而且都是百年来的大变。这个时候，需要用新导演做新题材，用新的电影语言找新的观众，这是我整个计划的起点。《十七岁的单车》时期，大陆电影产业还不够强，没有帮我赚到钱，但那个时代的痕迹在电影中留存下来了。现在的人只讲产业，文化上的思考统统没有，所以香港导演“北漂”的结果就会变成现在这样——影片题材狭窄化、内容中产化、趣味庸俗化。 现在有的台湾影人，出名之后就往大陆跑，比如钮承泽走红，马上就签约华谊，就不以台湾为主发展地区了。对此种现象，我还不敢说到底是台湾影坛的损失还是收获。大陆市场是个“宇宙大黑洞”，它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往里面吸，因为它实在太迷人了。大家前赴后继往里冲，这个过程中，有牺牲的，也有埋没的。我们都处在变形虫时代，每一部电影，它的成败，每一个创作者的努力，都有意义。
《综艺》：这些年电影创作方面跟风趋势很重，观众的审美趣味比起过去似乎更加单一化了。
焦雄屏：这主要是媒体海量宣传的结果。微博等社交网络发展起来后，很容易被转化为宣传工具，这时被传播的东西有很多都不值一提，只是博君一灿。
其实全世界都碰到大众文化冲击严肃文化的问题，可是没有一个国家做得比我们这么“彻底”。比如戛纳电影节的报道，你去看《华盛顿邮报》《国际先锋报》《世界报》《解放报》《读卖新闻》等世界一流大报，都是在讨论电影、潮流、创作、风气、产业等内容，只有中国，几乎每一家媒体都在说红地毯，全是八卦。如果戛纳最后剩下的新闻只是一道红地毯，大家怎么会尊重电影艺术？
戛纳电影节本来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电影节，现在连我都不爱去了，尽管我已经连续去了25年。以前我只要碰到陈凯歌、张艺谋、王家卫，总是会坐下来好好聊一聊这次参赛的电影。现在大家的网络空间和状态都是谁谁谁又穿什么衣服等，有识之士也不发声，发了声也被淹没。我不反对奇观，也很喜欢各种新奇的娱乐内容，但是我不能忍受环境单一化，或者说媒体的告知功能狭窄化。多元的声音被淹没以后，这个社会是缺乏活力的。
现在中国电影评论界集体失音。任何一个电影发达的国家，评论界一定是很活跃的。也可能评论界本身有很多优秀的人存在，只是他们的声音被海量的宣传声音所淹没。
中国人的智力一直是世界级的，但我们在现代化的领域里，文化品位还相当恶俗。如果谁在法国人面前表示喜欢看大片，就会被看不起。虽然我们不一定学法国人，非要看一些艺术性强、可看性差的电影，但法国人普遍对于知识、艺术的认知有一定品位。品位是文化累积的结果，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赶上，但对有些“坏电影”，观众可不可以大声说出来？话语权在自己手上，又有微博和博客，为什么非要等别人告诉我们电影的好坏？观众完全可以有监督、告知、抵制、支持的权利。
台湾电影的复苏，台湾观众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从《海角七号》《艋舺》《Love》到《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些电影都是台湾观众自己的功劳。比如《海角七号》，真有那么好看吗？其实这是民间自发支持一部本土电影的结果。
现在内地的观众一般要等宣传方给指路，但在台湾，那种铺天盖地宣传的大电影，几乎部部都难以赢得市场。因为那里的观众他们知道宣传有水分。
这几天也有学生一直在问我，这么多问题怎么办？我告诉他们：“你们也是专业人士，也是这个产业的一分子，不要总期待等环境变好后再有人请你来工作，该做的事情就去做，该尽的责任就要尽。即便身处变形虫时代，我们也有义务推着它往某个方向前进。”
在不久前的“2012‘看北京’中美青年暑期DV计划”展映仪式现场，频频在国际A类电影节中担任评委的焦雄屏坐在观众席里，认真观看10部技法生涩的“学生作业”。点评环节，她微笑着上台，对所有的创作者都给予鼓励，甚至夸奖了两部“颇有亮点”的短片。
“过程比结果重要。”她认为，这只是一次练习，稚嫩很正常，除了技巧上的训练，还有对不同文化的观照和理解，“再累积五年到十年，必然会见到成效。作为老师和监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播种’。”
