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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的淘气”、纯净得近乎透明的情感与厚厚的书籍、永远没有止境的幻想，构筑了一个外人根本无法进入的、三个人温暖内敛的世界——这是92岁的杨绛，对63年婚姻家庭生活的回忆
与很多文学青年一样，“局部真理”的鲍小姐常常钻进我的梦里。高中一年級时，钱钟书成为我们真正的文学偶像，16岁的少年，不会欣赏《管锥编》，而《围城》中那些可爱的俏皮话，却令人感受到智力的乐趣。
在形容那位口角不干净的司机时，钱钟书写道，他总是要和公共汽车的母亲或祖母发生某种肉体关系。他对于恋爱中的男女的情感描述，总是不由自主地变成了我们自作聪明的情书。
没有哪个自以为是的少年，能够拒绝钱种书式的年少轻狂。他以数学15分的成绩进入清华大学；他声称要扫平清华图书馆；他轻描淡写地评价道：朱自清太笨，而叶公超太懒；他进入牛津读书时，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放松；在意大利参加学术会议时，语惊四座……总之，最终打动我们的，是他的那些“精致的淘气话”，是“魔鬼夜访钱钟书”式的妙语，而非别的什么成就。
即使在钱钟书的声誉达到巅峰的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在评价他在20世纪中国文化界所处的地位的问题上，仍有踌躇。钱钟书的博学与机智，似乎吞噬了他的其他一切特性。他的长寿，使他成为那个更为伟大年代少数几位幸存者之一，与巴金、冰心及水准仍差一个等级的季羡林一样，活得足够长，使他们赢得了一切赞誉。当然，他们并不在乎这些。
在这些人中，钱钟书的坦诚更令人尊敬，就像杨绛所说：“钱钟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旁人为他号召，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
《我们仨》是一部期盼已久的回忆录。92岁的杨绛，在过去的两年中，顽强地与遗忘做斗争。
但这并非什么杰出的回忆录，它是率性所致的产物，它记录了63年婚姻家庭生活的一些片段。不要刻意在其中寻找什么20世纪的历史沧桑，它只关乎三个人的生活。在165页的内容中，杨绛打开了记忆中最温暖的部分，让那些印象至深的琐碎往事一点点流出。
但这种过于个人化与碎片化的记忆，却很难激起旁观者的真正兴趣，因为外人根本无法进入这三个人所营造的细腻、平淡却又奇特的内心世界。他们的智力过分早熟，而心智却拒绝成熟，这种奇特的孩子气，将一切都文学化——在他们心目中，在散步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时，就像印第安纳·琼斯寻求宝藏一样，是不折不扣的冒险活动，所以“我们搬家是冒险，自理伙食是冒险，吃上红烧肉就是冒险成功”。
内心世界的过分单纯，使他们在最为动荡的时刻得到保护。在形容1949年后的知识分子的改造时，杨绛说“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变，有的是变不透，有的是要变又变不过来，也许还有一部分是偷偷儿不变。在相当程度上，钱钟书一家属于最后一种。
对于一个92岁的、倍受磨难的老人的回忆录，做出过分的挑剔，显然不公，对于他们来说，开始回忆，往往比回忆了什么更重要。
对于这本书做出某种评价是徒劳的，因为在很大上程度是，“我们仨”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他们拒绝任何公共性，他们用“精致的淘气”、纯净得近乎透明的情感、与厚厚的书籍、永远没有止境的幻想，构筑了一个温暖内敛的世界，这其中充满了只有他们三个人才能理解的暗语和常常引起他们自己哈哈大笑的掌故。这或许也是这个家庭最为奇特之处，在风雨飘摇的20世纪的中国，他们用此来构筑了一个安全、稳定、甜蜜的空间。甚至多年之后，当杨绛开始敞开心扉回忆时，我们仍在文字背后读到了强烈私秘性，我们根本无法分享他们的快乐与忧伤。
与很多文学青年一样，“局部真理”的鲍小姐常常钻进我的梦里。高中一年級时，钱钟书成为我们真正的文学偶像，16岁的少年，不会欣赏《管锥编》，而《围城》中那些可爱的俏皮话，却令人感受到智力的乐趣。
在形容那位口角不干净的司机时，钱钟书写道，他总是要和公共汽车的母亲或祖母发生某种肉体关系。他对于恋爱中的男女的情感描述，总是不由自主地变成了我们自作聪明的情书。
没有哪个自以为是的少年，能够拒绝钱种书式的年少轻狂。他以数学15分的成绩进入清华大学；他声称要扫平清华图书馆；他轻描淡写地评价道：朱自清太笨，而叶公超太懒；他进入牛津读书时，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放松；在意大利参加学术会议时，语惊四座……总之，最终打动我们的，是他的那些“精致的淘气话”，是“魔鬼夜访钱钟书”式的妙语，而非别的什么成就。
即使在钱钟书的声誉达到巅峰的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在评价他在20世纪中国文化界所处的地位的问题上，仍有踌躇。钱钟书的博学与机智，似乎吞噬了他的其他一切特性。他的长寿，使他成为那个更为伟大年代少数几位幸存者之一，与巴金、冰心及水准仍差一个等级的季羡林一样，活得足够长，使他们赢得了一切赞誉。当然，他们并不在乎这些。
在这些人中，钱钟书的坦诚更令人尊敬，就像杨绛所说：“钱钟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旁人为他号召，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
《我们仨》是一部期盼已久的回忆录。92岁的杨绛，在过去的两年中，顽强地与遗忘做斗争。
但这并非什么杰出的回忆录，它是率性所致的产物，它记录了63年婚姻家庭生活的一些片段。不要刻意在其中寻找什么20世纪的历史沧桑，它只关乎三个人的生活。在165页的内容中，杨绛打开了记忆中最温暖的部分，让那些印象至深的琐碎往事一点点流出。
但这种过于个人化与碎片化的记忆，却很难激起旁观者的真正兴趣，因为外人根本无法进入这三个人所营造的细腻、平淡却又奇特的内心世界。他们的智力过分早熟，而心智却拒绝成熟，这种奇特的孩子气，将一切都文学化——在他们心目中，在散步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时，就像印第安纳·琼斯寻求宝藏一样，是不折不扣的冒险活动，所以“我们搬家是冒险，自理伙食是冒险，吃上红烧肉就是冒险成功”。
内心世界的过分单纯，使他们在最为动荡的时刻得到保护。在形容1949年后的知识分子的改造时，杨绛说“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变，有的是变不透，有的是要变又变不过来，也许还有一部分是偷偷儿不变。在相当程度上，钱钟书一家属于最后一种。
对于一个92岁的、倍受磨难的老人的回忆录，做出过分的挑剔，显然不公，对于他们来说，开始回忆，往往比回忆了什么更重要。
对于这本书做出某种评价是徒劳的，因为在很大上程度是，“我们仨”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他们拒绝任何公共性，他们用“精致的淘气”、纯净得近乎透明的情感、与厚厚的书籍、永远没有止境的幻想，构筑了一个温暖内敛的世界，这其中充满了只有他们三个人才能理解的暗语和常常引起他们自己哈哈大笑的掌故。这或许也是这个家庭最为奇特之处，在风雨飘摇的20世纪的中国，他们用此来构筑了一个安全、稳定、甜蜜的空间。甚至多年之后，当杨绛开始敞开心扉回忆时，我们仍在文字背后读到了强烈私秘性，我们根本无法分享他们的快乐与忧伤。