台湾知识分子特有的温和谦恭、善解人意在焦雄屏身上体现得十分显著。展映仪式的前一天，北京突遭特大暴雨。尽管行程很满，但对记者的采访她都一一认真答复，并主动给对方发名片。为了让记者顺利完成采访，她甚至让车在楼下多停了20多分钟。下车前，她还非常不好意思地对送她的司机说：“抱歉让您等这么久。”
但“菩萨低眉”的焦雄屏一旦言及当今两岸三地的电影，却立刻变成“怒目金刚”。
身兼电影策划、监制、学者、影评人等多重身份，焦雄屏的名字对内地电影人来说并不陌生。从三十年前的台湾新电影运动开始，作为当年“海归”留学生代表之一的焦雄屏，见证、参与、推动了许多重要电影的诞生，她也至今仍保留着始于台湾电影发轫期的社会责任感。采访中，她提及一件当年的“台湾往事”：当初蔡康永、易智言等新一批 “海归”到她家喝咖啡，每个人都在哀叹“前途茫茫”。她鼓励大家团结一心、互相扶持推出新电影，结果大家“插裤兜的插裤兜，翻白眼的翻白眼”，年轻的蔡康永说：“老焦，我们不像你们那一代那么有使命感，只想很快功成名就。”她听得目瞪口呆，只好作罢。而台湾电影人正是从那时起出现了断层。
面对高速发展却又隐患重重的华语电影，纵横影界三十年的焦雄屏不断提醒大家重视那些被忽略已久的基本常识：抨击国内电影评论界和媒体丧失严肃声音；鼓励老百姓奋起反对“坏电影”；希望创作者不要跟风，展现真正的艺术创造力。
挥出的每一记拳似乎都很有力，但却拳拳打空。看着她离去的背影，记者也不免想：在当下，究竟会有多少电影人愿意耐心、认真地与她探讨电影，而不是把她捧为“教母”级电影名人，拉到一个又一个秀场去“蓬荜生辉”？
产业怪现象
《综艺》：自从2月底进口美国大片配额进一步放开后，“国产电影的救赎之道”便成为热议话题。很多业内人士认为，合拍片可能是最好的应对办法。你对此怎么看？
焦雄屏：电影产业的振兴不可能只依靠某一种影片类型。前段时间我和魏德圣、龙应台、侯孝贤一起开会，讨论台湾电影怎么办。这类话题我其实已经听了三十年，实在听烦了，每次都是一群祥林嫂在抱怨。
国产片被美国片打得奄奄一息，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观众的自主性不强，容易被宣传左右。魏德圣说他到北京后吓一跳——北京竟然有那么多人去看电影，而且是先进影院，再挑电影看。中国人喜欢把电影当作奇观，一听说是3D电影，就认为值得花钱去看。一部3D旧电影，能够赚到全世界其他市场收入的总和。问题不在于詹姆斯·卡梅隆的电影多受中国人欢迎，而是多半中国人以看马戏班的心情去看电影。虽然中国电影已经有一百年历史，但是普及性的电影教育并不够，这是问题根源。
中国电影产业有一个怪现象，就是认为拍大片能赚钱。我们这些年推出的大片，出现了那么多令人愤怒的镜头，连观众抱怨的声音都被铺天盖地的宣传给淹没。希望我们的创作者有点志气，不要只认准古装大片，把“三国”“鸿门宴”来来回回地炒。电影人的创造力到哪里去了？过去水华、桑弧电影中那些美丽的意象，到现在还有其审美价值。那些电影有花很多钱吗？《黄土地》《红高粱》有花很多钱吗？现在拿到更多钱，有拍出更好的电影吗？
说合拍片能救中国电影，有点像是在说洋买办可以救中国。我鼓励合拍片，因为文化一定要相互交流，打开门扑上海岸的浪潮就会裹挟很多沙粒。如果观众自主性不够强，就会把沙粒跟珍珠一起吞下去。观众的观赏品位、自主性要慢慢培养。
中国电影产业扩张得太快，很多东西还没有形成规律，我称之为“变形虫时代”——每个角度都在扩张，一直在变化中，却找不出一个确定的形状。怎么可能在一个变动的状态下找到确切的解决方案？中国电影有很多面，不能只抱着一种方法来“拯救”它。中国电影产业充满潜力，相信好电影不会被抹杀，而这些都要从变形虫时代开始逐渐进化。“万灵丹”的观念要赶快去除——所谓大片一定可以救产业；合拍片一定可以救产业??不能用单一的药方子来拯救一个沉重多疴的产业。
《综艺》：这几年台湾电影开始在大陆走红，很多台湾影人也开始进军大陆市场。但近两年香港影人推出的影片不如最开始受欢迎，台湾影人是否会步他们的后尘？
焦雄屏：台湾电影可以登上大陆的大银幕，让台湾年轻导演非常振奋。我希望两岸多交流，失败也好，成功也好，哪怕是产生各种文化的误解或者冲突，但一定要有交流，因为这是第一步。我不愿意看到《让子弹飞》在台湾只有96万台币票房的惨状，或者说台湾哪一部卖座影片折戟大陆市场。大家首先要互相了解，至少要一起进行讨论交流。《让子弹飞》的片商并没有在台湾做宣传。有些台湾观众后来说：“这么好看，我怎么不知道？”《赛德克·巴莱》在大陆票房不佳，魏德胜也非常生气。
第一个与大陆合作的台湾影人是我。《十七岁单车》是我与王小帅、李少红等一起合作完成的。在两岸影人的合作过程中，很多问题可以慢慢筛选和理解，然后找出一些方法来克服，这需要经过复杂的磨合。但香港导演“北漂”，基本都与片商先谈好发行渠道，制作上都有一种标准配方，比如题材、类型、明星等；预算多少钱，一定要哪几张面孔，一定要哪几个故事形态，哪几种特效，发行档期定好。这是他们一贯的操作方法。
以前我与王小帅合作，从找题材到修改剧本，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我做“三城记”（焦雄屏所在的吉光公司推出的表现大陆、台北、香港三地城市青年生活电影项目）是有规划的。如今三个华语区都在变化当中，而且都是百年来的大变。这个时候，需要用新导演做新题材，用新的电影语言找新的观众，这是我整个计划的起点。《十七岁的单车》时期，大陆电影产业还不够强，没有帮我赚到钱，但那个时代的痕迹在电影中留存下来了。现在的人只讲产业，文化上的思考统统没有，所以香港导演“北漂”的结果就会变成现在这样——影片题材狭窄化、内容中产化、趣味庸俗化。 现在有的台湾影人，出名之后就往大陆跑，比如钮承泽走红，马上就签约华谊，就不以台湾为主发展地区了。对此种现象，我还不敢说到底是台湾影坛的损失还是收获。大陆市场是个“宇宙大黑洞”，它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往里面吸，因为它实在太迷人了。大家前赴后继往里冲，这个过程中，有牺牲的，也有埋没的。我们都处在变形虫时代，每一部电影，它的成败，每一个创作者的努力，都有意义。
《综艺》：这些年电影创作方面跟风趋势很重，观众的审美趣味比起过去似乎更加单一化了。
焦雄屏：这主要是媒体海量宣传的结果。微博等社交网络发展起来后，很容易被转化为宣传工具，这时被传播的东西有很多都不值一提，只是博君一灿。
其实全世界都碰到大众文化冲击严肃文化的问题，可是没有一个国家做得比我们这么“彻底”。比如戛纳电影节的报道，你去看《华盛顿邮报》《国际先锋报》《世界报》《解放报》《读卖新闻》等世界一流大报，都是在讨论电影、潮流、创作、风气、产业等内容，只有中国，几乎每一家媒体都在说红地毯，全是八卦。如果戛纳最后剩下的新闻只是一道红地毯，大家怎么会尊重电影艺术？
戛纳电影节本来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电影节，现在连我都不爱去了，尽管我已经连续去了25年。以前我只要碰到陈凯歌、张艺谋、王家卫，总是会坐下来好好聊一聊这次参赛的电影。现在大家的网络空间和状态都是谁谁谁又穿什么衣服等，有识之士也不发声，发了声也被淹没。我不反对奇观，也很喜欢各种新奇的娱乐内容，但是我不能忍受环境单一化，或者说媒体的告知功能狭窄化。多元的声音被淹没以后，这个社会是缺乏活力的。
现在中国电影评论界集体失音。任何一个电影发达的国家，评论界一定是很活跃的。也可能评论界本身有很多优秀的人存在，只是他们的声音被海量的宣传声音所淹没。
中国人的智力一直是世界级的，但我们在现代化的领域里，文化品位还相当恶俗。如果谁在法国人面前表示喜欢看大片，就会被看不起。虽然我们不一定学法国人，非要看一些艺术性强、可看性差的电影，但法国人普遍对于知识、艺术的认知有一定品位。品位是文化累积的结果，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赶上，但对有些“坏电影”，观众可不可以大声说出来？话语权在自己手上，又有微博和博客，为什么非要等别人告诉我们电影的好坏？观众完全可以有监督、告知、抵制、支持的权利。
台湾电影的复苏，台湾观众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从《海角七号》《艋舺》《Love》到《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些电影都是台湾观众自己的功劳。比如《海角七号》，真有那么好看吗？其实这是民间自发支持一部本土电影的结果。
现在内地的观众一般要等宣传方给指路，但在台湾，那种铺天盖地宣传的大电影，几乎部部都难以赢得市场。因为那里的观众他们知道宣传有水分。
这几天也有学生一直在问我，这么多问题怎么办？我告诉他们：“你们也是专业人士，也是这个产业的一分子，不要总期待等环境变好后再有人请你来工作，该做的事情就去做，该尽的责任就要尽。即便身处变形虫时代，我们也有义务推着它往某个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